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与国家：拉铁摩尔眼中的游牧帝国与古典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被学术界遗忘的拉铁摩尔重新被认知，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给他以极高的赞誉，“以前在美国，对中国人和内亚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其他人更为重要的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他因为强调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是古代欧亚文化的实际决定力量而广为人知。”他的理论激发了一批学者，如Thomas.J.Barfield、Nicola DiCosmo、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均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此外，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也深受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的影响。在构建中国疆域理论中，不能忽视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在20世纪40年代为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发行出版《中国简明史》一书中，著作者拉铁摩尔夫妇简明扼要的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

 

　　这种“夷夏互动”的视角显示出他与同时期的汉学家们目光相异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视角的形成与拉铁摩尔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密不可分。拉铁摩尔不是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并未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向传统的汉学学者一样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拉铁摩尔高中毕业后，在中国天津谋得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深入到天津的经济腹地蒙古地区考察，1925年，拉铁摩尔前往归化城旅行，归化城当时是一个陆路商埠，这里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况，除了来自天津外埠的商品交易外，还有来自草原地区的商品和内地的商品集散，这里还保持着浓厚的中世纪贸易方式。被一般西方人眼里被视为与现代文明极富落差的草原商路和骆驼商队，在拉铁摩尔眼中却充满了魅力，异样的中世纪风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此后，他常年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学习蒙古语，与商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围在篝火旁听他们讲述各种内亚腹地发生的奇闻趣事。拉铁摩尔将内亚的旅行见闻写成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重视，在他们的支持下，拉铁摩尔也有机会进入学院中补充理论知识，整理资料，包括在哈佛大学进行了8个月的人类学训练。总之，他经历多年在蒙古草地的艰难穿行，逐步使他开始认识到游牧文明在中国史结构中的重要性，也使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书斋中难以形成的深刻洞察力。拉铁摩尔曾经在抗战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并访问过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过，并在1972年应邀再次访问蒙古和新疆。

 

　　拉铁摩尔将书斋外的田野知识与学院知识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中国边疆史研究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道路。

 

　　重视牧业社会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恢复牧业社会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一个重要特色，他强调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对于传统研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对影响中国历史发生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定位，他指出，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带，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

 

　　将观察中国的视野扩展将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和绿洲，拉铁摩尔努力尝试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内陆亚洲广阔这一宏大的场景中展开，阐发出游牧民族与汉地居民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二是拉铁摩尔以局外人和中立者的身份，以华夷平等的观念，使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处于同等的历史话语中进行考察。如他指出，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

 

　　这种观念与中国当时“趋新”（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正好相左，“中国从近代以前，政治上关系密切的，都是小国，或游牧部落，其文化程度，远出我下，文化足以裨益我们的，只有一个印度，却政治上没有关系。所以从有史以来，从没因和外人交通而发生关涉全体的大变化，到近世便不然了。”

 

　　如20世纪前半叶出版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疆域沿革略》虽然开启了中国疆域研究的先河，但还是有重视农耕文明忽略游牧文明的倾向。此外，与历史学家积极将中国史纳入民族国家史的态度不同，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

 

　　拉铁摩尔并没有局限风行一时的“民族国家史”构建中，反其道行之，将观察中国的视角放在历史的内部，反而将“落后的游牧社会”放置到中国历史关键因素予以考察，赋予“边疆”以农业社会与牧业社会交织的双重历史维度，使中国史的叙述改变了“华夏中心观”为主的单一结构，他认为边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无疑是对传统“华夏中心观”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突破，改变了单向度讨论中国历史的思维。研读过拉铁摩尔著作的姚大力教授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

 

　　拉铁摩尔将“边疆”置于中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开创性的影响，越来越来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在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中，作者认为当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稳定而强大时，为了能够从中原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获益，身处草原的游牧政权往往会摆脱分散状态而日趋联合，但这种联合程度不高且经常被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所压制，他们基于经济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疆战略，但总是“避免对中原领土的征服”。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崩溃时，身居东北的部落民众往往就会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不大会在草原地带建立强大的帝国秩序，他们也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王朝那里“借用”国家形式，而是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国家体系。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名噪一时，其观点也深受拉铁摩尔影响，作者认为游牧不一定就落后于农耕，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间不只是存在着对抗的关系，也有长时间的和平。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

 

