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推印度教民族主义，能否实现“旧邦新造”的印度梦？

 　　自从印度当局在2019年12月11日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以来，印度各地的游行示威连绵不绝。从2月23日到2月28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印期间，印度各地的骚乱迎来了高潮。据新华网报道，在特朗普访印期间，印度首都地区的骚乱已造成43人死亡，350多人受伤。在骚乱当中，印度警察对拿着武器在学校追杀穆斯林学生的印度教暴徒无动于衷。

　　按照引发骚乱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规定，印度将给2015年之前因宗教迫害逃离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来到印度的六大宗教信仰群体(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拜火教和基督教)以印度国籍。

　　该消息一出，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就爆发了大规模骚乱，造成多人伤亡。莫迪政府马上在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实施宵禁和断网。此后，骚乱如星星之火一般点燃了印度各邦。很明显，该法案将穆斯林排除在外，缅甸罗兴亚人的悲剧很可能会重演。这也被视作莫迪的印人党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最新政策动向。

　　该法案颁布以来，印度社会为何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骚乱?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其效果如何?

　　01、《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为何引发印度骚乱?

　　自《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颁布以来，莫迪就一直都在解释，这样的政策是出于印度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是为了保护那些在邻国受到迫害的少数族群，并没有歧视特定族群的意思，这是“在多元下的统一是印度的独特之处”。莫迪还指责国大党参与策划示威游行，并鼓励印度教徒进行举报。

　　国大党议员Shashi Tharoor认为，这个法案跟印度的建国精神相违背，是对印度灵魂的分裂。而且，只要印度穆斯林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就有可能被剥夺作为印度公民的权益。因为许多穷人其实并没有能够证明他们出生时间、地点的材料，该法案使得许多穆斯林穷人不得不自证国籍。

　　《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的骚乱，已经惊动联合国。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所未有地已经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了请求，要求印度最高法院反对该法案。但印度当局坚决反对联合国的干预，坚称这是“国家内部事务”，联合国无权干预。

　　02、“印度梦”恐成泡影，莫迪打民粹主义牌挽回民意

　　莫迪靠着经济许诺上台，他给印度民众许诺了一个“印度梦”。但是，这个经济繁荣、成为大国的梦想，在近几年来恐成泡影。为了其政党的利益和选票，莫迪煽动起民粹主义。印度国内有80%左右的人口信仰印度教，这是莫迪能找到的团结其选民的最大公约数。

莫迪

　　在莫迪上台后，印度经济一开始靠着投资和债务获得了高速发展，他也因此取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但近年来，印度的经济隐患开始暴露。去年第三季度，印度的GDP增长仅为4.5%，这是莫迪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印度的GDP增长只有4.7%。

　　而且，印度农村的消费降到了196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体的失业率提升到了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调查，自2017年以来，印度的自杀率持续上升，许多自杀者都是跌入贫困者。这表明，印度的贫困问题正在加剧。此外，新冠肺炎的流行，使得印度在新的一年内的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面对经济形势的低迷，为了挽回印人党日渐惨淡的支持率，莫迪加紧了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议程。印人党政权废除了“三声离婚”的穆斯林习惯法，并将“罗摩庙”判给了印度教徒。在2019年8月，印人党政府就废除了印控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方便印度教徒前往定居，来稀释和淡化该地占多数的穆斯林群体，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上更进一步。

　　经济低迷影响着莫迪政府，政治更激进地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决策，其实反过来也成立。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Kaushik Basu在《外交政策》撰文认为，印度的经济问题的部分根源，实际也来自于印度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市场、贸易、发展都是要在一定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下才能实现的，这是纯粹的经济学中备受忽视的问题。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些地方的央行降低利率，增加流动性，却未能恢复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或者为何现实并不符合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和通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

　　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Kaushik Basu认为，印度政府的政策不利于社会规范和国家制度基础的稳定。紧张的宗教局势和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无疑让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信任感降低。而信任感和归属感，是经济正常运行的社会规范基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的投资率从七八年前的39%下降到30%，这也表明投资所依赖的信心和社会信任正在流失。因此，政治反过来也会影响印度的经济前景。

　　03、印度教民族主义能重塑印度民族吗?

