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伯杰：为何印度看不起中国？

 　　狄伯杰，印度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思考印度》季刊主编》。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1月19日在高山大学(GASA)印度站的课程分享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

　　去年环球时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洞朗对峙”，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会。在场的嘉宾还有解放军的将军和印度工商会的北京代表。会上，中印双方都吵起来了。

　　后来主持人问我，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我说了一句话：

　　“从宏观上中国小看印度，印度不大看中国，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

　　今天我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中国，就是个人看法，从客观的情况来探讨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首先谈谈三个阶段的中印形象：

　　第一个阶段

　　文明对话中形成的形象：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大家都说中国和印度都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但我个人认为，思想、技术、商品、人文交流是一种循环性的交流。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不是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国家独立创造的。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佛教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去的。我虽然同意佛教确实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但并不是直接去中国，而是绕了很长的路，沿着中亚国家到中国西部，再到中国内地。沿路吸收了包括中国的道教、儒家在内的很多东西，从而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产物：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一个新产品，不是印度的佛教。

　　印度作为佛教的重要基地，从1世纪到8世纪，甚至到宋代，佛教高僧去中国的人很多，比如鸠摩罗什的父亲。他们留下的游记或者翻译的佛经，都留在中国。后来印度梵文的好多东西都消失了，没有留下。好在中国保存了这些经典，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是空前的，创造了整个亚洲佛教文献的文献库。整个亚洲文化都有这些人的功劳。

　　另外如制糖、造纸、茶叶还有丝绸等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到印度，当然也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茶叶在印度语直接读“加叶”，纸的单词却不是中文音译，而是通过中亚的词汇转换而来。这就让印度人认为造纸术是中亚传来的，其实它是中国的发明。

　　如果我们能够效仿当时这些高僧的精神，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不信任、互不了解的状态可能会改善。虽然我们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但是对彼此的认识这么少，这是无法想象的。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流是良性的，而正是因为这个良性的交流，往往一些问题就被忽略了。

　　比如，印度最早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献记载的传统，而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古籍，所以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同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政权的问题，7世纪左右，王玄策四次到访印度。前两次亲自见到了王，第三次来的时候，恰逢宰相篡位，王玄策被宰相赶走了。

　　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包括历史上其他中国使者虽然有能力，但没有吞并一个国家，也没有执行扩张主义的政策，但是航行途中还是会有少数不愉快的事情。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国王被抓到南京，第二年才被送回。但航海到印度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就造成了印度的优越感，我称之为“印度的自大情节”，去年印度的内务部长曾发言说“印度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了中国两千年”。我觉得过分，这说明他不认识历史，不了解实况。但他的话依据是什么呢?其实他引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把胡适的话歪曲了一些。

　　胡适在《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里说：“到了印度则不出一兵，只派几个传教士来，用文化来征服我们，自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很盛，我们也常攘人去学经，去留学，他们的文化是指示我们去作神仙去作菩萨，不是叫我们去作人，却是去作鬼。然而我们的文化却渐渐屈伏了。”

　　这些话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说的，所以可以理解，但也说明彼此的认识不够。

　　第二阶段

　　殖民时期的形象：中国人认为印度人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中印有过相互同情和支持的阶段。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几乎推翻了英国统治，但因为印度诸侯相互竞争，帮助英国人镇压起义，结果就失败了。印度民族起义和太平天国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客观上，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同情。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的奏折里都有记载，当时英国在中国驻扎的士兵大部分来自印度，这些印度士兵看了太平天国的经过，支持太平天国，反对英国的领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英国在印度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因为英国从印度派了很多士兵来镇压太平天国。

　　大家可能听说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援华大夫柯棣华。他很年轻，1938年去中国，因为劳累得了癫痫，1942年就在中国抗战中去世了。他娶了一个中国老婆郭庆兰女士，他们的儿子取名为“柯印华”，寓意中印之间美好的友谊时代长存。每次中国领导访问印度，都会拜访柯印华的家属。

　　但中印之间也有一些负面事情存在。

　　19世纪末清政府怀疑英国在西藏搞鬼，派黄楙才、马建忠、吴广霈来印度考察。他们在游记里写到，印度人要为沦为殖民地的现状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印度大吉岭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印度没有任何可学习的东西，因为印度是一个死国。

