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露杨：巴西缘何成为全球新冠疫情“震中”

　　6月20日，南美最大国家巴西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100万，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个新冠疫情的“后发”国家俨然成为拉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疫情的新“震中”。疫情不仅充分暴露了巴西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还为“未来之国”下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埋下深深的隐患。

　　多重疫情交织令抗疫形势复杂化

　　巴西的疫情出现较晚，前期发展相对缓慢。境内于2月26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3月17日出现首例死亡病例。而4月中旬以后，巴西疫情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累计确诊病例数4月10日达到近2万，5月3日破10万，5月31日更是突破50万。进入6月以来，巴西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到20日累计确诊病例突破百万大关。在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字迅速攀升的同时，疫情在地域分布上呈现蔓延之势。疫情在东南部人口较多的州集中暴发，接着向东北部、北部和中西部人口较少的地区加速蔓延，并在内陆小型城市快速传播。同时，地处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和原住民村落相继出现社区传播。

　　面对疫情，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控应对举措，结果却差强人意，部分缘由是巴西薄弱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不利的经济社会条件所致。巴西长期以来实行以全民免费医疗为主、个人医疗保险为辅的医疗制度，虽然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率和成熟度相对较高，但仍普遍存在资金投入欠缺、基础设施落后、承接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年，巴西本已遭遇严峻的登革热疫情，而新冠疫情的出现和加剧，致使巴西的医疗卫生体系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医疗设备、防疫物资以及医护人员缺口扩大，医疗资源挤兑现象不断恶化，检测力度不足导致病例漏报现象也较为严重。根据4月底的数据，亚马孙、塞阿拉、帕拉等多个州ICU病床占用率超过90%。

　　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水平限制巴西抗疫能力的同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也是影响巴西抗疫成效的关键因素。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5月的数据，2019年超过510万家庭生活在贫民窟，涉及全国734座城市。无疑，生活在贫民窟等最低收入人群聚集区首当其冲受到病毒侵袭。一方面，许多贫民窟居住空间狭小且卫生条件堪忧，极易造成病毒传播;另一方面，鉴于大量贫困人口对非正规经济的依赖，相当一部分民众无法长时间维持居家隔离状态，从而令社会隔离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季节性因素也加大了巴西应对疫情挑战的难度。随着南半球进入秋冬季，不仅新冠病毒传播力进一步增强，巴西的流感高发季节也随之而至，多重疫情交织的局面令巴西抗疫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防疫政策分歧导致抗疫统一性和执行力削弱

　　事实上，相比上述客观现实因素，巴西政府在抗疫理念和立场统一、政策协调与落实、资源统筹与分歧管控、科学防控与合理推进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是导致当前巴西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面对疫情，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总体上表现出战略上轻视、战术上忽视的态度。从一开始，博索纳罗就将新冠肺炎类比“小感冒”，指责媒体散布恐慌，公开反对隔离政策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等措施。而随着疫情加剧，博索纳罗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仍反对采取社会隔离政策，坚持开展经济活动。博索纳罗的上述立场与卫生部长曼德塔为代表的内阁务实派发生冲突，最终导致曼德塔遭解职，其继任者泰什执掌不久也因同样的原因而辞职。

　　相比博索纳罗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隔离、禁止聚集性活动等方面更加坚决，联邦和地方政府在防疫上的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致导致抗疫政策的统一性和执行力受到削弱。面对联邦政府抗疫行动的滞后，全国各州纷纷颁布州级法令实行抗疫措施，举行视频会议商讨抗疫举措，试图直接与卫生部长、经济部长召开会议协调抗疫政策。多州州长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联邦政府加强防控措施。针对博索纳罗关于放宽人员流动限制的要求，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呼吁民众不要听从总统的建议，全国市长阵线和全国市政联盟也表示支持采取隔离措施。为保障抗疫效果，联邦最高法院颁布法令，授权州、市政府自行制定隔离举措。

　　在抗疫行动中，政府、国会、司法部门间不乏相互指责，三权政治角力不仅耗费政府大量精力，相关社会动员还引发多起大规模群体聚集事件，进一步影响抗疫成效。疫情暴发以来，众议长马亚多次公开批评博索纳罗的抗疫表现，并试图借助国会在抗疫议题上积极行动打造政绩。同时，左翼政党则联手加大对政府的抨击和施压，劳工党、网络党等还向众议院正式提交弹劾总统的申请。此外，博索纳罗还面临来自司法部门的各方面掣肘。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掀起数次示威游行，其支持者要求关闭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呼吁军方干政，总统本人多次参与相关集会。