　　众所周知，印度社会的多元程度极高，宗教、种姓、社群、民族、阶级等复杂因素割裂着印度社会，使得印度社会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各地势力割据严重，这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实际治理能力。腐败的“印度式民主”，使得各地方陷入权力斗争;印度长远的利益，则被政客短期的选票利益搁置。纵横交错的利益集团“封建式”的割据，也是印度的经济一直难以现代化的原因。

　　这样看来，印人党所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是不是一次整合碎片化的印度社会、重新建构印度民族的尝试呢?有人就会认为，这是印度的“旧邦新造”。“印度”这个观念和现代的政治、司法和文化框架，都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而且，印度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或重大的革命或民族灾难，给普通的印度人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所以未能形成具有强凝聚力的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就常用传统印度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势力“借力打力”，互相制衡，以达到用最小的成本统治这片次大陆的目的。

　　印度的历史长河，是一段外族不断入侵的历史，这也是印度族群政治如此复杂的原因。对于印度人来说，英国人不过是统治他们的最后一个外族，而且英国人并未对印度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许多传统的社会结构遗留至今。在英国人离开之后，高度精英化的国大党所坚持的世俗、宪政、民主、联邦制的框架，利用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合法性长期执政。国大党的精英们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不太感兴趣，其民族独立运动所形成的印度民族主义的整合能力有限。

　　在国大党的革命合法性消退后，印度民族主义中的异质性元素和身份就重新显得重要起来，而这些异质性元素恰恰根植于印度传统。利益分化，使得印度社会的认同变得格外复杂。印度的现代民族建构似乎还有待完成，这意味着“谁是印度人”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明目张胆地排斥穆斯林这个“他者”，将全国占80%的印度教徒团结起来，用印度教这个最大公约数力求将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国家”，重新打造印度民族，似乎重新给予印度人以新身份，重新锻造更有凝聚力的现代印度民族。

　　莫迪的“旧邦新造”是否会成功?莫迪的印人党所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不是重塑民族身份的万灵药，也会遇到很多困难，而这些困难恰恰出自印度教的传统。首先，印度教本身就有许多种流派，蕴含着巨大的多样性。

　　在印人党推广一种大一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时候，无疑会将某种印度教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化为唯一，并要求其他信仰不同宗派的印度教徒遵守，这会造成其他群体的反感。比如说，印人党的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就想把素食纳入印度教徒的特性和行为规范当中，但实际上印度的非素食人口高达77%。

　　其次，在印度，以达利特人为代表的低种姓的抵抗，依然不能简单地忽略。虽然种姓制度在宪法里被取缔了，但当时的印度还不具有取代种姓制度来协调社会关系的组织。印度的民主政治，反而加深了印度人民的种姓认同。印度宪法规定要为位于底层的达利特人(“贱民”Dalit)以及原住民(Adivasis)提供一定的政府公共工作岗位配额，这促成了达利特人的政治意识觉醒。

