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美国的产业政策有何启示？

　　产业政策重新流行。11月5日，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发表演讲，谴责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卢比奥认为，股东优先(使得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其所有者带来最大价值)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而美国资本主义应专注于“共同利益”。他的意思是，联邦政府应通过投资制造业，来促进高薪且稳定的就业。

　　上周末，MForesight(致力于研究先进制造业的智库)的研究人员斯里达·科塔(Sridhar Kota)和汤姆·马奥尼(Tom Mahoney)在《华尔街日报》上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认为制造业的工作外包已导致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下降。他们指出：“一旦制造业从一个国家离岸，关于工程和生产的专业知识也会从这个国家转移出去，而创新的能力最终也会随之流失。”他们还引用了其他国家制造业对研发不断增长的投资比例以印证此观点。

　　与卢比奥相似，科塔和马奥尼呼吁制定“产业政策2.0”，以促进国内研发，并为国内的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供硬性条件。该提议与曼哈顿研究所的奥伦·卡斯(Oren Cass)的提议相呼应，后者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倡导复兴美国的制造业。

　　这不是美国人第一次担心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似乎有望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常常超过10%;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稳定在5%上下。这种“日本奇迹”得益于高水平的官僚组织管理。正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通商产业省和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中所解释的那样，在1960~1970年代，通商产业省向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机械公司中投入了大量资金。从汽车到消费电子产品，日本的工业制造品已成为西方人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的标配，日本公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

　　假设这种增长永远持续下去，投资者就会涌入日本资产市场。日本股市在鼎盛时期的市盈率为美国股市的四倍，仅东京的皇宫就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所有房地产的总值。然后，在1990年，日本金融市场突然暴跌，股票市值缩水60%，同时商业地产的市值也下跌了50%。命运似乎不再向这片日出之地露出微笑。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银行错误的货币政策。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美元对日元贬值，为了防止日元升值打击经济增长和造成通缩，日本金融当局采取了强有力应对措施，从而推高了资产价格。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企业内工会化政策也限制了其产业效率，人口结构也对此有负面影响。自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的三十年间，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被经济学家称为“失落的几十年”。

　　尽管日本衰落的最直接原因仍有争议，但日本经济停滞的持续时间表明，其根本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这正是由日本产业政策导致的一个扭曲。实际上，创造日本奇迹的官僚机构同时也为“失落的几十年”埋下了种子。日本在繁荣时期对高效益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事实证明，当这些公司在达到“稳定状态”、无法再增加利润时，就无法盘活资本，继续创造效益。

　　人们对任一种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完善了某个制造流程的公司可能会成长为一个能主导市场的企业，但此后，它必须寻找新的竞争优势才能继续发展;如果没有，它将落后于竞争对手，公司将不再快速产生价值，最终导致裁员和财务违约。这是创造性破坏的基本机制。

　　在国家主导的模式下，政治指令无法容忍创造性破坏。因此，那些在一个时代因为政府的慷慨而成功的公司，往往会继续获得利益。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着重于维持就业和高增长，因此日本的官僚机构不能让国家扶持的企业破产。结果是，日本的贷款机构将不良企业贷款展期，创造了所谓的僵尸企业——靠输血维持企业的生命，勉强维系企业的生产性功能，但实际上企业已经是半死不活。最终，由国家扶持的、僵化的日本企业或多或少都未能参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IT繁荣。

　　今天，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其在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投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使近十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伴随着高杠杆率和黯淡的增长前景，推动这种繁荣的许多国有企业现在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中国的公司债务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由于钢铁行业膨胀，该国经历了持续的工业紧缩。中国是否会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还有待观察，但很显然，产业政策已达到极限。在卢比奥呼吁减少股东权益以支持“共同利益”的同时，中国正试图使其金融市场专业化，使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恰恰是由于股东在公司利益分配中缺乏优先地位导致了巨大的市场扭曲。

　　如果美国产业政策2.0实施，则可能会遇到许多相同的问题。

　　例如，假设国产率的要求和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为国内制造商带来了福音，从而给美国带来了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和更多的产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重新依靠尖端制造业，开始生产更多高科技设备，例如半导体和智能手机。

　　当这些公司被要求开发美国尚未投入生产的新产品时，它们会怎么办?美国供应商能够多快地进行调整?

　　裁员时，落后企业会发生什么?专注于恢复“高薪且稳定的就业——特别涉及到那些受正规教育较少者的就业问题时”，产业政策是否在导向新一波的裁员?

　　当有补贴的研究机构开始表现不佳时，会发生什么?与制造业相关的官僚机构是否有远见卓识来筹集资金，并在前沿领域找到新的研究人员?

