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俄罗斯如何在危机中改善对美关系，看普京与特朗普的“疫情外交”

　　近来，俄罗斯新冠疫情急剧恶化并进入大爆发阶段。截至4月20日，俄罗斯累计确诊病例已经高达47121例，较一周前翻了一番。更关键的是，俄罗斯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较高，疫情中心和重灾区所在莫斯科，目前这一比例已攀升至60%，留下了巨大隐患。

　　种种迹象显示，俄罗斯的疫情高峰尚未到来，接下来疫情在全俄蔓延和流行的态势日益明显，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抗疫压力正在显著增大，医疗物资供应不足的矛盾可能进一步突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与美国围绕疫情及其次生影响而展开的频繁互动，折射着大国关系重组的新动向。

　　“投桃报李”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以来，俄美关系一直在低位徘徊。2018年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美俄峰会，一度被认为可能给俄美关系正常化创造机会之窗，但此后两国关系的走向表明，双方本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短期内很难被打破。美国对俄罗斯的指责和制裁清单在不断增加，俄罗斯的持久反击进一步加剧了以对立、对抗为基本面的俄美矛盾。

　　俄罗斯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改善对美关系的基本立场，只是此前的国际大环境和两国国内小环境在总体上都不利于俄美关系的正常化议程。尤其是美国国内掣肘特朗普的政治力量和根深蒂固的反俄排俄思潮的结合，让同样试图修正对俄关系的特朗普政府无能为力。这样一来，高频次竞争和低烈度对抗，俨然成为了俄美关系的新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反而正在为俄美关系改善提供一种非传统的战略机遇。在美国进入大流行阶段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敏锐地捕捉到了打破俄美关系障碍的微妙时机，于3月30日迅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向其表达援助美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良好意愿。

　　一天之后，俄罗斯就极其高效地安排了一架满载医用口罩和医疗设备的军用运输机飞往美国，迈出了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医疗外交第一步，也得到了华盛顿的正面回应。4月3日，俄罗斯又将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核心盟国日本的专家联合研发的新冠病毒检测系统提供给美国，进一步释放改善对美关系信号。

　　同样是由于新冠疫情，俄美两国元首因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围绕石油减产问题很快又于4月11日互通电话。正是在特朗普的介入和干预下，莫斯科最终接受了沙特倡导的减产协议。最关键的是，美国的居中调停还产生了一个可能具有长期战略影响的新的非正式机制。俄、美、沙特三方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很有可能成为国际能源领域最年轻但又最具影响力的新机制。

　　在俄罗斯疫情告急之际，特朗普政府也开始反打合作牌，借此重塑美俄关系的战略意图更加清晰。4月14日，连续16年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要职并继承了前苏联外交家“不先生”雅号的拉夫罗夫透露，特朗普在最近一次和普京通话时指出，美方愿意向俄提供医疗援助，将美国投桃报李的善意公之于众。4月16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什科夫明确表示，莫斯科必要时将接受特朗普有关向俄方提供包括呼吸机在内的医疗设备的提议。4月19日，特朗普进一步表示，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并不妨碍他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

　　难以实现的俄美关系正常化

　　于俄罗斯而言，借助疫情外交推动俄美关系尽快正常化并非新招。相反，利用危机重新调整对美关系，恰恰是俄罗斯外交的常规做法。

　　苏联解体后，在俄美关系几次周期性变化的关键节点上，莫斯科利用美国利益受损而营造俄美关系改善良机的戏码曾一再上演。最经典的莫过于普京在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第一时间致电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表示慰问的同时还主动倡议和独联体其他相关国家开放领空，以便美国和北约部队进入阿富汗反恐，拉开了国际反恐联盟的第一幕。而在此前，俄美关系还在因美国空袭南联盟、北约东扩和俄罗斯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而深陷波谷之中。

　　相较于后冷战时期的其他几次主动设置议程，普京当局这一次的联合抗疫外交有可能会收获和“9·11”事件时类似的成效。

　　2015年，俄罗斯曾经主张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广泛的反“伊斯兰国”(IS)联盟，以部分化解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引发的激烈竞争，但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当时俄美未能化危为机的重要原因似乎在于，IS对于美国本土安全的威胁没有重要到需要美国重新审视对俄关系的程度。正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注意到的，二战期间美国在关键时刻加入盟国一方，改变对苏联立场的前提，正在于日本突袭珍珠港直接危及美国的核心利益。

