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与对话：韩日努力避免矛盾长期化

　　四、外交压力

　　外交成果是文在寅支持的重要来源，在韩国盖洛普9、10月的民意调查中，外交成果分别以18%、11%成为文在寅获得肯定评价的第一、第二位的重要理由;但2019年的韩国外交成就并不彰显。

　　一是韩日关系方面，贸易纠纷长期未得到解决。二是韩美关系方面，双方在第11份防卫费分担协定谈判中有矛盾。虽然特朗普“狮子大开口”，要求韩国每年需要承担现有分摊额5倍、达48亿美元的驻韩美军维持费用，但韩国限于实力和在半岛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并未反对上涨，只是表示“只接受公正、合理的上调方案”。三是中韩朝关系方面，2019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的纪念之年，与中朝关系在2019年的迅速发展、交流互动频繁相比，中韩关系发展“略显失色”。四是朝韩关系方面，与2018年6月朝美历史性会谈、9月文在寅访问平壤的成果相比，2019年韩国收获的则是朝美河内会谈的无果而终、半岛僵局和军事压力的增加。

　　军事、战略压力下，韩国在谋求韩美日、韩日合作。2019年以来，朝鲜已12次试射包括“朝版陆军战术导弹”“超大型火箭炮”“北极星-3”型新型潜艇弹道导弹在内的飞行器。联合国9月5日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朝鲜2017年以来仍在发展核导计划，而据韩国媒体分析，朝鲜有成为“实际拥核国”的风险。与军事压力增加相伴随的是战略压力的增加。据俄罗斯媒体分析，“朝鲜正在加强东北亚战略协调”。而韩国倚仗的盟友美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方面态度消极，并有抽身离开的风险。军事和战略压力下，谋求与同样面临压力的日本的合作，就有了外交甚至战略的意义。

　　五、日本的“变相鼓励”

　　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对双方会谈态度的改变，为韩日会谈的举行和升级创造了条件。自7月对韩实施贸易限制政策以来，日本对韩国要求举行的韩日会谈，发生了由拒绝会面，进行会面但只进行政策说明，到同意会面，安倍提出有必要会面的态度转变。

　　事实上，安倍对举行韩日会谈、发展韩日关系的态度，与韩国政府有相似之处。此次“最高级”会谈的举行也有赖于安倍的许可才能成行。正如在会谈前，安倍就强调“(韩日)必须坚持经常对话”，“日本从来没有想过要关闭对话的大门”，并就韩日未来关系表示要“打造重返健全关系的契机。”

　　六、余论：利好条件下，隐忧仍存

　　韩日矛盾的焦点是劳工问题。10月24日韩日总理会谈后，两国就此展开积极的互动。10月2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暗示了日本对解决韩日对立问题的积极态度，强调“(韩日)‘调和’的氛围正逐渐形成”;29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金仁澈就韩籍二战劳工对日索赔判决引发的韩日矛盾表示，“在持续与日本沟通，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与之相关，在截至28日的韩日磋商中，日方相关人士起草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方案中，韩国政府和企业创设经济合作名义的基金、日本企业也加入。

　　问题在于，韩日矛盾不仅是资金的问题，而且是是否承认历史责任和是否道歉的问题。新方案中的资金并非对原被征劳工的补偿，而以相互的经济发展为目的，日企的出资不会改变日本“赔偿问题已通过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全部解决”、不会“再次道歉”的政策主张。在韩日两国互不让步的民意影响下，不涉及责任、不以“补偿”为目的、不进行道歉的资金方案，在韩国的通过仍面临着困难。虽然韩日在争取早日解决问题，但在韩日民间交流锐减、合作基础不牢的情况下，问题仍有长期化的风险。正如洪楠基表示的“必须在今年内结束韩日矛盾”，如果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内得不到解决，在11月23日《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将到期、今年底或明年初已经扣押的日本企业资产将出售(变现)等重要时间节点上，两国关系有反弹，甚至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遑论韩日贸易纠纷是否能够快速解决，一个可能吸取的教训是政府在处理问题方面要更加谨慎。技术的发展使得民众更容易获取信息，也更容易被影响，而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与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民众本身存在的不满增加。近年来的一大特点是世界范围内游行示威活动的增多。政策一旦在民众间激起反响，虽然容易获得支撑政策的合法性，但也面临着更高的舆论失控的风险，有违初衷。

　　作者系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10月24日，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在东京首相官邸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转交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亲笔信，并就不应放任韩日关系日趋恶化达成共识。而这也是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对劳工索赔案作出判决后两国举行的“最高级别”对话。

