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慧生 ：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经贸方面的挑战只是刚刚开始

　　中期选举的挑战

　　但是2018年的特殊性又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增添了新的因素，那就是中期选举。

　　中国舆论对美国总统大选关注度极高，但普遍忽视中期选举的重要性。在每一次中期选举中，中美经贸关系常常成为舆论焦点，中国成为美国问题的替罪羊。两党候选人都乐于把中国描绘成美国贸易赤字和就业流失的罪魁祸首，把竞选对手刻画为中国的买办。尽管攻击中国已经是美国选举中的常规项目，但相比于总统大选，中期选举中的中国形象要恶劣得多。

　　中期选举的候选人人数众多，背景多元复杂，候选人的素质远不如总统候选人，因此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也流于片面，容易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另外，中期选举层级繁多，从联邦参众两院延伸到州郡市，竞选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比总统候选人更近，更需要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来赢得选民支持。因此用煽情手法攻击自由贸易或移民来获得选民支持成为常态，攻击程度也较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为甚。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矛盾的升级助燃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媒体和政治家极尽能事从中获利，让这种情况变得尤其严重，对中国的污名化也更为严重。因此2018年是中国在美形象最为挑战的一年。

　　朝鲜半岛危机的不确定性

　　在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特朗普上台后最为显著的一个对华外交策略是将中美经贸关系与朝鲜半岛的危机管控直接挂钩。具体而言，特朗普希望利用贸易政策说服或者胁迫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协助美国对朝施加压力。这个策略对中美两国的利弊以及解决半岛危机另当别论。但在过去一年当中，这个政策捆绑在缓解中美经贸关系上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目前美国和朝鲜依然没有放弃各自的立场。但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并未放松，很有可能在近期达到令美国无法容忍的程度。因此2018年是解决半岛危机的关键年。在战争爆发之前，特朗普不会放弃捆绑政策。但战争的迫切性又让捆绑政策失去意义。特朗普将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将直接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特朗普势必要迎合国内舆论导向而对中国发难，把中美贸易不均衡、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知识产权转移等话题作为国内政治动员工具和外交筹码。即使朝鲜半岛危机可能会为中国赢得一定的空间，但过去几个月的经验显示，捆绑政策双刃剑，不足以阻止特朗普对中国放弃经贸方面的挑衅。因此尽管中美经贸关系致远可期，但行稳难求已成定势，而2018年的路尤其不平坦。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原题《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进入2018年后，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系列强势的对华贸易举措和言语威胁，中美关系迅速变得紧张起来;特朗普访华后掀起的乐观情绪迅即烟消云散。尽管这种典型的特朗普式外交似曾相识，但国内舆论似乎在特朗普上任一年后依然难以把握其脉络。特朗普到底何时会把另一只贸易战的鞋子扔下来?或者说，这只鞋子究竟存不存在?

　　需要明确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中美双边关系和全球治理直接决定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走向。基于对这些要素的判断，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形势判断比较明确，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方面，“行稳难求”，另一方面，“致远可期”。

　　从积极方面看，以传统关税为主的大规模贸易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会是以非关税壁垒为形式的贸易冲突。但此类冲突相比而言较为灵活，妥协空间较大。而且此类冲突是当前国际贸易摩擦的常态，因此难以超越WTO的治理范围，破坏现有的贸易秩序。

　　从消极方面看，基于过去一年多的事态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已经非常明显：两国经贸关系会摩擦不断，突发性事件频发，而且呈常态化趋势。为此中国需要有足够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不能被表面的友好外交蒙蔽。2017年7月第一次中美经贸会谈之前中国国内媒体渲染的所谓“蜜月期”，以及特朗普访华之后到国安报告出台之间国内媒体的欢欣鼓舞，都是教训。每一次歌舞升平都是冲突紧随其后，但国内媒体总是措手不及，显示出对特朗普的决策缺乏根本了解。