　　台湾学者王明柯成果反映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此外，拉铁摩尔的理论还深刻影响到了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新清史”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强调清朝的特点在于它运用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区分对非汉地区和以前明朝省份地区统治的能力，这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

 

　　按照“新清史”的话语来说，“就是走向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新清史”的研究者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涉及清代‘民族、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

 

　　由此可见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对美国“新清史”研究影响之深远。

 

　　毋庸置疑，“新清史”研究的兴起，对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理论视角，特别是重视满文档案的发掘和使用，改变以往研究过度依赖汉文史料的问题，这对深化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成果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清史”一方面继承了拉铁摩尔重视游牧社会的传统，解决了以往清史研究只见“华夏”不见“狄夷”的问题，而且通过注重挖掘和利用满文档案和史料，得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新清史”似乎也有过度解读游牧社会重要性的倾向，在“新清史”的叙事中，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形成并立的“二元结构”，从而消解了“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刘凤云指出，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新清史”研究者重视游牧社会本是继承和发展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但是，他们潜在表达的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二元结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在他们笔下，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表现出一种竞争紧张关系，却忽视了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还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另一面，没有完整表达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精髓和原意。

 

　　从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历史的叙述模式中，拉铁摩尔得出自己富有新意的认识。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问题探讨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他认识到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互补共生关系。拉铁摩尔并未简单关注游牧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将视野放大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这一地带如何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动力源头。这一过渡地带的发现，起源于他对长城的认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没有被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拘束，没有将“中国”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作为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来处理，而是视为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长城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线，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路线，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拉铁摩尔把边疆看成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视窗，并透过这一视窗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

 

　　美国学者贾宁在研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后认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重要贡献在于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共生关系”的发现。“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长城地带”的发现。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生活在这个边疆地带中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他们既濡染长城内汉文化，又濡染长城外游牧文化。他们是帮助非汉族统治朝代获得生机、巩固跨长城统治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游牧族统治者的领导地位获得于跨文明的统治方式，即不固守农业或游牧文明的单一方式，而把两者相结合。因而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国家关系见之于这一事实，即游牧民族在长城内建立政权后，汉族又恢复自己的统治。

 

　　这一点可以说正是拉铁摩尔理论的核心，开拓了我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不只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的互补关系，还有一种“共生关系”。

 

　　拉铁摩尔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一种混合性的力量，它既非来自内地汉族社会、也非游牧民族，而是二者混合融合的力量，这就是长城——中国的边疆地带。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带称为“贮存地”。一方面，当北方游牧力量进入中原甚至在当地建立起政权时，仍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游牧力量留在北部邻近的长城地区，这既避免了他们受到来自更北方的部落袭击，又为其有效统治中原地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物力。另一方面，位于南部的中原力量也力图控制这一“贮存地”，从而有效控制北部的游牧力量。“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草原民族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因为长期侵入中国后，终将变成汉族，留在后面的才继续保持草原生活。同样的，汉族侵入草原太远时，也会脱离中国，加入草原社会，而留在中国的则继续发展中国的生活。只有在他们中间，在两种生活都能存在而不完全丧失其本来性质的过渡地区，这两个势力才能接触融合。所以，只有边境的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伸入中国及草原。”

 

　　美国学者Pamela K.Crossley成功的发挥了这一理论。她指出，自秦汉以降，长城内外各政治势力就处于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能动相互作用之中。中华帝国传统不断完善的过程与氏族政治传统不断的成熟同步并进，唐朝就显示出两种传统相结合的趋势。清代前期的皇帝把两种传统的结合推向高峰，他们既是中国的至上贤君和至尊天子，又通过八旗制度在游牧民族中保持“汗”的形象。以乾隆帝为代表，这种普天共识的无上皇权是清朝跨长城而治的根基。

 

　　正如前文指出，拉铁摩尔长城边缘地带给中国疆域观新的积极意义，他与同时代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施坚雅观察“中国”的视角大相径庭，自成一体。费正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的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如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日本也短期属于这个汉字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内陆亚洲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相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的文化区以外或边缘，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隔、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如东南亚、日本以及欧洲等。

 

　　费正清逐步廓清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他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反。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在基督教文化区内，这些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念，欧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上是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中且令人畏惧的权力。

 

