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梅代罗斯：疫情能使中国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吗？答案是否定的

　　今年年初，当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中国蔓延时，人们立即做出了严峻的预言：这次爆发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对中国执政党来说，也许甚至是“末日的开始”，其地缘政治后果，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将对华盛顿相当有利。但随后，几乎是很快，预测就发生了反转。由于中国似乎遏制了冠状病毒的传播，而美国和西欧却遭受了自己的大规模疫情，据说这场大流行病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标志着地缘政治的重新排序，中国将成为胜利者。北京当然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发起了一场国际运动，强调民主治理的失败，并将自己塑造成全球疫情应对的领导者。

　　但是，北京的这一招能否成功地将一场很可能始于中国城市的大流行病变成中国崛起的重要一步，令人怀疑。中国利用当前危机的能力确实有其局限性，无论是通过虚假的宣传还是无效的全球行动。正如中国从冠状病毒中获益的潜力太容易被夸大一样，美国即使在最初的失误之后，美国显示出全球领导力的能力也太容易被低估了。尽管迄今为止华盛顿对这一流行病的应对措施存在深刻的缺陷，但美国的权力，不同于任何特定的总统，依赖于持久的物质能力和政治合法性的结合，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流行病正在使全球领导力迅速而持久地转移到中国这边。

　　中国的宣传

　　中国最初的宣传攻势是惊人的，但现在看来是笨拙的，不太可能奏效。中国执政党的说法受到了限制，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多人知道武汉是疫情爆发的源头，而中国政府最初的应对措施也是一塌糊涂，特别是，中国政府努力压制信息，让许多最早警告出现危险的新病毒的医生保持沉默。面对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呼声，中国政府驱逐了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工作的美国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指责美国军方将冠状病毒带到武汉。尽管北京在最近几周内对这一应受谴责的说法有所退缩，但其做法却有一丝绝望的味道，这暗示了北京对疫情处理不当的不安全感。

　　全球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统计数字的怀疑也是有理由的。事实上，尽管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的新冠病例数显示出有效控制了疫情(截至3月19日，当地新发感染病例数已降至近于零)，但一些中国人担心，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官方数据的低点，并维持其在抗击病毒战争中获胜的说法，只是停止了所有的检测结果;这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压制不利的数据。

　　当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柬埔寨、伊朗、巴基斯坦和塞尔维亚等国的官员，都在接受中国政府的说法，并对其抗击疫情的方法表示赞赏。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少有新近被中国的信息所说服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接受中国的政治叙事和经济援助，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国内权力而服务。事实上，欧洲一些早期接受中国制造的检测试剂盒和防护设备的国家，都以不合格为由拒绝了这些试剂盒和防护设备。就在本周，芬兰总理解雇了该国应急供应机构的负责人，原因是花费数百万欧元购买有缺陷的中国面罩。

　　在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呼声中，北京对医生进行了训诫，并驱赶了美国记者。

　　与此同时，其他领导人已经开始反击中国试图重写有关新冠责任的全球论述。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公开批评中国的努力是“通过斡旋和‘慷慨的政治’来争夺影响力。”巴西和印度的领导人在国内面临着挑战，他们迅速转而批评中国，拒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公众的注意力一直被中国南部普遍存在的针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故事所吸引。而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北京也面临着亚洲邻国之间的巨大信任缺失。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至10月间对亚洲六国的民意调查，在2月底公布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与中国相比，对美国持好感的民众比例明显较高。

　　在推动其抗击冠状病毒的胜利的叙事中，北京的做法不仅要与美国相比，而且要与包括几个民主国家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相比。起初北京由于严重且可预见的缺乏透明度而严重失败，而华盛顿现在正在失败。但是，民主的韩国和台湾的表现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好。韩国的测试和接触追踪制度以及台湾的早期检测和遏制努力，都反映了他们的治理选择和从过去的大流行病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与中国吹嘘的制度优势和严厉的遏制努力相比，公民社会和政府更有可能选择那些民主的成功作为榜样，跃然而其真正的代价仍是未知数。