　　问题长期化并不符合韩国诉求，正如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洪楠基日前表示，“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在今年内结束韩日矛盾”。为尽快通过对话解决韩日纠纷，韩国一是在提高会谈的级别，从争端后最开始的级别较低的课长级(接近中国的科长级)上升到“最高级”的总理级;二是在保持会谈的连贯性，即使在9月18日通过《战略物资进出口告示》修订案，将日本移出“白名单”后，韩国政府仍表示“已为同日方举行任何形式的对话做好准备”;三是在借联合国大会、日本天皇德仁即位庆典等国际场合拓宽交流渠道，正如洪楠基表示，“除了WTO起诉协商之外，(日韩)双边还在通过其他多个渠道进行接触”。而韩国对会谈的需求之所以如此迫切，既是内外压力使然，也是日本变相鼓励的结果。

　　一、宏观经济压力

　　韩国经济运行不理想，造成文在寅支持率下降。韩国盖洛普10月15-17日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文在寅的国政支持率下跌到就任后的最低水平(39%)，而在持负面评价的理由中，“未能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25%)排第一位。作为偏重国际贸易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也波及韩国经济发展;日本是韩国的第三大经贸伙伴，日韩经贸冲突使得韩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更加恶化。

　　近期，世界银行、IMF、经合组织都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如经合组织将增长预期从3.2%下调至2.9%，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下，韩国出口也受到影响。世贸组织报告指出，韩国2019年1-7月累计出口额为3173.36亿美元，同比减少8.94%，在世界十大出口国和地区中降幅最大。另外，中美两国分别占韩国出口的27%和12%，中美贸易摩擦也使韩国经济，尤其是以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为主的中间产品出口受到直接冲击。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分析表示，“中美贸易战将2019年韩国经济增长率拉低了0.4个百分点。”

　　7月以来的韩日贸易争端进一步打击了韩国经济，尤其影响了韩国作为支柱产业的半导体产业。面对经济困局，在难以改变世界经贸环境和影响中美关系的情况下，解决韩日问题、发展韩日经贸关系虽然也非易事，但韩国可以更加有为。

　　二、企业压力

　　贸易冲突下，韩国三星集团等跨国企业集团在谋求恢复韩日企业合作。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跨国企业集团，对韩国政策的影响力体现在其高经济占比上。三星集团最大的子公司三星电子销售额占韩国GDP的14.6%(2017年)，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0.6%(2019年上半年)。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在日韩贸易争端下，三星电子重视日本的采购态度目前并未改变，并强调“对于主导尖端半导体开发的三星来说，从在零部件方面领先的日本进行采购是必然的”。这一是因为在半导体领域，三星主要零部件供应仍依赖日本企业，如在三星公开交易关系的100家主要供应商名单中，日本企业为23家，仅次于韩国企业的39家;二是因为“三星非常清楚改变供应商的风险”，半导体的生产要在2-3个月里完成据称达到数千道的精细工序，即使是同一种材料，不同企业也存在微妙的“特点”，如果改变供应商，有可能招致良品率下降。“对于提高采购力的三星来说，与自主开发相比，从外部采购尖端零部件在成本方面更为合算。”

　　韩日纠纷长期化有溢出被限制进口材料，冲击其他产业的风险。对于被限制进口的材料，韩国政府和企业虽然通过加强投入，在国产化方面取得成果，但在被可能波及的其他产业都推行国产化，不仅耗资高、“不经济”，而且产品本身也难以满足企业采购的需求，这也促使韩国政府在推动相关材料国产化的同时，积极推动韩日会谈解决贸易纠纷问题。

　　三、国内政治压力

　　韩国政府要避免韩日经贸问题长期化导致国内斗争激化，造成国内严重对立。韩日两国经贸联系密切，但历史问题存在纠葛。某种程度上，发展韩日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利于韩国发展，而反日则是“政治正确”，韩国政府需要从中保持平衡。日本限制对韩出口，以及在劳工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刺激了韩国民意，造成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逐步高涨，并蔓延到政治领域。9月，首尔市、釜山市、京畿道、江原道和忠清北道5地议会通过“战犯企业”条例，以“未对日本殖民时期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做出正式道歉和赔偿”为由，将284家企业指定为“战犯企业”，市政府有义务不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但该条例也被认为有损韩日地方政府交流，9月17日，韩国首尔市等8个主要市和京畿道等全部9个道议会议长组成的“全国市道议会议长协议会”召开会议，一致要求搁置“战犯企业”条例制定工作。