　　尽管认为自己和美国及其统领的西方一样都是冷战的胜利者，但普京当局十分清楚，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在综合国力较量上已经难以和美国相提并论，而只能在部分议题、领域中发挥不对称的影响。缺乏制约美国的国家权力决定了调整俄美关系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华盛顿一方的手里，俄罗斯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求止损而非获益。无论是俄罗斯以斗争求合作，还是主动抛出橄榄枝，最终都要通过是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标准化测量。在此情况下，促使美国精英形成共识是一个先决条件。

　　此前，美国国内建制派力量沿袭了冷战时期形成并固化、后冷战时期仍未彻底消解的历史惯性认知，视俄罗斯为主要战略对手。在同俄罗斯、中国进行两线竞争仍是美国内政治力量主流战略思维的情况下，始终有足够意愿修复俄美双边关系的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多少牌可以打，只能维持奥巴马政府拟定的制裁框架并根据实际需要修修补补。俄罗斯意识到，没有其他因素的冲击，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被取消以及俄美关系的正常化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美之间的关键平衡手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给美国国内安全和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国国内舆情对前期疫情处置不当的特朗普政府和他本人都极为不利，与之伴生的经济影响更是给本来今年连任有望的特朗普增添了难以预料的变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冠疫情都已经是一场破坏力极强的综合性危机。这意味着，华盛顿很难对莫斯科释放的医疗援助善意置之不理。仅就这一点而言，普京又一次把握住了偶然生成的“疫情外交”机会。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战略界的主流判断都倾向于认为，中美关系才是塑造新时代秩序的最重要因素。在俄罗斯看来，与中美两国日益增长的战略矛盾及各自代表的两种发展模式的激烈竞争相比，只有利益差异而没有意识形态对抗的俄美分歧并非核心冲突。这也就意味着俄美关系并非永远不可调和。而国际大环境和两国国内小气候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导致全新的俄美关系出现。

　　应该承认，俄罗斯的战略盘算有其合理性。2009年，奥巴马政府选择忽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而与俄罗斯“重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缘由正是中国的崛起。如果可以因此让俄罗斯在中美竞争和冲突中保持相对中立，对华盛顿而言就是巨大的胜利。对俄罗斯来说，扮演类似中国在塑造冷战格局的苏美中战略三角关系中的角色最符合其核心利益。

　　亲克里姆林宫的智库专家曾经表示，在中美竞争、对抗乃至局部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俄罗斯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战略优势，赢得莫斯科的支持将意味着天平最终将倒向何方。在此意义上，克里米亚“回归”只是意外地中断了俄罗斯在其想象中的中美新两极结构中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历史进程。

　　毫无疑问，以普京为代表的精英无法忍受俄罗斯沦为二流大国或地区大国的角色，对强国地位一直孜孜以求。尽管实力处于下降期，但俄罗斯更期待的是由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共同构成的三极格局，而非一个拥有相对独立角色但整体上不得不附属于中美竞争的新两极体系。至少在此框架内，俄罗斯可以保有对美、对华的对等地位。

　　在这种理想情境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俄罗斯至少需要在中美不可避免的竞争大局中根据情况的变化来不断调整自身定位，与二者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等距离，谋求利益最大化，避免在国际事务中从主角沦为配角。

　　这样一来，俄美两国即便存在难以消解的结构性矛盾，但这一组对大国关系重组有着重要作用的双边关系，依然有可能在其他影响因子变动的情况下达成部分和解，甚至在特殊条件下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在目前中美关系冲突性不断增强的大趋势下，俄美关系重新设置全新议程的机会在增长，莫斯科期盼加大在面对中美两方时的议价权的战略考量已经初露端倪。最擅长均势外交的俄罗斯，不可能放过这一难得的利好。

　　问题在于，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远未终结，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权力转移却因此而不断加速，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正在浮现。由于安全成本的显著提升，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受到重挫，国际关系的部分再主权化似难避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俄美关系会不会再度回到以敌友分明为特征的冷战框架内仍需观察。但至少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在不能构建起中俄美三极格局的情况下，确保独立自主的外交、充当中美之间的关键平衡手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次优选择。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原题《普京与特朗普的“疫情外交”》

