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强化安全合作的动因、影响及趋势

　　4韩日安全关系的未来走向

　　韩日强化军事合作将使美国与东北亚盟国之间的关系超越传统的“枢纽与辐条”结构，美国不再是连接韩国和日本“辐条”的“枢纽”，后者将能够直接分享彼此之间相对敏感的军事信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而是恰恰相反，通过韩日更紧密地合作处理地区安全问题，更有利于美国对“韩美日三边协调体制”下两个“双边同盟”的控制。随着美国的持续推动、朝鲜核试验及导弹试射等外部环境的刺激，韩日间可能进一步强化安全合作，韩美日三方将会举行次数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凸显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优势，进而实现美国维护地区霸权的地位。

　　然而，韩日之间会建立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吗?史蒂芬·沃尔特提出的“威胁均衡理论”解释了国家如何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威胁均衡理论”认为，在外部威胁增大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更加倾向于通过联合以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安全联盟来对抗他们共同的外部威胁。在进攻性联盟体制下,盟国的价值在于相互为对方提供军事援助以增加彼此的安全性。然而，就韩日关系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不断加大的核和导弹威胁以及中国经济、军事的崛起等不断增强的外部挑战，并没有导致韩国和日本出现与之相应的高水平军事合作。

　　维克多·车试图用准联盟模式来解释韩国与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准联盟可以被定义为两个国家之间的间接关系，这两个国家都与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同盟关系。在这个模型中，共同大国的安全承诺对于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个盟友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美国的安全保障反过来也限制了韩日结盟。在维克多·车看来，美国越脱离安全三角关系，韩日之间越能达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虚拟盟友”关系取决于美国的安全承诺而非外部威胁，但是他又无法解释同盟战略选择的内外平衡问题，如果美国减少对韩国的安全保障，那么对于美韩同盟来讲将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作为美国在东亚的“铁杆”盟友——韩国与日本在安全合作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本应密切合作，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合作仅限于美国-韩国-日本安全三角框架内。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上的相互仇视和韩国的反日情绪扭曲了现实中的韩日关系。在过去60年中，韩日关系在民族情感方面的特点是相互猜疑和摩擦不断，韩日的这种矛盾由于美国在安全三角中的作用而被掩盖。所以，这两个亚洲国家从未建立双边安全联盟。

　　历史上，由于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而导致朝鲜半岛经常作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缓冲区，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实行了异常残酷的殖民统治，对朝鲜民族不仅在语言、宗教和文化方面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有100万的韩国人被迫成为劳工，20万韩国妇女被迫害成为慰安妇，韩日灾难般的历史注定了二战后两国关系的脆弱与龃龉不断，也正是因为历史因素的影响才使两国直到1965年才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由于媒体和教育的影响，这种负面的情绪也转移到了两国的年轻一代。韩国和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韩国人倾向于关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而日本人则认为韩国人太情绪化且地位低下，这些负面的国民情绪由韩日历史教科书纠纷、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的争议和在独岛的领土冲突中不断得到强化，而韩日领土冲突的升级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意想不到的军事冲突。

　　韩国文在寅总统执政后,试图重新规划韩国的外交和内政布局,以“‘慰安妇’协议没有获得多数韩国民众通过”为由，拒绝履行2015年韩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慰安妇”协议，并且文在寅此前曾经表达过要修改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意愿。军事情报共享是建立在两国互信的基础之上，而韩日两国间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政治互信，韩日关系中的互不信任类似于“囚徒困境”，两国可以通过相互信任与合作获得回报，但由于害怕被对方欺骗而采取不合作。

　　由此可见，历史问题与战略利益上的冲撞，构成了韩日关系的常量。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抵触情绪，以及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动向的警惕，都让韩日间的军事合作难以进一步深化，韩日两国将形成军事同盟也是言过其实。韩日双方军事关系由“准同盟”向实质性“军事同盟”的转变并非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目标，即使在特定时期达成一两项军事协定，双方实质性合作项目的开展也将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韩日双边安全合作还会继续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而难以拓展至全面合作。(注释略)

　　2016年11月23日，韩国政府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与日本正式签署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韩日两国不必再经过美国便可进行情报共享,在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上将加强军事合作。这是二战后韩日两国签署的首份双边军事合作协定，同时也意味着韩日安全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强化。

