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小洪：韩国教育改革的“中国式困境”

 　　韩国与中国一样，都是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类似“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在韩国比在中国贯彻得更彻底、更极端。“学历是门面，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了韩国社会的DNA。

　　填鸭式教学、死记硬背式学习、复习考试时的题海战术、一场高考定终身、片面追求名校学历、极度重视英语教育可高中毕业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这些被中国人不断诟病又无可奈何的教育体制弊病，在韩国同样司空见惯，甚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平均教育”与“精英教育”之辩

　　从基础教育体制的弊病上来看，韩国与中国如出一辙：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务负担过重，为了取得好成绩，学生放学后还要去课外辅导班补课。补习班费用(在韩国称作“私教育费”)很高，导致很多贫困家庭不堪重负。结果是，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鉴于此，1974年，韩国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

　　其具体做法是：教育统一化，强调“整齐划一性”。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学生可报志愿上居住地附近的几所学校，最后抽签决定，类似于中国一些大城市实行的电脑派位录取中小学生)。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等。

　　这其中，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类似中国交赞助费上学)”。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几十年来，拥护者和批评者比例相当。拥护方认为，该政策对防止基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积极的作用，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伦理。批评方则认为，“教育平均化”政策剥夺了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人为拉平学生天赋的优劣差距，是用“标准化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习无用论”。

　　应该说明的是，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政策30多年以来，并不是各届政府都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的。大体来说，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而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些变通。

　　如2003~2008年卢武铉执政期间，就坚决反对所谓精英教育，尤其反对重点大学垄断优秀生源。他说，“重点大学别要想选拔千里挑一的人才，能对百里挑一的英才加以培养就很好了”。他甚至主张大学也要“平均化”，他的幕僚甚至建议取消名牌大学原来的名称，改称国立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等。反对派则批评卢武铉之所以这样“仇视”名牌大学，是因为他自己从未上过大学。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则主张大胆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建议从平均化的教育体系转变为“以自主和竞争，强调效率为基础教育先进化体系”，其核心是“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型人才”，重点是高考的正常化，认为高考应由各大学主导，政府只是提供协助。

李明博

　　“教育平均化”几十年，“私教育”人数却大幅增加

　　但即使是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严格的年代，韩国仍然有精英教育的领地。在全国有一定数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比如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科学(物理化学)高中等，师资水平高，学费贵，个别顶尖的学校除了韩语和韩国历史课外，都用英语直接授课。

　　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将来考上名牌大学，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这些特殊目的的高中。而学生在正规学校接受的是平均化教育，很难考进这些门槛很高的高中。增加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课后进入辅导班补课，为此要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和精力。

　　因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实行“教育平均化”几十年来，接受私教育的人数却在大幅增加：1980年，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课外教育;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83%、75%和56%，现在恐怕还要更高。

　　为了釜底抽薪，根本做到学生减负、降低私教育费，各届政府多次设想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如不以高考分数为录取惟一标准，还要根据学生的才能和专长决定是否录取。

　　为了改变“一张考卷定终身”，韩国从2008年起实行高考“内申制”，即高校录取新生时，除高考成绩外，更多地要参考考生在高中时的学习成绩。但出现的结果是，各高中为了让自己学生能考进理想大学，都给学生打出不合实际的高分。

　　自从1974年“教育平均化”实施以来，韩国的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变化了15次，弄得老师学生家长都无所适从，最后又退回到“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老路上来。

　　教育部也是韩国各政府机构中最费力不讨好的部门。金大中执政5年，头3年就换了6个教育部长;卢武铉当总统5年，换了4个主管教育的副总理。

　　基础教育成绩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差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韩国是一个非常看重国际评价和“要面子”的国家，而国际上对韩国教育水准却褒贬不一，甚至有天渊之别。

　　不少机构对韩国基础教育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5年称，韩国与新加坡一样，堪称“教育模范国”，40年间(从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开始至今)从教育水平偏低的国家发展成为教育高水平的国家。

