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炳卿 冯怀信：巴阿关系的囚徒困境及其治理

　　2.巴阿两国所形成的相互干涉对方事务的认知强化了两国关系的囚徒困境局面

　　两国都彼此干预对方的政治,都支持对方国内的反对派,以便在谈判中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巴基斯坦怀疑阿富汗支持巴基斯坦国内的俾路支和普什图分离主义者,而阿富汗则指责巴基斯坦支持伊斯兰极端组织,认为巴基斯坦相信这些组织的宗教口号,信赖他们的领导人,这进一步恶化了巴阿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巴阿之间的不信任。在后塔利班时代,巴基斯坦怀疑阿富汗支持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对阿富汗以印度为中心的政策也深感不满,认为这是允许印度以巴基斯坦为目标在巴基斯坦境内制造叛乱。阿富汗反过来指责巴基斯坦容忍阿塔在巴境内的联邦直辖部落区、俾路支省等地存在,认为“巴基斯坦一直将阿塔视为一个能在阿富汗保障其利益的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对阿塔的庇护被阿富汗看作造成阿富汗国内局势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之一。

　　巴阿之间的指责和反指责并没有考虑集体理性，深化了他们关系的困境.在“指责博弈”的形态中,对抗的立场、指控和反指控是一种倒退,形成了困境。因此,尽管两国都做出了保持友好关系的承诺,但是由于外部行为体和国内施加压力的加重,囚徒困境阻碍了合作行为。不信任造成的囚徒困境是社会建构的,两国社会的流行情绪改变了人们的思维逻辑,建构着两国互为敌人的身份,恐惧和追求安全仍然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占主导地位。随着安全局势的发展,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都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喜欢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这种政府和民众的敌意扩大了双方之间的信任鸿沟,并且影响了两个国家对待彼此的态度。两国都多次表示希望能够进行密切合作,但是这种口头承诺都没有转化为实际的合作行动。巴阿两国仍旧对对方进行负面宣传,相互之间进行“指责博弈”,不信任损害着两国的双边关系。阿富汗认为自己国家发生的流血事件和遭到破坏是巴基斯坦造成的,同时,巴基斯坦认为自己联邦部落地区的叛乱和法律秩序的混乱是阿富汗造成的,认为“阿富汗国内的冲突已经给巴基斯坦的安全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巴阿关系的囚徒困境是巴阿双方都感知到危险的表现。

　　3.印度因素制约着巴阿两国破解囚徒困境僵局

　　自21世纪以来,巴基斯坦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与阿富汗合作,如在边境地区建立检查站和提议在边境设置栅栏,但因为阿富汗政府不承认杜兰线而遭到了卡尔扎伊的拒绝。巴阿两国都希望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双方都缺少实现关系和睦的实际步骤,这加深了双方之间不信任的程度,将巴阿双方的关系推向了囚徒困境的境地。这样,两国都寻求与不同国家结盟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印度是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主要对手,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阿富汗采取了亲印的姿态。对巴基斯坦来说,阿富汗是抵消印度在南亚优势的重要砝码,是巴基斯坦对抗印度、打击其在石油富集的中亚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战略基地。如果让阿富汗政权完全倒向印度,这将向巴基斯坦施加更大的安全压力,会对巴基斯坦形成战略包围。卡尔扎伊政府允许印度在赫拉特、贾拉拉巴德、马扎里沙里夫以及坎大哈等靠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建立领事馆,印度提议在库纳尔和喀布尔河上建造大坝,被巴基斯坦视为剥夺了其重要的水资源。而“阿方认为,为了在阿富汗境内增加与印度对峙的筹码,巴方才暗中勾结和支持阿塔势力,不断让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谈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巴基斯坦怀疑日益增进的印阿关系会使脆弱的巴阿关系陷入僵局,而阿富汗则认为巴方支持巴塔是因抗衡印度而使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陷入僵局。两国相互怀疑对方的战略动机,这也加深了巴阿关系的囚徒困境。