　　在许多地方选举中，各个种姓互相结盟或对抗，以争取获得更多政府公共工作岗位的配额。为了各种姓的具体利益，各种姓们成立了种姓党派、种姓协会等政治集团，民主选举反而加固了各种姓的身份认同。为了有效地统治全国，印人党不得不与许多具有异质性的地方政党结盟，这会消解印人党的整合效果。由于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的社会精英们对社会革命并没有特别大的想法，达利特人对国大党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感到失望。此外，达利特人和其他低种姓的人们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里备受压迫，他们将印度教看成高种姓的雅利安人入侵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剥削体系，这使得相当多达利特人改宗别的宗教，并自觉抵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国大党统治期间，印人党和达利特人曾有过蜜月期，但当他们失去了国大党这一共同敌人后，他们的联盟很快分崩离析。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达利特人的根本性矛盾，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的社会精英们对社会革命并没有特别大的想法，达利特人对国大党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感到失望。此外，达利特人和其他低种姓的人们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里备受压迫，他们将印度教看成高种姓的雅利安人入侵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剥削体系，这使得相当多达利特人改宗别的宗教，并自觉抵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国大党统治期间，印人党和达利特人曾有过蜜月期，但当他们失去了国大党这一共同敌人后，他们的联盟很快分崩离析。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达利特人的根本性矛盾，是不可忽视的。

　　实际上，在印度教上，相比精英化的国大党，更为民粹的印人党只不过更明目张胆和激进，说出一些根本的事实。其实，印度并没有将国家和宗教真正区分开。在国大党成立的早期，甘地和尼赫鲁的倾向性就很明显。他们无视了穆斯林的诉求，导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合作破裂。尼赫鲁虽然不信印度教，却主张把印度教立为国教，即使这并没有实现。这说明国大党的精英们也常把宗教和民族混同，印度似乎天然是印度教徒的，这也为印巴分治埋下了种子。

　　在印度独立前，民族主义从西方传入，也点燃了印度宗教上的对立情绪。国大党实际代表的是高种姓的印度教人士，他们虽然表面上是世俗民族主义者，但其统治基础早已被编码为印度教的种姓社会，穆斯林群体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世俗化似乎意味着非伊斯兰化，与印度教无关。

　　随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末的风行，印度社会原有的连接纽带日渐破碎，这产生了对宗教以及认同感的需求。印人党高举印度教旗帜，正好满足了印度人民的要求。其政党组织化程度高，动员能力强，便一举取代了国大党的地位。印人党较国大党来说更为右翼，更为激进，也更为民粹。这也是穆斯林恐惧症在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具体的民粹情绪在印度的显现。

 　　自从印度当局在2019年12月11日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以来，印度各地的游行示威连绵不绝。从2月23日到2月28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印期间，印度各地的骚乱迎来了高潮。据新华网报道，在特朗普访印期间，印度首都地区的骚乱已造成43人死亡，350多人受伤。在骚乱当中，印度警察对拿着武器在学校追杀穆斯林学生的印度教暴徒无动于衷。

　　按照引发骚乱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规定，印度将给2015年之前因宗教迫害逃离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来到印度的六大宗教信仰群体(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拜火教和基督教)以印度国籍。

　　该消息一出，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就爆发了大规模骚乱，造成多人伤亡。莫迪政府马上在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实施宵禁和断网。此后，骚乱如星星之火一般点燃了印度各邦。很明显，该法案将穆斯林排除在外，缅甸罗兴亚人的悲剧很可能会重演。这也被视作莫迪的印人党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最新政策动向。

　　该法案颁布以来，印度社会为何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骚乱?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其效果如何?

　　01、《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为何引发印度骚乱?

　　自《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颁布以来，莫迪就一直都在解释，这样的政策是出于印度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是为了保护那些在邻国受到迫害的少数族群，并没有歧视特定族群的意思，这是“在多元下的统一是印度的独特之处”。莫迪还指责国大党参与策划示威游行，并鼓励印度教徒进行举报。

　　国大党议员Shashi Tharoor认为，这个法案跟印度的建国精神相违背，是对印度灵魂的分裂。而且，只要印度穆斯林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就有可能被剥夺作为印度公民的权益。因为许多穷人其实并没有能够证明他们出生时间、地点的材料，该法案使得许多穆斯林穷人不得不自证国籍。

　　《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的骚乱，已经惊动联合国。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所未有地已经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了请求，要求印度最高法院反对该法案。但印度当局坚决反对联合国的干预，坚称这是“国家内部事务”，联合国无权干预。

