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与中国应对制衡的思考

　　除加强美日同盟外，美国还编织日、韩、澳“亚洲小北约”军事网，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安保为核心、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在内的从属于北约的“小北约”，形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之势。亚洲“小北约”对中国安全环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学者郑永年指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抓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本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4月2日-4月3日，“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会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启程访问日本、中国、蒙古国，奥巴马4月下旬将出访亚洲。美领导人出发前在家门口“挽”住东盟“秀”姿态，实质是重申其战略重心不变。哈格尔在此次论坛中反复强调，希望向与会东盟防长及代表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方期待将这一论坛活动“常规化”，释放出“亚太再平衡”将会延续的信号。本质上讲，再平衡不是什么新概念，它依然是在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充实。

　　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教授苏浩日前撰文指出，美国将其军事盟国和战略伙伴国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将它们推到前沿以对抗美国的挑战者，其效果可以一石三鸟：既将双边军事同盟变为多边同盟网络，从而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又挑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锁住中国的海上实力的拓展空间，而又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其实，各种“平衡”之外，美国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再平衡”，那就是扩军与加强美亚经贸关系之间的矛盾。与“紧缩欧洲”及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蓬勃发展，是最具活力的增长区。美国急需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经贸战略中的地位，以便扩大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思潮室助理研究员陈积敏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发言。他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产生更加残酷的挑战。

　　(三)、“印太之弧”战略

　　2017年3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在谈到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时，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结束。2017年11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东亚之行，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美国实行“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在“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一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印太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行为模式,都是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划界的冷战思维的反映,这与全球化大潮中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时代诉求背道而驰。在人员交流日趋活跃、经济活动渗透融合、文化心理日益开放的社会形态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舍的利益交织中，已经很难做到你彼我此阵线分明，这恐怕是美国在近期三大战略文件中将中国的“成分”定得很“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又强调彼此合作的原因所在。

　　一、引言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完全依靠国家本身，“国际政治实际上是一个竞争的自助体系”。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其根本动机和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全。为此，这些在美国霸权威慑下的国家会形成针对美国的战略联盟，“以制衡美国的霸权野心”。一旦如此，美国必然要承担维持其霸权的巨大成本，甚至因此而根本撼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所以，“霸权的困惑即在于其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为避免出现这种状况，美国需要调整和设计一种新的略，即“离岸制衡”战略。可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该战略的主要理论支点，“离岸制衡”战略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传统”。

　　美国国内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未能在冷战后的大好形势下提出宏观可行、能够指导美国未来发展蓝图的战略思想。这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保卫自己，捍卫它通过艰苦努力建构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可靠有效的大战略”。这种客观需要与现实缺失的矛盾在新世纪的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离岸制衡”战略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该战略认为，“美国无法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导致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在此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都足“紧张、猜疑与冲突”的。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需要及时而慎重地选择对华战略。

　　二、“离岸制衡”战略的理论内涵

　　离岸制衡也被称为“离岸平衡手”，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的概念。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对其定义如下：“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他认为，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本质上在其他地区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推卸责任，让地区大国来制衡追逐霸权的国家，只有在推卸责任不起作用时，才直接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简言之，离岸平衡手会采取两种行为模式:推卸责任与直接介入。他鉴于中美两国的地理特点、现实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认知，认为美国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并根据历史经验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当代“离岸制衡”战略的倡导者主要还有克里斯托弗·莱思(ChristopherLayne)、和泰德·加伦·卡朋特(CarpenterTedGalen)等人。“离岸制衡”战略的核心在于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在世界其他地区通过与区域内大国结盟以防止一个地区霸权的出现，仅当出现敌对霸权大国时美国再直接插手以重塑地区均势，从而降低美国卷人大国冲突的风险，将更多的政府力量集中于解决国内挑战。

　　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

　　基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和美国领导人的更迭，本文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实践从“联盟战略”下的“美日同盟”开始，经历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直到现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之弧”战略三个阶段。

　　(一)“联盟”战略

　　建立联盟是“离岸制衡”战略的最重要操作方式。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指出了均势与联盟的关系，认为联盟是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或权力均衡分配的有效工具，“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他出，两国之间均势的建立有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附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头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