　　本文将着重梳理造成“行稳难求”的各种因素，为中国在2018年的应对提供思路。“致远可期”的因素则另文详述。

　　经贸摩擦的结构性原因

　　造成中美经贸摩擦常态化的原因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分析。首先是结构性原因。

　　中美间经济实力的变化对美国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和心理威胁真切存在，而这种结构性变化并不以特朗普或任何政治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毋宁说，“特朗普们”的焦灼不安是这个变化趋势的产物。因此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经贸关系都必然会受到冲击。换句话说，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面临新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中美在经贸关系上不再是过去单纯的上下游产业链补充依赖关系，而是成为全面竞争的关系，自然也不可能再期待过去的融洽。

　　此外，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和就业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贸易而在于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公共政策面临艰难转型。但美国国内的改革阻力巨大，难以短时期内取得成效，因此政治家习惯于把原因归咎于中国，同时也对中国的改革调整速度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陷入运动状态的美国社会

　　其次是美国社会层面的原因。

　　2017年可称是美国运动元年，标志着美国社会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一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破”刚刚开始，“立”尚待时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整个美国社会将进入一种全民运动状态，持续保持选战中的亢奋和分裂：特朗普“逢奥必反”，忙于拆掉过去民主党构建的各种政策法令，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创立新政;右翼保守派热衷于反移民，反社会福利;左派则“逢特必反”;中间力量热衷于身份政治，反精英，反建制，反男权政治。有人将今天的美国社会的分裂归纳为“上下左中右黑白”全面分裂，确实准确。

　　这种运动状态必然影响到公共政策：由于缺乏共识和目标，造成战略模糊，政策难以聚焦，决策目标和重点快速游移，情绪左右决策，党派和团体的利益劫持国家长远利益。国内矛盾主导外交的特点相比任何时期都更突出。内部分裂和冲突推动政治家求助于军事和经贸上的外交冲突来解困，造成政府对外好斗。

　　这种状况的成因是结构性的。特朗普的上台即是诸多潜在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推动力。这场运动必然要持续若干年，而2018年只是刚刚开始。

　　中期选举的挑战

　　但是2018年的特殊性又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增添了新的因素，那就是中期选举。

　　中国舆论对美国总统大选关注度极高，但普遍忽视中期选举的重要性。在每一次中期选举中，中美经贸关系常常成为舆论焦点，中国成为美国问题的替罪羊。两党候选人都乐于把中国描绘成美国贸易赤字和就业流失的罪魁祸首，把竞选对手刻画为中国的买办。尽管攻击中国已经是美国选举中的常规项目，但相比于总统大选，中期选举中的中国形象要恶劣得多。

　　中期选举的候选人人数众多，背景多元复杂，候选人的素质远不如总统候选人，因此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也流于片面，容易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另外，中期选举层级繁多，从联邦参众两院延伸到州郡市，竞选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比总统候选人更近，更需要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来赢得选民支持。因此用煽情手法攻击自由贸易或移民来获得选民支持成为常态，攻击程度也较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为甚。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矛盾的升级助燃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媒体和政治家极尽能事从中获利，让这种情况变得尤其严重，对中国的污名化也更为严重。因此2018年是中国在美形象最为挑战的一年。

　　朝鲜半岛危机的不确定性

　　在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特朗普上台后最为显著的一个对华外交策略是将中美经贸关系与朝鲜半岛的危机管控直接挂钩。具体而言，特朗普希望利用贸易政策说服或者胁迫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协助美国对朝施加压力。这个策略对中美两国的利弊以及解决半岛危机另当别论。但在过去一年当中，这个政策捆绑在缓解中美经贸关系上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目前美国和朝鲜依然没有放弃各自的立场。但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并未放松，很有可能在近期达到令美国无法容忍的程度。因此2018年是解决半岛危机的关键年。在战争爆发之前，特朗普不会放弃捆绑政策。但战争的迫切性又让捆绑政策失去意义。特朗普将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将直接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特朗普势必要迎合国内舆论导向而对中国发难，把中美贸易不均衡、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知识产权转移等话题作为国内政治动员工具和外交筹码。即使朝鲜半岛危机可能会为中国赢得一定的空间，但过去几个月的经验显示，捆绑政策双刃剑，不足以阻止特朗普对中国放弃经贸方面的挑衅。因此尽管中美经贸关系致远可期，但行稳难求已成定势，而2018年的路尤其不平坦。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原题《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