　　阿富汗长期奉行重印轻巴的政策,这加深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困境。巴基斯坦的公开反对就是为了把印度的角色限定在阿富汗的重建方面,双方的这种行为破坏了合作。因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停止敌对宣传、中止“指责博弈”及做出更多的让步以寻求合作,要么通过相互干涉内政追求敌对关系,这样将极大地破坏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但是,如果两国决定合作,这将有助于发展两国经济,对两国都产生大的收益。另一种方案是,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合作,而另一个国家采取敌对政策,那么采取合作政策的国家将受到很大的惩罚,而不愿合作的国家将与其他国家结盟,背叛成为其占主导地位的策略。总之,推动阿巴进行合作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程,但这却是两国未来发展稳定关系的唯一道路。

　　作为唇齿相依的南亚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本应守望互助,但由于大国角逐及历史原因,两国关系异常复杂,龃龉不断。在后塔利班时代,尽管巴基斯坦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并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但巴阿关系反而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打击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问题而摩擦冲突不断,两国关系非常冷淡,一度还爆发边界冲突。巴基斯坦因与阿富汗塔利班(阿塔)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而倍受阿富汗的指责,被阿富汗政府视为造成阿富汗国内局势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之一,而阿富汗在内外事务上向印度严重倾斜的政策一直令巴基斯坦不满,认为这种政策导致了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俾路支省和其他地区的动乱和不安定。无论从历史演变还是从现实表现来看,巴阿关系偶尔也会表现出友好的一面,但两国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出的都是矛盾和冲突。那么,巴阿关系为什么会长期形成这种冲突和矛盾的状况?这种状况能否被打破,使巴阿双方通过合作发展为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理论和方法分析巴阿关系难以正常发展的原因,探讨巴阿关系的实质、巴阿关系囚徒困境形成的机理,并进而探讨如何通过有效治理使巴阿关系走出囚徒困境。

　　1囚徒困境理论阐释及巴阿博弈

　　(一)囚徒困境理论阐释

　　国际政治学者通常认为信任与不信任是促使国际冲突爆发的一种深层次原因,并据此进行讨论。用囚徒困境来解释国家之间关系的局面,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从政治心理学角度解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人势力的增长和斯巴达人对这种势力增长的恐惧,使他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由此,修昔底德开了用心理上的“信任”概念解释国家关系的先河,认为在互不信任的情景下要实现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不现实的,由于国家往往从消极方面考虑对方的意图,互信又是非常困难的。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探讨了信任在政治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指出因许诺、信任的缺乏,本来可以互惠合作的局面却无法实现,②并以“社会化理性”为基础规划出了基于“符号系统”的传统信任模型。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以自然状态为假设,对人类本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本性就是自私、好斗和不可靠,由于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可靠的信任,人与人处在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敌对状态”,人人好比囚犯,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而任何他人都可能威胁自己。霍布斯将他关于人性分析的观点推演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国家也是自私、好斗和不可靠的有机体。一个国家对安全和无限权力的追求是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的,由此使理性自私的国家关系陷入“囚徒困境”之中,从而产生了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和不确定的关系,导致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进而导致战争。即使国家之间想要合作,但也会使他们之间的信任水平不断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政治中实现合作是非常困难的。敌人的军事力量、地理位置及其目标都是形成不确定性和最终不信任的潜在因素,这迫使国家采取强硬政策,而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霍布斯所提出的国家之间博弈因陷入“囚徒困境”而导致缺乏信任的思想,为后来国际政治理论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为假设分析国家之间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德裔美国学者约翰.赫茨在借鉴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基础上创造了“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意图的难以确定性,一国增加自身安全的措施,被对方看作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从而实施同样的增加安全的措施,使两国陷入一种安全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在国际关系中,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至此,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被转化为国际政治中的结构理论,认为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源是国际无政府状态。

　　在冷战后期,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从体系结构层面分析了国家之间很难合作的原因,认为国际体系是造成国家之间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在他看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因为没有其他力量来保证国家的存在,国家要为自己的福祉和存在负责。华尔兹指出,“在自助系统内各成员之间,互惠与谨慎是压倒一切的行为规则。对和平与安全的关注使它们走到一起,对彼此的恐惧又使它们分道扬镳。”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又被细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派别,他们对国家之间关系因陷入“囚徒困境”所造成的信任和不信任问题也做出了有益的解释。

