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平衡：伊拉克在“美伊夹缝”中行走

 　　近日，伊拉克与伊朗、美国的复杂三角关系再一次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聚焦点不在于伊拉克在伊美间的角色定位和关系互动，而在于其如何在美伊博弈下的紧张环境中寻求利益平衡点。

　　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图片来源：Washington Examiner

　　7月1日，伊拉克总理迈赫迪要求所有什叶派民兵武装关闭各自的办公机构并接受军队全面领导，这一举措立刻被媒体解读为伊拉克对伊朗的政治宣示和对美国的利益靠拢，但随后的新闻报道却表明这一解读的缺陷和片面：据法新社7月2日报道，伊拉克正在建立一个金融机制，以便在美国强化对伊制裁的环境下继续从伊朗继续购买所需天然气和电力。

　　实际上，伊拉克政府采取的“正反两手牌”具体方式体现出应对美伊缠斗现实的“有限平衡”战略。那么，这一战略制定的具体原因、战略诉求和产生影响都有哪些呢?

　　伊拉克所处的“博弈夹缝”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造成的力量失衡、政治失序、社会混乱时刻困扰着伊拉克国家的战后重建，而美国民主化改造在伊拉克的失败又为不断崛起的伊朗提供了渗透机会。

　　伊朗和伊拉克是位于亚洲西南部的两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两国陆地边界线长达一千多公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都排在世界前列，丰富的资源和特殊地理位置使两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两伊都在互相争夺地区主导权：对于伊朗来说，在伊拉克具有巨大影响力可以从经济上突破西方国家制裁，并在战略上构建起从德黑兰穿过巴格达最终连接黎巴嫩贝鲁特的“什叶派新月带”。而伊拉克也具有同样想法，压制伊朗不仅可以将影响投射到整个波斯湾沿岸以造福伊拉克经济与民生，也可在阿拉伯世界树立强大威信。因此，2003年之间的两伊关系一直处于相互竞争和渗透的利益争夺状态，两国势均力敌，互有胜负。

　　但伊拉克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军事行动不仅造成伊拉克国内经济的全面崩溃，也导致逊尼派在伊拉克政治中的全面衰落，什叶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对伊拉克进行了政治渗透。一方面，加强和保持与该国传统政治力量的联系。伊朗不仅与伊拉克权势政党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和伊斯兰达瓦党都加强了政治联系，还扶持伊北部的库尔德政党以牵制伊拉克政府，甚至直接为什叶派武装力量巴德尔组织和萨德尔派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

　　另一方面，伊朗还积极参与伊拉克的战后政治重建，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伊拉克五大城市设立使领馆便是最突出的表现，除在首都巴格达设大使馆外，还在伊拉克石油化工重镇和最大港口城市巴士拉、什叶派宗教圣地卡尔巴拉、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东北部靠近伊朗的苏莱曼尼亚都设立了领事馆。当然，伊朗最关心的还是什叶派对伊拉克政府和议会的有效控制。在2005年和2010年的伊拉克议会大选中，伊朗都为其什叶派政治盟友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这使巴格达建立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政府，政府中的很多领导人在反对萨达姆的岁月中也多次受到伊朗政府庇护，自然也乐意对伊朗表达友好。而2010年中东剧变以来，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崛起、库尔德独立运动的高涨和沙特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都使两伊之间的共同利益迅速增大，二者关系也实现了进一步加强。

　　两伊政治上联系的紧密为经济上的合作提供了便利。在资源领域，伊朗长期为伊拉克提供电力资源。受长年经济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国内电站本就设备老旧、毁坏严重，再加上战争的直接破坏，战后的电力供应至今都不能保证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从总体上来看，伊朗提供给伊拉克的电力支援占实际需求的10%左右，而部分边界省份对伊朗电力的依赖幅度更大。伊朗还利用电力供应来谋求政治目的，2008年伊朗就在伊拉克政府打击亲伊朗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中，就突然中断了对伊拉克的电力供应，伊拉克政府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而且伊朗还控制着伊拉克的水资源分配。

