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伟：巴西——新总统新希望

　　巴西经济部2019年1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巴西就业人数净增长52.95万，是2014年以来首次实现净增长;就业者平均月工资为1531.28雷亚尔(约合406美元)，比2017年增加0.2%。

　　2018年巴西经济缓慢复苏，2019年预计将有所上升。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该国2019年经济将增长2.2%。

　　振兴经济是巴西新总统博索纳罗在竞选时就定下的重要目标。2019年1月1日，博索纳罗正式宣誓就职。巴西央行前国际事务主任亚历山大·施瓦茨曼指出，如果新政府能够减少公共债务、实行社保改革，巴西经济有望在近期实现快速发展。

　　选民“求变”之心

　　在经历了最近几年政局波动、经济下滑之后，巴西的“金砖”成色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来看，2011~2016年，巴西经济规模从历史峰值2.6万亿美元降至不足1.8万亿美元，萎缩了31%。2016年，前总统罗塞夫被弹劾后，特梅尔过渡政府在过去两年的经济绩效也未见太大起色，最终以不足5%的民意支持率“交棒”给在2018年10月选举中获胜的博索纳罗。

　　回顾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巴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危机”中疲于应付，或许正是受此影响，巴西民众在2018年大选中选择了一位“政治素人”，寻求有别于传统治理模式，并尽快回归正常秩序的解决办法，尤其考虑到博索纳罗提出的强化军事干预、性别和种族歧视等主张完全不吻合巴西的传统价值观，这更体现出巴西选民“求变”的决心。

　　事实上，从2018年选举初期到2019年1月1日新政府就职，巴西金融市场一直对博索纳罗持明显偏好，普遍认为博索纳罗经济团队的新自由主义“配方”更有助于解决当前巴西经济存在的“症结”。正因为如此，巴西汇市和股市的表现基本与博索纳罗的个人选情保持同频率的起伏。尤其是随着前总统卢拉参选资格在2018年9月中旬被最终否决后，博索纳罗的竞选优势直接推动了雷亚尔的走强，其兑美元的汇率从9月份的1:4.13一度回落到1:3.64，此后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态势。博索纳罗新政府就职以后，巴西汇市再次释放积极信号，10日之内，雷亚尔升值5%。

　　股市方面，2019年的首个交易日，圣保罗博维斯帕指数创历史新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3.56%。而在过去的3个月期间，巴西股指将近上涨15%，领先全球主要股市表现。IMF也认为，巴西正处在复苏轨道，2019年有望实现2.4%的增长，从中短期来看，到2023年应该能维持在2.2%的水平。

　　新总统的改革决心

　　市场对博索纳罗政府表现出向好预期，主要在于博索纳罗个人的“强腕”作风及其经济团队的改革决心。客观分析，巴西经济近几年一直受到腐败问题的严重限制。腐败问题造成了前总统卢拉(2003~2010年)入狱服刑、前总统罗塞夫(2010~2016年)被议会弹劾、前总统特梅尔(2016~2018年)在任期间多次遭遇涉腐指控，政治危机成为巴西经济持续萎缩的重要因素。

　　在反腐方面，博索纳罗的“腐败零容忍”和“取消政客的豁免权”等主张显示出了向巴西政治腐败宣战的决心和勇气，而从最近几年的巴西民调来看，反腐的确是巴西民众最关注的议题。在组阁方面，博索纳罗任命负责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调查、主审“卢拉案”的联邦法官莫罗为司法部长，尽管该人事安排广受争议，但此举的确表明了博索纳罗政府肃清政治腐败的勇气，因为莫罗本人就是巴西反腐运动中敢于“打老虎”的旗帜。