　　费正清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内亚圈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和平行的关系。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从“地理中心论”解释中国，认为在中华帝国的空间结构中，可以区分两种等级体系，一种是帝国官僚为了区域行政而设置并调整的区系，它反映的是“官方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处于行政地位格局的衙门和品官的世界，是“主流”文化的世界。另一种是由经济交换而成长起来的区系，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是非正式的制度以及隐蔽的世界。他所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认为中国实际上是由几个大区形成的，各有其特点。“中国”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施坚雅研究的“中华帝国”只不过是长城以内的“农业中国”，没有将长城以外纳入其研究视野，其局限性可见一斑。

 

　　纵观三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观”，只有拉铁摩尔开辟了一个从中国内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思想取向，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大中国”的概念。汪晖评论说，“这一中国和内亚洲叙述中的长城中心论不仅超越了以农业为主的黄河中心的历史叙事和以城市、贸易和农业经济为主的运河或江南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也超越了以政治制度和国家边界为框架的历史视野。”

 

　　其眼界不仅远远超过施坚雅以长城内以农业文明叙述的“小中国”，拉铁摩尔而且也极大纠正了费正清的“汉字圈”文明中心论，在费正清的眼中，仍然将“狄夷”视为中国的外圈。而拉铁摩尔的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竞争、共生、统一的历史关系是对中国统一性非常深刻和完整的阐释，从大历史观出发，农耕文化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属于“小中国”，而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互动中发展形成的农耕-游牧文化丛，则属于“大中国”。拉铁摩尔偏重于“大中国”的叙述，可以说为中国“统一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而“新清史”研究者过于强调游牧社会的重要性突出竞争与对抗关系，而割裂了内地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统一性，无疑是从过去片面重视农业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观点上。

 

　　拉铁摩尔通过恢复游牧社会历史主体性的面貌，从而将游牧社会与内地汉人社会历史统一起来思考的“大中国”历史观，构建了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大中国”的统一性叙述，摆脱了施坚雅“中华帝国”仅仅局限于长城以内的狭隘“中国”，也摆脱了费正清“民族国家”背景下思考中国模式的“冲击——回应理论”。拉铁摩尔开启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也必将给中国疆域理论以重大影响。

 

　　因而，在中国除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疆”外，其实还存在不同民族心目中的“边疆”。如信仰、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众多“边疆”，这些“边疆”往往要根据特定的信仰、语言和文化的众数中心而被认知。例如，在中国，对于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北京和上海来说，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等地区是边疆，但对于说蒙古语、行蒙古俗的蒙古族来说，那些非蒙古族地区是他们的“边疆”；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种族”边界、语言边界和文化边界原本就不一致。

 

　　民族国家的“边疆”不能完全取代文化边疆、“民族”边疆。其实，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疆”观，将他们“边疆化”实际上是对其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误读。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蕴含一个重要的命题，正如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变边疆为边界，倡导中华民族意识，完成“中国人”认同，成为近代中国学术重点探讨的领域之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费孝通先生晚年通过对中国民族史的深入思考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在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文中曾特别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1991年9月，费孝通先生以81岁的高龄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又有所思考：“事实表明我们中国的各个民族是兄弟民族，是一家，有一个大的共同的认同：大家都属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所以我称之为‘多元一体’。”

 

　　他进一步指出：“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可见，费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已经扩大到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马戎教授指出，就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这个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费先生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与费先生的理论有所相似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已经提出中国统一性的力量来自于农业社会和牧业社会的交错地带的混合势力。虽然Thomas.J.Barfield、Nicola Di Cosmo对这一问题还有争议。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核心，“贮存地”也可能是汉人为主体，也可能是游牧民族为主体，但是只有兼具两种文化特色的势力才可能深入草原或者内地。在拉铁摩尔眼中，边疆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变化过程，边疆地带——“贮藏地”不断在汉人和游牧族群之间动态转移，期间既有凝聚也有分解。借用马戎教授一段评论最为恰当。“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这段话包含了历史动态观点，包含了‘凝聚’和‘分解’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之间的辩证统一。”

 

　　这在拉铁摩尔的边疆观念中有着充分体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观念风行背景下，他突破了当时族群以血缘划分“我者”与“我者”边界的藩篱，指出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同族同源”的祖先，只是因生产环境的变化从而“分道扬镳”，形成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如果汉人深入边疆也会变成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深入内地也会变成汉人。许倬云先生指出，自商周以后，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厚资源的“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边陲。

 

