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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正芳:“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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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正芳:“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中日关系

大平正芳:“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中日关系
2018-01-23 09:55:11
来源:《祖父大平正芳》 作者: 渡边满子
关键词:中日关系 点击: 我要评论
在临别致辞后,等周围的人都走开,临上飞机前周总理拉住田中首相说:“请向日本的天皇陛下致以问候。”对周总理要求转达的这一重要口信,田中感动至极,回答道:“太感……谢……”他感慨万千,甚至未能说完那句话。

  也许是因为不太擅长搞清是非黑白,或者是不愿意去分清吧,外祖父一直都记不住“大熊猫”的名称。他每次都会问:“对了,那个,黑白相间的熊,叫什么来着?”

  邦交正常化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外祖父在北京飞往上海的专机内相对而坐。实际上据说田中首相在北京的交涉结束后,希望立刻返回日本,不参加原先预订前往上海的行程。这是因为他在意日本国内反对邦交正常化的动向。但周总理执意邀请田中前往上海,这其实有其自身的考虑,而当时日本方面并不知晓。原因在于张春桥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中心人物当时坐镇上海,为了向政治对手昭显自己的政治成果,周总理无论如何想让日本的一行客人访问上海。(此为作者的观点,请读者明辨。——译者注)

  或许是意识到外祖父与姬鹏飞的外长会谈在前往万里长城途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田中首相表示:“希望与周总理一起搭乘飞机前往上海。”对于这略显勉强的要求,日本外务省也表示很为难,但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最终还是得以实现。原先预定在专机上也要举行会谈,但田中首相在飞机起飞后就睡着了,周总理贴心地为他盖上了毛毯。北京至上海的飞行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的总理与日本的首相竟然乘坐同一架飞机。从近年的国际形势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际上,在与“四人帮”的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周总理原本搭乘的飞机被安上了炸弹在空中爆炸了。据说幸亏周总理事先接到匿名电话,警告称“不要乘坐原先预订的飞机”,这才逃过一劫。(实际是周恩来因阑尾手术改变行程。——译者注)

  在途中,周总理从飞机上指着一片广袤的大地,略带兴奋地介绍说:“这一带就是我的故乡江苏省。”怀念故乡的心情不分国界,对政治家而言,乡愁与对故乡的爱也许会映射在自己最核心的政策中。正如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外祖父的田园都市国家构想……

  在上海的招待会上洋溢着祝贺的喜悦气氛,田中首相或许是想犒劳外祖父,点名外祖父与周总理干杯。结果,滴酒不沾的外祖父向同桌的所有人敬酒,干掉了10杯以上的茅台酒。在会场他勉强支撑住了,但一回房间就穿着西服倒在了床上,据说作为秘书的父亲解开他的领带就费了很大的劲。

  次日终于到了要返回日本的时候,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紧紧地握住手。在临别致辞后,等周围的人都走开,临上飞机前周总理拉住田中首相说:“请向日本的天皇陛下致以问候。”对周总理要求转达的这一重要口信,田中感动至极,回答道:“太感……谢……”他感慨万千,甚至未能说完那句话。

  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周恩来已身患癌症,并于四年后的1976年1月8日逝世。而天皇实现访中是在建交20年后的1992年。在此之间日本的年号也从昭和变成了平成。

  外祖父后来就当时的情形回忆称:“政治家的价值是在自己与国家民族成为一体,或是将要成为一体时感受到的。当时党内虽然反对日中恢复邦交的声音很强烈,但现在回顾起来,还是觉得身为政治家很好啊。”

  当日中友好的象征大熊猫来到上野动物园引发热潮时,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长大成人后我希望能够从事一些能起日中桥梁作用的工作。而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这个机会终于来临。当时我在日本电视台担任节目制作人,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需要策划关于中国的特别节目。那时我就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于是我就策划了题为《女性们的中国》的纪录片,聚焦日中历史潮流中坎坷波折的女性,并作为日本电视台建台55周年的特别节目播出。

  节目中介绍了日中历史上命运坎坷的多个女性,其中对山口淑子进行了4个小时的专访。山口淑子以中文名“李香兰”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历经战争的动乱年代,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在节目中结缘后,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与山口淑子一起吃饭、看戏,听她讲述了许多往事,如在上海租界生活时的事情,战争结束时的混乱与绝望、后悔,在日本的恋情及第二人生,还有田中角荣首相力邀其出马参加参议院选举,与外祖父一同在全国巡回演说的事。对这位“艺人议员”的先驱,据说田中角荣直到最后都以“李香兰”之名称呼她。山口淑子曾对我说:“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经历了那样的时代啊!”以两个名字生活于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她说:“为了不在历史的歧路犯错,个人与国家都必须好好思考认同问题。”2014年9月7日,得享天年的山口淑子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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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正芳:“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中日关系