　　在公共安全方面，巴西也一直存在着“顽疾”，根据国际调查机构ONG在2017年的统计，在全球凶杀率最高的50个城市中，巴西就有19个城市入榜。针对社会治安的持续恶化，博索纳罗从不遮掩自己“以暴制暴”的安全观，并且在就职后不久就签署放宽枪支管制的法令。尽管这种做法在巴西国内引发广泛的争论，但是博索纳罗这种高效率的治理方式或许正是巴西长期徘徊于“连环困局”最急需的变革。这种“刮骨疗法”或许存在一定风险，然而，一旦见到“疗效”，就有助于一一化解巴西政治、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系列难题，使国家回归到有序运行的轨道。

　　在经济领域，博索纳罗政府释放出更多的改革预期，尤其涉及到长期困扰巴西经济增长的财政、税负等问题，其经济团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受经济连续下行的影响，巴西财政收入萎缩严重，加之巴西的社会公共开支(尤其是公民福利)不具备适时下调的弹性，巴西财政赤字迅速攀升，尽管前总统特梅尔在2016年底通过了“公共开支上限法案”，将未来20年预算开支的增长幅度限制在通胀水平之内，但是巴西财政亏空的情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根据巴西央行的统计，巴西2018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7%，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7年12月的70.5%上升至2018年10月的76.5%。为缓解财政状况的恶化，博索纳罗内阁经济部长保罗·盖特斯制订了包括控制公共开支、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在内的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摒弃民主主义社会政策，控制公共开支;2019年消除财政赤字，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维持4.5%的通货膨胀目标;推进税制改革，减少税负;推进私有化(规模约合1900亿美元)，降低20%的债务规模;继续推进养老金、劳工、税收等改革，等等。

　　相较而言，养老金改革被博索纳罗政府确定为最优先的领域，当前巴西养老金赤字占GDP的比重接近3%。事实上，养老金改革也是刚刚卸任的特梅尔政府主推的改革项目，尽管特梅尔总统在议会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然而最终还是无果而终，这也说明了未来的博索纳罗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IMF在分析巴西经济时，也强调财政改革对于巴西经济未来走势至关重要。

　　挑战不容忽视

　　如不考虑博索纳罗本人的极右翼保守身份和部分激进主张，其在内政诸多事务中的治理思路与过去十年劳工党主政时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博索纳罗在政治、社会治理上展示“强腕”作风，而在经济治理中则奉行新自由主义。

　　从理论逻辑来看，博索纳罗的政策思路确实更贴近巴西的现实局面，当前的巴西不仅需要开放市场，更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改变自己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身份，而且需要向各种“顽疾”宣战的勇气和决心，这两种要素在博索纳罗身上还是得到了集中体现。因此，博索纳罗的当选的确寄托了巴西民众“变革”和“希望”的两大诉求。

　　虽然“政治局外人”身份帮助博索纳罗在大选中脱颖而出，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博索纳罗的执政环境不会宽松。

　　议会中的政治力量对比最能体现行政效率问题，因为很多改革方案必须走议会表决程序。从目前来看，博索纳罗政府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总席位仅为70个，与政策调整表决所需的简单多数(257席)以及宪法修正案表决所需的3/5多数(308席)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即便是启动全民公投，博索纳罗也需要获得171个议员(占总议席的1/3)的支持。

　　在参议院，执政联盟的总席位数量为9个，仅占总议席(81个)的1/9，距离简单多数(41席)和3/5多数分别差32席和40席。可以说，未来的博索纳罗政府在参、众两院的处境难言乐观。考虑到这一局面，博索纳罗在竞选中提出的激进主张很难通过议会的制度环境，甚至私有化、养老金、税收等改革计划在参、众两院也将遭遇较大阻力。

　　另外，博索纳罗强烈的“亲美”意愿备受关注。按通常逻辑，右翼政治势力更倾向于自由开放的内政外交，在对外政策方面强调务实合作和红利效应。但是，在当前“逆全球化”回潮的国际环境下，巴西政治生态“右转”却恰逢传统伙伴方(尤其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处在保守和孤立的政策周期，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周期所处的环境是截然相反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巴西外交选择的难度。