　　鲁迅同样也痛斥印度，他批评泰戈尔支持殉葬，认为泰戈尔来自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被征服的国家不能出现天才和名人，把他说成一个毒花。这说明鲁迅对泰戈尔也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所有信息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些作家。

　　此外，很多在上海的锡克教(印度一神教)教徒参与了镇压学生运动。所以锡克教徒的形象在中国很负面。很多中国人称呼印度人为“阿三”，跟锡克教徒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阶段

　　印度独立后的形象：边界问题出现，印度认为中国不如印度，而中国认为印度没有优越性。

　　印度独立以后，中印之间第一次出现问题是1847年，作为总理的尼赫鲁举办了亚洲关系研讨会，邀请了27个国家前来，其中把西藏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邀请来了。甚至用的地图也把西藏画在中国地图之外。虽然后来印度改了地图，但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说明当时中印良性关系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矛盾，两国没有坦率的交流。

　　这样一来，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中印边界分三段，西段实际控制权在中国，东段好多小地方实际控制权在印度。争端最大的地区藏南，实际控制权就在印度。

　　1954年，中印双方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有关西藏的贸易和其他问题的谈判都结束了，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双方都没有提出边界问题。

　　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提出，因为中国的主要精力在西方，希望先在西方巩固相应的权利。但是印方为什么没有提出，我难以理解。我认为如果当时印度提出来，中国政府可能会显示积极性。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没办法。

　　后来印度坚持的立场，我个人认为有问题。1960年周恩来在印度谈判的时候说，我们要遵守现实的客观情况。就是希望印度“以东换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印度不想谈，因为这段也要，那段也要，我觉得过分，这是不现实的。

　　80年代印度谈判的政策和态度有点愚蠢。当时又提出要一段一段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谈判讨价还价的价值就失去了。

　　我认为“以东换西”的方法最理想，中国的前外交官也支持这个观点。但在80年代，印度没有一举解决，到了现在，这个问题更难解决了。

　　发生边界冲突以后，印度依旧还保留着一定的优越感。

　　比如印度的铁路1853年建的，而中国是1876年。中国打败日本的时候，全国范围内只有27000公里的铁路线，而印度有53596公里的铁路线;

　　当时中印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但印度的外汇比中国高一些。

　　印度独立后，自认为它的优势就是政治制度，有媒体自由，有独立司法和立法，认为中国不如印度。

　　然而中印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扩大，现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的5倍。有了这个差距，好多中国朋友的尾巴翘起来了。中国朋友来印度，觉得特脏特乱，没有秩序。觉得印度优越性一无所有，宗教、民主制度、媒体自由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好处。

　　中国朋友这样看印度，我觉得是肤浅的。作为印度人，我认为印度的潜力非常大，只不过没找到正确的方向来凝聚国家力量。不过印度和中国模式不一样，印度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所以基建和制造没有起来，任务还比较艰难。

　　总结

　　很多印度学术界的人说中国像一个喷火的龙，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烧掉。但我觉得印度必须承认中国的崛起，要改变把中国作为敌人的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必须要承认印度不是一个小国。印度是现在全球六大经济体，不管印度的基建做得好还是不好，我认为将来的十年里，印度肯定会成为全球的第三大经济体。

　　现如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很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对称。比如约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消费总量13万亿，接近去年中国的整个GDP。印度和中国共占全球人口的40%，但消费总量还达不到去年印度的GDP。

　　而在17世纪，印度和中国就在全球经济中共占比50%，这是相当厉害的格局。那么我们能否恢复这种格局，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要改善这个格局，中印双方必须合作。

　　美国搞印太战略，希望印度加入这个战略。但印度到目前还比较谨慎，不希望引起中国不满。印度希望中国也成为印太的一个成员。只要双方采取务实的态度，合作的余地还很大。

　　现在我们搞印度制造，也有不少中国产业到印度来投资。比如华为和中兴已经在印度做了十几年。中国智能手机占印度57%的市场，而且当地化非常快。

　　今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以后，我估计中国会准入印度的制药。这个对解决双方的贸易逆差有利，因为印度老抱怨逆差特别大。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也并非坏事，尤其农业产品，因为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量很大，如果中国从印度买这些大豆，就会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逆差问题。

