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中美关系大变局，自由世界秩序的困境与中国出路

 　　自由世界秩序的困境　　

　　经济分化、种族分化、价值分化撼动了自由主义的基石，美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焦虑。然后这种危机和焦虑迅速地传到了全世界，呈现出全球范围内自由经济秩序的危机和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

　　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内嵌式的自由主义，依循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逻辑，即在国际上尽量推动自由贸易，在国内于必要的时候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社会福利支出)以刺激经济，并且建立福利体系以保护受到自由贸易冲击的社会群体。然而如今，国际间的自由贸易遭遇了班农主义(其本质为重商主义)的对抗，发达国家国内着眼于社会福利政策的“伟大社会”计划遭遇了欧债危机的教训，极大地压缩了扩大政府支出的空间。

　　其实对于“伟大社会”计划最终必然以危机收场的命运，很多经济学家早有预判。于是他们在美国提出新自由主义，形成华盛顿共识，强调金融开放、私有化、去监管化、拆散福利国家体系等等。但是短短十几年后，依循华盛顿共识决策的国家就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领略到了开放而监管薄弱的金融体系有多危险，而私有化、拆散福利国家体系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激发了类似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破产了。总而言之，无论是经典的自由主义还是改良的自由主义，就经济秩序而言，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出路。

　　与此同时，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也在世界范围内浮现出来。就国内政治秩序而言，政治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复兴。俄罗斯那样的传统威权政体依然稳固;曾经遍及东亚、南美、东欧的“第三波民主化”却在退潮;甚至在美国、法国这样的传统自由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和“黄背心”运动，从而折射出多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威权主义复兴和整个世界对于选举政治的厌倦。

　　在国际上，世人目睹了俄罗斯用军事干预的手段将克里米亚重新纳入版图而整个自由世界无能为力。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如TPP和巴黎气候协定)的反面示范更加剧了世人对于自由主义价值是否可以延续的怀疑。至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与守成大国美国间的竞争，美国国内已经做出论断——接触战略失败，权力政治回归。

　　冷静寻找中国的出路

　　暗淡的灯塔不再为世界照亮通往自由主义彼岸的方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整个世界再次步入十字路口，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那么中国该做些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中国自身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及与世界体系其他部分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坦率地说，至少在以下方面，中国还没有展现出领导既有的国际体系乃至重建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的素质。从内部视角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所依赖的“强国家+自由市场”模式存在内在冲突。国家驱动市场化改革，从中取得经济利益以反作用于国家体制的建设;更强的国家体制又可以动员更多的资源来推进市场化。这一循环的确成就了中国过往几十年的发展，但是缺乏约束的国家(政府)终有一日会强大到敢于向自由市场说不，甚至侵蚀市场的自由。单靠之前那样摸石头过河，恐怕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走，还很有待明确。

　　从外部视角来看，相较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叙事，目前中国故事还没有提供足够的替代性，中国道路还没有被世界其他国家所真正接受。而且这些国家的反应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也并没有表现出“霸权的仁慈”姿态，中国有时候也很粗暴。从中国竞争对手的视角看，中国在多个方面还没有超过美国。高端创新、金融体系、国际号召力等等，中国与美国的实力还有一段明显的差距，更何况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已经呈现放缓趋势。

　　世界的发展并不必然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规律，看到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中国面前已是坦途。中国按照自己意愿构建的伟大蓝图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决定如何协调与既有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至关重要。理论上，至少有以下三种路径值得认真分析：

　　第一，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就具体措施而言，这条路径要求中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进行自我改革，比如彻底改革国企、全面开放金融，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及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更为重要和长远的着眼点在于中国需在自身定位和心理预期上做出调整，以更加积极的角色去引领全球化进程。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在中国目前乐意接受的领域持续扩大开放，也意味着在那些中国目前并不乐于开放的领域比如数字领域同样实现更大的开放;而且实质上还要求中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更多棘手的国际事务提供资金和方案。

　　第二，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颠覆者。采取这种路径，客观上等于主动与美国脱钩，与西方争夺世界的领导权。这样做的风险不言而喻，但作为一种选择，至少其在理论上确实存在，而且眼下也不乏拥护者。从理性出发，该路径的关键是在前提上认定当前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难以为继，且无法改造，中国确实有另起炉灶的必要。相应地，中国在宣传上需要极力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突出其中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实践上则要努力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新世界体系，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美国灯塔”不亮了，而中国正在为世界的未来提供另一种可能。

　　第三，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完善者。这种路径同时强调当前世界体系延续有其合理性、改革有其必要性。而改革的前提是承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制度短板，而对此的态度不仅是相互尊重差异，而且是相互督促改进。就具体措施而言，中国要避免与美、欧、日脱钩;不做模式输出，不搞制度竞争;要努力增加既有国际体系的制度资产，并且愿意为此付出成本，比如维护和强化WTO，在必要的时候以放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为交换;切实坚持多边主义政治，避免和纠正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政治和权力政治倾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本文系作者2019年11月在IPP沙龙上的演讲内容节选。

