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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去年年底,我应邀到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日文:东京カレ-ジ,英文:Tokyo College)担任特任教授八个月,原本想借这个机会多看些新的日文书,毕竟这些年一直忙碌,难得有机会定下心来细读;也想看看东京大学新成立的这个研究机构,怎样沟通人文与科技两界,毕竟这里聚集了好些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顶级学者。今年的1月和2月初,一切都很顺利,在这里我陆续听了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日本外交官兼原信克、德国日本语言学者Szabo等的讲座,进行了几次午餐讨论和关于“认同”问题的Seminar。
没想到,刚刚过了二月中旬,新冠病毒就从中国横扫世界,日本东京也不能幸免,于是,一切都停顿下来,就连预定的第二次关于“认同”的讨论,也只能通过Zoom进行。
02
东京カレ-ジ是一个很新的机构,说白了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院,去年(2019)才刚刚成立,据东京大学副校长,也是这个研究院的院长羽田正教授说,它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提出值得思考的前沿问题,及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所以,研究院的创办计划中,就列出了东京カレ-ジ应当关注的问题包括“数字革命”、“跨学科方法”,“从内与外看日本”以及“朝向2050年的人文学”等等。院长羽田正教授是伊斯兰世界史的专家,一直在日本提倡“新世界史”,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应当培养“地球居民”,而这个“地球居民”的英文,不是world citezen而是residents of earth。为了培养未来的“地球居民”,学者的责任就是普及世界上一切美好而有意义的学问,传播共享资源和关爱地球的文化。所以,从这个研究所成立起,就一方面聘请各学科各领域的顶尖学者,进行面向公众的演讲,一方面聘请不同领域的各国教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跨地域的交流。
如果看东京大学东京カレ-ジ的网页(https://www.tc.u-tokyo.ac.jp/),你就会看到,前面提到的院长羽田正是伊斯兰及世界史专家,而两位副院长佐野雅己和大竹晓,则分别是资深的物理学家和科技政策专家。邀请担任名誉院长的是Sir Anthony J.Leggett,一个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低温物理学界的领袖。而研究所成员则囊括了三位东京大学的卓越教授,一位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其他两位是物理学家十仓好纪和化学家藤田诚,他们都获得过日本学士院赏和紫绶勋章,也是日本科学界寄予厚望的学者。此外,还有环境学家味埜俊和经济学家星岳雄。至于海外邀请的学者,目前虽然以人文学界为主,当然也不乏自然科学家,除了现在在任的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日本近现代经济史专家Andrew Gorden,和德国杜宾根大学教授、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专家Viktoria E-Szabo,以及我本人之外,2019年11月也曾经邀请过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科学史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原会长及诺贝尔博物馆第一代馆长Svante Lindqvist,以及国际关系学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日本专家朴哲熙(PARK Cheol Hee)。
03
学科交叉与跨越专业领域,面对公众与议论社会问题,立足日本却始终怀抱世界,这也许是这个研究院成立以来,不断推进的方向。
东京大学
除了面向公众的演讲之外,我在这里和同事也有过几次讨论,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也有的话题相当有意思。这里简单介绍两例。有一位年轻学者讨论桦太岛(库页岛)的阿依努人问题,其中涉及族群的“认同”问题。他提到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面对俄国的时候,就强调阿依努人是“日本人”,而面对国内国民的时候,则视阿依努人为“野蛮人”。这种有关“我者”与“他者”的处理,让我不由想到,库页岛的曾经名称既是库页岛(大清),也是萨哈林岛(俄国)或是桦太岛(日本),当这一区域的国家归属不断变动时,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少数族群,认同和身份问题可能相当复杂。现在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新趋向是,不止是追寻他们的族群源头,更注意他们自身的认同建构,所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现在在桦太岛和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各有多少,他们自己如何定位自己的族群身份?同时也要追问的是,日本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极少数非大和民族人?是优待并鼓励他们保持身份和文化,还是强力推行国民同一性的身份并改造他们?而另一次午餐讨论会上,又有一位年轻学者介绍近代伊朗的博物馆历史,这也让我想到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博物馆当然是近代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它实际上承担了“国家认同与制造历史”以及“保存古物和发扬传统”两种功能,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就是两种功能的代表。不过,在中国官方的大型的博物馆中,似乎现代艺术的陈列不多,还是传统艺术品和文物为主,这一点和巴列维时代(1977)的伊朗博物馆开始逐渐接受现代甚至当代艺术不太一样,那么,这一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它象征了什么呢?