2018-01-23 09:55:11
来源:《祖父大平正芳》 作者: 渡边满子
在临别致辞后,等周围的人都走开,临上飞机前周总理拉住田中首相说:“请向日本的天皇陛下致以问候。”对周总理要求转达的这一重要口信,田中感动至极,回答道:“太感……谢……”他感慨万千,甚至未能说完那句话。

  1972年日本寻求与中国恢复邦交时,持反对意见者居多且阻力十分强大。国会上讨论的混乱,不仅是因为在野党,更来自执政党自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顽强抵抗。这段往事直到现在还常被提起。不仅如此,右翼的街头宣传车连日来到位于濑田的外祖父家门口,用扩音器大声进行谩骂。当时我年仅10岁,只能关紧家里的防雨窗,静静地等着他们离开。

  继池田内阁以来,外祖父当时在田中内阁是第二次出任外务大臣,他全力以赴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也是战后日本的一大政治课题。

  1972年9月25日,为交涉两国邦交正常化,首相田中角荣、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及外祖父一行起程前往北京。当天早上,大平家弥漫着紧张感和悲壮感,处于一种奇妙的静寂之中。政府一行的成员中还包括从大藏省调派担任外祖父秘书的父亲。田中首相在严密的护卫下前往羽田机场,而外祖父先派出一辆车进行迷惑,本人乘坐的车则在数分钟后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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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反对的声音还很强烈,从今天的角度看极有可能发生类似恐怖事件的危险,因此万一有什么,这或许就是最后的告别了。家人虽然嘴上什么都不说,但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关于当时的情形,田中真纪子在接受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电视特别节目采访时曾介绍:“父亲一直对我说必须要广泛地了解世界,也是这么培养我的,实际上父亲每次出访时都带着我,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也会和他一起去中国,但父亲说:‘这次你留下来……因为我是赌上一条命去的。’我就留在了日本。”

  母亲芳子也在同一节目中透露:“父亲虽然没有说‘好好守住这个家’那样的遗言,但还是说了该说的话之后出发的。”对于母亲而言,父亲和丈夫一起去中国,她的心中自然无法保持平静。事实上,威胁着要“杀了你”的恐吓信也寄到了首相和官房长官的手中。

  在戒备森严的态势下,首都高速公路3号线被完全封锁。在无声地闪着红灯的警视厅巡逻车开道下,外祖父的车与警卫车以及载有我们家人的车队驶向羽田机场。那个场面就像电影中的一幕,直到现在还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羽田机场22号登机口前挤满了众多来送机的人,极为罕见的是甚至连在野党的干部也在其中。

  当天上午11点半,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据说当地气温20℃,迎接他们的北京晴空万里、澄澈明净。

  欢迎仪式结束后,田中一行前往住处。据说他们乘坐中国的“红旗”牌高级轿车,从机场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大道,每隔100米就有警察站立。由于两国此前未建立邦交关系,这次又是日本人首次入住迎宾馆,因此他们入住的18号楼前插上了日本国旗。

  恢复日中邦交是外祖父成为政治家时一直立志实现的夙愿。当外祖父还是20多岁的大藏省官僚时,曾只身在中国的张家口住过一年半左右。那时正值日中战争之际,他结婚后长子正树出生,妻子志华子也正怀上第二胎。他所住的地方靠近内蒙古,几乎见不到树木,满是黄土色的乡村氛围。我想他当时应该目睹了日本军部的横行霸道,于是在心中滋生了对中国人的赎罪意识。实际上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他也曾将当时的回忆赋诗一首赠予中方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据说这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信任。

  谈判一度濒临决裂,在交涉中牵涉的最大难题是“台湾问题”,即应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宣布废除“日华条约”。外祖父认为,如废除“日华条约”,极有可能遭反对势力的毒手。但如不冒这一风险,又无法与中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

  在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后,姬部长说道:“作为两国友好的证明,希望向日本赠送这一礼物。”随即递来的纸上写着“大熊猫”三个字。外祖父问道:“这是熊吗,还是猫?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姬部长微笑着说:“在外国这被称为熊猫(Panda),是我国特有的动物。”经双方约定,10月底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首次登陆日本。之后两国关系被友好的氛围所包围。但从中国返回的飞机上,作为秘书同行的父亲森田一听到外祖父说:“现在都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当30年后、40年后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而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也许是因为不太擅长搞清是非黑白,或者是不愿意去分清吧,外祖父一直都记不住“大熊猫”的名称。他每次都会问:“对了,那个,黑白相间的熊,叫什么来着?”