　　在这一历史书写过程中，进入边陲的汉人也被边缘化和“他者”化了。拉铁摩尔不仅部分恢复了“他者”的主体性历史，而且也阐释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血脉联系。1939年2月9日，昆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由此，一场围绕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学术辩论在众多学者中展开。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

 

　　拉铁摩尔的理论本应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中华民族”的讨论不无启发意义，遗憾的是当时注意者甚少。实际上，今天阅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讨论仍不失其重要性。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具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空间、文化、语言复杂的特殊叠合体，其边界时常并不吻合。通过对边疆的研究，拉铁摩尔对中国这种具有东方特点的国家性质的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对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的用“民族国家”知识立场解释中国赋予了一种反思性。另一方面，他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共同体，它内部存在着竞争、共生与融合的一个多层级“复线”的历史发展过程，游牧社会与内地社会即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割裂的整体，同时也各有自己的历史表述，从而开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研究。而这一点是当前“边疆”研究中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即要把国家的“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区别开来，认识到边疆开发中不可忽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同时，“共生互补”关系的提出对于丰富了中国民族关系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当然，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他关于中国历史的观察，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观念的影响，如将汉人进入边疆，称之为“殖民”。同时，他对于中国历史内在动力的变迁过于强调内陆边疆因素（实际是“北”边疆），他分析的边疆有多种形态，草原、山地与绿洲，对其复杂性、多样性给予了重视。但是，他对于内地社会的分析相对于边疆则明显逊色，对内地社会复杂性的分析和认识不够，而这一方面施坚雅的贡献相对突出。此外，他的边疆叙述也并不完整，除了“北”边疆外，内地社会还存在一个“南”边疆。内地农业社会还同时还面临两个边疆的碰撞与交融。同时，边疆的经济形态是拉铁摩尔着力较多的地方，而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的文化思想研究则触及不多，影响了其研究的深度。拉铁摩尔的研究还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论色彩，有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服务的色彩，都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无论如何，拉铁摩尔开创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正如张承志赞其著作为“经受了时光考验的大师著述”，在姚大力先生看来，“经典的力量常常会惊人地持久。拉铁摩尔在数十年前写下的不少简明扼要而充满悟性的见解，至今仍是激励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们从事创造性思考时的智慧泉眼。”这些评论毫不为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被学术界遗忘的拉铁摩尔重新被认知，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给他以极高的赞誉，“以前在美国，对中国人和内亚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其他人更为重要的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他因为强调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是古代欧亚文化的实际决定力量而广为人知。”他的理论激发了一批学者，如Thomas.J.Barfield、Nicola DiCosmo、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均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此外，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也深受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的影响。在构建中国疆域理论中，不能忽视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在20世纪40年代为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发行出版《中国简明史》一书中，著作者拉铁摩尔夫妇简明扼要的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

 

　　这种“夷夏互动”的视角显示出他与同时期的汉学家们目光相异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视角的形成与拉铁摩尔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密不可分。拉铁摩尔不是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并未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向传统的汉学学者一样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拉铁摩尔高中毕业后，在中国天津谋得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深入到天津的经济腹地蒙古地区考察，1925年，拉铁摩尔前往归化城旅行，归化城当时是一个陆路商埠，这里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况，除了来自天津外埠的商品交易外，还有来自草原地区的商品和内地的商品集散，这里还保持着浓厚的中世纪贸易方式。被一般西方人眼里被视为与现代文明极富落差的草原商路和骆驼商队，在拉铁摩尔眼中却充满了魅力，异样的中世纪风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此后，他常年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学习蒙古语，与商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围在篝火旁听他们讲述各种内亚腹地发生的奇闻趣事。拉铁摩尔将内亚的旅行见闻写成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重视，在他们的支持下，拉铁摩尔也有机会进入学院中补充理论知识，整理资料，包括在哈佛大学进行了8个月的人类学训练。总之，他经历多年在蒙古草地的艰难穿行，逐步使他开始认识到游牧文明在中国史结构中的重要性，也使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书斋中难以形成的深刻洞察力。拉铁摩尔曾经在抗战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并访问过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过，并在1972年应邀再次访问蒙古和新疆。

 

　　拉铁摩尔将书斋外的田野知识与学院知识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中国边疆史研究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道路。

 

　　重视牧业社会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恢复牧业社会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一个重要特色，他强调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对于传统研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对影响中国历史发生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定位，他指出，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带，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

 

