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平壤是理性行为者还是疯子

　　根据韩国发展学院(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对1000多名逃“脱北者”的调查，85%朝鲜人现在是到政府以外的市场购买食品生活品，只有6%依靠国家的配给。40%朝鲜人从事私人经济活动收入也在增加。政府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既没有明确这些“黑市”合法也没有说要取缔，因为前者会对朝鲜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后者则会带来经济困难。

　　换句话说，金正恩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父辈的做法。而朝鲜经济上述微妙的变化，意味着美国的制裁作用将很有限。在核政策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双规思路”的痕迹。一方面，朝鲜继续使用独特、极具攻击性的语言，威胁美国将用包括核力量无情打击美国的军事妄动;但另一当面，朝鲜在核试验后立即宣布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同时将会做好核不扩散的工作。这些话很明显都是说给美国听的，体现理性逻辑。

　　走向开放的最大敌人在自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朝鲜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国内经济发展对于政治安全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转型不可避免;而这需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是长期以来孤立主义的巨大惯性，以及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不确定性，则很容易让其对任何的挫折相当敏感，并后退到封闭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的“真正制裁者”是它自己。如何让朝鲜领导层坚定改革开放是唯一出路的信念，则是国际社会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孤立主义的国家来说，“没有对话的制裁”只会加深它关于国际环境险恶的原有认知。制裁主要目的是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制裁仅建立在为了制造自认为会带来威慑效应，让对手走投无路回到谈判桌上的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情况上，那就会造成本末倒置的结果。

　　外界一直很关心中国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红线”(red line)是什么?有的猜测中国的红线是再次核试验，美国的红线是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中美两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对此表态，这实际上是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设定一个自己很难兑现的红线，不仅会损伤大国的可信度，也无助于解决问题。朝鲜问题僵局的打开，不能建立在认为朝鲜政权非理性的认知上，否则除了军事打击别无他法。

　　既然军事打击不现实，经济制裁效果不佳，就须思考过去的逻辑基础是否出了问题。不设条件的外交谈判，不能够看成是对朝鲜的绥靖政策，也不是美国对朝鲜的恩赐，而是为了务实地解决问题。

　　如果上述分析中，朝鲜已经认识到经济民生与军事安全对于维护政权安全同样重要的话，对于通过外交谈判来获得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想法很自然就会产生，这实际上为朝鲜转型提供了最原始的认识基础。现在问题在于，这种认识基础还相当脆弱，而且很容易出现反复。尽管如此，从根源来说，这种需求客观存在。

　　朝鲜必须转型，但这种转型将会是渐进的，而且最终只能通过内部转型才能实现，外部的因素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必须是有助于朝鲜转变思路，在感到外部环境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更多地把国家利益从原有的军事角度转向经济发展。

　　以经济为基础定义国家利益，就会采取相对开放的姿态，吸引外资或建新特区。这些行为如果持续，就自然而然地会促进国际社会和朝鲜较大规模的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朝鲜将会有更多机会去比较自身与世界和地区的差距。在这过程中朝鲜有可能重新定义自身的国家认同，实现“软着陆”。

　　美国的“朝鲜困境”在于一方面认定其是疯子，另一方面又期待朝鲜做出理性选择。朝鲜现任领导人执政后在美国普遍被认为是一个非理性、没经验的暴君。然而，如果我们放长视野，从其2011年执政以来的记录来看，上述认识至少是不成熟的。

　　朝鲜在7月28日深夜第二次试射了洲际导弹，由于洲际导弹一直被外界认为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红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当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措辞严厉声明，一方面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制裁，并考虑一切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则直接点名中国和俄罗斯有特殊的责任向朝鲜施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深夜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后对媒体说，现在只有加强制裁一条路。韩国政府则加快了萨德导弹系统的部署，并同美军进行了联合军演。当大多数焦点集中在朝鲜导弹究竟能否打到美国本土及美国会如何反应的问题上时，围绕朝鲜的一个核心问题并没有被认真讨论过，即应该如何来看待朝鲜政权，究竟它是理性行为者还是疯子?

　　对朝鲜认知的内在矛盾

　　美国对朝政策一方面认为，军事威慑和经济制裁是唯一能够让朝鲜政策变化的办法。这实际上建立在朝鲜政权是理性行为者的认知之上，逻辑在于朝鲜政权面对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打击会危及内部团结、执政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甚至是执政者的自身安全。面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朝鲜政权会选择屈服放弃核武器开发;另一方面，美国的对朝政策有隐含着朝鲜政权非理性甚至是疯子的认知。

　　朝鲜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仍花重金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以及不可预测性地试验这些武器，都被认为是疯子行为。一直以来，朝鲜领导人也被看成是完全不可预测、没有常规逻辑的冷血独裁者、刽子手和战争狂人。

　　诚然，朝鲜极其特殊体制的不透明性和神秘性，为美国的认知提供了素材。然而，政治和舆论系统性的对朝鲜政权的长期“妖魔化”定位，已经让这种认知深深地内化到美国对朝政策之中。美国这种认知的内在矛盾性，造成了只愿意单方面的遏制和制裁，而不愿意通过谈判和对话来打开困局。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是疯子，那制裁和遏制就不可能对非理性者有任何效果。反过来，如果认为朝鲜是理性行为者，那谈判对话至少具有同制裁遏制一样的效果。美国朝鲜政策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朝鲜没有清晰认知定位的结果。