最让我有兴趣的,当然是有关“认同”问题的seminar。2月4日,第一次讨论由羽田正教授与我各讲20分钟。羽田正从他访问墨西哥时,询问墨西哥学者“什么是你们国家的认同”,得到的回答居然是“Being Divers”开始说起,介绍了各种语言中的“认同”概念;我则简单介绍了“认同”概念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被关注的过程,“identity”的中文翻译,中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中国认同讨论中需要警惕的趋向。也许,羽田正教授是世界史专家,精通法语、英语、波斯语,显然更关心理论与语言,而我是中国历史学者,更关心族群与国家认同的历史形成,大概彼此关注的重心还是有差异,所以,第一次讨论虽然热闹,却像三岔口摸黑打仗,还没有找到问题的交集点。不过很显然,大家都有兴趣,都期待着不久进行“认同”问题的第二次seminar。
04
新冠病毒疫情弥漫的三月,正值日本的樱花时节,东京大学校园的樱花如云如雾正在满开,不远处的不忍池和上野恩赐公园,更是日本赏樱的名胜之地。因为疫情紧张,日本政府和东京都力劝民众“自肃”即自我克制,因此,原来杯觥交错、游人如织的“花见”盛况不再。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去了一趟上野,看着公园樱花大道的满树樱花,看到为防止聚众设置的绿色路障,以及樱花树下空无一人的冷清景象,让人看了多少有些惆怅和伤感。偏偏是在三月末的一天,很意外,东京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据电视上说,这是三十年未曾有过三月末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粉红色的樱花花瓣上,这种樱花吹雪却无人观赏的场景,仿佛有一种浸入骨髓的凄清美感,让人清凉,也让人怅惘。
二月下旬以来,很多讲座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暂停,2月27日,印度塔塔集团主席N. Chandrasekaran关于21世纪数字革命的讲座,3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avid Damrosch关于日本文学与世界的讲座,3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Sheila Blair关于美术品中的蒙古帝国讲座,都无奈地取消了,原计划中我的第一次公开讲座《朝贡圈最后的盛会》当然也只好中止。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四月,东京学院仍然计划用Zoom讨论学术,明天举行的这一次“认同”话题seminar,由哈佛大学Andrew Gorden和德国杜宾根大学Viktoria E-Szabo主讲。在疫情蔓延与樱花飘落的时候,思考仍在继续,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的讨论班,也仍然透过视频进行。
2020年4月2日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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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我应邀到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日文:东京カレ-ジ,英文:Tokyo College)担任特任教授八个月,原本想借这个机会多看些新的日文书,毕竟这些年一直忙碌,难得有机会定下心来细读;也想看看东京大学新成立的这个研究机构,怎样沟通人文与科技两界,毕竟这里聚集了好些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顶级学者。今年的1月和2月初,一切都很顺利,在这里我陆续听了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日本外交官兼原信克、德国日本语言学者Szabo等的讲座,进行了几次午餐讨论和关于“认同”问题的Seminar。
没想到,刚刚过了二月中旬,新冠病毒就从中国横扫世界,日本东京也不能幸免,于是,一切都停顿下来,就连预定的第二次关于“认同”的讨论,也只能通过Zoom进行。
02
东京カレ-ジ是一个很新的机构,说白了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院,去年(2019)才刚刚成立,据东京大学副校长,也是这个研究院的院长羽田正教授说,它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提出值得思考的前沿问题,及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所以,研究院的创办计划中,就列出了东京カレ-ジ应当关注的问题包括“数字革命”、“跨学科方法”,“从内与外看日本”以及“朝向2050年的人文学”等等。院长羽田正教授是伊斯兰世界史的专家,一直在日本提倡“新世界史”,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应当培养“地球居民”,而这个“地球居民”的英文,不是world citezen而是residents of earth。为了培养未来的“地球居民”,学者的责任就是普及世界上一切美好而有意义的学问,传播共享资源和关爱地球的文化。所以,从这个研究所成立起,就一方面聘请各学科各领域的顶尖学者,进行面向公众的演讲,一方面聘请不同领域的各国教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跨地域的交流。
如果看东京大学东京カレ-ジ的网页(https://www.tc.u-tokyo.ac.jp/),你就会看到,前面提到的院长羽田正是伊斯兰及世界史专家,而两位副院长佐野雅己和大竹晓,则分别是资深的物理学家和科技政策专家。邀请担任名誉院长的是Sir Anthony J.Leggett,一个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低温物理学界的领袖。而研究所成员则囊括了三位东京大学的卓越教授,一位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其他两位是物理学家十仓好纪和化学家藤田诚,他们都获得过日本学士院赏和紫绶勋章,也是日本科学界寄予厚望的学者。此外,还有环境学家味埜俊和经济学家星岳雄。至于海外邀请的学者,目前虽然以人文学界为主,当然也不乏自然科学家,除了现在在任的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日本近现代经济史专家Andrew Gorden,和德国杜宾根大学教授、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专家Viktoria E-Szabo,以及我本人之外,2019年11月也曾经邀请过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科学史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原会长及诺贝尔博物馆第一代馆长Svante Lindqvist,以及国际关系学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日本专家朴哲熙(PARK Cheol Hee)。