　　作者为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巴西经济部2019年1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巴西就业人数净增长52.95万，是2014年以来首次实现净增长;就业者平均月工资为1531.28雷亚尔(约合406美元)，比2017年增加0.2%。

　　2018年巴西经济缓慢复苏，2019年预计将有所上升。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该国2019年经济将增长2.2%。

　　振兴经济是巴西新总统博索纳罗在竞选时就定下的重要目标。2019年1月1日，博索纳罗正式宣誓就职。巴西央行前国际事务主任亚历山大·施瓦茨曼指出，如果新政府能够减少公共债务、实行社保改革，巴西经济有望在近期实现快速发展。

　　选民“求变”之心

　　在经历了最近几年政局波动、经济下滑之后，巴西的“金砖”成色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来看，2011~2016年，巴西经济规模从历史峰值2.6万亿美元降至不足1.8万亿美元，萎缩了31%。2016年，前总统罗塞夫被弹劾后，特梅尔过渡政府在过去两年的经济绩效也未见太大起色，最终以不足5%的民意支持率“交棒”给在2018年10月选举中获胜的博索纳罗。

　　回顾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巴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危机”中疲于应付，或许正是受此影响，巴西民众在2018年大选中选择了一位“政治素人”，寻求有别于传统治理模式，并尽快回归正常秩序的解决办法，尤其考虑到博索纳罗提出的强化军事干预、性别和种族歧视等主张完全不吻合巴西的传统价值观，这更体现出巴西选民“求变”的决心。

　　事实上，从2018年选举初期到2019年1月1日新政府就职，巴西金融市场一直对博索纳罗持明显偏好，普遍认为博索纳罗经济团队的新自由主义“配方”更有助于解决当前巴西经济存在的“症结”。正因为如此，巴西汇市和股市的表现基本与博索纳罗的个人选情保持同频率的起伏。尤其是随着前总统卢拉参选资格在2018年9月中旬被最终否决后，博索纳罗的竞选优势直接推动了雷亚尔的走强，其兑美元的汇率从9月份的1:4.13一度回落到1:3.64，此后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态势。博索纳罗新政府就职以后，巴西汇市再次释放积极信号，10日之内，雷亚尔升值5%。

　　股市方面，2019年的首个交易日，圣保罗博维斯帕指数创历史新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3.56%。而在过去的3个月期间，巴西股指将近上涨15%，领先全球主要股市表现。IMF也认为，巴西正处在复苏轨道，2019年有望实现2.4%的增长，从中短期来看，到2023年应该能维持在2.2%的水平。

　　新总统的改革决心

　　市场对博索纳罗政府表现出向好预期，主要在于博索纳罗个人的“强腕”作风及其经济团队的改革决心。客观分析，巴西经济近几年一直受到腐败问题的严重限制。腐败问题造成了前总统卢拉(2003~2010年)入狱服刑、前总统罗塞夫(2010~2016年)被议会弹劾、前总统特梅尔(2016~2018年)在任期间多次遭遇涉腐指控，政治危机成为巴西经济持续萎缩的重要因素。

　　在反腐方面，博索纳罗的“腐败零容忍”和“取消政客的豁免权”等主张显示出了向巴西政治腐败宣战的决心和勇气，而从最近几年的巴西民调来看，反腐的确是巴西民众最关注的议题。在组阁方面，博索纳罗任命负责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调查、主审“卢拉案”的联邦法官莫罗为司法部长，尽管该人事安排广受争议，但此举的确表明了博索纳罗政府肃清政治腐败的勇气，因为莫罗本人就是巴西反腐运动中敢于“打老虎”的旗帜。