　　韩日强化安全合作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既有应对朝鲜核导威胁和中国潜在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有美国的极力推动，同时也体现了韩日双方政治、安全战略的共同考量。韩日力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提升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水平和层次，对夯实美日韩三边同盟起到了对接的作用,同时也将对东北亚安全环境及国家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围绕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分析韩日强化安全合作的动因，阐述韩日日趋紧密的安全合作对该地区国家关系及东北亚政局带来的影响，并探讨韩日安全合作关系的未来走向。

　　1冷战后趋于制度化的韩日安全合作关系

　　战后韩日关系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定位的,是美苏冷战的直接产物。韩日分别于1953年和1951年与美国结成联盟，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韩日同属美国阵营，美国为推行全球战略，企图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一个以韩日为中心的东北亚防御联盟。

　　但是，由于历史上日本曾经对韩国进行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韩国由此对日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警戒之心，在朝鲜战争时期,韩国甚至拒绝了日本的军事援助。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由经济大国谋求向政治大国转变，这使得韩国深感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韩日两国以应对朝鲜军事威胁和苏联的扩张为基础，主要是以美国为中介进行了以人员交流为中心的较低水平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适应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东北亚各国相继进行了对外战略调整，韩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朝鲜核问题不断升温，朝鲜潜在威胁的挑战，使韩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不断进行协商与对话，冷战后韩日两国的安全合作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强，韩日安全合作逐渐走向制度化，促使两国之间强化安全合作关系的直接原因是由朝鲜核试验而引发的朝鲜半岛核危机。

　　首先，1994年4月，当时正值第一次朝核危机，朝美关系处于胶着状态，半岛局势阴晴不定，韩日举行了首次国防部长会谈，并实现国防长官会谈定期化，此次会谈为两国国防高层交流、国防当局之间的定期磋商、国防部门留学生及研究人员的交流打下了基础。

　　其次，1998年10月，韩日领导人发表了《21世纪新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以下简称《共同宣言》)及其附件《21世纪新韩日合作伙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两国将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并将开展两国安保合作明确写入《行动计划》。以《共同宣言》为基础，韩日国防部长会谈及国防部门的对话渠道进一步制度化，从199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防务、外交安保对话，从1999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国防政策工作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日本统合幕僚会议、防空工作会议，每年举行两次情报本部与陆、海、空军队间的情报交流会议。

　　1999年，两国还首次实施了以搜索、救助为目的的“联合海上演习”，并开设了两国陆、海、空司令部的三条“防卫热线”，以备在非常时期及时有效地交换情报。最后，2009年4月，韩日两国签署了国防领域的首个协议文件《韩日国防交流意向书》，进一步强化了双方在高级别军事人员、教育与研究、国防部门以及国际维和与国际紧急援助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另外，两国还决定定期实施以搜索、救助为目的的联合海上训练，韩日军事关系由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韩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未得到妥善解决而曾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安全合作也一度中断，但是冷战后韩日安全合作关系的强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两国一直在美日韩三边框架内强化军事合作关系，韩日安全合作的方式也更加重视实质。2012年，李明博政府曾采取“暗箱操作”的方式试图与日本秘密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就在签字仪式前不到一个小时，迫于韩国国内强烈的反日舆论压力，首尔退出签字仪式，中断了与东京的关系。

　　2016年，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数十枚导弹试射，使韩日处于朝鲜核和导弹最直接的威胁之中，为两国之间的防卫协调提供了新的动力，为共同应对朝鲜的核和导弹威胁，两国决定加强针对朝鲜的军事情报交流。2016年11月23日，韩日签署了首份军事合作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从而实现了对朝鲜及周边地区军事情报的直接共享，两国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但却是不得不携手的“安全伙伴”，冷战后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逐渐走向制度化。

　　2韩日强化安全合作的动因

　　韩日关系对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困扰，但韩日两国一直在美日韩三边框架内加强合作与协调，特别是近年来韩日双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明显呈现不断强化之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朝鲜核和导弹的现实威胁

　　自韩国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可谓是全方位的，朝鲜的威胁是促使韩日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原因，也是韩日能够成功签署针对朝鲜核导情报的军事协定最直接的理由。

　　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朝鲜不断增强的核和导弹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朝鲜半岛第一次核危机爆发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验,据日本媒体称，朝鲜核弹已经实现了小型化和轻量化，朝鲜拥核的决心已不可逆转，俨然以拥核国自居，并不断进行导弹试射活动，朝鲜在阅兵式上多次展示弹道导弹以显示其实力。