　　此外，巴西政府的一些做法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一是对于抗疫药物的使用。疫情出现以来，博索纳罗一直追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扬氯喹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效果，卫生部签发治疗指导意见，称可对轻症患者使用氯喹进行治疗，之后还将其使用范围扩大到孕妇和儿童。而日前美国则因缺乏疗效撤销了氯喹等药物治疗新冠的紧急使用授权。二是对于疫情数据的统计方式。6月初，卫生部一度停止发布疫情详细数据，仅公布24小时内新增确诊、死亡和治愈数据。博索纳罗称该做法有利于跟进疫情现状并制定合理应对策略。对此，巴西医学、政界、司法机构、国内外媒体及世卫组织均做出强烈反应，最终巴西政府不得不放弃这一做法，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办法。三是对于复工复产问题。以“保经济”为首的博索纳罗一直坚持推动放宽隔离政策，呼吁尽快复工。进入6月以来，随着巴西多地陆续开启恢复经济计划，部分城市“带疫解封”后疫情出现恶化。

　　博索纳罗执政根基受到动摇

　　受新冠疫情肆虐的影响，巴西经济回暖势头遭遇强劲寒流。2020年第一季度，巴西GDP环比下降1.5%，为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差表现。4月全国工业生产和零售业销量环比分别创下近18年和近20年的最大降幅。全球各大金融机构纷纷下调巴西今年的GDP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巴西经济将下降9.1%，出现120年以来最大经济衰退。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和拉美大国，巴西经济的黯然失色将对地区经济增长和新兴国家整体表现带来负面影响。此外，疫情造成的严重衰退还将侵蚀巴西政府经济工作的成绩，动摇博索纳罗的执政根基。巴西民调机构6月最新数据显示，民众对博索纳罗抗疫表现的反对率达49%，61%的民众认为总统拖累了政府的抗疫工作。不难预料，政府抗疫不力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势必将成为今后反对派攻击政府、推动弹劾总统的重要发力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6月20日，南美最大国家巴西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100万，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个新冠疫情的“后发”国家俨然成为拉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疫情的新“震中”。疫情不仅充分暴露了巴西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还为“未来之国”下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埋下深深的隐患。

　　多重疫情交织令抗疫形势复杂化

　　巴西的疫情出现较晚，前期发展相对缓慢。境内于2月26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3月17日出现首例死亡病例。而4月中旬以后，巴西疫情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累计确诊病例数4月10日达到近2万，5月3日破10万，5月31日更是突破50万。进入6月以来，巴西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到20日累计确诊病例突破百万大关。在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字迅速攀升的同时，疫情在地域分布上呈现蔓延之势。疫情在东南部人口较多的州集中暴发，接着向东北部、北部和中西部人口较少的地区加速蔓延，并在内陆小型城市快速传播。同时，地处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和原住民村落相继出现社区传播。

　　面对疫情，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控应对举措，结果却差强人意，部分缘由是巴西薄弱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不利的经济社会条件所致。巴西长期以来实行以全民免费医疗为主、个人医疗保险为辅的医疗制度，虽然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率和成熟度相对较高，但仍普遍存在资金投入欠缺、基础设施落后、承接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年，巴西本已遭遇严峻的登革热疫情，而新冠疫情的出现和加剧，致使巴西的医疗卫生体系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医疗设备、防疫物资以及医护人员缺口扩大，医疗资源挤兑现象不断恶化，检测力度不足导致病例漏报现象也较为严重。根据4月底的数据，亚马孙、塞阿拉、帕拉等多个州ICU病床占用率超过90%。

　　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水平限制巴西抗疫能力的同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也是影响巴西抗疫成效的关键因素。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5月的数据，2019年超过510万家庭生活在贫民窟，涉及全国734座城市。无疑，生活在贫民窟等最低收入人群聚集区首当其冲受到病毒侵袭。一方面，许多贫民窟居住空间狭小且卫生条件堪忧，极易造成病毒传播;另一方面，鉴于大量贫困人口对非正规经济的依赖，相当一部分民众无法长时间维持居家隔离状态，从而令社会隔离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季节性因素也加大了巴西应对疫情挑战的难度。随着南半球进入秋冬季，不仅新冠病毒传播力进一步增强，巴西的流感高发季节也随之而至，多重疫情交织的局面令巴西抗疫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防疫政策分歧导致抗疫统一性和执行力削弱

