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常态：在冲突中“航行”

　　汉斯·京特·希尔珀特(Hanns Günther Hilpert，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负责人);

　　古德龙·瓦克尔(Gudrun Wacker，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

　　亚洲处在和平之中。自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除了一些小摩擦，亚洲各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尚未解决的冲突也没有公开爆发或在军事上进一步恶化。即便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但该地区的冲突管理进行得相对比较成功。

　　一段如此长的和平期对于亚洲而言无疑是历史性的反常现象。自由主义的阐释(增长的经济财富和相互依存)，现实主义流派的解释(稳固的势力均衡)，抑或是建构主义的阐释(共同的规范与认同，富有责任心的精英阶层)——对此何种阐释最令人信服，有待观察者的评价。

　　然而，对于和平能否持久的质疑声甚嚣尘上。现实主义阐释的牢固的势力均衡假说开始动摇，没有哪一个地方像亚洲这样扩充军备。中美两国大国竞争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崛起而日渐加剧，也为两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投下了阴影。在东亚地区所有较大的冲突中，美国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其中，而中国则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

　　东亚的(长期)焦点

　　数十年来，东亚地区一直暗藏着四个冲突点，且有着军事升级的可能，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平壤推进核与导弹计划的朝鲜半岛;中日两国围绕中国东海钓鱼岛的历史遗留争端;北京方面要求(回归)的、实际上却处于分离状态的台湾;最后是中国南海的海洋利益之争。

　　迄今为止，与其说是在为这些冲突争取解决办法，不如说是妥善管理。根本原因在于，要么是参与者花时间去完善其准备工作(推进核军备的平壤、中国南海问题中的北京)，要么是参与者想要维持现状(中国东海钓鱼岛案例中的日本、分离背景下的台湾)。除此之外，至少中国在过去一直主张在较简单的问题上力求取得一致，而将比较复杂的问题暂且放到一边。美国则一直认为其接触与遏制中国的双重路线确保了该地区的稳定。然而，对这一观点的质疑也逐渐增多。

　　美国和中国：竞争性的区域秩序构想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双边竞争却日渐激烈——一个是军事上主导着西太平洋的既成大国，一个是东亚地区霸权地位上升的崛起大国。美国认为自己在二战后建立的防御同盟(和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菲律宾的一部分)以及安全合作(和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对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不可或缺。相反，中国则将这些联盟视为历史残留，认为其妨碍构建全面协作的安全体系。在中国政府看来，美国引发了额外的紧张局势，而非维护了稳定。中美对于该地区的秩序构想以及他们为实现构想而采取的措施正好是相对立的。在贸易和经济政策上，两国都在谋求对方不在内的或对方已经拒绝的项目：美国方面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方面则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

　　简要描述双方的观点就是：华盛顿方面坚信，北京正致力于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为其进入亚洲制造困难。相反，中国认为，美国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阻碍中国崛起，以便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就双方的意图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不信任”。

　　这样的基本形势自1990年代末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其推动力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改变——首先是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接着是2012/2013年中国的高层权力更替。如果说过去的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比较拘谨的话，那么现如今，中国明显表现得更加自信、更加积极。这样的方针路线也在一系列的自发倡议(建立新的国际或区域机构)和已有论坛(比如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改革主张中得以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明确表达出自己对于全球和区域秩序的构想;但可以明确的是，北京方面希望可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时也包括在谋求改革和进行修正主义试验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决议权。中国的方针路线暗含着这样的决心，从根本上转变由美国主导并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和国际秩序，而不去对新秩序的形态或规则框架下定义。随着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如果他将一一实现自己的承诺，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惧和中国开展贸易战以及重新审视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重大转折。

　　冲突管理及其风险

　　对于“美国治下的和平”能否持续的质疑日渐增长，而新的区域秩序又尚未确立。在此期间，双方为自己的位置划分了界限，试图像下围棋一样保护它并逐渐扩张。美国已经宣布战略转向亚洲(“重返亚洲”);面对日本则一再强调，双方的盟约(这里指《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饱受争议的钓鱼岛问题;它还将在韩国安置一套针对平壤的反导弹系统，在中国宣示主权的海域坚持航行自由。而中国则单方面地宣布在东海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占领的岩石和礁石上建成了军事要塞，并主张国际仲裁法庭无权审理由菲律宾针对南海争端问题提起的诉讼。

　　但与此同时，中美双方迄今为止都努力避免公开冲突或是(无意的)军事升级——很显然，一旦发生冲突，经济紧密相连的双方会遭受巨大损失。在大国继续暗自较量、区域冲突仍未解决之时，华盛顿和北京转而采取新的办法，即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双边关系。这就需要大量对话、各个领域(比如气候政策)的协商以及军事交流。后者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近期已趋于稳定。比方说定期会晤，中国有限地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演习或者参与未事先计划的会晤。