　　此外，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像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样一骑绝尘。虽然随着中国工厂的重新开工，供给端出现了部分回升，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端驱动力却出现了真正的问题。中国经济想成为全球经济的唯一救世主，却过于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外需，目前，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12个国家约占中国出口的40%。其中许多国家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间产品供应商。在美国和欧盟经济复苏之前，中国经济将无法恢复到之前每年约5%至6%的增长轨迹。在这之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国内的一些刺激措施上有所保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全球需求下降，这种刺激措施的影响有限。由于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较高，而且像中国在2008-9年所做的那样，资助另一个以信贷为动力的刺激措施是不可能的，这有可能引发金融体系崩溃的实际风险。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和中国经济必须同舟共济。

　　预测之害

　　在全球危机中，预测紧急情况的长期战略影响的压力是巨大的。过早得出结论的问题是，这些结论往往是错误的：分析家们只关注近期事件的直接后果，而忽略了全球秩序的结构性特征。

　　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领导力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败，这可能会使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内付出巨大的生命和国际影响力的代价。但是，正如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什-多希(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说的那样，认为这可能预示着美国将迎来“苏伊士时刻”(Suez moment)的说法，实在是太过份了。值得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苏伊士的类比。1956年英国对苏伊士海峡的干预，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前殖民地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帝国的最后一丝喘息。在苏伊士危机发生前的一代人，美国在外交、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指标都超过了英国。今天，中国的军事和科技实力不断提升，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国的货币并没有接近1956年时美元所享有的霸权，也没有美元今天的霸权。事实上，当时英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只是今天美国的一小部分。正如中国的列宁主义者所说，1956年的国际关系明显不利于英国。

　　今天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在美国在当前的危机中跌跌撞撞，北京也面临着内外挑战，而这些挑战来自于北京在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治理与国外的全球治理的选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中国的专制模式比中国许多邻国所接受的民主模式更有吸引力。无论美国怎么做，二十一世纪很难说一定会是“中国的世纪”。相反，考虑到亚洲一些国家最近几周以来表现出的有效和高效的治理，以及该地区对全球创新、生产力和增长的巨大和日益增长的贡献，二十一世纪更有可能是一个亚洲的世纪。

　　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

　　尽管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难以保证，但美国不应沾沾自喜——远非如此。可能不会有全球领导力向中国转移，但美国的领导力危机仍在持续，正如坎贝尔和多希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在各个层面重新建立起对这一流行病的得力的领导力。世界显然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监测、检测测试和药理反应系统。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言辞和外交手段已经产生了有限的收获，但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保持警惕，以免北京在华盛顿退后之时，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治理和制度设计中的作用。

　　此前的全球和地区危机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为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事实上，许多持久的合作和制度发展模式都是在巨大的危急时刻成长起来的：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全条约是在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签署的;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框架是在2004年海啸发生后不到72小时内组织起来的;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首次聚会。即使在1997-9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强硬条件让亚洲大部分国家疏远了，因为北京因货币不贬值而赢得了分数，但长期的结果是该地区的经济更有韧性和市场化，而不是转向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美国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那么，美国的有效领导力应该是为从危机中建立积极的东西而服务，而不是试图利用危机来孤立和疏远北京。七国集团外长未能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因为美国代表团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病毒”，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和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的立场)，这几乎不能算是有效领导的典范。几十年来，美国不仅凭借其规模和能力，而且还通过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其安全和繁荣的愿景来维持力量、信誉和影响力。一个现在对中国冷言冷语和防守的美国，不是一个能赢得朋友和盟友尊重的美国。一个从德国、韩国、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流行病管理经验中吸取教训，与中国进行务实和有意义的合作，并与世卫组织等全球组织接触，帮助它们进行改革的美国，才是一个可以利用大流行病作为契机，向世界呈现美国领导力模样的美国。