　　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认为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和不可控制的不信任,由此阻碍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且引起国家之间的冲突。米尔斯海默指出,“一个国家一旦背叛了信任,可能很难再建立信任,所以,国家之间留给信任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对一个国家而言,所有其他国家都是潜在的威胁,因为没有任何其他行为体为国家提供安全保护,每个国家必须保护自身的生存。即使国际制度也不能强制命令或惩罚一个强大的侵略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同等的权力是造成不安全和不信任的原因,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③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是利用其他国家,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得权力。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罗伯特.杰维斯在运用博弈论分析国家之间合作问题时加入了偏好、认知、信念和环境等变量,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微观心理基础。杰维斯认为,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可以改变的。他指出,在某个特定时期,如果一些国家彼此之间充分信任,就足以保持合作、签订协议,形成正常的关系。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不信任的另外一些国家,则会陷入安全困境。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意图的模糊性导致了难以建立国家间的信任,与此相反,安全困境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常态。”严格来说,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国家之间缺乏互信,但是国家之间在重复互惠策略的基础上也可以实现合作,“发出善意的信号,国家相互观察对方的行动,对背叛或欺骗进行报复,也能强迫国家进行合作。”

　　现实主义观点主要说明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国家之间由于存在信任困境与背叛问题,国家之间的博弈陷入囚徒困境,导致国际社会冲突盛行,国家之间难以进行合作。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合作并不一定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博弈次数的基础上,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利己的国家行为体之间也可以进行合作。罗伯特.基欧汉强调,如果把国际博弈看作不是单次的,而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那么我们就会对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形成新的认识。在囚徒困境中,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的情况下,博弈者会选择背叛作为主导战略,但如果同样的博弈重复进行,那么博弈者很有可能会理性地选择合作,而不是背叛。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和基欧汉还认为:“在囚徒困境中,对未来的关切有助于促进合作。未来报偿相对于当下报偿的价值越高,当下背叛的动机就越小,因为对方将来有可能实施报复。”艾克斯罗德还提出用“一报还一报”的对等战略作为解决囚徒困境的最佳策略。由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试图通过用重复博弈取代单次博弈来为囚徒困境求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集中解决了信任困境即合作中的背叛这一难题。以上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派所提出的“信任”和“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的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考察巴阿关系囚徒困境局面的形成和性质,而且为如何破解这种囚徒困境关系提供了一些思路。

　　(二)巴阿关系博弈的性质

　　囚徒困境理论可适用于分析巴阿关系的性质，有助于探讨巴阿合作的利弊。各种研究表明不信任和怀疑是形成国家关系囚徒困境局面的主要原因。罗伯特.杰维斯强调,当两个竞争的国家在一种囚徒困境情景中互动时,一个国家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与另一个国家的合作方式,一个国家所偏好的任何合作方式都常常受到怀疑。另外,如果一个行为体对某个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就会致使对手制定出一项反对前者预期的政策。

　　在彼此相互依赖的状况下,如果双方都希望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根本不考虑对方利益的话,最终会陷入零和博弈。在囚徒困境博弈规则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有两种选择,即要么合作,要么背叛,不管另一方采取什么策略,妥协或合作都会产生比背叛更好的结果。当他们都背叛时会比都合作更糟,由此使他们处于困境中。对他者所产生的相对收益和自我保护的观念迫使他们走向导致囚徒困境的安全困境。两个国家运用一切手段去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就没有合作。每个行为体都会采取独立决策,他们就不会有关于其他行为体意图的完全信息,不确定性仍然占优势。在这种囚徒困境下,各国的策略来自于他们过去互不信任的经验,而这种互不信任阻碍了他们的双边合作。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存在着有限的合作,但由于个体理性占主导地位使得他们只考虑自身利益,合作很少,造成了信任赤字。因为双方对合作表示怀疑,对各方都有利的集体理性处于次要地位,造成了阿巴两国利益都受到损害,没有形成双赢的局面。杰维斯认为国家之间不愿合作,更愿意互相背叛而非相互合作。国家之间不合作背后的主要逻辑并不是它们不能克服彼此之间的困境,而是因为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死结。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关系的情况来说,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最低程度的信任,这使得它们能够达成一些协议,如两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合作,但这种合作经常受到政治僵局的干扰。即便合作的回报比较大,行为体也会因安全困境、竞争或僵局而停止合作。