　　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能否持续下去，从根本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及其双边关系。与此同时，现在的总体形势并不是太糟，因而双方在未来也可以和平地竞争。虽然亚洲尚未拥有其秩序框架被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安全结构，但两国在一个有利于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中前行，在此环境中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阐释方式都行之有效：首先，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除了朝鲜)都致力于经济发展。政府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的使命，这是亚洲普遍的共识。其次，该区域的国家在外交上受到合作、一致的“东盟方式”的约束。第三，该地区的多边合作已经连接成网，需要秘密渠道进行外交时随时可供使用。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巨大的不可估量性。比如很难想象，中国大陆会接受台湾地区的最终分离，又或者美国会容忍几年后的朝鲜拥有洲际核导弹。此外，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对于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可靠性的质疑也随之增长。亚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即形成一个秩序框架来适当阻止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力量转移。一旦任务失败，该地区的稳定就会出现动摇。

　　 亚洲之外

　　中美大国竞争并不局限在亚洲地区，亚洲之外的地区也会遭受巨大影响。比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涉及的就远不止几个邻国。此外，中国通过海外投资在全世界拥有经济及安全利益。中国明显还在国际维和及冲突调解方面增强了投入。在全球层面，中国也提出了创造性建议，比如在虚拟空间领域。

　　在新的大国竞争中，俄罗斯很明显站在中国一边，尽管它怀疑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可能有霸权意图。和冷战时期不同，如今的俄罗斯与中国比任何国家和美国都要亲密。北京和莫斯科双方既没有因为人权问题相互批评，也不必担心对方可能支持自己国家的反对派。正如在地中海和南海的联合军演所展示的那样，双方在战略上紧密相连。俄罗斯和中国达成了名副其实的利益一致;这不仅针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主张，还针对为国际政治建立一个自由化、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普遍要求。

　　欧洲在大国竞争中的位置尚不明确。一方面，正如亚投行的例子所表明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面对中国共同参与的要求时比美国表现得更为开放;另一方面，欧洲还是“规则适用于所有人”这一国际秩序原则为数不多的维护者之一。只有当在思维和行动上都已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实力的中国在外交和贸易政策方面表现一致，并且愿意积极地解决争议时，欧洲才会和其达成共鸣。欧洲至少应该对涉及亚洲的武器出口政策和国际机构表决进行协调，达成一致。

　　汉斯·京特·希尔珀特(Hanns Günther Hilpert，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负责人);

　　古德龙·瓦克尔(Gudrun Wacker，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

　　亚洲处在和平之中。自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除了一些小摩擦，亚洲各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尚未解决的冲突也没有公开爆发或在军事上进一步恶化。即便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但该地区的冲突管理进行得相对比较成功。

　　一段如此长的和平期对于亚洲而言无疑是历史性的反常现象。自由主义的阐释(增长的经济财富和相互依存)，现实主义流派的解释(稳固的势力均衡)，抑或是建构主义的阐释(共同的规范与认同，富有责任心的精英阶层)——对此何种阐释最令人信服，有待观察者的评价。

　　然而，对于和平能否持久的质疑声甚嚣尘上。现实主义阐释的牢固的势力均衡假说开始动摇，没有哪一个地方像亚洲这样扩充军备。中美两国大国竞争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崛起而日渐加剧，也为两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投下了阴影。在东亚地区所有较大的冲突中，美国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其中，而中国则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

　　东亚的(长期)焦点

　　数十年来，东亚地区一直暗藏着四个冲突点，且有着军事升级的可能，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平壤推进核与导弹计划的朝鲜半岛;中日两国围绕中国东海钓鱼岛的历史遗留争端;北京方面要求(回归)的、实际上却处于分离状态的台湾;最后是中国南海的海洋利益之争。

　　迄今为止，与其说是在为这些冲突争取解决办法，不如说是妥善管理。根本原因在于，要么是参与者花时间去完善其准备工作(推进核军备的平壤、中国南海问题中的北京)，要么是参与者想要维持现状(中国东海钓鱼岛案例中的日本、分离背景下的台湾)。除此之外，至少中国在过去一直主张在较简单的问题上力求取得一致，而将比较复杂的问题暂且放到一边。美国则一直认为其接触与遏制中国的双重路线确保了该地区的稳定。然而，对这一观点的质疑也逐渐增多。

　　美国和中国：竞争性的区域秩序构想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双边竞争却日渐激烈——一个是军事上主导着西太平洋的既成大国，一个是东亚地区霸权地位上升的崛起大国。美国认为自己在二战后建立的防御同盟(和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菲律宾的一部分)以及安全合作(和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对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不可或缺。相反，中国则将这些联盟视为历史残留，认为其妨碍构建全面协作的安全体系。在中国政府看来，美国引发了额外的紧张局势，而非维护了稳定。中美对于该地区的秩序构想以及他们为实现构想而采取的措施正好是相对立的。在贸易和经济政策上，两国都在谋求对方不在内的或对方已经拒绝的项目：美国方面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方面则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