　　02、“印度梦”恐成泡影，莫迪打民粹主义牌挽回民意

　　莫迪靠着经济许诺上台，他给印度民众许诺了一个“印度梦”。但是，这个经济繁荣、成为大国的梦想，在近几年来恐成泡影。为了其政党的利益和选票，莫迪煽动起民粹主义。印度国内有80%左右的人口信仰印度教，这是莫迪能找到的团结其选民的最大公约数。

莫迪

　　在莫迪上台后，印度经济一开始靠着投资和债务获得了高速发展，他也因此取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但近年来，印度的经济隐患开始暴露。去年第三季度，印度的GDP增长仅为4.5%，这是莫迪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印度的GDP增长只有4.7%。

　　而且，印度农村的消费降到了196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体的失业率提升到了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调查，自2017年以来，印度的自杀率持续上升，许多自杀者都是跌入贫困者。这表明，印度的贫困问题正在加剧。此外，新冠肺炎的流行，使得印度在新的一年内的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面对经济形势的低迷，为了挽回印人党日渐惨淡的支持率，莫迪加紧了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议程。印人党政权废除了“三声离婚”的穆斯林习惯法，并将“罗摩庙”判给了印度教徒。在2019年8月，印人党政府就废除了印控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方便印度教徒前往定居，来稀释和淡化该地占多数的穆斯林群体，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上更进一步。

　　经济低迷影响着莫迪政府，政治更激进地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决策，其实反过来也成立。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Kaushik Basu在《外交政策》撰文认为，印度的经济问题的部分根源，实际也来自于印度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市场、贸易、发展都是要在一定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下才能实现的，这是纯粹的经济学中备受忽视的问题。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些地方的央行降低利率，增加流动性，却未能恢复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或者为何现实并不符合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和通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

　　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Kaushik Basu认为，印度政府的政策不利于社会规范和国家制度基础的稳定。紧张的宗教局势和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无疑让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信任感降低。而信任感和归属感，是经济正常运行的社会规范基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的投资率从七八年前的39%下降到30%，这也表明投资所依赖的信心和社会信任正在流失。因此，政治反过来也会影响印度的经济前景。

　　03、印度教民族主义能重塑印度民族吗?

　　众所周知，印度社会的多元程度极高，宗教、种姓、社群、民族、阶级等复杂因素割裂着印度社会，使得印度社会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各地势力割据严重，这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实际治理能力。腐败的“印度式民主”，使得各地方陷入权力斗争;印度长远的利益，则被政客短期的选票利益搁置。纵横交错的利益集团“封建式”的割据，也是印度的经济一直难以现代化的原因。

　　这样看来，印人党所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是不是一次整合碎片化的印度社会、重新建构印度民族的尝试呢?有人就会认为，这是印度的“旧邦新造”。“印度”这个观念和现代的政治、司法和文化框架，都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而且，印度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或重大的革命或民族灾难，给普通的印度人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所以未能形成具有强凝聚力的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就常用传统印度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势力“借力打力”，互相制衡，以达到用最小的成本统治这片次大陆的目的。

　　印度的历史长河，是一段外族不断入侵的历史，这也是印度族群政治如此复杂的原因。对于印度人来说，英国人不过是统治他们的最后一个外族，而且英国人并未对印度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许多传统的社会结构遗留至今。在英国人离开之后，高度精英化的国大党所坚持的世俗、宪政、民主、联邦制的框架，利用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合法性长期执政。国大党的精英们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不太感兴趣，其民族独立运动所形成的印度民族主义的整合能力有限。

　　在国大党的革命合法性消退后，印度民族主义中的异质性元素和身份就重新显得重要起来，而这些异质性元素恰恰根植于印度传统。利益分化，使得印度社会的认同变得格外复杂。印度的现代民族建构似乎还有待完成，这意味着“谁是印度人”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明目张胆地排斥穆斯林这个“他者”，将全国占80%的印度教徒团结起来，用印度教这个最大公约数力求将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国家”，重新打造印度民族，似乎重新给予印度人以新身份，重新锻造更有凝聚力的现代印度民族。