03
学科交叉与跨越专业领域,面对公众与议论社会问题,立足日本却始终怀抱世界,这也许是这个研究院成立以来,不断推进的方向。
东京大学
除了面向公众的演讲之外,我在这里和同事也有过几次讨论,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也有的话题相当有意思。这里简单介绍两例。有一位年轻学者讨论桦太岛(库页岛)的阿依努人问题,其中涉及族群的“认同”问题。他提到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面对俄国的时候,就强调阿依努人是“日本人”,而面对国内国民的时候,则视阿依努人为“野蛮人”。这种有关“我者”与“他者”的处理,让我不由想到,库页岛的曾经名称既是库页岛(大清),也是萨哈林岛(俄国)或是桦太岛(日本),当这一区域的国家归属不断变动时,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少数族群,认同和身份问题可能相当复杂。现在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新趋向是,不止是追寻他们的族群源头,更注意他们自身的认同建构,所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现在在桦太岛和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各有多少,他们自己如何定位自己的族群身份?同时也要追问的是,日本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极少数非大和民族人?是优待并鼓励他们保持身份和文化,还是强力推行国民同一性的身份并改造他们?而另一次午餐讨论会上,又有一位年轻学者介绍近代伊朗的博物馆历史,这也让我想到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博物馆当然是近代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它实际上承担了“国家认同与制造历史”以及“保存古物和发扬传统”两种功能,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就是两种功能的代表。不过,在中国官方的大型的博物馆中,似乎现代艺术的陈列不多,还是传统艺术品和文物为主,这一点和巴列维时代(1977)的伊朗博物馆开始逐渐接受现代甚至当代艺术不太一样,那么,这一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它象征了什么呢?
最让我有兴趣的,当然是有关“认同”问题的seminar。2月4日,第一次讨论由羽田正教授与我各讲20分钟。羽田正从他访问墨西哥时,询问墨西哥学者“什么是你们国家的认同”,得到的回答居然是“Being Divers”开始说起,介绍了各种语言中的“认同”概念;我则简单介绍了“认同”概念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被关注的过程,“identity”的中文翻译,中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中国认同讨论中需要警惕的趋向。也许,羽田正教授是世界史专家,精通法语、英语、波斯语,显然更关心理论与语言,而我是中国历史学者,更关心族群与国家认同的历史形成,大概彼此关注的重心还是有差异,所以,第一次讨论虽然热闹,却像三岔口摸黑打仗,还没有找到问题的交集点。不过很显然,大家都有兴趣,都期待着不久进行“认同”问题的第二次seminar。
04
新冠病毒疫情弥漫的三月,正值日本的樱花时节,东京大学校园的樱花如云如雾正在满开,不远处的不忍池和上野恩赐公园,更是日本赏樱的名胜之地。因为疫情紧张,日本政府和东京都力劝民众“自肃”即自我克制,因此,原来杯觥交错、游人如织的“花见”盛况不再。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去了一趟上野,看着公园樱花大道的满树樱花,看到为防止聚众设置的绿色路障,以及樱花树下空无一人的冷清景象,让人看了多少有些惆怅和伤感。偏偏是在三月末的一天,很意外,东京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据电视上说,这是三十年未曾有过三月末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粉红色的樱花花瓣上,这种樱花吹雪却无人观赏的场景,仿佛有一种浸入骨髓的凄清美感,让人清凉,也让人怅惘。
二月下旬以来,很多讲座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暂停,2月27日,印度塔塔集团主席N. Chandrasekaran关于21世纪数字革命的讲座,3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avid Damrosch关于日本文学与世界的讲座,3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Sheila Blair关于美术品中的蒙古帝国讲座,都无奈地取消了,原计划中我的第一次公开讲座《朝贡圈最后的盛会》当然也只好中止。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四月,东京学院仍然计划用Zoom讨论学术,明天举行的这一次“认同”话题seminar,由哈佛大学Andrew Gorden和德国杜宾根大学Viktoria E-Szabo主讲。在疫情蔓延与樱花飘落的时候,思考仍在继续,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的讨论班,也仍然透过视频进行。
2020年4月2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