 　　自由世界秩序的困境　　

　　经济分化、种族分化、价值分化撼动了自由主义的基石，美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焦虑。然后这种危机和焦虑迅速地传到了全世界，呈现出全球范围内自由经济秩序的危机和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

　　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内嵌式的自由主义，依循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逻辑，即在国际上尽量推动自由贸易，在国内于必要的时候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社会福利支出)以刺激经济，并且建立福利体系以保护受到自由贸易冲击的社会群体。然而如今，国际间的自由贸易遭遇了班农主义(其本质为重商主义)的对抗，发达国家国内着眼于社会福利政策的“伟大社会”计划遭遇了欧债危机的教训，极大地压缩了扩大政府支出的空间。

　　其实对于“伟大社会”计划最终必然以危机收场的命运，很多经济学家早有预判。于是他们在美国提出新自由主义，形成华盛顿共识，强调金融开放、私有化、去监管化、拆散福利国家体系等等。但是短短十几年后，依循华盛顿共识决策的国家就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领略到了开放而监管薄弱的金融体系有多危险，而私有化、拆散福利国家体系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激发了类似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破产了。总而言之，无论是经典的自由主义还是改良的自由主义，就经济秩序而言，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出路。

　　与此同时，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也在世界范围内浮现出来。就国内政治秩序而言，政治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复兴。俄罗斯那样的传统威权政体依然稳固;曾经遍及东亚、南美、东欧的“第三波民主化”却在退潮;甚至在美国、法国这样的传统自由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和“黄背心”运动，从而折射出多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威权主义复兴和整个世界对于选举政治的厌倦。

　　在国际上，世人目睹了俄罗斯用军事干预的手段将克里米亚重新纳入版图而整个自由世界无能为力。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如TPP和巴黎气候协定)的反面示范更加剧了世人对于自由主义价值是否可以延续的怀疑。至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与守成大国美国间的竞争，美国国内已经做出论断——接触战略失败，权力政治回归。

　　冷静寻找中国的出路

　　暗淡的灯塔不再为世界照亮通往自由主义彼岸的方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整个世界再次步入十字路口，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那么中国该做些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中国自身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及与世界体系其他部分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坦率地说，至少在以下方面，中国还没有展现出领导既有的国际体系乃至重建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的素质。从内部视角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所依赖的“强国家+自由市场”模式存在内在冲突。国家驱动市场化改革，从中取得经济利益以反作用于国家体制的建设;更强的国家体制又可以动员更多的资源来推进市场化。这一循环的确成就了中国过往几十年的发展，但是缺乏约束的国家(政府)终有一日会强大到敢于向自由市场说不，甚至侵蚀市场的自由。单靠之前那样摸石头过河，恐怕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走，还很有待明确。

　　从外部视角来看，相较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叙事，目前中国故事还没有提供足够的替代性，中国道路还没有被世界其他国家所真正接受。而且这些国家的反应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也并没有表现出“霸权的仁慈”姿态，中国有时候也很粗暴。从中国竞争对手的视角看，中国在多个方面还没有超过美国。高端创新、金融体系、国际号召力等等，中国与美国的实力还有一段明显的差距，更何况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已经呈现放缓趋势。

　　世界的发展并不必然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规律，看到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中国面前已是坦途。中国按照自己意愿构建的伟大蓝图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决定如何协调与既有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至关重要。理论上，至少有以下三种路径值得认真分析：

　　第一，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就具体措施而言，这条路径要求中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进行自我改革，比如彻底改革国企、全面开放金融，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及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更为重要和长远的着眼点在于中国需在自身定位和心理预期上做出调整，以更加积极的角色去引领全球化进程。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在中国目前乐意接受的领域持续扩大开放，也意味着在那些中国目前并不乐于开放的领域比如数字领域同样实现更大的开放;而且实质上还要求中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更多棘手的国际事务提供资金和方案。

　　第二，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颠覆者。采取这种路径，客观上等于主动与美国脱钩，与西方争夺世界的领导权。这样做的风险不言而喻，但作为一种选择，至少其在理论上确实存在，而且眼下也不乏拥护者。从理性出发，该路径的关键是在前提上认定当前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难以为继，且无法改造，中国确实有另起炉灶的必要。相应地，中国在宣传上需要极力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突出其中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实践上则要努力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新世界体系，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美国灯塔”不亮了，而中国正在为世界的未来提供另一种可能。

　　第三，做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完善者。这种路径同时强调当前世界体系延续有其合理性、改革有其必要性。而改革的前提是承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制度短板，而对此的态度不仅是相互尊重差异，而且是相互督促改进。就具体措施而言，中国要避免与美、欧、日脱钩;不做模式输出，不搞制度竞争;要努力增加既有国际体系的制度资产，并且愿意为此付出成本，比如维护和强化WTO，在必要的时候以放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为交换;切实坚持多边主义政治，避免和纠正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政治和权力政治倾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本文系作者2019年11月在IPP沙龙上的演讲内容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