刘迪：疫情后的全球秩序重建应着眼于提升个体尊严

　　去年后半，全球影界两部大片引人瞩目。一是托德·菲利普斯导演的《小丑》，另一是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前者获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奖，后者获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两个故事场景相隔万里，但主题相同，所诉说的问题，都是人的尊严惨遭践踏的故事。

　　进入本世纪后，人类遭到两场巨大打击。第一场是“911”，第二场即今天肆虐的新冠病毒。两场灾难，均是对全球秩序的攻击，只是当前这场灾难更加惨重深远，对步履蹒跚的全球化，可能是致命一拳。

　　这个春天，全球化戛然而止。但其危机，却早潜藏于20世纪的理想冲突。20世纪两种普遍主义之争，虽表象为意识形态对立，但对立双方本质极相同。上世纪90年代，苏联崩溃。其统治者以为依靠一种“理想制度”即可一劳永逸解决人类恒久困境。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任何制度都非神圣，制度依人心而变。

　　上世纪崩溃的普遍主义与21世纪普遍主义，其共同点在于蔑视每一具体人的生活感受、生命价值，尊严。在20世纪普遍主义下，人乃实现崇高目标的历史工具。但是，任何伟大文明，都不应通过牺牲个人获得发展;相反，伟大文明总因提升个人价值，个体尊严而日益受到尊重。

　　今天，上世纪的历史傲慢仍在继续。在上述两种傲慢思考体系中，人都不是终极目的。但是，任何一种制度，如果盲信理念而无视忽视每一生活者感受，尊严，那它都不会持久，更不可能永续。未来文明，必须以关怀人，以人为基础。

　　本世纪不过进行1/5，但国际社会已经丧失了上世纪末的乐观与未来展望。全球化进程正出现重大局面，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对立，中产阶级日益削弱。二战后至今的75年间，国际制度从未如今天一样虚弱。美国已然放弃责任，“G零”时代加速到来。新冠病毒仍在全球横行，但各国各自为战，重灾国家也只能孤军奋战。当今全球政治根本未能开启全球抗疫合作，全球制度形同虚设。

　　今天及近未来，科技将彻底改变社会。但国际社会并未更加自信，而是更加相互猜疑甚至可能彻底决裂。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并没有比20世纪更加进步，甚至可以说已然退步。技术带来便利，增进财富。但是，今天或未来的技术，并不能保证每一普通人有尊严的生活。新科技革命，也许可以成就众多新兴跨国公司以及科技精英，但普罗大众却对此无动于衷。非但如此，在人类社会巨变的前夜，千千万万个体却忐忑不安，心怀恐惧，他们身处底层，毫无未来展望。因为他们可能被超级智能机器代替，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他们可能沦为机器以下。归根结底，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与上世纪并无二致，仍然需要恢复、确立每一普通个人的主体性，捍卫弱小个人的生命及尊严。

　　30余年来，诸多新的跨国公司崛起，跨国公司成就一批新贵的同时，贫富对立加剧。2011年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及最近美欧政治中的社会民主思潮高涨，反映了全球对财富不均问题的思考。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其本质是“效率的全球化”。效率压倒一切的结果，是环境破坏，社会破坏，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遭受践踏，底层群体成为无用的“寄生虫”。

　　今天，各主权国家纷纷封闭国境。各国政治存在全球化疲劳，新型冠状病毒疲劳，国家政治关注收缩，视线内转。病毒肆虐时刻，人们发现生命如此不堪一击，开始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人们回归社会，回归国家。今天主权国家威望空前提升，不论企业或个人都渴望国家保护。但是，共同体内的保护与自由往往不可兼得。国民国家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将可能限制个人自由，可能将经济重新纳入“国民经济”。在共同体中，如何构筑一个既可提供温馨保护，又享有宽松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环境，恐怕还需要重新思考。

　　这30年间，全球化的胜者是跨国公司与少数国家，而败者是全球亿万底层个体。在许多西方国家舆论看，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不是“普遍善”。最近各国舆论频频议论，西方国家将可能集体退出“90年代型全球化”，这也许并非危言耸听。

　　不论今天或今后，面对共同威胁，人类必须团结合作，这应是一个底线。但另一方面，上世纪至今的“全球化”是否仍将继续我们却不得而知。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效率为最高原则的全球化，不但削弱了文化、社会、历史等人类生活要素，也重创了千万个体的自信与尊严。此外，全球化还造成全球经济、环境的失衡。

　　不论民主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大众日益青睐强势领导，民粹主义狂潮升起。许多美国人为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呐喊欢呼，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主义”，不过是绝望大众的非理性的归结。新冠病毒流行下，中美对立加深，特朗普对中国攻击升级，中美关系脆弱不堪。中国的发展与强大，“90年代型全球化”是其重要原因，但今天全球化这张天幕，正与中国渐行渐远。如何维系乃至巩固中美关系，如何维系与全球体系共存，是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的严峻而重大课题。

　　新型冠状病毒流行，不但带来大量死亡，而且也在动摇各国社会，加剧各国间及每一国家内的贫富差距。对任何国家来说，防止“新常态”下的社会分裂，对立，维系生命价值及个体尊严，都是一项极为重大任务。