　　(三)巴阿关系表现为典型的囚徒困境

　　在后塔利班时代,阿巴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囚徒困境局面,阻碍着两国通过实施共同合作策略来发展深厚而稳固的关系,阿巴两国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正是在囚徒困境所表现的这样一种冲突的局面下,两个行为体不得不通过理性选择而彼此互动,这就是合作或背叛,他们寻求安全,但是他们自身又提不出来实现和平与安全的任何具体步骤,彼此之间缺少协调,背叛对方对自己来说成了最优策略。

　　在卡尔扎伊担任阿富汗总统期间,尽管卡尔扎伊也曾经表示,没有巴基斯坦的合作,阿富汗就不可能获得和平、稳定的局面,但卡尔扎伊政府长期忽略巴基斯坦的安全关切,奉行严重向印度倾斜的政策,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合作。2008年,卡尔扎伊政府以巴基斯坦媒体参与反对阿富汗的宣传为由,就曾经在阿富汗禁止过巴基斯坦的报纸和网络,而在阿富汗也几乎接收不到巴基斯坦的广播和电视频道。同样,作为对卡尔扎伊不允许接收巴基斯坦广播节目频道决定的回应,巴基斯坦也禁止接收阿富汗广播节目频道。在过去,允许接收达里语与普什图语电视广播频道,但是因为巴基斯坦没有电子媒体的管理权限许可证,后来这些电视广播频道也被禁止了。塔利班重新崛起、阿富汗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卡尔扎伊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安全问题,以及巴基斯坦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也加深了这种不信任。

　　2巴阿关系囚徒困境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一)巴阿关系具有重复性囚徒困境的特点

　　加尼继任阿富汗总统后,对巴基斯坦采取了和解政策,致力于改变卡尔扎伊时期印阿巴之间力量不平衡的局面,试图在巴阿两国之间寻找共同点,并积极回应巴基斯坦的安全关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信任。其中包括签署派阿富汗官员赴巴基斯坦受训的协议、减少印度的军援和培训援助、签署巴阿边境管理双边协议,推迟执行与印度达成的战略伙伴协议。加尼寻求与巴基斯坦在安全方面建立紧密联系,并提议消除巴基斯坦对跨境恐怖主义问题的担心。

　　作为回应,巴基斯坦也于2015年7月7日设法促成塔利班代表在穆里地区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并于2015年12月6日在伊斯兰堡举行了亚洲之心会议。在巴阿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巴阿关系一度得到明显改善。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解进程却因前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死亡而中止。尤其是2015年以来,随着阿富汗境内恐怖袭击日益增多,阿富汗频频将阿塔强势反扑和阿富汗局势恶化的责任推卸给巴基斯坦。2017年年初巴阿边境冲突再度爆发后,该地区随后发生了恐袭事件。巴基斯坦军队立刻轰炸边界并关闭了所有哨点,大量阿富汗居民离开家园,对此,阿富汗政府表示强烈抗议。两国在短暂的友好合作之后,和解进程又一次中断。加尼总统开始谴责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境内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使本来就脆弱的巴阿关系更加紧张。这强化了巴阿两国不信任的程度,形成了巴阿关系的囚徒困境。

