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挑战

　　《巴黎协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全球减排协定，也是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和《京都议定书》(1997年)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件,奠定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迄今为止，共有147个缔约方批准了该协定，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82%。

　　2017年8月4日,美国向联合国正式提交退出《巴黎协定》意向书。2017年12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2台采访时再次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行为。美国的退出行为不仅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努力造成了巨大打击，而且对全球气候治理及其背景下的美欧关系及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朗普解释美国“退群”理由

　　第一，特朗普认为《巴黎协定》给各国带来利益的前提是牺牲美国利益，美国的财富会被其他国家重新分配,而美国将为此承受失业增加、工厂倒闭、经济生产缩水等一系列代价。特朗普声称，到2025年，美国将因《巴黎协定》减少27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近1/6为制造业岗位。到2040年，美国的竞争力和经济实力均将受到严重削弱，其中煤炭、钢铁、天然气和水泥等行业尤为严重。最终，美国将蒙受GDP减少3万亿美元和工作岗位流失670万个的惨重损失。

　　第二，特朗普认为，可再生能源仅满足美国经济增速1%的能源需求。当增速提升到3%—4%时，要避免出现限电甚至停电，美国经济增长需要能源多样化，美国需要所有形式的能源。

　　第三，特朗普认为《巴黎协定》的效果存疑。他援引一份研究报告结论称，即便所有国家兑现减排承诺，到本世纪末气温升高的降幅也不会超过0.2℃，而这与协定所设定的2℃的目标值相去甚远。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面临重组

　　美国退出虽未直接断送《巴黎协定》但却在多方面产生了恶劣影响。作为经济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气候合作是《巴黎协定》得以达成、签署和生效的最关键因素，也是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两大引擎”。发达国家承诺2020年以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美国的退出将导致发达国家资金份额分配发生变化,原本对资金援助就有争议的发达国家有可能会因此产生阵营分裂。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或将因资金援助等问题而产生变化，最终退回到观望和“搭便车”的立场之上。

　　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的逻辑起点带有先天的排他性，与欧洲联合自强所追求的“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具有不可调和性。欧洲国家历来把环保领域看成是欧洲获得世界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欧洲国家凭借先进的环保技术优势和积极的环境政策，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成为主要领导者之一。此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已经让积极履约的欧洲留下了不信任的心理阴影，此次美国的退出使欧洲决定把共同推动履行《巴黎协定》的希望转到中国身上。因此，中欧合作或将取代之前的中美合作并成为推动落实《巴黎协定》新的双引擎。

　　美国“退群”将压力抛给中国

　　特朗普大选期间即表态要重振美国传统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和能源业。此次退出《巴黎协定》的表面原因是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欲借退出来摆脱减排的束缚，从而提振美国经济增长，提升美国在相关产业领域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能在传统工业产品领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优势,是因为中国不受减排的强力约束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如果没有减排约束,美国的传统工业产品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美国在贸易领域重新占据优势并扭转中美贸易格局。

　　中美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0%，美国退出后，已批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例下降到67%，而中国在其中占到了1/3以上，国际社会把领导实施《巴黎协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普遍希望中国接过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因此，中国将面临空前的道义压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每一项政策和行动都会被国际社会按照是否符合“负责任大国”的标准进行解读和评判。

　　理性应对美国“退群”规避潜在风险

　　《巴黎协定》里,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提出了在2030年实现四项有雄心、有力度的目标：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中的占比提升至20%，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早日达峰，增加森林蓄积量和碳汇。而美国也提出了到2025年实现比2005年碳排量减少26%—28%的宏伟计划,中美所表达的强烈政治意愿和责任承诺成为国际社会对《巴黎协定》充满信心的根本保障.但是，美国退出的现实使国际社会寄希望于中国接掌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对此中国必须清醒认知机遇与风险，理性地选择应对策略。

　　提升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首先，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应加强领导创设国际气候制度和博弈规则的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会议的气候议题设置能力，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推进气候合作进程，根据自身实际向国际社会提供资金、人员、软硬件等国际公共产品。其次，提升科学性话语权。中国应加强气候相关科学研究能力，在行使话语权时体现科学数据、理论、术语的中国特色。再次，提升道义性话语权。中国应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诸项原则，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利益，鼓励和吸引更多国家(国际组织)、企业及公众的多元参与。

　　争取美国重回《巴黎协定》。特朗普在宣布美国退出时，宣称美国希望重启谈判以签订一份对美国公平的气候协议。尽管联合国拒绝了为美国重启谈判，但事实上依然存在使美国重回协定的可能性。美国已经表态仍会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最糟糕的情况就同其退出《京都议定书》后一样，全球气候谈判以“二轨”模式进行。在美国真正退出协定前，中国应参照《巴黎协定》签订前与美国合作的模式，将中美气候合作纳入到全球气候合作的整体行动之中，尽力劝说美国回归协定的框架。

　　避免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捧杀”。面对国际社会的热捧，中国应该清醒把握自身定位，不能因要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而承诺担负额外的责任。《巴黎协定》不仅是减排协议，更是涵盖广泛的经济利益的经贸协定，同时也含有重大的政治含义。《巴黎协定》是南北国家博弈斗争的结果，也正是因为中美达成共识才促使该协定最终达成。美国退出协定后，其不受环境约束的产业振兴必然对执行减排承诺的中国的产业发展形成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中，必须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坚持“韬光养晦，稳扎推进”的政策，避免落入被国际社会捧杀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