　　对于文在寅政府而言，“政治严重对立不可取”，反日民意不能违背，而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更符合两国企业家利益，也是更能解决韩国经济难题、增强执政支持率的理性政策选择。两者的综合考虑本身就很难，而问题长期化后，不确定因素的出现及对民意的刺激，将使韩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更难做出选择。

　　四、外交压力

　　外交成果是文在寅支持的重要来源，在韩国盖洛普9、10月的民意调查中，外交成果分别以18%、11%成为文在寅获得肯定评价的第一、第二位的重要理由;但2019年的韩国外交成就并不彰显。

　　一是韩日关系方面，贸易纠纷长期未得到解决。二是韩美关系方面，双方在第11份防卫费分担协定谈判中有矛盾。虽然特朗普“狮子大开口”，要求韩国每年需要承担现有分摊额5倍、达48亿美元的驻韩美军维持费用，但韩国限于实力和在半岛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并未反对上涨，只是表示“只接受公正、合理的上调方案”。三是中韩朝关系方面，2019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的纪念之年，与中朝关系在2019年的迅速发展、交流互动频繁相比，中韩关系发展“略显失色”。四是朝韩关系方面，与2018年6月朝美历史性会谈、9月文在寅访问平壤的成果相比，2019年韩国收获的则是朝美河内会谈的无果而终、半岛僵局和军事压力的增加。

　　军事、战略压力下，韩国在谋求韩美日、韩日合作。2019年以来，朝鲜已12次试射包括“朝版陆军战术导弹”“超大型火箭炮”“北极星-3”型新型潜艇弹道导弹在内的飞行器。联合国9月5日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朝鲜2017年以来仍在发展核导计划，而据韩国媒体分析，朝鲜有成为“实际拥核国”的风险。与军事压力增加相伴随的是战略压力的增加。据俄罗斯媒体分析，“朝鲜正在加强东北亚战略协调”。而韩国倚仗的盟友美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方面态度消极，并有抽身离开的风险。军事和战略压力下，谋求与同样面临压力的日本的合作，就有了外交甚至战略的意义。

　　五、日本的“变相鼓励”

　　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对双方会谈态度的改变，为韩日会谈的举行和升级创造了条件。自7月对韩实施贸易限制政策以来，日本对韩国要求举行的韩日会谈，发生了由拒绝会面，进行会面但只进行政策说明，到同意会面，安倍提出有必要会面的态度转变。

　　事实上，安倍对举行韩日会谈、发展韩日关系的态度，与韩国政府有相似之处。此次“最高级”会谈的举行也有赖于安倍的许可才能成行。正如在会谈前，安倍就强调“(韩日)必须坚持经常对话”，“日本从来没有想过要关闭对话的大门”，并就韩日未来关系表示要“打造重返健全关系的契机。”

　　六、余论：利好条件下，隐忧仍存

　　韩日矛盾的焦点是劳工问题。10月24日韩日总理会谈后，两国就此展开积极的互动。10月2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暗示了日本对解决韩日对立问题的积极态度，强调“(韩日)‘调和’的氛围正逐渐形成”;29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金仁澈就韩籍二战劳工对日索赔判决引发的韩日矛盾表示，“在持续与日本沟通，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与之相关，在截至28日的韩日磋商中，日方相关人士起草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方案中，韩国政府和企业创设经济合作名义的基金、日本企业也加入。

　　问题在于，韩日矛盾不仅是资金的问题，而且是是否承认历史责任和是否道歉的问题。新方案中的资金并非对原被征劳工的补偿，而以相互的经济发展为目的，日企的出资不会改变日本“赔偿问题已通过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全部解决”、不会“再次道歉”的政策主张。在韩日两国互不让步的民意影响下，不涉及责任、不以“补偿”为目的、不进行道歉的资金方案，在韩国的通过仍面临着困难。虽然韩日在争取早日解决问题，但在韩日民间交流锐减、合作基础不牢的情况下，问题仍有长期化的风险。正如洪楠基表示的“必须在今年内结束韩日矛盾”，如果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内得不到解决，在11月23日《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将到期、今年底或明年初已经扣押的日本企业资产将出售(变现)等重要时间节点上，两国关系有反弹，甚至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遑论韩日贸易纠纷是否能够快速解决，一个可能吸取的教训是政府在处理问题方面要更加谨慎。技术的发展使得民众更容易获取信息，也更容易被影响，而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与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民众本身存在的不满增加。近年来的一大特点是世界范围内游行示威活动的增多。政策一旦在民众间激起反响，虽然容易获得支撑政策的合法性，但也面临着更高的舆论失控的风险，有违初衷。

　　作者系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