　　事实上，相比上述客观现实因素，巴西政府在抗疫理念和立场统一、政策协调与落实、资源统筹与分歧管控、科学防控与合理推进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是导致当前巴西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面对疫情，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总体上表现出战略上轻视、战术上忽视的态度。从一开始，博索纳罗就将新冠肺炎类比“小感冒”，指责媒体散布恐慌，公开反对隔离政策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等措施。而随着疫情加剧，博索纳罗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仍反对采取社会隔离政策，坚持开展经济活动。博索纳罗的上述立场与卫生部长曼德塔为代表的内阁务实派发生冲突，最终导致曼德塔遭解职，其继任者泰什执掌不久也因同样的原因而辞职。

　　相比博索纳罗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隔离、禁止聚集性活动等方面更加坚决，联邦和地方政府在防疫上的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致导致抗疫政策的统一性和执行力受到削弱。面对联邦政府抗疫行动的滞后，全国各州纷纷颁布州级法令实行抗疫措施，举行视频会议商讨抗疫举措，试图直接与卫生部长、经济部长召开会议协调抗疫政策。多州州长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联邦政府加强防控措施。针对博索纳罗关于放宽人员流动限制的要求，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呼吁民众不要听从总统的建议，全国市长阵线和全国市政联盟也表示支持采取隔离措施。为保障抗疫效果，联邦最高法院颁布法令，授权州、市政府自行制定隔离举措。

　　在抗疫行动中，政府、国会、司法部门间不乏相互指责，三权政治角力不仅耗费政府大量精力，相关社会动员还引发多起大规模群体聚集事件，进一步影响抗疫成效。疫情暴发以来，众议长马亚多次公开批评博索纳罗的抗疫表现，并试图借助国会在抗疫议题上积极行动打造政绩。同时，左翼政党则联手加大对政府的抨击和施压，劳工党、网络党等还向众议院正式提交弹劾总统的申请。此外，博索纳罗还面临来自司法部门的各方面掣肘。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掀起数次示威游行，其支持者要求关闭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呼吁军方干政，总统本人多次参与相关集会。

　　此外，巴西政府的一些做法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一是对于抗疫药物的使用。疫情出现以来，博索纳罗一直追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扬氯喹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效果，卫生部签发治疗指导意见，称可对轻症患者使用氯喹进行治疗，之后还将其使用范围扩大到孕妇和儿童。而日前美国则因缺乏疗效撤销了氯喹等药物治疗新冠的紧急使用授权。二是对于疫情数据的统计方式。6月初，卫生部一度停止发布疫情详细数据，仅公布24小时内新增确诊、死亡和治愈数据。博索纳罗称该做法有利于跟进疫情现状并制定合理应对策略。对此，巴西医学、政界、司法机构、国内外媒体及世卫组织均做出强烈反应，最终巴西政府不得不放弃这一做法，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办法。三是对于复工复产问题。以“保经济”为首的博索纳罗一直坚持推动放宽隔离政策，呼吁尽快复工。进入6月以来，随着巴西多地陆续开启恢复经济计划，部分城市“带疫解封”后疫情出现恶化。

　　博索纳罗执政根基受到动摇

　　受新冠疫情肆虐的影响，巴西经济回暖势头遭遇强劲寒流。2020年第一季度，巴西GDP环比下降1.5%，为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差表现。4月全国工业生产和零售业销量环比分别创下近18年和近20年的最大降幅。全球各大金融机构纷纷下调巴西今年的GDP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巴西经济将下降9.1%，出现120年以来最大经济衰退。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和拉美大国，巴西经济的黯然失色将对地区经济增长和新兴国家整体表现带来负面影响。此外，疫情造成的严重衰退还将侵蚀巴西政府经济工作的成绩，动摇博索纳罗的执政根基。巴西民调机构6月最新数据显示，民众对博索纳罗抗疫表现的反对率达49%，61%的民众认为总统拖累了政府的抗疫工作。不难预料，政府抗疫不力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势必将成为今后反对派攻击政府、推动弹劾总统的重要发力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