　　莫迪的“旧邦新造”是否会成功?莫迪的印人党所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不是重塑民族身份的万灵药，也会遇到很多困难，而这些困难恰恰出自印度教的传统。首先，印度教本身就有许多种流派，蕴含着巨大的多样性。

　　在印人党推广一种大一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时候，无疑会将某种印度教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化为唯一，并要求其他信仰不同宗派的印度教徒遵守，这会造成其他群体的反感。比如说，印人党的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就想把素食纳入印度教徒的特性和行为规范当中，但实际上印度的非素食人口高达77%。

　　其次，在印度，以达利特人为代表的低种姓的抵抗，依然不能简单地忽略。虽然种姓制度在宪法里被取缔了，但当时的印度还不具有取代种姓制度来协调社会关系的组织。印度的民主政治，反而加深了印度人民的种姓认同。印度宪法规定要为位于底层的达利特人(“贱民”Dalit)以及原住民(Adivasis)提供一定的政府公共工作岗位配额，这促成了达利特人的政治意识觉醒。

　　在许多地方选举中，各个种姓互相结盟或对抗，以争取获得更多政府公共工作岗位的配额。为了各种姓的具体利益，各种姓们成立了种姓党派、种姓协会等政治集团，民主选举反而加固了各种姓的身份认同。为了有效地统治全国，印人党不得不与许多具有异质性的地方政党结盟，这会消解印人党的整合效果。由于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的社会精英们对社会革命并没有特别大的想法，达利特人对国大党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感到失望。此外，达利特人和其他低种姓的人们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里备受压迫，他们将印度教看成高种姓的雅利安人入侵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剥削体系，这使得相当多达利特人改宗别的宗教，并自觉抵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国大党统治期间，印人党和达利特人曾有过蜜月期，但当他们失去了国大党这一共同敌人后，他们的联盟很快分崩离析。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达利特人的根本性矛盾，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的社会精英们对社会革命并没有特别大的想法，达利特人对国大党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感到失望。此外，达利特人和其他低种姓的人们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里备受压迫，他们将印度教看成高种姓的雅利安人入侵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剥削体系，这使得相当多达利特人改宗别的宗教，并自觉抵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国大党统治期间，印人党和达利特人曾有过蜜月期，但当他们失去了国大党这一共同敌人后，他们的联盟很快分崩离析。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达利特人的根本性矛盾，是不可忽视的。

　　实际上，在印度教上，相比精英化的国大党，更为民粹的印人党只不过更明目张胆和激进，说出一些根本的事实。其实，印度并没有将国家和宗教真正区分开。在国大党成立的早期，甘地和尼赫鲁的倾向性就很明显。他们无视了穆斯林的诉求，导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合作破裂。尼赫鲁虽然不信印度教，却主张把印度教立为国教，即使这并没有实现。这说明国大党的精英们也常把宗教和民族混同，印度似乎天然是印度教徒的，这也为印巴分治埋下了种子。

　　在印度独立前，民族主义从西方传入，也点燃了印度宗教上的对立情绪。国大党实际代表的是高种姓的印度教人士，他们虽然表面上是世俗民族主义者，但其统治基础早已被编码为印度教的种姓社会，穆斯林群体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世俗化似乎意味着非伊斯兰化，与印度教无关。

　　随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末的风行，印度社会原有的连接纽带日渐破碎，这产生了对宗教以及认同感的需求。印人党高举印度教旗帜，正好满足了印度人民的要求。其政党组织化程度高，动员能力强，便一举取代了国大党的地位。印人党较国大党来说更为右翼，更为激进，也更为民粹。这也是穆斯林恐惧症在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具体的民粹情绪在印度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