　　去年后半，全球影界两部大片引人瞩目。一是托德·菲利普斯导演的《小丑》，另一是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前者获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奖，后者获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两个故事场景相隔万里，但主题相同，所诉说的问题，都是人的尊严惨遭践踏的故事。

　　进入本世纪后，人类遭到两场巨大打击。第一场是“911”，第二场即今天肆虐的新冠病毒。两场灾难，均是对全球秩序的攻击，只是当前这场灾难更加惨重深远，对步履蹒跚的全球化，可能是致命一拳。

　　这个春天，全球化戛然而止。但其危机，却早潜藏于20世纪的理想冲突。20世纪两种普遍主义之争，虽表象为意识形态对立，但对立双方本质极相同。上世纪90年代，苏联崩溃。其统治者以为依靠一种“理想制度”即可一劳永逸解决人类恒久困境。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任何制度都非神圣，制度依人心而变。

　　上世纪崩溃的普遍主义与21世纪普遍主义，其共同点在于蔑视每一具体人的生活感受、生命价值，尊严。在20世纪普遍主义下，人乃实现崇高目标的历史工具。但是，任何伟大文明，都不应通过牺牲个人获得发展;相反，伟大文明总因提升个人价值，个体尊严而日益受到尊重。

　　今天，上世纪的历史傲慢仍在继续。在上述两种傲慢思考体系中，人都不是终极目的。但是，任何一种制度，如果盲信理念而无视忽视每一生活者感受，尊严，那它都不会持久，更不可能永续。未来文明，必须以关怀人，以人为基础。

　　本世纪不过进行1/5，但国际社会已经丧失了上世纪末的乐观与未来展望。全球化进程正出现重大局面，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对立，中产阶级日益削弱。二战后至今的75年间，国际制度从未如今天一样虚弱。美国已然放弃责任，“G零”时代加速到来。新冠病毒仍在全球横行，但各国各自为战，重灾国家也只能孤军奋战。当今全球政治根本未能开启全球抗疫合作，全球制度形同虚设。

　　今天及近未来，科技将彻底改变社会。但国际社会并未更加自信，而是更加相互猜疑甚至可能彻底决裂。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并没有比20世纪更加进步，甚至可以说已然退步。技术带来便利，增进财富。但是，今天或未来的技术，并不能保证每一普通人有尊严的生活。新科技革命，也许可以成就众多新兴跨国公司以及科技精英，但普罗大众却对此无动于衷。非但如此，在人类社会巨变的前夜，千千万万个体却忐忑不安，心怀恐惧，他们身处底层，毫无未来展望。因为他们可能被超级智能机器代替，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他们可能沦为机器以下。归根结底，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与上世纪并无二致，仍然需要恢复、确立每一普通个人的主体性，捍卫弱小个人的生命及尊严。

　　30余年来，诸多新的跨国公司崛起，跨国公司成就一批新贵的同时，贫富对立加剧。2011年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及最近美欧政治中的社会民主思潮高涨，反映了全球对财富不均问题的思考。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其本质是“效率的全球化”。效率压倒一切的结果，是环境破坏，社会破坏，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遭受践踏，底层群体成为无用的“寄生虫”。

　　今天，各主权国家纷纷封闭国境。各国政治存在全球化疲劳，新型冠状病毒疲劳，国家政治关注收缩，视线内转。病毒肆虐时刻，人们发现生命如此不堪一击，开始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人们回归社会，回归国家。今天主权国家威望空前提升，不论企业或个人都渴望国家保护。但是，共同体内的保护与自由往往不可兼得。国民国家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将可能限制个人自由，可能将经济重新纳入“国民经济”。在共同体中，如何构筑一个既可提供温馨保护，又享有宽松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环境，恐怕还需要重新思考。

　　这30年间，全球化的胜者是跨国公司与少数国家，而败者是全球亿万底层个体。在许多西方国家舆论看，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不是“普遍善”。最近各国舆论频频议论，西方国家将可能集体退出“90年代型全球化”，这也许并非危言耸听。

　　不论今天或今后，面对共同威胁，人类必须团结合作，这应是一个底线。但另一方面，上世纪至今的“全球化”是否仍将继续我们却不得而知。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效率为最高原则的全球化，不但削弱了文化、社会、历史等人类生活要素，也重创了千万个体的自信与尊严。此外，全球化还造成全球经济、环境的失衡。

　　不论民主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大众日益青睐强势领导，民粹主义狂潮升起。许多美国人为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呐喊欢呼，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主义”，不过是绝望大众的非理性的归结。新冠病毒流行下，中美对立加深，特朗普对中国攻击升级，中美关系脆弱不堪。中国的发展与强大，“90年代型全球化”是其重要原因，但今天全球化这张天幕，正与中国渐行渐远。如何维系乃至巩固中美关系，如何维系与全球体系共存，是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的严峻而重大课题。

　　新型冠状病毒流行，不但带来大量死亡，而且也在动摇各国社会，加剧各国间及每一国家内的贫富差距。对任何国家来说，防止“新常态”下的社会分裂，对立，维系生命价值及个体尊严，都是一项极为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