　　伊朗政府十几年来在阿拉伯河的上游卡尔拉河、卡伦河上建造了大坝并抽取水源，而这些河流必须途经伊拉克的瓦西特省和巴士拉省，这就使两省居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伊朗。更为直接的是，伊朗在伊拉克国内开设的5家银行成为控制该国的有力武器。通过这些银行，伊朗可直接向伊拉克提供巨额贷款，这就可以间接影响伊拉克经济和社会重建的规模和速度，伊朗也可借此突破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一举两得。

　　到2011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110亿美元，伊朗成为伊拉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伊朗政府向厂家和出口商提供商品价值3%的税收优惠，但同时又对进口货物征收200%的关税，再加上地理毗邻、交通便利等优势，伊朗商品相对于伊拉克就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曾经主导伊拉克经济的农业部门便因伊朗的经济活动而严重受损，伊拉克甚至在一段时期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伊拉克也想摆脱对伊朗的经济依赖，但由于重建的水平尚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当前只能忍气吞声，经济依附地位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对于美国来说，在战后初期由于对伊拉克社会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了解，占领当局未能及时维护伊拉克社会稳定，给伊拉克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才导致伊朗得以利用地理和自身宗教优势超越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但美国并不甘心，不仅与伊朗在伊拉克进行经济层面的竞争，而且和伊朗都选择扶持各自的代理人进行权力博弈，这就使伊拉克政府时常处于瘫痪状态，表现在电力资源上，美国基本上负责伊拉克北部西部的电力供应，而伊朗控制着东部，这无疑加剧着伊拉克国家的社会分裂。

　　所以，伊拉克十几年来在美伊博弈的斗争夹缝中艰难前行，由于国家力量的衰落，只能默许美伊在其国内扶持代理人。当前，鉴于国内什叶派民兵武装多数获得伊朗支持，而美国又在加大对伊朗的全面遏制，伊拉克只能尽量管控以安抚美国换取支持。同时，伊朗长期的政治、经济渗透和利益交换又使其离不开伊朗经济，所以只能在美伊间寻求利益平衡点。

　　有限平衡彰显“伊拉克优先”

　　伊拉克政府在美伊间的“有限平衡”战略有两个核心关键点：一是努力寻求利益平衡点，即非中立非结盟的战略平衡。伊拉克深知美国和伊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国战后重建的质量、速度和规模，必须两方必须都要依靠，但鉴于美伊博弈加剧，只能选择在二者间保持表面中立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二是努力进行有限的政治经济依赖，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多变和在中东地区热点从叙利亚短暂转移到波斯湾的大环境下，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益依靠，鉴于伊拉克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度和不信任程度低下，以及伊朗在地缘上对伊拉克的特殊优势，只能选择实质上有限依靠伊朗，而这一战略的最终诉求在于实现“伊拉克优先”。

　　当前，伊拉克发生多起针对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军事基地和企业的袭击，而美方官员指认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发动这些袭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突访伊拉克时就要求伊拉克政府必须管束什叶派民兵，甚至放话说“如果美方设施再次遭到攻击，将不与伊拉克协商直接回击”。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当前给什叶派民兵指出的两条路“弱化与伊朗政治联系还是融入伊拉克政治”，就是为了安抚美国，其本质含义是什叶派民兵应该坚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伊拉克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伊朗保驾护航。因为伊拉克政府深知这些武装团体很大程度上接受伊朗的训练和支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部队“圣城军”有密切来往，不可能割裂二者之间的牢固关系，而这些武装力量也是维持地方稳定、教派权力平衡的重要工具，所以表面强硬要求进行国家整合遏制伊朗，实际上只是迷惑美国、敷衍压力的最新体现。而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承受着巨大民意压力，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就率先将其麾下的“和平旅”并入国家军队以迎合民意。而在此前的议会选举中，萨德尔只需高举反美反伊朗、谋求政治独立的口号就赢得2018年议会选举，可见伊拉克人民是多么希望国家能摆脱外来干涉，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所以，这一战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伊拉克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

　　总之，伊拉克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教派力量争斗、美伊的大国干涉和不断紧张的国际局势，要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进行快速高效的战后重建，只能在美伊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平衡点，由此制定了“有限平衡”战略，安抚美国的同时有限靠近伊朗，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突出体现为萨德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受萨德尔影响，一支什叶派民兵组织7月3日宣布，同意融入该州的安全部队)，这是“伊拉克优先”战略诉求的初步实现，也是实现国家再次复兴的重要一步，但这条路还有很远很远。