　　根据“离岸制衡”战略的设计，美国将利用美日同盟机制，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来防止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成为地区霸主。美国视美日同盟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1995年和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都强调和重申了这一点。《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指出：“美国应当继续把美日同盟当作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石。”约瑟夫·奈认为：“(美日)联盟能够并应当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保持中心地位。”日本的地缘战略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理想战略基地。日本地处西北太平洋，紧靠亚洲大陆，与亚太安全结构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俄罗斯十分接近，周围有朝鲜海峡、宗谷海峡等重要战略通道分布。日本的领土面积虽不大，但南北延伸很长，北部紧贴俄罗斯的撒哈林岛、千岛群岛，南端与中国的台湾岛相邻。日本的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成为美国实施前沿战略部署的理想基地。重新定义美日关系实际上加强了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使日本牢固的成为美国推行其亚太战略的重要基地，成为“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作为“离岸平衡手”美国乐意看到一个在自身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日本与不断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以此来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除加强美日同盟外，美国还编织日、韩、澳“亚洲小北约”军事网，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安保为核心、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在内的从属于北约的“小北约”，形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之势。亚洲“小北约”对中国安全环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学者郑永年指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抓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本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4月2日-4月3日，“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会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启程访问日本、中国、蒙古国，奥巴马4月下旬将出访亚洲。美领导人出发前在家门口“挽”住东盟“秀”姿态，实质是重申其战略重心不变。哈格尔在此次论坛中反复强调，希望向与会东盟防长及代表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方期待将这一论坛活动“常规化”，释放出“亚太再平衡”将会延续的信号。本质上讲，再平衡不是什么新概念，它依然是在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充实。

　　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教授苏浩日前撰文指出，美国将其军事盟国和战略伙伴国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将它们推到前沿以对抗美国的挑战者，其效果可以一石三鸟：既将双边军事同盟变为多边同盟网络，从而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又挑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锁住中国的海上实力的拓展空间，而又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其实，各种“平衡”之外，美国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再平衡”，那就是扩军与加强美亚经贸关系之间的矛盾。与“紧缩欧洲”及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蓬勃发展，是最具活力的增长区。美国急需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经贸战略中的地位，以便扩大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思潮室助理研究员陈积敏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发言。他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产生更加残酷的挑战。

　　(三)、“印太之弧”战略

　　2017年3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在谈到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时，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结束。2017年11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东亚之行，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美国实行“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在“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一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印太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行为模式,都是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划界的冷战思维的反映,这与全球化大潮中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时代诉求背道而驰。在人员交流日趋活跃、经济活动渗透融合、文化心理日益开放的社会形态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舍的利益交织中，已经很难做到你彼我此阵线分明，这恐怕是美国在近期三大战略文件中将中国的“成分”定得很“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又强调彼此合作的原因所在。

　　对于紧锣密鼓展开、弓满弦张呈现的“印太战略”，我们不可疏忽大意，但也不必莫名紧张，完全可以从容应对。只要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现实不变，各方力量优胜劣汰、此消彼长的博弈规律不变，无论中美、中日，抑或中印、中澳,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基本法则就不会改变。加之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让国际社会“惊奇”的对外政策，甚至连自己的盟国及伙伴国也都深陷其中，纷纷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求自保，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自然成为其合作对象。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只要中国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主动有为，“印太之弧”战略一时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暂时对中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四、中国应对美国制衡的战略思考

　　(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美战略均势到来的准备

　　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他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条相同纽带的牵引，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为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美国在二战后的综合霸权能力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冷战后，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试图建立的单级霸权体系似梦幻泡影，中国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使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现代化军事能力建设不断完善，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必将对现行国际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中多次明确表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始终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不寻求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建立者美国，是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而熟视无睹。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中美之间已经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在双方的克制下，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可能性极小，但现实的实践证明，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中美战略均势时代，中国越发展，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越明显，为此，中国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既要做好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又要推进中美经济合作，既要在中美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又要做好最坏的准备，防患于未然，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战略主动权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踊跃参与，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旨在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共享发展成果，深化双边关系。除去经济意义，从战略角度，我们也能发现“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打破世界旧有经济格局，对西方的霸权经济体系构成了强有力的回击。其次，“一带一路”突破海洋封锁,建设了战略后方，是我国进行海陆统筹的重要战略实践。最后，“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新举措，适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尽管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充满疑虑，但不可否认，“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也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彼此协商。为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应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协调国内外政策，争取战略主动,避免与美国的战略发生直接碰撞。

　　(三)、积极推动多边地区合作和双边互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针对美国亚太离岸制衡战略指导下的制衡给中国安全环境带来的威胁，中国除了要加速自身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外，还应继续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当前亚太各国普遍接受的概念，这种多边安全的机制在该地区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双边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中国也应该在双边关系中下大手笔，突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和伙伴国，使其制衡难以形成合力。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大国，不仅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国今后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应支持美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参与合作安全的建设，以消除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四)、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哈佛研究团队发现，从1500年到现在为止，先后出现了16次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其中12次发生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现如今的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无论是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还是日益凸显的中美贸易冲突，都不会真正的将中美引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境地，所要努力的方向仍然是将分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五、结论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是与时俱进的。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但终其理论来源，都是“离岸制衡”战略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美国只要一天不放弃全球霸权，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中国崛起势必加速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而此战略均势时代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尽管目前中美关系充满变数，但也是中美两国战略利益博弈的结果，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彼此的战略转变，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谋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续的国际体系的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