　　将观察中国的视野扩展将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和绿洲，拉铁摩尔努力尝试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内陆亚洲广阔这一宏大的场景中展开，阐发出游牧民族与汉地居民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二是拉铁摩尔以局外人和中立者的身份，以华夷平等的观念，使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处于同等的历史话语中进行考察。如他指出，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

 

　　这种观念与中国当时“趋新”（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正好相左，“中国从近代以前，政治上关系密切的，都是小国，或游牧部落，其文化程度，远出我下，文化足以裨益我们的，只有一个印度，却政治上没有关系。所以从有史以来，从没因和外人交通而发生关涉全体的大变化，到近世便不然了。”

 

　　如20世纪前半叶出版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疆域沿革略》虽然开启了中国疆域研究的先河，但还是有重视农耕文明忽略游牧文明的倾向。此外，与历史学家积极将中国史纳入民族国家史的态度不同，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

 

　　拉铁摩尔并没有局限风行一时的“民族国家史”构建中，反其道行之，将观察中国的视角放在历史的内部，反而将“落后的游牧社会”放置到中国历史关键因素予以考察，赋予“边疆”以农业社会与牧业社会交织的双重历史维度，使中国史的叙述改变了“华夏中心观”为主的单一结构，他认为边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无疑是对传统“华夏中心观”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突破，改变了单向度讨论中国历史的思维。研读过拉铁摩尔著作的姚大力教授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

 

　　拉铁摩尔将“边疆”置于中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开创性的影响，越来越来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在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中，作者认为当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稳定而强大时，为了能够从中原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获益，身处草原的游牧政权往往会摆脱分散状态而日趋联合，但这种联合程度不高且经常被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所压制，他们基于经济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疆战略，但总是“避免对中原领土的征服”。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崩溃时，身居东北的部落民众往往就会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不大会在草原地带建立强大的帝国秩序，他们也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王朝那里“借用”国家形式，而是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国家体系。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名噪一时，其观点也深受拉铁摩尔影响，作者认为游牧不一定就落后于农耕，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间不只是存在着对抗的关系，也有长时间的和平。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

 

　　台湾学者王明柯成果反映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此外，拉铁摩尔的理论还深刻影响到了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新清史”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强调清朝的特点在于它运用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区分对非汉地区和以前明朝省份地区统治的能力，这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

 

　　按照“新清史”的话语来说，“就是走向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新清史”的研究者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涉及清代‘民族、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

 

　　由此可见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对美国“新清史”研究影响之深远。

 

　　毋庸置疑，“新清史”研究的兴起，对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理论视角，特别是重视满文档案的发掘和使用，改变以往研究过度依赖汉文史料的问题，这对深化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成果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清史”一方面继承了拉铁摩尔重视游牧社会的传统，解决了以往清史研究只见“华夏”不见“狄夷”的问题，而且通过注重挖掘和利用满文档案和史料，得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新清史”似乎也有过度解读游牧社会重要性的倾向，在“新清史”的叙事中，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形成并立的“二元结构”，从而消解了“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刘凤云指出，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新清史”研究者重视游牧社会本是继承和发展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但是，他们潜在表达的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二元结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在他们笔下，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表现出一种竞争紧张关系，却忽视了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还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另一面，没有完整表达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精髓和原意。

 

　　从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历史的叙述模式中，拉铁摩尔得出自己富有新意的认识。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问题探讨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他认识到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互补共生关系。拉铁摩尔并未简单关注游牧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将视野放大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这一地带如何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动力源头。这一过渡地带的发现，起源于他对长城的认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没有被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拘束，没有将“中国”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作为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来处理，而是视为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长城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线，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路线，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拉铁摩尔把边疆看成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视窗，并透过这一视窗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

 

　　美国学者贾宁在研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后认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重要贡献在于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共生关系”的发现。“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长城地带”的发现。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生活在这个边疆地带中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他们既濡染长城内汉文化，又濡染长城外游牧文化。他们是帮助非汉族统治朝代获得生机、巩固跨长城统治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游牧族统治者的领导地位获得于跨文明的统治方式，即不固守农业或游牧文明的单一方式，而把两者相结合。因而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国家关系见之于这一事实，即游牧民族在长城内建立政权后，汉族又恢复自己的统治。

 

　　这一点可以说正是拉铁摩尔理论的核心，开拓了我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不只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的互补关系，还有一种“共生关系”。