 　　近日，伊拉克与伊朗、美国的复杂三角关系再一次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聚焦点不在于伊拉克在伊美间的角色定位和关系互动，而在于其如何在美伊博弈下的紧张环境中寻求利益平衡点。

　　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图片来源：Washington Examiner

　　7月1日，伊拉克总理迈赫迪要求所有什叶派民兵武装关闭各自的办公机构并接受军队全面领导，这一举措立刻被媒体解读为伊拉克对伊朗的政治宣示和对美国的利益靠拢，但随后的新闻报道却表明这一解读的缺陷和片面：据法新社7月2日报道，伊拉克正在建立一个金融机制，以便在美国强化对伊制裁的环境下继续从伊朗继续购买所需天然气和电力。

　　实际上，伊拉克政府采取的“正反两手牌”具体方式体现出应对美伊缠斗现实的“有限平衡”战略。那么，这一战略制定的具体原因、战略诉求和产生影响都有哪些呢?

　　伊拉克所处的“博弈夹缝”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造成的力量失衡、政治失序、社会混乱时刻困扰着伊拉克国家的战后重建，而美国民主化改造在伊拉克的失败又为不断崛起的伊朗提供了渗透机会。

　　伊朗和伊拉克是位于亚洲西南部的两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两国陆地边界线长达一千多公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都排在世界前列，丰富的资源和特殊地理位置使两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两伊都在互相争夺地区主导权：对于伊朗来说，在伊拉克具有巨大影响力可以从经济上突破西方国家制裁，并在战略上构建起从德黑兰穿过巴格达最终连接黎巴嫩贝鲁特的“什叶派新月带”。而伊拉克也具有同样想法，压制伊朗不仅可以将影响投射到整个波斯湾沿岸以造福伊拉克经济与民生，也可在阿拉伯世界树立强大威信。因此，2003年之间的两伊关系一直处于相互竞争和渗透的利益争夺状态，两国势均力敌，互有胜负。

　　但伊拉克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军事行动不仅造成伊拉克国内经济的全面崩溃，也导致逊尼派在伊拉克政治中的全面衰落，什叶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对伊拉克进行了政治渗透。一方面，加强和保持与该国传统政治力量的联系。伊朗不仅与伊拉克权势政党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和伊斯兰达瓦党都加强了政治联系，还扶持伊北部的库尔德政党以牵制伊拉克政府，甚至直接为什叶派武装力量巴德尔组织和萨德尔派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

　　另一方面，伊朗还积极参与伊拉克的战后政治重建，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伊拉克五大城市设立使领馆便是最突出的表现，除在首都巴格达设大使馆外，还在伊拉克石油化工重镇和最大港口城市巴士拉、什叶派宗教圣地卡尔巴拉、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东北部靠近伊朗的苏莱曼尼亚都设立了领事馆。当然，伊朗最关心的还是什叶派对伊拉克政府和议会的有效控制。在2005年和2010年的伊拉克议会大选中，伊朗都为其什叶派政治盟友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这使巴格达建立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政府，政府中的很多领导人在反对萨达姆的岁月中也多次受到伊朗政府庇护，自然也乐意对伊朗表达友好。而2010年中东剧变以来，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崛起、库尔德独立运动的高涨和沙特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都使两伊之间的共同利益迅速增大，二者关系也实现了进一步加强。

　　两伊政治上联系的紧密为经济上的合作提供了便利。在资源领域，伊朗长期为伊拉克提供电力资源。受长年经济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国内电站本就设备老旧、毁坏严重，再加上战争的直接破坏，战后的电力供应至今都不能保证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从总体上来看，伊朗提供给伊拉克的电力支援占实际需求的10%左右，而部分边界省份对伊朗电力的依赖幅度更大。伊朗还利用电力供应来谋求政治目的，2008年伊朗就在伊拉克政府打击亲伊朗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中，就突然中断了对伊拉克的电力供应，伊拉克政府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而且伊朗还控制着伊拉克的水资源分配。