　　问题在于，现在美国似乎没有认真反省上述内在矛盾，反而想把失败归结于中国制裁遏制朝鲜不够，所以朝鲜才会如此非理性。换言之，美国试图把已经被证明失败的逻辑转嫁给中国。中国提出的双暂停的双轨思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具有内在一体性(cognitive integrity)，即认为朝鲜政权是理性行为者而制裁和对话都是为理性决策创造条件。

　　没有对话的制裁和遏制，实际上是用制裁者的逻辑来代替被制裁的认知，只有对话才能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那制裁才会更加有效果。中国作为目前唯一与朝鲜领导层有直接渠道的国家，不可能接受美国上述具有内在矛盾的单方面制裁逻辑，那样做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双规思路”与理性选择的可能性

　　美国的“朝鲜困境”在于一方面认定其是疯子，另一方面又期待朝鲜做出理性选择。朝鲜现任领导人执政后在美国普遍被认为是一个非理性、没经验的暴君，而“金正男事件”更加深了这种认识。然而，如果我们放长视野，从其2011年执政以来的记录来看，上述认识至少是不成熟的。

　　金正恩2011年执政以来，实际上走的就是“双规思路”，一方面坚持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与试验的决心，以及速度远超过其父亲，但另一方面他对经济和民生的重视程度同样远远超过其父亲。据各种报道显示，过去五年来，朝鲜的经济总量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开始允许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部门的出现。从朝鲜的宣传片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画面，例如今年建成的平壤新地标“黎明大道”摩天楼，让人仿佛置身于首尔市中心但楼宇之间的宣传牌则是洲际导弹。金正恩执政后，平壤新国际机场、滑雪场、跑马场、公寓、超市建设与弹道导弹开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反映了朝鲜领导层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与军事安全一样重要。据一些媒体报道，金正恩执政后已经放松了国家对于经济的管制，容忍市场经济成分出现。

　　根据韩国发展学院(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对1000多名逃“脱北者”的调查，85%朝鲜人现在是到政府以外的市场购买食品生活品，只有6%依靠国家的配给。40%朝鲜人从事私人经济活动收入也在增加。政府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既没有明确这些“黑市”合法也没有说要取缔，因为前者会对朝鲜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后者则会带来经济困难。

　　换句话说，金正恩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父辈的做法。而朝鲜经济上述微妙的变化，意味着美国的制裁作用将很有限。在核政策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双规思路”的痕迹。一方面，朝鲜继续使用独特、极具攻击性的语言，威胁美国将用包括核力量无情打击美国的军事妄动;但另一当面，朝鲜在核试验后立即宣布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同时将会做好核不扩散的工作。这些话很明显都是说给美国听的，体现理性逻辑。

　　走向开放的最大敌人在自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朝鲜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国内经济发展对于政治安全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转型不可避免;而这需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是长期以来孤立主义的巨大惯性，以及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不确定性，则很容易让其对任何的挫折相当敏感，并后退到封闭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的“真正制裁者”是它自己。如何让朝鲜领导层坚定改革开放是唯一出路的信念，则是国际社会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孤立主义的国家来说，“没有对话的制裁”只会加深它关于国际环境险恶的原有认知。制裁主要目的是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制裁仅建立在为了制造自认为会带来威慑效应，让对手走投无路回到谈判桌上的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情况上，那就会造成本末倒置的结果。

　　外界一直很关心中国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红线”(red line)是什么?有的猜测中国的红线是再次核试验，美国的红线是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中美两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对此表态，这实际上是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设定一个自己很难兑现的红线，不仅会损伤大国的可信度，也无助于解决问题。朝鲜问题僵局的打开，不能建立在认为朝鲜政权非理性的认知上，否则除了军事打击别无他法。

　　既然军事打击不现实，经济制裁效果不佳，就须思考过去的逻辑基础是否出了问题。不设条件的外交谈判，不能够看成是对朝鲜的绥靖政策，也不是美国对朝鲜的恩赐，而是为了务实地解决问题。

　　如果上述分析中，朝鲜已经认识到经济民生与军事安全对于维护政权安全同样重要的话，对于通过外交谈判来获得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想法很自然就会产生，这实际上为朝鲜转型提供了最原始的认识基础。现在问题在于，这种认识基础还相当脆弱，而且很容易出现反复。尽管如此，从根源来说，这种需求客观存在。

　　朝鲜必须转型，但这种转型将会是渐进的，而且最终只能通过内部转型才能实现，外部的因素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必须是有助于朝鲜转变思路，在感到外部环境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更多地把国家利益从原有的军事角度转向经济发展。

　　以经济为基础定义国家利益，就会采取相对开放的姿态，吸引外资或建新特区。这些行为如果持续，就自然而然地会促进国际社会和朝鲜较大规模的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朝鲜将会有更多机会去比较自身与世界和地区的差距。在这过程中朝鲜有可能重新定义自身的国家认同，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