 

　　拉铁摩尔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一种混合性的力量，它既非来自内地汉族社会、也非游牧民族，而是二者混合融合的力量，这就是长城——中国的边疆地带。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带称为“贮存地”。一方面，当北方游牧力量进入中原甚至在当地建立起政权时，仍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游牧力量留在北部邻近的长城地区，这既避免了他们受到来自更北方的部落袭击，又为其有效统治中原地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物力。另一方面，位于南部的中原力量也力图控制这一“贮存地”，从而有效控制北部的游牧力量。“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草原民族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因为长期侵入中国后，终将变成汉族，留在后面的才继续保持草原生活。同样的，汉族侵入草原太远时，也会脱离中国，加入草原社会，而留在中国的则继续发展中国的生活。只有在他们中间，在两种生活都能存在而不完全丧失其本来性质的过渡地区，这两个势力才能接触融合。所以，只有边境的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伸入中国及草原。”

 

　　美国学者Pamela K.Crossley成功的发挥了这一理论。她指出，自秦汉以降，长城内外各政治势力就处于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能动相互作用之中。中华帝国传统不断完善的过程与氏族政治传统不断的成熟同步并进，唐朝就显示出两种传统相结合的趋势。清代前期的皇帝把两种传统的结合推向高峰，他们既是中国的至上贤君和至尊天子，又通过八旗制度在游牧民族中保持“汗”的形象。以乾隆帝为代表，这种普天共识的无上皇权是清朝跨长城而治的根基。

 

　　正如前文指出，拉铁摩尔长城边缘地带给中国疆域观新的积极意义，他与同时代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施坚雅观察“中国”的视角大相径庭，自成一体。费正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的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如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日本也短期属于这个汉字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内陆亚洲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相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的文化区以外或边缘，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隔、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如东南亚、日本以及欧洲等。

 

　　费正清逐步廓清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他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反。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在基督教文化区内，这些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念，欧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上是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中且令人畏惧的权力。

 

　　费正清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内亚圈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和平行的关系。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从“地理中心论”解释中国，认为在中华帝国的空间结构中，可以区分两种等级体系，一种是帝国官僚为了区域行政而设置并调整的区系，它反映的是“官方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处于行政地位格局的衙门和品官的世界，是“主流”文化的世界。另一种是由经济交换而成长起来的区系，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是非正式的制度以及隐蔽的世界。他所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认为中国实际上是由几个大区形成的，各有其特点。“中国”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施坚雅研究的“中华帝国”只不过是长城以内的“农业中国”，没有将长城以外纳入其研究视野，其局限性可见一斑。

 

　　纵观三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观”，只有拉铁摩尔开辟了一个从中国内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思想取向，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大中国”的概念。汪晖评论说，“这一中国和内亚洲叙述中的长城中心论不仅超越了以农业为主的黄河中心的历史叙事和以城市、贸易和农业经济为主的运河或江南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也超越了以政治制度和国家边界为框架的历史视野。”

 

　　其眼界不仅远远超过施坚雅以长城内以农业文明叙述的“小中国”，拉铁摩尔而且也极大纠正了费正清的“汉字圈”文明中心论，在费正清的眼中，仍然将“狄夷”视为中国的外圈。而拉铁摩尔的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竞争、共生、统一的历史关系是对中国统一性非常深刻和完整的阐释，从大历史观出发，农耕文化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属于“小中国”，而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互动中发展形成的农耕-游牧文化丛，则属于“大中国”。拉铁摩尔偏重于“大中国”的叙述，可以说为中国“统一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而“新清史”研究者过于强调游牧社会的重要性突出竞争与对抗关系，而割裂了内地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统一性，无疑是从过去片面重视农业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观点上。

 

　　拉铁摩尔通过恢复游牧社会历史主体性的面貌，从而将游牧社会与内地汉人社会历史统一起来思考的“大中国”历史观，构建了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大中国”的统一性叙述，摆脱了施坚雅“中华帝国”仅仅局限于长城以内的狭隘“中国”，也摆脱了费正清“民族国家”背景下思考中国模式的“冲击——回应理论”。拉铁摩尔开启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也必将给中国疆域理论以重大影响。

 