　　伊朗政府十几年来在阿拉伯河的上游卡尔拉河、卡伦河上建造了大坝并抽取水源，而这些河流必须途经伊拉克的瓦西特省和巴士拉省，这就使两省居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伊朗。更为直接的是，伊朗在伊拉克国内开设的5家银行成为控制该国的有力武器。通过这些银行，伊朗可直接向伊拉克提供巨额贷款，这就可以间接影响伊拉克经济和社会重建的规模和速度，伊朗也可借此突破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一举两得。

　　到2011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110亿美元，伊朗成为伊拉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伊朗政府向厂家和出口商提供商品价值3%的税收优惠，但同时又对进口货物征收200%的关税，再加上地理毗邻、交通便利等优势，伊朗商品相对于伊拉克就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曾经主导伊拉克经济的农业部门便因伊朗的经济活动而严重受损，伊拉克甚至在一段时期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伊拉克也想摆脱对伊朗的经济依赖，但由于重建的水平尚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当前只能忍气吞声，经济依附地位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对于美国来说，在战后初期由于对伊拉克社会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了解，占领当局未能及时维护伊拉克社会稳定，给伊拉克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才导致伊朗得以利用地理和自身宗教优势超越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但美国并不甘心，不仅与伊朗在伊拉克进行经济层面的竞争，而且和伊朗都选择扶持各自的代理人进行权力博弈，这就使伊拉克政府时常处于瘫痪状态，表现在电力资源上，美国基本上负责伊拉克北部西部的电力供应，而伊朗控制着东部，这无疑加剧着伊拉克国家的社会分裂。

　　所以，伊拉克十几年来在美伊博弈的斗争夹缝中艰难前行，由于国家力量的衰落，只能默许美伊在其国内扶持代理人。当前，鉴于国内什叶派民兵武装多数获得伊朗支持，而美国又在加大对伊朗的全面遏制，伊拉克只能尽量管控以安抚美国换取支持。同时，伊朗长期的政治、经济渗透和利益交换又使其离不开伊朗经济，所以只能在美伊间寻求利益平衡点。

　　有限平衡彰显“伊拉克优先”

　　伊拉克政府在美伊间的“有限平衡”战略有两个核心关键点：一是努力寻求利益平衡点，即非中立非结盟的战略平衡。伊拉克深知美国和伊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国战后重建的质量、速度和规模，必须两方必须都要依靠，但鉴于美伊博弈加剧，只能选择在二者间保持表面中立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二是努力进行有限的政治经济依赖，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多变和在中东地区热点从叙利亚短暂转移到波斯湾的大环境下，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益依靠，鉴于伊拉克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度和不信任程度低下，以及伊朗在地缘上对伊拉克的特殊优势，只能选择实质上有限依靠伊朗，而这一战略的最终诉求在于实现“伊拉克优先”。

　　当前，伊拉克发生多起针对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军事基地和企业的袭击，而美方官员指认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发动这些袭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突访伊拉克时就要求伊拉克政府必须管束什叶派民兵，甚至放话说“如果美方设施再次遭到攻击，将不与伊拉克协商直接回击”。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当前给什叶派民兵指出的两条路“弱化与伊朗政治联系还是融入伊拉克政治”，就是为了安抚美国，其本质含义是什叶派民兵应该坚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伊拉克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伊朗保驾护航。因为伊拉克政府深知这些武装团体很大程度上接受伊朗的训练和支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部队“圣城军”有密切来往，不可能割裂二者之间的牢固关系，而这些武装力量也是维持地方稳定、教派权力平衡的重要工具，所以表面强硬要求进行国家整合遏制伊朗，实际上只是迷惑美国、敷衍压力的最新体现。而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承受着巨大民意压力，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就率先将其麾下的“和平旅”并入国家军队以迎合民意。而在此前的议会选举中，萨德尔只需高举反美反伊朗、谋求政治独立的口号就赢得2018年议会选举，可见伊拉克人民是多么希望国家能摆脱外来干涉，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所以，这一战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伊拉克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

　　总之，伊拉克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教派力量争斗、美伊的大国干涉和不断紧张的国际局势，要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进行快速高效的战后重建，只能在美伊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平衡点，由此制定了“有限平衡”战略，安抚美国的同时有限靠近伊朗，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突出体现为萨德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受萨德尔影响，一支什叶派民兵组织7月3日宣布，同意融入该州的安全部队)，这是“伊拉克优先”战略诉求的初步实现，也是实现国家再次复兴的重要一步，但这条路还有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