　　另一方面，朝鲜领导人的行为具有不可预知性。金正恩执政以来,不断扩大对韩强硬的威胁言论，并一度采取行动备战，包括切断朝韩通信线路，关闭开城工业园区，将远程导弹移动到战略位置，并一度警告其他国家撤离驻韩大使馆。朝鲜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都牵动着韩日两国的神经，虽然朝鲜大部分具有威胁性的言辞重在反美，但同时也包括美国的盟国韩国和日本。

　　但是，由于对美国的直接攻击超出了朝鲜的能力，所以朝鲜可能会将更邻近的韩国或日本作为打击目标，朝鲜也拥有足够的导弹技术能力给韩国和日本造成严重的破坏。朝鲜接连进行核试验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朝鲜的核试验是对日本安全的重大威胁，绝对不能容忍，他对此进行强烈谴责。朝鲜的威胁成为韩国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的重要诱因。

　　(二)中国崛起的潜在挑战

　　在应对朝鲜威胁和中国的挑战方面，韩国和日本共享安全利益。中韩日三国有着复杂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经历了数次的战争，并且在东北亚地区一直都是竞争对手，导致韩日两国对于中国的认识也是错综复杂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一直大肆渲染所谓“威胁论”，而在韩国方面,将中国作为“可视和潜在的威胁”的论调也有一定的舆论基础。2012年10月，正是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顺利发展之时，韩国民主统合党发表了“有关统一和外交安全的国民意识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四成韩国人认为中国对韩国未来安全造成威胁。“如果中国变得强大，其膨胀的影响力就会对韩国构成更大威胁。”

　　不难看出，韩日两国都在追求和中国平衡的策略，都面临着如何平衡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崛起的选择，中国崛起的潜在挑战给韩日两国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为了确保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双方都感到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韩国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给东北亚带来的形势变化，也应该与日本保持适当水平的安全合作关系。除了历史上的特殊经历外，对于中国强大的核武力量，也促使作为无核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韩日两国也希望通过加强美日韩三边联合体制来制衡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三)美国的极力推动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谋求在东北亚建立由其主导的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特别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俄罗斯不断加大其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这种诉求越发强烈。但是，由于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韩日两国一直很难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而美国要实现其控制东亚、维护地区霸权的目的，最佳办法就是保持军事上的优势。

　　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不断调整，美国借助美韩全面战略同盟的建立和升级了的美日同盟关系，希望以此为契机强化韩日两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日后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作铺垫。因此，美国一直极力推动韩日两国强化军事合作，其中最明显的动向就是敦促韩日两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2012年该协议签订受阻，之后由于安倍政府加速军事“右倾化”，多次参拜“靖国神社”，韩日关系也一落千丈。但在美国国防部看来，冷淡的韩日关系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格格不入，虽然韩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韩美日三国共同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多，因此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必须更加深入。在美国的极力要求下，2014年12月29日，美日韩三国签署了《美日韩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备忘录，协议签署后立刻生效。备忘录的签署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撮合下“迂回”实现了韩日间的军事情报交换，间接实现了韩日军事情报的共享。

　　尽管如此，美国仍不遗余力地坚持推动韩日间的直接情报共享，借助韩美“2+2”会谈以及韩美年度安保会议等机会敦促韩国“必须在部署‘萨德’和签署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并以《协定》的签署与美国对朝鲜核导挑衅的应对相挂钩。美国为韩日直接进行情报交流做了大量工作，美国不仅将协议的签署视作是对朝鲜防御能力提高的契机，而且更乐见韩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基于此，美国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为基础，致力于韩日建立更广泛、更直接的军事合作，并由此逐步推动美日韩三国同盟最终确立。

　　(四)韩日国内因素

　　韩日关系对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韩日两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相近的国家发展水平，共同的地区竞争者，并且都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虽然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的困扰，战后韩日两国关系龃龉不断，但日本仍然是韩国重要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安全合作还是经济交流一直是两国关系中尤为重要的两大领域。

　　对于韩日安全合作，在韩国国内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立场，一方面普通韩国民众对日本二战后在历史教科书、慰安妇等问题上的态度极度不满，对日本殖民历史记忆犹新，因此普遍反对韩日军事合作;另一方面，以军方和军工集团为代表的政治保守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积极推动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建立。另外，韩国与日本强化军事合作也符合美国鼓励韩日加强双边关系的立场。