　　作者简介：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以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高级副总裁。 2004年至2005年，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总监;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并于2013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总监。原题《新冠疫情不会让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今年年初，当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中国蔓延时，人们立即做出了严峻的预言：这次爆发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对中国执政党来说，也许甚至是“末日的开始”，其地缘政治后果，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将对华盛顿相当有利。但随后，几乎是很快，预测就发生了反转。由于中国似乎遏制了冠状病毒的传播，而美国和西欧却遭受了自己的大规模疫情，据说这场大流行病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标志着地缘政治的重新排序，中国将成为胜利者。北京当然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发起了一场国际运动，强调民主治理的失败，并将自己塑造成全球疫情应对的领导者。

　　但是，北京的这一招能否成功地将一场很可能始于中国城市的大流行病变成中国崛起的重要一步，令人怀疑。中国利用当前危机的能力确实有其局限性，无论是通过虚假的宣传还是无效的全球行动。正如中国从冠状病毒中获益的潜力太容易被夸大一样，美国即使在最初的失误之后，美国显示出全球领导力的能力也太容易被低估了。尽管迄今为止华盛顿对这一流行病的应对措施存在深刻的缺陷，但美国的权力，不同于任何特定的总统，依赖于持久的物质能力和政治合法性的结合，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流行病正在使全球领导力迅速而持久地转移到中国这边。

　　中国的宣传

　　中国最初的宣传攻势是惊人的，但现在看来是笨拙的，不太可能奏效。中国执政党的说法受到了限制，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多人知道武汉是疫情爆发的源头，而中国政府最初的应对措施也是一塌糊涂，特别是，中国政府努力压制信息，让许多最早警告出现危险的新病毒的医生保持沉默。面对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呼声，中国政府驱逐了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工作的美国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指责美国军方将冠状病毒带到武汉。尽管北京在最近几周内对这一应受谴责的说法有所退缩，但其做法却有一丝绝望的味道，这暗示了北京对疫情处理不当的不安全感。

　　全球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统计数字的怀疑也是有理由的。事实上，尽管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的新冠病例数显示出有效控制了疫情(截至3月19日，当地新发感染病例数已降至近于零)，但一些中国人担心，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官方数据的低点，并维持其在抗击病毒战争中获胜的说法，只是停止了所有的检测结果;这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压制不利的数据。

　　当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柬埔寨、伊朗、巴基斯坦和塞尔维亚等国的官员，都在接受中国政府的说法，并对其抗击疫情的方法表示赞赏。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少有新近被中国的信息所说服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接受中国的政治叙事和经济援助，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国内权力而服务。事实上，欧洲一些早期接受中国制造的检测试剂盒和防护设备的国家，都以不合格为由拒绝了这些试剂盒和防护设备。就在本周，芬兰总理解雇了该国应急供应机构的负责人，原因是花费数百万欧元购买有缺陷的中国面罩。

　　在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呼声中，北京对医生进行了训诫，并驱赶了美国记者。

　　与此同时，其他领导人已经开始反击中国试图重写有关新冠责任的全球论述。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公开批评中国的努力是“通过斡旋和‘慷慨的政治’来争夺影响力。”巴西和印度的领导人在国内面临着挑战，他们迅速转而批评中国，拒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公众的注意力一直被中国南部普遍存在的针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故事所吸引。而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北京也面临着亚洲邻国之间的巨大信任缺失。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至10月间对亚洲六国的民意调查，在2月底公布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与中国相比，对美国持好感的民众比例明显较高。

　　在推动其抗击冠状病毒的胜利的叙事中，北京的做法不仅要与美国相比，而且要与包括几个民主国家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相比。起初北京由于严重且可预见的缺乏透明度而严重失败，而华盛顿现在正在失败。但是，民主的韩国和台湾的表现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好。韩国的测试和接触追踪制度以及台湾的早期检测和遏制努力，都反映了他们的治理选择和从过去的大流行病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与中国吹嘘的制度优势和严厉的遏制努力相比，公民社会和政府更有可能选择那些民主的成功作为榜样，跃然而其真正的代价仍是未知数。