　　在公共安全方面，巴西也一直存在着“顽疾”，根据国际调查机构ONG在2017年的统计，在全球凶杀率最高的50个城市中，巴西就有19个城市入榜。针对社会治安的持续恶化，博索纳罗从不遮掩自己“以暴制暴”的安全观，并且在就职后不久就签署放宽枪支管制的法令。尽管这种做法在巴西国内引发广泛的争论，但是博索纳罗这种高效率的治理方式或许正是巴西长期徘徊于“连环困局”最急需的变革。这种“刮骨疗法”或许存在一定风险，然而，一旦见到“疗效”，就有助于一一化解巴西政治、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系列难题，使国家回归到有序运行的轨道。

　　在经济领域，博索纳罗政府释放出更多的改革预期，尤其涉及到长期困扰巴西经济增长的财政、税负等问题，其经济团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受经济连续下行的影响，巴西财政收入萎缩严重，加之巴西的社会公共开支(尤其是公民福利)不具备适时下调的弹性，巴西财政赤字迅速攀升，尽管前总统特梅尔在2016年底通过了“公共开支上限法案”，将未来20年预算开支的增长幅度限制在通胀水平之内，但是巴西财政亏空的情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根据巴西央行的统计，巴西2018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7%，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7年12月的70.5%上升至2018年10月的76.5%。为缓解财政状况的恶化，博索纳罗内阁经济部长保罗·盖特斯制订了包括控制公共开支、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在内的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摒弃民主主义社会政策，控制公共开支;2019年消除财政赤字，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维持4.5%的通货膨胀目标;推进税制改革，减少税负;推进私有化(规模约合1900亿美元)，降低20%的债务规模;继续推进养老金、劳工、税收等改革，等等。

　　相较而言，养老金改革被博索纳罗政府确定为最优先的领域，当前巴西养老金赤字占GDP的比重接近3%。事实上，养老金改革也是刚刚卸任的特梅尔政府主推的改革项目，尽管特梅尔总统在议会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然而最终还是无果而终，这也说明了未来的博索纳罗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IMF在分析巴西经济时，也强调财政改革对于巴西经济未来走势至关重要。

　　挑战不容忽视

　　如不考虑博索纳罗本人的极右翼保守身份和部分激进主张，其在内政诸多事务中的治理思路与过去十年劳工党主政时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博索纳罗在政治、社会治理上展示“强腕”作风，而在经济治理中则奉行新自由主义。

　　从理论逻辑来看，博索纳罗的政策思路确实更贴近巴西的现实局面，当前的巴西不仅需要开放市场，更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改变自己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身份，而且需要向各种“顽疾”宣战的勇气和决心，这两种要素在博索纳罗身上还是得到了集中体现。因此，博索纳罗的当选的确寄托了巴西民众“变革”和“希望”的两大诉求。

　　虽然“政治局外人”身份帮助博索纳罗在大选中脱颖而出，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博索纳罗的执政环境不会宽松。

　　议会中的政治力量对比最能体现行政效率问题，因为很多改革方案必须走议会表决程序。从目前来看，博索纳罗政府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总席位仅为70个，与政策调整表决所需的简单多数(257席)以及宪法修正案表决所需的3/5多数(308席)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即便是启动全民公投，博索纳罗也需要获得171个议员(占总议席的1/3)的支持。

　　在参议院，执政联盟的总席位数量为9个，仅占总议席(81个)的1/9，距离简单多数(41席)和3/5多数分别差32席和40席。可以说，未来的博索纳罗政府在参、众两院的处境难言乐观。考虑到这一局面，博索纳罗在竞选中提出的激进主张很难通过议会的制度环境，甚至私有化、养老金、税收等改革计划在参、众两院也将遭遇较大阻力。

　　另外，博索纳罗强烈的“亲美”意愿备受关注。按通常逻辑，右翼政治势力更倾向于自由开放的内政外交，在对外政策方面强调务实合作和红利效应。但是，在当前“逆全球化”回潮的国际环境下，巴西政治生态“右转”却恰逢传统伙伴方(尤其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处在保守和孤立的政策周期，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周期所处的环境是截然相反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巴西外交选择的难度。

　　作者为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