　　如果日本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的话，美国与制造业相关的官僚机构将无法适应这种情况，相反，它反而会巩固长期尚难消解的市场障碍。

　　产业政策重新流行。11月5日，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发表演讲，谴责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卢比奥认为，股东优先(使得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其所有者带来最大价值)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而美国资本主义应专注于“共同利益”。他的意思是，联邦政府应通过投资制造业，来促进高薪且稳定的就业。

　　上周末，MForesight(致力于研究先进制造业的智库)的研究人员斯里达·科塔(Sridhar Kota)和汤姆·马奥尼(Tom Mahoney)在《华尔街日报》上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认为制造业的工作外包已导致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下降。他们指出：“一旦制造业从一个国家离岸，关于工程和生产的专业知识也会从这个国家转移出去，而创新的能力最终也会随之流失。”他们还引用了其他国家制造业对研发不断增长的投资比例以印证此观点。

　　与卢比奥相似，科塔和马奥尼呼吁制定“产业政策2.0”，以促进国内研发，并为国内的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供硬性条件。该提议与曼哈顿研究所的奥伦·卡斯(Oren Cass)的提议相呼应，后者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倡导复兴美国的制造业。

　　这不是美国人第一次担心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似乎有望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常常超过10%;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稳定在5%上下。这种“日本奇迹”得益于高水平的官僚组织管理。正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通商产业省和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中所解释的那样，在1960~1970年代，通商产业省向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机械公司中投入了大量资金。从汽车到消费电子产品，日本的工业制造品已成为西方人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的标配，日本公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

　　假设这种增长永远持续下去，投资者就会涌入日本资产市场。日本股市在鼎盛时期的市盈率为美国股市的四倍，仅东京的皇宫就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所有房地产的总值。然后，在1990年，日本金融市场突然暴跌，股票市值缩水60%，同时商业地产的市值也下跌了50%。命运似乎不再向这片日出之地露出微笑。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银行错误的货币政策。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美元对日元贬值，为了防止日元升值打击经济增长和造成通缩，日本金融当局采取了强有力应对措施，从而推高了资产价格。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企业内工会化政策也限制了其产业效率，人口结构也对此有负面影响。自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的三十年间，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被经济学家称为“失落的几十年”。

　　尽管日本衰落的最直接原因仍有争议，但日本经济停滞的持续时间表明，其根本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这正是由日本产业政策导致的一个扭曲。实际上，创造日本奇迹的官僚机构同时也为“失落的几十年”埋下了种子。日本在繁荣时期对高效益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事实证明，当这些公司在达到“稳定状态”、无法再增加利润时，就无法盘活资本，继续创造效益。

　　人们对任一种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完善了某个制造流程的公司可能会成长为一个能主导市场的企业，但此后，它必须寻找新的竞争优势才能继续发展;如果没有，它将落后于竞争对手，公司将不再快速产生价值，最终导致裁员和财务违约。这是创造性破坏的基本机制。

　　在国家主导的模式下，政治指令无法容忍创造性破坏。因此，那些在一个时代因为政府的慷慨而成功的公司，往往会继续获得利益。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着重于维持就业和高增长，因此日本的官僚机构不能让国家扶持的企业破产。结果是，日本的贷款机构将不良企业贷款展期，创造了所谓的僵尸企业——靠输血维持企业的生命，勉强维系企业的生产性功能，但实际上企业已经是半死不活。最终，由国家扶持的、僵化的日本企业或多或少都未能参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IT繁荣。

　　今天，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其在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投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使近十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伴随着高杠杆率和黯淡的增长前景，推动这种繁荣的许多国有企业现在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中国的公司债务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由于钢铁行业膨胀，该国经历了持续的工业紧缩。中国是否会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还有待观察，但很显然，产业政策已达到极限。在卢比奥呼吁减少股东权益以支持“共同利益”的同时，中国正试图使其金融市场专业化，使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恰恰是由于股东在公司利益分配中缺乏优先地位导致了巨大的市场扭曲。

　　如果美国产业政策2.0实施，则可能会遇到许多相同的问题。

　　例如，假设国产率的要求和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为国内制造商带来了福音，从而给美国带来了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和更多的产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重新依靠尖端制造业，开始生产更多高科技设备，例如半导体和智能手机。

　　当这些公司被要求开发美国尚未投入生产的新产品时，它们会怎么办?美国供应商能够多快地进行调整?

　　裁员时，落后企业会发生什么?专注于恢复“高薪且稳定的就业——特别涉及到那些受正规教育较少者的就业问题时”，产业政策是否在导向新一波的裁员?

　　当有补贴的研究机构开始表现不佳时，会发生什么?与制造业相关的官僚机构是否有远见卓识来筹集资金，并在前沿领域找到新的研究人员?

　　如果日本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的话，美国与制造业相关的官僚机构将无法适应这种情况，相反，它反而会巩固长期尚难消解的市场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