　　2004年，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以全球41个国家(30个OECD成员国加11个非成员国)的15岁少年(高一学生)为对象，对其学业成绩进行了评估。结果，韩国学生在解决问题方面排名首位，在阅读方面居第二位，数学和科学(物理化学)分别居第三、四位。中国和日本学生排名也同样靠前。

　　韩国最大的报纸之一《朝鲜日报》不无得意地评论说，“韩、中、日这几个东亚国家的填鸭式教育展示了实力和优势”。

　　在每年举办的各种国际奥林匹克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信息、计算机等等)竞赛中，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中学生也总是能分享金银铜牌。

　　另一个数据或许可以说明这项成绩背后的原因：韩国学生在校时间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学生都要长，支付的教育费用占GDP的比率(达8%)最多。

　　据韩国媒体报道，2007年在美国有10.34万名韩国留学生，占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4%，这个数字只是近两年才被中国和印度略为超过。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是韩国的二三十倍之多，韩国人接受西方教育的积极程度仍然是极为惊人的。

　　但另一方面，每年由瑞士国际经营学院(IMD)公布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中，韩国整体教育竞争力一直仅被列在发达国家中的中下游：2004年44位(60个国家参评)，2005年40位(60个国家)，2006年42位(61个国家)，2007年29位(55个国家)，2008年35位。

　　其中的一项指标“大学教育与竞争社会要求的符合度”上，2007年，韩国在总共55个国家中排位第53，属于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度之间落差极大的国家。可以为佐证的是，韩国大学升学率虽然非常高，可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却很低，多年来在OECD成员国中位居倒数二三位。

　　而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哪一种世界大学排名，韩国大学至多有两三所能入选前200名。

　　一方面是对基础教育水准的极度自负，另一方面是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焦虑，韩国人对于自己的教育体制非常矛盾、非常纠结、非常想有所突破，这大概是KAIST学生连环自杀事件的真正社会根源。

 　　韩国与中国一样，都是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类似“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在韩国比在中国贯彻得更彻底、更极端。“学历是门面，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了韩国社会的DNA。

　　填鸭式教学、死记硬背式学习、复习考试时的题海战术、一场高考定终身、片面追求名校学历、极度重视英语教育可高中毕业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这些被中国人不断诟病又无可奈何的教育体制弊病，在韩国同样司空见惯，甚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平均教育”与“精英教育”之辩

　　从基础教育体制的弊病上来看，韩国与中国如出一辙：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务负担过重，为了取得好成绩，学生放学后还要去课外辅导班补课。补习班费用(在韩国称作“私教育费”)很高，导致很多贫困家庭不堪重负。结果是，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鉴于此，1974年，韩国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

　　其具体做法是：教育统一化，强调“整齐划一性”。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学生可报志愿上居住地附近的几所学校，最后抽签决定，类似于中国一些大城市实行的电脑派位录取中小学生)。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等。

　　这其中，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类似中国交赞助费上学)”。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几十年来，拥护者和批评者比例相当。拥护方认为，该政策对防止基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积极的作用，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伦理。批评方则认为，“教育平均化”政策剥夺了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人为拉平学生天赋的优劣差距，是用“标准化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习无用论”。

　　应该说明的是，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政策30多年以来，并不是各届政府都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的。大体来说，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而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些变通。

　　如2003~2008年卢武铉执政期间，就坚决反对所谓精英教育，尤其反对重点大学垄断优秀生源。他说，“重点大学别要想选拔千里挑一的人才，能对百里挑一的英才加以培养就很好了”。他甚至主张大学也要“平均化”，他的幕僚甚至建议取消名牌大学原来的名称，改称国立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等。反对派则批评卢武铉之所以这样“仇视”名牌大学，是因为他自己从未上过大学。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则主张大胆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建议从平均化的教育体系转变为“以自主和竞争，强调效率为基础教育先进化体系”，其核心是“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型人才”，重点是高考的正常化，认为高考应由各大学主导，政府只是提供协助。

