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民粹主义与特朗普反全球化的内在必然性

 　一、美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RS)2016年提供的研究报告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体现为处于收入顶端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快。比如，将处在收入顶端20%家庭的收入与处在收入底端20%家庭的收入进行比较，1975年前者是后者的10.3倍，2015年这一比率扩大到16.3倍。尤其是在2000—2015年，这一比率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但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首先是技术进步，其次才是全球化、工会化水平下降以及最低工资水平波动等。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工人工资水平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只有10%—20%。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另一个领域是美国就业岗位的丧失，但经验研究显示，全球化对美国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微乎其微，尽管它对低技能(工资)工人的冲击要远大于对高技能(工资)工人的冲击。

　　然而，普通民众对全球化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感知与实际结果相差很大。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理论上相信全球化(87%的受访者认同“贸易是个好东西”)，却不相信全球化的具体收益(只有47%的受访者认同“贸易创造了工作机会”，31%的受访者认同“贸易提高了工资”，28%的受访者认同“贸易降低了消费价格”)。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民众中同样存在。

　　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全球化是一个难以向公众推销的产品，它的收益是在大众之间广泛分配的，而损失则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具体的企业或工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者能够放大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原因。

　　既然全球化的收益大于损失，并且收益和损失的分布存在不对称现象，按理说，政府应该进行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但实践证明，政府并没有发挥有效调节者的作用。

二、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

　　过去20年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平均为37%，其中美国仅为22%。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与新兴经济体份额的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统计显示，就美国而言，它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真正的变化是美中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格局，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之后，两国间经济规模的差距明显缩小。因而，美国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竞争，并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最大威胁。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盛行始于2012年。此前，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直高于持负面看法;此后，这一关系发生了逆转。多数民众关注的议题是，中国经济日趋强大，并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一系列的官方报告也开始明确把中国确定为其最大威胁。很显然，无论是美国民间还是官方都把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与经济规模变化视为一种威胁。它所反映的是民粹主义对事实和逻辑的扭曲。

　三、跨国移民与文明冲突

　　跨国移民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自然现象。根据相关统计，2016年美国的移民数量(生活在美国、出生在国外的人口)达到了437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5%，其中非法移民占大约1/4。与1965年相比，移民数量翻了近三倍，当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4%。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到2013年增速开始放慢。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理论上劳动力应该和资本、技术一样实现跨国的自由流动。但实际上这种流动从未真正实现过，也不存在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多边贸易规则。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例，尽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对自然人流动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抵制，所涉及的自然人只限于“服务提供者”，且相关规则不能与成员方的出入境管理、移民管制、就业法规相冲突。

　　对待外来移民，民众的反应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美国(及多数发达国家)多数民众认为外来移民工作努力、受教育程度高而持肯定态度。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2%的受访者认为外来移民使美国更为强大。另一方面，来自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对移民的敌视正在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同样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2018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中，70%的选民认为移民是影响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以外的十个发达国家中，反对移民的中位数比例达到58%，即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南非、俄罗斯)，反对移民的比例与发达国家也相差无几。这表明对移民的敌视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证明，对移民的敌视通常会成为全球化繁荣周期终结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者，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的反全球化立场与再全球化目标必然会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当今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是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反映少数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排他性全球化，另一方是中国所倡导的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包容性全球化。对于包容性全球化，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中国学者对于包容性全球化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表述：一是把包容性全球化等同于“一带一路”与(现有)全球化的结合。其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等。二是通过对现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行改革，构建新型全球化。其核心内涵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地位;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奉行开放、平等、包容、普惠的理念;实现全民共享等。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取决于这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结果，而影响博弈结果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社会对两种全球化模式的认同度。