　　从日本方面来看，为实现其“正常国家化”的目标，日本一直希望与韩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安倍执政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存在严重问题，日本军国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通过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获得了对外使用武力的权限，初步实现了长期追求的“正常国家化”目标。在此背景下，与韩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实际上是为了提高日本的军事情报收集能力以及自卫队未来应对各种紧急状况的能力，同时为未来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打开了一个通道，为日本插足朝鲜半岛提供条件，进而提升其在东北亚局势中的影响力。

　　3韩日强化安全合作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情报交流是安全合作的核心部分，在美国意欲强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重新在该地区进行战略部署的背景下，美国两个盟国之间潜在的更紧密的防务关系将对该地区的国家关系及东北亚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一)助推韩日安全战略互动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韩日两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签署的第一份国防合作协定，表明韩国和日本已经同意直接分享军事情报，从而消除了美国在韩日间情报中介的作用，反映了两国对朝鲜加速实施核计划的密切关注与合作应对的战略态势。

　　例如，两国可能通过共享资源来应对朝鲜咄咄逼人的姿态，对朝鲜的导弹进行卫星跟踪，推进签署以相互提供军需物资及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相互提供物资、粮食和燃料援助。以情报合作为发端，将助推韩日间的安全战略互动，未来韩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可能会得到拓展与深化。

　　尽管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反映的是韩日双方最终是出于现实政治、安全问题的共同考量。另外，制度化对韩日关系至关重要，会对韩日关系产生功能“外溢”效应，这种实用主义可能将两国间的合作从安全领域扩展到韩日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

　　(二)加剧朝韩对抗

　　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不仅对韩日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将加剧朝鲜半岛的对抗。联盟困境理论认为，如果一国为了自身安全而选择强化联盟，可能会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引发不必要的军备竞赛。韩国与日本强化军事合作，签署针对朝鲜核与导弹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无疑将会进一步刺激朝鲜，从而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朝鲜在国家媒体上严厉批评了该协议，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谴责韩日以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为由强行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称其是对朝鲜的敌对行为，将破坏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加剧对抗和紧张。

　　韩国与日本联合的立场可能会给朝鲜金正恩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加剧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敌意。当前，美日韩缺乏和平解决朝鲜核导问题乃至半岛问题的诚意，频繁举行以朝鲜为作战目标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进一步坚定了朝鲜发展核导的决心，刺激朝鲜加速拥核的劲头，而且随着美日韩对朝压制的加大，可能导致朝鲜铤而走险，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三)中韩关系再度受挑战

　　韩日强化安全合作，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中国国内出现了警惕韩日军事合作的氛围。早在韩日意欲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之际，就有专家指出：“日韩两国共享军事情报，朝鲜威胁只是借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围堵中国崛起”。韩日通过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不仅可以分享朝鲜的军事情报，而且还可以共同涉及周边地区及中国的军事情报。2016年以来，由于美韩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重伤了一直以来中国社会对韩国的友好感情，已经导致中韩关系冷淡。

　　一方面，“萨德”入韩，其反导系统的监测预警范围远远超出朝鲜半岛，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危害到了中国国家战略安全;另一方面，该协定的签署为韩日交流涉华军事战略情报提供便利，并在美日韩“情报圈”内分享中国战略情报数据。因此，该协定招致了中国的指责，中国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视作对中国战略安全的挑战，明确表示韩日此举将增加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国认为韩日加强军事情报合作，是固守冷战思维的表现，“将加剧半岛对立对抗，给东北亚地区增添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不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不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萨德”入韩、韩日共享军事情报，韩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向美日一边倒的趋势明显，将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承受长期的战略压力，并消耗中国大量的外交资源，严重损害中国地缘战略利益与国家安全结构，并严重冲击中韩关系，使中韩关系陷入了建交以来最大的困境。

　　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使韩日得以实现技术、地缘以及人力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不仅大大提升韩日共享情报的时效性和快捷性，而且让美日韩情报传递和应用更具针对性和统合性。

　　韩日走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应对所谓新兴大国的信心和决心，特朗普政府把进一步提升美国军力置于优先位置，继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奥巴马时期极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全面的战略体系，而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军事安全战略。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新政府仍会向亚太地区倾斜，突出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优势，重视与韩日在地区安全问题的合作，凸显韩日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继续借助同盟力量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