李明博

　　“教育平均化”几十年，“私教育”人数却大幅增加

　　但即使是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严格的年代，韩国仍然有精英教育的领地。在全国有一定数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比如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科学(物理化学)高中等，师资水平高，学费贵，个别顶尖的学校除了韩语和韩国历史课外，都用英语直接授课。

　　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将来考上名牌大学，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这些特殊目的的高中。而学生在正规学校接受的是平均化教育，很难考进这些门槛很高的高中。增加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课后进入辅导班补课，为此要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和精力。

　　因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实行“教育平均化”几十年来，接受私教育的人数却在大幅增加：1980年，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课外教育;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83%、75%和56%，现在恐怕还要更高。

　　为了釜底抽薪，根本做到学生减负、降低私教育费，各届政府多次设想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如不以高考分数为录取惟一标准，还要根据学生的才能和专长决定是否录取。

　　为了改变“一张考卷定终身”，韩国从2008年起实行高考“内申制”，即高校录取新生时，除高考成绩外，更多地要参考考生在高中时的学习成绩。但出现的结果是，各高中为了让自己学生能考进理想大学，都给学生打出不合实际的高分。

　　自从1974年“教育平均化”实施以来，韩国的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变化了15次，弄得老师学生家长都无所适从，最后又退回到“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老路上来。

　　教育部也是韩国各政府机构中最费力不讨好的部门。金大中执政5年，头3年就换了6个教育部长;卢武铉当总统5年，换了4个主管教育的副总理。

　　基础教育成绩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差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韩国是一个非常看重国际评价和“要面子”的国家，而国际上对韩国教育水准却褒贬不一，甚至有天渊之别。

　　不少机构对韩国基础教育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5年称，韩国与新加坡一样，堪称“教育模范国”，40年间(从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开始至今)从教育水平偏低的国家发展成为教育高水平的国家。

　　2004年，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以全球41个国家(30个OECD成员国加11个非成员国)的15岁少年(高一学生)为对象，对其学业成绩进行了评估。结果，韩国学生在解决问题方面排名首位，在阅读方面居第二位，数学和科学(物理化学)分别居第三、四位。中国和日本学生排名也同样靠前。

　　韩国最大的报纸之一《朝鲜日报》不无得意地评论说，“韩、中、日这几个东亚国家的填鸭式教育展示了实力和优势”。

　　在每年举办的各种国际奥林匹克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信息、计算机等等)竞赛中，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中学生也总是能分享金银铜牌。

　　另一个数据或许可以说明这项成绩背后的原因：韩国学生在校时间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学生都要长，支付的教育费用占GDP的比率(达8%)最多。

　　据韩国媒体报道，2007年在美国有10.34万名韩国留学生，占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4%，这个数字只是近两年才被中国和印度略为超过。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是韩国的二三十倍之多，韩国人接受西方教育的积极程度仍然是极为惊人的。

　　但另一方面，每年由瑞士国际经营学院(IMD)公布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中，韩国整体教育竞争力一直仅被列在发达国家中的中下游：2004年44位(60个国家参评)，2005年40位(60个国家)，2006年42位(61个国家)，2007年29位(55个国家)，2008年35位。

　　其中的一项指标“大学教育与竞争社会要求的符合度”上，2007年，韩国在总共55个国家中排位第53，属于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度之间落差极大的国家。可以为佐证的是，韩国大学升学率虽然非常高，可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却很低，多年来在OECD成员国中位居倒数二三位。

　　而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哪一种世界大学排名，韩国大学至多有两三所能入选前200名。

　　一方面是对基础教育水准的极度自负，另一方面是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焦虑，韩国人对于自己的教育体制非常矛盾、非常纠结、非常想有所突破，这大概是KAIST学生连环自杀事件的真正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