 　　狄伯杰，印度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思考印度》季刊主编》。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1月19日在高山大学(GASA)印度站的课程分享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

　　去年环球时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洞朗对峙”，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会。在场的嘉宾还有解放军的将军和印度工商会的北京代表。会上，中印双方都吵起来了。

　　后来主持人问我，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我说了一句话：

　　“从宏观上中国小看印度，印度不大看中国，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

　　今天我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中国，就是个人看法，从客观的情况来探讨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首先谈谈三个阶段的中印形象：

　　第一个阶段

　　文明对话中形成的形象：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大家都说中国和印度都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但我个人认为，思想、技术、商品、人文交流是一种循环性的交流。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不是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国家独立创造的。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佛教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去的。我虽然同意佛教确实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但并不是直接去中国，而是绕了很长的路，沿着中亚国家到中国西部，再到中国内地。沿路吸收了包括中国的道教、儒家在内的很多东西，从而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产物：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一个新产品，不是印度的佛教。

　　印度作为佛教的重要基地，从1世纪到8世纪，甚至到宋代，佛教高僧去中国的人很多，比如鸠摩罗什的父亲。他们留下的游记或者翻译的佛经，都留在中国。后来印度梵文的好多东西都消失了，没有留下。好在中国保存了这些经典，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是空前的，创造了整个亚洲佛教文献的文献库。整个亚洲文化都有这些人的功劳。

　　另外如制糖、造纸、茶叶还有丝绸等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到印度，当然也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茶叶在印度语直接读“加叶”，纸的单词却不是中文音译，而是通过中亚的词汇转换而来。这就让印度人认为造纸术是中亚传来的，其实它是中国的发明。

　　如果我们能够效仿当时这些高僧的精神，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不信任、互不了解的状态可能会改善。虽然我们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但是对彼此的认识这么少，这是无法想象的。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流是良性的，而正是因为这个良性的交流，往往一些问题就被忽略了。

　　比如，印度最早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献记载的传统，而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古籍，所以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同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政权的问题，7世纪左右，王玄策四次到访印度。前两次亲自见到了王，第三次来的时候，恰逢宰相篡位，王玄策被宰相赶走了。

　　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包括历史上其他中国使者虽然有能力，但没有吞并一个国家，也没有执行扩张主义的政策，但是航行途中还是会有少数不愉快的事情。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国王被抓到南京，第二年才被送回。但航海到印度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就造成了印度的优越感，我称之为“印度的自大情节”，去年印度的内务部长曾发言说“印度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了中国两千年”。我觉得过分，这说明他不认识历史，不了解实况。但他的话依据是什么呢?其实他引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把胡适的话歪曲了一些。

　　胡适在《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里说：“到了印度则不出一兵，只派几个传教士来，用文化来征服我们，自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很盛，我们也常攘人去学经，去留学，他们的文化是指示我们去作神仙去作菩萨，不是叫我们去作人，却是去作鬼。然而我们的文化却渐渐屈伏了。”

　　这些话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说的，所以可以理解，但也说明彼此的认识不够。

　　第二阶段

　　殖民时期的形象：中国人认为印度人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中印有过相互同情和支持的阶段。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几乎推翻了英国统治，但因为印度诸侯相互竞争，帮助英国人镇压起义，结果就失败了。印度民族起义和太平天国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客观上，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同情。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的奏折里都有记载，当时英国在中国驻扎的士兵大部分来自印度，这些印度士兵看了太平天国的经过，支持太平天国，反对英国的领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英国在印度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因为英国从印度派了很多士兵来镇压太平天国。

　　大家可能听说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援华大夫柯棣华。他很年轻，1938年去中国，因为劳累得了癫痫，1942年就在中国抗战中去世了。他娶了一个中国老婆郭庆兰女士，他们的儿子取名为“柯印华”，寓意中印之间美好的友谊时代长存。每次中国领导访问印度，都会拜访柯印华的家属。

　　但中印之间也有一些负面事情存在。

　　19世纪末清政府怀疑英国在西藏搞鬼，派黄楙才、马建忠、吴广霈来印度考察。他们在游记里写到，印度人要为沦为殖民地的现状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印度大吉岭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印度没有任何可学习的东西，因为印度是一个死国。

