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想要的是自身与中国之间的积极对话，而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探讨交流。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组织的会议上出现熟知毛泽东哲学，或是中国唐宋时期优良治国传统的美国人。如果说基辛格曾经付出过努力，那么他尽力去做的，是使真正了解中国的中国专家与其他美国人难以对政策施加任何影响。
当前时代，紧张态势升级，国际冲突愈演愈烈。2018年11月，中国领导人与已过鲐背之年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会面在北京，就此背景下的中美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作为美国人，我认为这并非应时对景之举。把亨利·基辛格当作中国的朋友，这种做法不仅会给中国造成极大损失，而且令身在美国、真正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专家学者们欲言又止。中国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不需要请一个根本不懂汉语的人来帮助中国说话。
许多中国人认为，亨利·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带头人物，且在华府中的一个对中国关照有加的团体中，此二人为核心。诚然，基辛格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不过毫无疑问，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由他人代笔的。他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倍受青睐，表明即使是美国对中国极为肤浅的了解，也足以使这样的书籍大受欢迎。我强打精神读了读这本书，放下它时心中只有这样的感觉：该书充斥着对基辛格的溢美之词和对于此人同重要人物会谈场面的描写；至于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理解，作者一字未提。
更重要的是，当基辛格与尼克松致力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主要是希望在美国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之间架起桥梁。他们并没有开拓沟通渠道，令两国个体和民众得以就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事进行深刻对话。
没错，基辛格想要的是自身与中国之间的积极对话，而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探讨交流。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组织的会议上出现熟知毛泽东哲学，或是中国唐宋时期优良治国传统的美国人。
如果说基辛格曾经付出过努力，那么他尽力去做的，是使真正了解中国的中国专家与其他美国人难以对政策施加任何影响。
我们不能忘记提拔了亨利·基辛格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是如何上位的。当时，谁想靠近中国和前苏联，尼克松就把谁妖魔化，并因此而博得名声。他称研究中国的专家为"卖国贼"和"间谍"，不遗余力地将其清除出政府与学术界。那些主张同中国合作、对社会主义观念表示理解的美国人，也被他抨击为"危险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中国之行，以及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不过是旨在瓦解苏联、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策略之一。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
基辛格既说不出一个中国词语，也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吊诡的是，某些中国人却认为，由一个认不出、写不了中国字的人来担当"中国专家"实属正常。实际上，近些年来在美国有很多这样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专家"，而且中国人也不对他们做语言和文化了解程度上的硬性要求。
有一件事也许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斯蒂文森独具慧眼、博文广识，曾作为民主党代表竞选总统，而他当时的对手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便公开主张将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仅仅是一个代表，在他背后，还有很多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截然不同、早就了解中国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有多重要的人。
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地位，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极具危险性的堕落不可分割——他将这一美国智库用作跳板，登上了中国专家之位。
CSIS曾是极具价值的国际关系信息来源，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它所发布的内容，质量大不如前。
CSIS已经成为美国外交、安全等国家职能私有化的中央舞台。处理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任务，之前是交给由公民税款支持的政府官员去做，如今却要由营利性企业来提供资金，而随后签订下的各种协议也被转交给了了无才识的高官。
十年前，就连美国政策的批评人士——比如我——都会被邀请至CSIS研讨会发言。那时的CSIS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机构，但仍为富有意义的讨论敞开了方便之门。如今，时移世易，集结在他们的研讨会中的，大多是鼓动同中国或俄罗斯开战的乌合之众。
以往鼓励畅所欲言的CSIS，其平衡有赖于美国外交政策上两块磁石的相吸相斥。
居于CSIS一角的是亨利·基辛格，他通过将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私有化而攫取暴利，同时将该机构用作通道，为自己的公司——基辛格事务（Kissinger Associates）——吸收订单。
但另一方有吉米·卡特总统的前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坐镇。他认为自己不单单是求财之人，而是学者，是公仆。当然，布热津斯基并不贫穷，而且参加过许多从道义上讲有问题的活动，但他秉持公共服务信念。
有些人认为美国在阿富汗一败涂地，布热津斯基是始作俑者，还认为他是冥顽不灵、为增加军费而抓住一切机会给前苏联搅局的冷战斗士。我之前撰文为布热津斯基辩护时，遭到了他们的猛烈抨击。
他们的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堪称准确。然而我身在华府时，对他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我看到他为支持对抗政治恶霸的勇士而劳心劳力，听到他在布什总统任期将满时慷慨陈词，声讨鼓动同伊朗开战的好战分子，这对避免燃起战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曾多次把自己认为对美国举足轻重的事写在信件和电子邮件中发给他，几乎每次都能收到他的详细回复。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我不是富豪、跟各大智库和各级政府毫无瓜葛而对我置之不理。
2017年布热津斯基病逝后，各个国家项目对源于军事承包商和外国政府的资金愈发依赖——军事承包商希望煽动冲突，而外国政府想要为自己受益而扭曲美国的政策。CSIS已然沦为政治咨询公司，企业只要付钱就能从那里拿到看似公正客观的报告，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确，CSIS从一开始就同公众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不过现在情况更加糟糕。
关于美国政策的辩论更像是一场酒吧里的斗殴。起初人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几分钟后，"战场"上只剩下穷凶极恶的混混。
这种在外交政策上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做法，与联邦政府上下政策的军事化有直接关系。美国对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外交政策军事化这一趋势已延续许久。众所周知，美国驻中东主要国家的大使只能谈谈宴会上的虾是煮是炸，真正的决策者是幕后的各位将军。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军事化已经深入骨髓——特朗普内阁乃至联邦政府中的前军官人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新上任的联邦监狱局局长就是曾经担任陆军将领的马克·因奇（Mark Inch）。
事情还不止于此。去年十一月，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艾伦（John Allen）被委任为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该学会为美国一流智库，曾由博学多问、雷厉风行的非军方人士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领导——不论各位是否赞同他的看法，此人的优点都无法抹杀；而其前任是才华横溢的外交官迈克尔·阿玛科斯特（Michael Armacost）。
美国政府的体制的基础已腐朽不堪，各个派系（如FBI与CIA，白人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之间剑拔弩张，因此像布热津斯基一样的知识分子或许在短期内很难得到重用、发挥影响力。
作者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耶鲁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