　　因而，在中国除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疆”外，其实还存在不同民族心目中的“边疆”。如信仰、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众多“边疆”，这些“边疆”往往要根据特定的信仰、语言和文化的众数中心而被认知。例如，在中国，对于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北京和上海来说，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等地区是边疆，但对于说蒙古语、行蒙古俗的蒙古族来说，那些非蒙古族地区是他们的“边疆”；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种族”边界、语言边界和文化边界原本就不一致。

 

　　民族国家的“边疆”不能完全取代文化边疆、“民族”边疆。其实，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疆”观，将他们“边疆化”实际上是对其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误读。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蕴含一个重要的命题，正如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变边疆为边界，倡导中华民族意识，完成“中国人”认同，成为近代中国学术重点探讨的领域之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费孝通先生晚年通过对中国民族史的深入思考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在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文中曾特别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1991年9月，费孝通先生以81岁的高龄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又有所思考：“事实表明我们中国的各个民族是兄弟民族，是一家，有一个大的共同的认同：大家都属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所以我称之为‘多元一体’。”

 

　　他进一步指出：“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可见，费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已经扩大到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马戎教授指出，就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这个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费先生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与费先生的理论有所相似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已经提出中国统一性的力量来自于农业社会和牧业社会的交错地带的混合势力。虽然Thomas.J.Barfield、Nicola Di Cosmo对这一问题还有争议。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核心，“贮存地”也可能是汉人为主体，也可能是游牧民族为主体，但是只有兼具两种文化特色的势力才可能深入草原或者内地。在拉铁摩尔眼中，边疆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变化过程，边疆地带——“贮藏地”不断在汉人和游牧族群之间动态转移，期间既有凝聚也有分解。借用马戎教授一段评论最为恰当。“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这段话包含了历史动态观点，包含了‘凝聚’和‘分解’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之间的辩证统一。”

 

　　这在拉铁摩尔的边疆观念中有着充分体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观念风行背景下，他突破了当时族群以血缘划分“我者”与“我者”边界的藩篱，指出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同族同源”的祖先，只是因生产环境的变化从而“分道扬镳”，形成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如果汉人深入边疆也会变成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深入内地也会变成汉人。许倬云先生指出，自商周以后，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厚资源的“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边陲。

 

　　在这一历史书写过程中，进入边陲的汉人也被边缘化和“他者”化了。拉铁摩尔不仅部分恢复了“他者”的主体性历史，而且也阐释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血脉联系。1939年2月9日，昆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由此，一场围绕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学术辩论在众多学者中展开。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

 

　　拉铁摩尔的理论本应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中华民族”的讨论不无启发意义，遗憾的是当时注意者甚少。实际上，今天阅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讨论仍不失其重要性。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具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空间、文化、语言复杂的特殊叠合体，其边界时常并不吻合。通过对边疆的研究，拉铁摩尔对中国这种具有东方特点的国家性质的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对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的用“民族国家”知识立场解释中国赋予了一种反思性。另一方面，他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共同体，它内部存在着竞争、共生与融合的一个多层级“复线”的历史发展过程，游牧社会与内地社会即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割裂的整体，同时也各有自己的历史表述，从而开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研究。而这一点是当前“边疆”研究中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即要把国家的“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区别开来，认识到边疆开发中不可忽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同时，“共生互补”关系的提出对于丰富了中国民族关系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当然，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他关于中国历史的观察，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观念的影响，如将汉人进入边疆，称之为“殖民”。同时，他对于中国历史内在动力的变迁过于强调内陆边疆因素（实际是“北”边疆），他分析的边疆有多种形态，草原、山地与绿洲，对其复杂性、多样性给予了重视。但是，他对于内地社会的分析相对于边疆则明显逊色，对内地社会复杂性的分析和认识不够，而这一方面施坚雅的贡献相对突出。此外，他的边疆叙述也并不完整，除了“北”边疆外，内地社会还存在一个“南”边疆。内地农业社会还同时还面临两个边疆的碰撞与交融。同时，边疆的经济形态是拉铁摩尔着力较多的地方，而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的文化思想研究则触及不多，影响了其研究的深度。拉铁摩尔的研究还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论色彩，有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服务的色彩，都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无论如何，拉铁摩尔开创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正如张承志赞其著作为“经受了时光考验的大师著述”，在姚大力先生看来，“经典的力量常常会惊人地持久。拉铁摩尔在数十年前写下的不少简明扼要而充满悟性的见解，至今仍是激励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们从事创造性思考时的智慧泉眼。”这些评论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