　　鲁迅同样也痛斥印度，他批评泰戈尔支持殉葬，认为泰戈尔来自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被征服的国家不能出现天才和名人，把他说成一个毒花。这说明鲁迅对泰戈尔也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所有信息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些作家。

　　此外，很多在上海的锡克教(印度一神教)教徒参与了镇压学生运动。所以锡克教徒的形象在中国很负面。很多中国人称呼印度人为“阿三”，跟锡克教徒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阶段

　　印度独立后的形象：边界问题出现，印度认为中国不如印度，而中国认为印度没有优越性。

　　印度独立以后，中印之间第一次出现问题是1847年，作为总理的尼赫鲁举办了亚洲关系研讨会，邀请了27个国家前来，其中把西藏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邀请来了。甚至用的地图也把西藏画在中国地图之外。虽然后来印度改了地图，但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说明当时中印良性关系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矛盾，两国没有坦率的交流。

　　这样一来，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中印边界分三段，西段实际控制权在中国，东段好多小地方实际控制权在印度。争端最大的地区藏南，实际控制权就在印度。

　　1954年，中印双方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有关西藏的贸易和其他问题的谈判都结束了，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双方都没有提出边界问题。

　　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提出，因为中国的主要精力在西方，希望先在西方巩固相应的权利。但是印方为什么没有提出，我难以理解。我认为如果当时印度提出来，中国政府可能会显示积极性。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没办法。

　　后来印度坚持的立场，我个人认为有问题。1960年周恩来在印度谈判的时候说，我们要遵守现实的客观情况。就是希望印度“以东换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印度不想谈，因为这段也要，那段也要，我觉得过分，这是不现实的。

　　80年代印度谈判的政策和态度有点愚蠢。当时又提出要一段一段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谈判讨价还价的价值就失去了。

　　我认为“以东换西”的方法最理想，中国的前外交官也支持这个观点。但在80年代，印度没有一举解决，到了现在，这个问题更难解决了。

　　发生边界冲突以后，印度依旧还保留着一定的优越感。

　　比如印度的铁路1853年建的，而中国是1876年。中国打败日本的时候，全国范围内只有27000公里的铁路线，而印度有53596公里的铁路线;

　　当时中印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但印度的外汇比中国高一些。

　　印度独立后，自认为它的优势就是政治制度，有媒体自由，有独立司法和立法，认为中国不如印度。

　　然而中印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扩大，现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的5倍。有了这个差距，好多中国朋友的尾巴翘起来了。中国朋友来印度，觉得特脏特乱，没有秩序。觉得印度优越性一无所有，宗教、民主制度、媒体自由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好处。

　　中国朋友这样看印度，我觉得是肤浅的。作为印度人，我认为印度的潜力非常大，只不过没找到正确的方向来凝聚国家力量。不过印度和中国模式不一样，印度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所以基建和制造没有起来，任务还比较艰难。

　　总结

　　很多印度学术界的人说中国像一个喷火的龙，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烧掉。但我觉得印度必须承认中国的崛起，要改变把中国作为敌人的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必须要承认印度不是一个小国。印度是现在全球六大经济体，不管印度的基建做得好还是不好，我认为将来的十年里，印度肯定会成为全球的第三大经济体。

　　现如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很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对称。比如约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消费总量13万亿，接近去年中国的整个GDP。印度和中国共占全球人口的40%，但消费总量还达不到去年印度的GDP。

　　而在17世纪，印度和中国就在全球经济中共占比50%，这是相当厉害的格局。那么我们能否恢复这种格局，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要改善这个格局，中印双方必须合作。

　　美国搞印太战略，希望印度加入这个战略。但印度到目前还比较谨慎，不希望引起中国不满。印度希望中国也成为印太的一个成员。只要双方采取务实的态度，合作的余地还很大。

　　现在我们搞印度制造，也有不少中国产业到印度来投资。比如华为和中兴已经在印度做了十几年。中国智能手机占印度57%的市场，而且当地化非常快。

　　今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以后，我估计中国会准入印度的制药。这个对解决双方的贸易逆差有利，因为印度老抱怨逆差特别大。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也并非坏事，尤其农业产品，因为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量很大，如果中国从印度买这些大豆，就会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逆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