　　此外，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像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样一骑绝尘。虽然随着中国工厂的重新开工，供给端出现了部分回升，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端驱动力却出现了真正的问题。中国经济想成为全球经济的唯一救世主，却过于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外需，目前，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12个国家约占中国出口的40%。其中许多国家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间产品供应商。在美国和欧盟经济复苏之前，中国经济将无法恢复到之前每年约5%至6%的增长轨迹。在这之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国内的一些刺激措施上有所保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全球需求下降，这种刺激措施的影响有限。由于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较高，而且像中国在2008-9年所做的那样，资助另一个以信贷为动力的刺激措施是不可能的，这有可能引发金融体系崩溃的实际风险。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和中国经济必须同舟共济。

　　预测之害

　　在全球危机中，预测紧急情况的长期战略影响的压力是巨大的。过早得出结论的问题是，这些结论往往是错误的：分析家们只关注近期事件的直接后果，而忽略了全球秩序的结构性特征。

　　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领导力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败，这可能会使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内付出巨大的生命和国际影响力的代价。但是，正如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什-多希(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说的那样，认为这可能预示着美国将迎来“苏伊士时刻”(Suez moment)的说法，实在是太过份了。值得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苏伊士的类比。1956年英国对苏伊士海峡的干预，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前殖民地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帝国的最后一丝喘息。在苏伊士危机发生前的一代人，美国在外交、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指标都超过了英国。今天，中国的军事和科技实力不断提升，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国的货币并没有接近1956年时美元所享有的霸权，也没有美元今天的霸权。事实上，当时英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只是今天美国的一小部分。正如中国的列宁主义者所说，1956年的国际关系明显不利于英国。

　　今天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在美国在当前的危机中跌跌撞撞，北京也面临着内外挑战，而这些挑战来自于北京在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治理与国外的全球治理的选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中国的专制模式比中国许多邻国所接受的民主模式更有吸引力。无论美国怎么做，二十一世纪很难说一定会是“中国的世纪”。相反，考虑到亚洲一些国家最近几周以来表现出的有效和高效的治理，以及该地区对全球创新、生产力和增长的巨大和日益增长的贡献，二十一世纪更有可能是一个亚洲的世纪。

　　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

　　尽管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难以保证，但美国不应沾沾自喜——远非如此。可能不会有全球领导力向中国转移，但美国的领导力危机仍在持续，正如坎贝尔和多希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在各个层面重新建立起对这一流行病的得力的领导力。世界显然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监测、检测测试和药理反应系统。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言辞和外交手段已经产生了有限的收获，但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保持警惕，以免北京在华盛顿退后之时，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治理和制度设计中的作用。

　　此前的全球和地区危机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为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事实上，许多持久的合作和制度发展模式都是在巨大的危急时刻成长起来的：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全条约是在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签署的;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框架是在2004年海啸发生后不到72小时内组织起来的;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首次聚会。即使在1997-9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强硬条件让亚洲大部分国家疏远了，因为北京因货币不贬值而赢得了分数，但长期的结果是该地区的经济更有韧性和市场化，而不是转向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美国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那么，美国的有效领导力应该是为从危机中建立积极的东西而服务，而不是试图利用危机来孤立和疏远北京。七国集团外长未能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因为美国代表团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病毒”，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和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的立场)，这几乎不能算是有效领导的典范。几十年来，美国不仅凭借其规模和能力，而且还通过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其安全和繁荣的愿景来维持力量、信誉和影响力。一个现在对中国冷言冷语和防守的美国，不是一个能赢得朋友和盟友尊重的美国。一个从德国、韩国、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流行病管理经验中吸取教训，与中国进行务实和有意义的合作，并与世卫组织等全球组织接触，帮助它们进行改革的美国，才是一个可以利用大流行病作为契机，向世界呈现美国领导力模样的美国。

　　作者简介：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以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高级副总裁。 2004年至2005年，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总监;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并于2013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总监。原题《新冠疫情不会让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