　　在应对朝核问题方面，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战略忍耐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明显更加重视朝鲜的核导问题，视朝鲜为美国的重要威胁，下一步，美国可能加快推进美日韩军事一体化进程，借助强化了的韩日安全合作关系加强对美韩、美日双边同盟的控制，韩美日三边联盟体制必将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此一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必将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一旦“萨德”最终在韩部署到位，中国的军事应对措施必将跟上，中俄的合作应对也应是重要选择之一，就会增大大国发生直接对抗的风险，破坏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韩日安全关系的未来走向

　　韩日强化军事合作将使美国与东北亚盟国之间的关系超越传统的“枢纽与辐条”结构，美国不再是连接韩国和日本“辐条”的“枢纽”，后者将能够直接分享彼此之间相对敏感的军事信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而是恰恰相反，通过韩日更紧密地合作处理地区安全问题，更有利于美国对“韩美日三边协调体制”下两个“双边同盟”的控制。随着美国的持续推动、朝鲜核试验及导弹试射等外部环境的刺激，韩日间可能进一步强化安全合作，韩美日三方将会举行次数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凸显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优势，进而实现美国维护地区霸权的地位。

　　然而，韩日之间会建立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吗?史蒂芬·沃尔特提出的“威胁均衡理论”解释了国家如何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威胁均衡理论”认为，在外部威胁增大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更加倾向于通过联合以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安全联盟来对抗他们共同的外部威胁。在进攻性联盟体制下,盟国的价值在于相互为对方提供军事援助以增加彼此的安全性。然而，就韩日关系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不断加大的核和导弹威胁以及中国经济、军事的崛起等不断增强的外部挑战，并没有导致韩国和日本出现与之相应的高水平军事合作。

　　维克多·车试图用准联盟模式来解释韩国与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准联盟可以被定义为两个国家之间的间接关系，这两个国家都与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同盟关系。在这个模型中，共同大国的安全承诺对于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个盟友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美国的安全保障反过来也限制了韩日结盟。在维克多·车看来，美国越脱离安全三角关系，韩日之间越能达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虚拟盟友”关系取决于美国的安全承诺而非外部威胁，但是他又无法解释同盟战略选择的内外平衡问题，如果美国减少对韩国的安全保障，那么对于美韩同盟来讲将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作为美国在东亚的“铁杆”盟友——韩国与日本在安全合作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本应密切合作，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合作仅限于美国-韩国-日本安全三角框架内。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上的相互仇视和韩国的反日情绪扭曲了现实中的韩日关系。在过去60年中，韩日关系在民族情感方面的特点是相互猜疑和摩擦不断，韩日的这种矛盾由于美国在安全三角中的作用而被掩盖。所以，这两个亚洲国家从未建立双边安全联盟。

　　历史上，由于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而导致朝鲜半岛经常作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缓冲区，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实行了异常残酷的殖民统治，对朝鲜民族不仅在语言、宗教和文化方面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有100万的韩国人被迫成为劳工，20万韩国妇女被迫害成为慰安妇，韩日灾难般的历史注定了二战后两国关系的脆弱与龃龉不断，也正是因为历史因素的影响才使两国直到1965年才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由于媒体和教育的影响，这种负面的情绪也转移到了两国的年轻一代。韩国和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韩国人倾向于关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而日本人则认为韩国人太情绪化且地位低下，这些负面的国民情绪由韩日历史教科书纠纷、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的争议和在独岛的领土冲突中不断得到强化，而韩日领土冲突的升级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意想不到的军事冲突。

　　韩国文在寅总统执政后,试图重新规划韩国的外交和内政布局,以“‘慰安妇’协议没有获得多数韩国民众通过”为由，拒绝履行2015年韩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慰安妇”协议，并且文在寅此前曾经表达过要修改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意愿。军事情报共享是建立在两国互信的基础之上，而韩日两国间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政治互信，韩日关系中的互不信任类似于“囚徒困境”，两国可以通过相互信任与合作获得回报，但由于害怕被对方欺骗而采取不合作。

　　由此可见，历史问题与战略利益上的冲撞，构成了韩日关系的常量。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抵触情绪，以及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动向的警惕，都让韩日间的军事合作难以进一步深化，韩日两国将形成军事同盟也是言过其实。韩日双方军事关系由“准同盟”向实质性“军事同盟”的转变并非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目标，即使在特定时期达成一两项军事协定，双方实质性合作项目的开展也将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韩日双边安全合作还会继续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而难以拓展至全面合作。(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