　　近来，俄罗斯新冠疫情急剧恶化并进入大爆发阶段。截至4月20日，俄罗斯累计确诊病例已经高达47121例，较一周前翻了一番。更关键的是，俄罗斯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较高，疫情中心和重灾区所在莫斯科，目前这一比例已攀升至60%，留下了巨大隐患。

　　种种迹象显示，俄罗斯的疫情高峰尚未到来，接下来疫情在全俄蔓延和流行的态势日益明显，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抗疫压力正在显著增大，医疗物资供应不足的矛盾可能进一步突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与美国围绕疫情及其次生影响而展开的频繁互动，折射着大国关系重组的新动向。

　　“投桃报李”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以来，俄美关系一直在低位徘徊。2018年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美俄峰会，一度被认为可能给俄美关系正常化创造机会之窗，但此后两国关系的走向表明，双方本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短期内很难被打破。美国对俄罗斯的指责和制裁清单在不断增加，俄罗斯的持久反击进一步加剧了以对立、对抗为基本面的俄美矛盾。

　　俄罗斯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改善对美关系的基本立场，只是此前的国际大环境和两国国内小环境在总体上都不利于俄美关系的正常化议程。尤其是美国国内掣肘特朗普的政治力量和根深蒂固的反俄排俄思潮的结合，让同样试图修正对俄关系的特朗普政府无能为力。这样一来，高频次竞争和低烈度对抗，俨然成为了俄美关系的新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反而正在为俄美关系改善提供一种非传统的战略机遇。在美国进入大流行阶段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敏锐地捕捉到了打破俄美关系障碍的微妙时机，于3月30日迅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向其表达援助美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良好意愿。

　　一天之后，俄罗斯就极其高效地安排了一架满载医用口罩和医疗设备的军用运输机飞往美国，迈出了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医疗外交第一步，也得到了华盛顿的正面回应。4月3日，俄罗斯又将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核心盟国日本的专家联合研发的新冠病毒检测系统提供给美国，进一步释放改善对美关系信号。

　　同样是由于新冠疫情，俄美两国元首因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围绕石油减产问题很快又于4月11日互通电话。正是在特朗普的介入和干预下，莫斯科最终接受了沙特倡导的减产协议。最关键的是，美国的居中调停还产生了一个可能具有长期战略影响的新的非正式机制。俄、美、沙特三方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很有可能成为国际能源领域最年轻但又最具影响力的新机制。

　　在俄罗斯疫情告急之际，特朗普政府也开始反打合作牌，借此重塑美俄关系的战略意图更加清晰。4月14日，连续16年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要职并继承了前苏联外交家“不先生”雅号的拉夫罗夫透露，特朗普在最近一次和普京通话时指出，美方愿意向俄提供医疗援助，将美国投桃报李的善意公之于众。4月16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什科夫明确表示，莫斯科必要时将接受特朗普有关向俄方提供包括呼吸机在内的医疗设备的提议。4月19日，特朗普进一步表示，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并不妨碍他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

　　难以实现的俄美关系正常化

　　于俄罗斯而言，借助疫情外交推动俄美关系尽快正常化并非新招。相反，利用危机重新调整对美关系，恰恰是俄罗斯外交的常规做法。

　　苏联解体后，在俄美关系几次周期性变化的关键节点上，莫斯科利用美国利益受损而营造俄美关系改善良机的戏码曾一再上演。最经典的莫过于普京在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第一时间致电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表示慰问的同时还主动倡议和独联体其他相关国家开放领空，以便美国和北约部队进入阿富汗反恐，拉开了国际反恐联盟的第一幕。而在此前，俄美关系还在因美国空袭南联盟、北约东扩和俄罗斯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而深陷波谷之中。

　　相较于后冷战时期的其他几次主动设置议程，普京当局这一次的联合抗疫外交有可能会收获和“9·11”事件时类似的成效。

　　2015年，俄罗斯曾经主张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广泛的反“伊斯兰国”(IS)联盟，以部分化解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引发的激烈竞争，但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当时俄美未能化危为机的重要原因似乎在于，IS对于美国本土安全的威胁没有重要到需要美国重新审视对俄关系的程度。正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注意到的，二战期间美国在关键时刻加入盟国一方，改变对苏联立场的前提，正在于日本突袭珍珠港直接危及美国的核心利益。