　　简要描述双方的观点就是：华盛顿方面坚信，北京正致力于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为其进入亚洲制造困难。相反，中国认为，美国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阻碍中国崛起，以便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就双方的意图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不信任”。

　　这样的基本形势自1990年代末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其推动力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改变——首先是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接着是2012/2013年中国的高层权力更替。如果说过去的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比较拘谨的话，那么现如今，中国明显表现得更加自信、更加积极。这样的方针路线也在一系列的自发倡议(建立新的国际或区域机构)和已有论坛(比如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改革主张中得以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明确表达出自己对于全球和区域秩序的构想;但可以明确的是，北京方面希望可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时也包括在谋求改革和进行修正主义试验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决议权。中国的方针路线暗含着这样的决心，从根本上转变由美国主导并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和国际秩序，而不去对新秩序的形态或规则框架下定义。随着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如果他将一一实现自己的承诺，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惧和中国开展贸易战以及重新审视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重大转折。

　　冲突管理及其风险

　　对于“美国治下的和平”能否持续的质疑日渐增长，而新的区域秩序又尚未确立。在此期间，双方为自己的位置划分了界限，试图像下围棋一样保护它并逐渐扩张。美国已经宣布战略转向亚洲(“重返亚洲”);面对日本则一再强调，双方的盟约(这里指《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饱受争议的钓鱼岛问题;它还将在韩国安置一套针对平壤的反导弹系统，在中国宣示主权的海域坚持航行自由。而中国则单方面地宣布在东海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占领的岩石和礁石上建成了军事要塞，并主张国际仲裁法庭无权审理由菲律宾针对南海争端问题提起的诉讼。

　　但与此同时，中美双方迄今为止都努力避免公开冲突或是(无意的)军事升级——很显然，一旦发生冲突，经济紧密相连的双方会遭受巨大损失。在大国继续暗自较量、区域冲突仍未解决之时，华盛顿和北京转而采取新的办法，即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双边关系。这就需要大量对话、各个领域(比如气候政策)的协商以及军事交流。后者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近期已趋于稳定。比方说定期会晤，中国有限地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演习或者参与未事先计划的会晤。

　　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能否持续下去，从根本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及其双边关系。与此同时，现在的总体形势并不是太糟，因而双方在未来也可以和平地竞争。虽然亚洲尚未拥有其秩序框架被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安全结构，但两国在一个有利于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中前行，在此环境中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阐释方式都行之有效：首先，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除了朝鲜)都致力于经济发展。政府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的使命，这是亚洲普遍的共识。其次，该区域的国家在外交上受到合作、一致的“东盟方式”的约束。第三，该地区的多边合作已经连接成网，需要秘密渠道进行外交时随时可供使用。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巨大的不可估量性。比如很难想象，中国大陆会接受台湾地区的最终分离，又或者美国会容忍几年后的朝鲜拥有洲际核导弹。此外，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对于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可靠性的质疑也随之增长。亚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即形成一个秩序框架来适当阻止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力量转移。一旦任务失败，该地区的稳定就会出现动摇。

　　 亚洲之外

　　中美大国竞争并不局限在亚洲地区，亚洲之外的地区也会遭受巨大影响。比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涉及的就远不止几个邻国。此外，中国通过海外投资在全世界拥有经济及安全利益。中国明显还在国际维和及冲突调解方面增强了投入。在全球层面，中国也提出了创造性建议，比如在虚拟空间领域。

　　在新的大国竞争中，俄罗斯很明显站在中国一边，尽管它怀疑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可能有霸权意图。和冷战时期不同，如今的俄罗斯与中国比任何国家和美国都要亲密。北京和莫斯科双方既没有因为人权问题相互批评，也不必担心对方可能支持自己国家的反对派。正如在地中海和南海的联合军演所展示的那样，双方在战略上紧密相连。俄罗斯和中国达成了名副其实的利益一致;这不仅针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主张，还针对为国际政治建立一个自由化、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普遍要求。

　　欧洲在大国竞争中的位置尚不明确。一方面，正如亚投行的例子所表明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面对中国共同参与的要求时比美国表现得更为开放;另一方面，欧洲还是“规则适用于所有人”这一国际秩序原则为数不多的维护者之一。只有当在思维和行动上都已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实力的中国在外交和贸易政策方面表现一致，并且愿意积极地解决争议时，欧洲才会和其达成共鸣。欧洲至少应该对涉及亚洲的武器出口政策和国际机构表决进行协调，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