　　第二，两种全球化模式实现的可行性。

　　第三，两种全球化模式能否找到最大公约数。

　　总之，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与再全球化政策导向会使全球化进入一个周期性的低谷。在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博弈过程中，短期内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将处于优势地位，长期内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将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一、美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RS)2016年提供的研究报告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体现为处于收入顶端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快。比如，将处在收入顶端20%家庭的收入与处在收入底端20%家庭的收入进行比较，1975年前者是后者的10.3倍，2015年这一比率扩大到16.3倍。尤其是在2000—2015年，这一比率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但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首先是技术进步，其次才是全球化、工会化水平下降以及最低工资水平波动等。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工人工资水平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只有10%—20%。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另一个领域是美国就业岗位的丧失，但经验研究显示，全球化对美国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微乎其微，尽管它对低技能(工资)工人的冲击要远大于对高技能(工资)工人的冲击。

　　然而，普通民众对全球化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感知与实际结果相差很大。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理论上相信全球化(87%的受访者认同“贸易是个好东西”)，却不相信全球化的具体收益(只有47%的受访者认同“贸易创造了工作机会”，31%的受访者认同“贸易提高了工资”，28%的受访者认同“贸易降低了消费价格”)。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民众中同样存在。

　　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全球化是一个难以向公众推销的产品，它的收益是在大众之间广泛分配的，而损失则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具体的企业或工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者能够放大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原因。

　　既然全球化的收益大于损失，并且收益和损失的分布存在不对称现象，按理说，政府应该进行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但实践证明，政府并没有发挥有效调节者的作用。

二、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

　　过去20年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平均为37%，其中美国仅为22%。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与新兴经济体份额的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统计显示，就美国而言，它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真正的变化是美中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格局，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之后，两国间经济规模的差距明显缩小。因而，美国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竞争，并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最大威胁。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盛行始于2012年。此前，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直高于持负面看法;此后，这一关系发生了逆转。多数民众关注的议题是，中国经济日趋强大，并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一系列的官方报告也开始明确把中国确定为其最大威胁。很显然，无论是美国民间还是官方都把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与经济规模变化视为一种威胁。它所反映的是民粹主义对事实和逻辑的扭曲。

　三、跨国移民与文明冲突

　　跨国移民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自然现象。根据相关统计，2016年美国的移民数量(生活在美国、出生在国外的人口)达到了437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5%，其中非法移民占大约1/4。与1965年相比，移民数量翻了近三倍，当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4%。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到2013年增速开始放慢。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理论上劳动力应该和资本、技术一样实现跨国的自由流动。但实际上这种流动从未真正实现过，也不存在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多边贸易规则。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例，尽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对自然人流动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抵制，所涉及的自然人只限于“服务提供者”，且相关规则不能与成员方的出入境管理、移民管制、就业法规相冲突。

　　对待外来移民，民众的反应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美国(及多数发达国家)多数民众认为外来移民工作努力、受教育程度高而持肯定态度。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2%的受访者认为外来移民使美国更为强大。另一方面，来自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对移民的敌视正在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同样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2018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中，70%的选民认为移民是影响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以外的十个发达国家中，反对移民的中位数比例达到58%，即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南非、俄罗斯)，反对移民的比例与发达国家也相差无几。这表明对移民的敌视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证明，对移民的敌视通常会成为全球化繁荣周期终结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者，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的反全球化立场与再全球化目标必然会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当今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是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反映少数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排他性全球化，另一方是中国所倡导的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包容性全球化。对于包容性全球化，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中国学者对于包容性全球化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表述：一是把包容性全球化等同于“一带一路”与(现有)全球化的结合。其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等。二是通过对现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行改革，构建新型全球化。其核心内涵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地位;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奉行开放、平等、包容、普惠的理念;实现全民共享等。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取决于这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结果，而影响博弈结果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社会对两种全球化模式的认同度。

　　第二，两种全球化模式实现的可行性。

　　第三，两种全球化模式能否找到最大公约数。

　　总之，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与再全球化政策导向会使全球化进入一个周期性的低谷。在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博弈过程中，短期内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将处于优势地位，长期内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将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