  邦交正常化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外祖父在北京飞往上海的专机内相对而坐。实际上据说田中首相在北京的交涉结束后,希望立刻返回日本,不参加原先预订前往上海的行程。这是因为他在意日本国内反对邦交正常化的动向。但周总理执意邀请田中前往上海,这其实有其自身的考虑,而当时日本方面并不知晓。原因在于张春桥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中心人物当时坐镇上海,为了向政治对手昭显自己的政治成果,周总理无论如何想让日本的一行客人访问上海。(此为作者的观点,请读者明辨。——译者注)

  或许是意识到外祖父与姬鹏飞的外长会谈在前往万里长城途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田中首相表示:“希望与周总理一起搭乘飞机前往上海。”对于这略显勉强的要求,日本外务省也表示很为难,但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最终还是得以实现。原先预定在专机上也要举行会谈,但田中首相在飞机起飞后就睡着了,周总理贴心地为他盖上了毛毯。北京至上海的飞行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的总理与日本的首相竟然乘坐同一架飞机。从近年的国际形势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际上,在与“四人帮”的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周总理原本搭乘的飞机被安上了炸弹在空中爆炸了。据说幸亏周总理事先接到匿名电话,警告称“不要乘坐原先预订的飞机”,这才逃过一劫。(实际是周恩来因阑尾手术改变行程。——译者注)

  在途中,周总理从飞机上指着一片广袤的大地,略带兴奋地介绍说:“这一带就是我的故乡江苏省。”怀念故乡的心情不分国界,对政治家而言,乡愁与对故乡的爱也许会映射在自己最核心的政策中。正如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外祖父的田园都市国家构想……

  在上海的招待会上洋溢着祝贺的喜悦气氛,田中首相或许是想犒劳外祖父,点名外祖父与周总理干杯。结果,滴酒不沾的外祖父向同桌的所有人敬酒,干掉了10杯以上的茅台酒。在会场他勉强支撑住了,但一回房间就穿着西服倒在了床上,据说作为秘书的父亲解开他的领带就费了很大的劲。

  次日终于到了要返回日本的时候,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紧紧地握住手。在临别致辞后,等周围的人都走开,临上飞机前周总理拉住田中首相说:“请向日本的天皇陛下致以问候。”对周总理要求转达的这一重要口信,田中感动至极,回答道:“太感……谢……”他感慨万千,甚至未能说完那句话。

  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周恩来已身患癌症,并于四年后的1976年1月8日逝世。而天皇实现访中是在建交20年后的1992年。在此之间日本的年号也从昭和变成了平成。

  外祖父后来就当时的情形回忆称:“政治家的价值是在自己与国家民族成为一体,或是将要成为一体时感受到的。当时党内虽然反对日中恢复邦交的声音很强烈,但现在回顾起来,还是觉得身为政治家很好啊。”

  当日中友好的象征大熊猫来到上野动物园引发热潮时,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长大成人后我希望能够从事一些能起日中桥梁作用的工作。而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这个机会终于来临。当时我在日本电视台担任节目制作人,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需要策划关于中国的特别节目。那时我就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于是我就策划了题为《女性们的中国》的纪录片,聚焦日中历史潮流中坎坷波折的女性,并作为日本电视台建台55周年的特别节目播出。

  节目中介绍了日中历史上命运坎坷的多个女性,其中对山口淑子进行了4个小时的专访。山口淑子以中文名“李香兰”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历经战争的动乱年代,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在节目中结缘后,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与山口淑子一起吃饭、看戏,听她讲述了许多往事,如在上海租界生活时的事情,战争结束时的混乱与绝望、后悔,在日本的恋情及第二人生,还有田中角荣首相力邀其出马参加参议院选举,与外祖父一同在全国巡回演说的事。对这位“艺人议员”的先驱,据说田中角荣直到最后都以“李香兰”之名称呼她。山口淑子曾对我说:“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经历了那样的时代啊!”以两个名字生活于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她说:“为了不在历史的歧路犯错,个人与国家都必须好好思考认同问题。”2014年9月7日,得享天年的山口淑子逝世,享年94岁。

  外祖父曾说,日本与中国就像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关系。在对待文化和个人的生活方式方面,不同之处远比相似之处多。正因如此,才需要忍耐与努力,作为重要的邻国和平相处。

  现在我在一个非营利组织从事以电影为主的日中交流活动,而出发点正是1972年9月外祖父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倾注的热情,以及好比双雄般的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两人那次强有力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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