　　尽管认为自己和美国及其统领的西方一样都是冷战的胜利者，但普京当局十分清楚，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在综合国力较量上已经难以和美国相提并论，而只能在部分议题、领域中发挥不对称的影响。缺乏制约美国的国家权力决定了调整俄美关系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华盛顿一方的手里，俄罗斯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求止损而非获益。无论是俄罗斯以斗争求合作，还是主动抛出橄榄枝，最终都要通过是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标准化测量。在此情况下，促使美国精英形成共识是一个先决条件。

　　此前，美国国内建制派力量沿袭了冷战时期形成并固化、后冷战时期仍未彻底消解的历史惯性认知，视俄罗斯为主要战略对手。在同俄罗斯、中国进行两线竞争仍是美国内政治力量主流战略思维的情况下，始终有足够意愿修复俄美双边关系的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多少牌可以打，只能维持奥巴马政府拟定的制裁框架并根据实际需要修修补补。俄罗斯意识到，没有其他因素的冲击，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被取消以及俄美关系的正常化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美之间的关键平衡手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给美国国内安全和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国国内舆情对前期疫情处置不当的特朗普政府和他本人都极为不利，与之伴生的经济影响更是给本来今年连任有望的特朗普增添了难以预料的变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冠疫情都已经是一场破坏力极强的综合性危机。这意味着，华盛顿很难对莫斯科释放的医疗援助善意置之不理。仅就这一点而言，普京又一次把握住了偶然生成的“疫情外交”机会。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战略界的主流判断都倾向于认为，中美关系才是塑造新时代秩序的最重要因素。在俄罗斯看来，与中美两国日益增长的战略矛盾及各自代表的两种发展模式的激烈竞争相比，只有利益差异而没有意识形态对抗的俄美分歧并非核心冲突。这也就意味着俄美关系并非永远不可调和。而国际大环境和两国国内小气候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导致全新的俄美关系出现。

　　应该承认，俄罗斯的战略盘算有其合理性。2009年，奥巴马政府选择忽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而与俄罗斯“重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缘由正是中国的崛起。如果可以因此让俄罗斯在中美竞争和冲突中保持相对中立，对华盛顿而言就是巨大的胜利。对俄罗斯来说，扮演类似中国在塑造冷战格局的苏美中战略三角关系中的角色最符合其核心利益。

　　亲克里姆林宫的智库专家曾经表示，在中美竞争、对抗乃至局部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俄罗斯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战略优势，赢得莫斯科的支持将意味着天平最终将倒向何方。在此意义上，克里米亚“回归”只是意外地中断了俄罗斯在其想象中的中美新两极结构中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历史进程。

　　毫无疑问，以普京为代表的精英无法忍受俄罗斯沦为二流大国或地区大国的角色，对强国地位一直孜孜以求。尽管实力处于下降期，但俄罗斯更期待的是由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共同构成的三极格局，而非一个拥有相对独立角色但整体上不得不附属于中美竞争的新两极体系。至少在此框架内，俄罗斯可以保有对美、对华的对等地位。

　　在这种理想情境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俄罗斯至少需要在中美不可避免的竞争大局中根据情况的变化来不断调整自身定位，与二者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等距离，谋求利益最大化，避免在国际事务中从主角沦为配角。

　　这样一来，俄美两国即便存在难以消解的结构性矛盾，但这一组对大国关系重组有着重要作用的双边关系，依然有可能在其他影响因子变动的情况下达成部分和解，甚至在特殊条件下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在目前中美关系冲突性不断增强的大趋势下，俄美关系重新设置全新议程的机会在增长，莫斯科期盼加大在面对中美两方时的议价权的战略考量已经初露端倪。最擅长均势外交的俄罗斯，不可能放过这一难得的利好。

　　问题在于，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远未终结，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权力转移却因此而不断加速，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正在浮现。由于安全成本的显著提升，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受到重挫，国际关系的部分再主权化似难避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俄美关系会不会再度回到以敌友分明为特征的冷战框架内仍需观察。但至少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在不能构建起中俄美三极格局的情况下，确保独立自主的外交、充当中美之间的关键平衡手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次优选择。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原题《普京与特朗普的“疫情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