　　(二)互不信任是形成巴阿关系囚徒困境的主要因素

　　在后塔利班时代,巴阿关系中不信任超过了信任,不信任占主导地位。在两国不同的政府时期,这种彼此不信任的强度也在发生变化。尽管巴阿关系偶尔也会表现出友好的一面,但无法改变这种不信任关系的趋势。自巴基斯坦独立以来,阿巴关系总体上都具有不确定性,两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现出了相互怀疑的特征,尤其在相互干涉政治政策和逐步削弱合作的基础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摧毁塔利班政权后,巴基斯坦承认了阿富汗第一个民选的卡尔扎伊政府,还为阿富汗提供援助,并表达了与阿富汗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然而,巴阿关系的性质却表现出了脆弱性,巴阿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明显加深,又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局面。加尼当选阿富汗总统后,两国再次表示要致力于建立友好关系,并签署了以铲除恐怖主义保护区为目标的协议。但2015年8月在阿富汗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又一次冲击了巴阿关系,阿富汗政府指责巴基斯坦在与阿富汗建立友好关系时不真诚,这件事打乱了巴阿建立友好关系的进程。

　　根据新制度自由主义理论,在双边关系中,即便没有充分的信任,合作也是可能的。通过运用正确的策略,双方也能通力合作,实现双赢局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都存在着有限的合作,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充分的信任,背叛占主导地位。按照囚徒困境理论,因为不信任、不确定性和缺乏交流,合作往往是有限的。例如,在?阿巴过境贸易协定?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提供过境贸易设备,这对于阿富汗在道路、医院以及教育机构的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该协定也为阿富汗提供了以谷物和水果为主的农产品市场。双方还表示将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并加入了三方委员会反恐论坛。但是,这些努力必须通过互信和相互理解的全面合作才能实现。只有推进两国深化合作才有助于在两国之间形成稳定的安全和经济局面,也才能打破两国之间囚徒困境的僵局。

　　囚徒困境是一种冲突的局面,国家关系的这种冲突局面具体地揭示了国家选择合作或是不合作的原因。在囚徒困境中,如果行为体选择合作,它们都会得到回报。但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那么合作的一方得到的回报就非常少,而背叛的一方却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如果双方都不合作,它们也会得到回报,但是这种回报小于双方都选择合作所获得的回报。与合作相比,这个时期背叛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三)影响巴阿关系囚徒困境局面的因素影响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解的因素主要包括: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两国互相进行政治干涉、决策者的态度、缺乏规范和多边机制、塔利班的重新崛起、阿富汗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安全问题、巴基斯坦社会秩序的混乱等,这些方面都造成了巴阿双边关系的紧张。

　　1.领土和边界问题是形成巴阿关系囚徒困境局面的深层原因

　　杜兰线问题和阿富汗对巴基斯坦的领土要求,是形成巴阿关系囚徒困境的根深蒂固的原因。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仍然影响着后塔利班时代的巴阿关系。在卡尔扎伊当政时期,阿富汗认为杜兰线是与英属印度政府划定的,并不是与巴基斯坦政府划定的,卡尔扎伊政府拒绝承认杜兰线,也拒绝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巴基斯坦却一直把“杜兰线”作为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巴基斯坦认为,1893年埃米尔.阿布杜尔.拉赫曼汗与英属印度政府签署了杜兰线协议,这已经得到了阿富汗历届政府的承认,认为1905年和1921年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汗和国王阿曼努拉.汗都先后承认了杜兰线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巴基斯坦还援引国际法条款再次重申,不接受阿富汗单方面否认边界线的行为。因此,巴基斯坦表示,无论是1949年的支尔格大会还是卡尔扎伊时期阿富汗议会宣称要单方面否决杜兰线的声明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因巴阿两国在杜兰线问题上的分歧所表现出的两国关系困境以及所形成的不信任,致使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利用支持彼此国内反对派的手段来破坏双边关系稳定。

　　实际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都希望打破两国之间存在已久的僵局,但一直纠结于采取什么方式向前推进两国关系。2011年4月，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访阿。6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访巴,双方举行联合和平委员会会议。2012年2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出席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峰会期间,与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会晤。11月,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小拉巴尼访巴,取得积极成果。由于两国高层领导互动,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巴阿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由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的决策者和民众把两国之间的冲突看成是零和博弈。“卡尔扎伊对巴基斯坦仍心存疑虑。巴基斯坦看上去并不会制止塔利班在部落地区的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已无意再这样长期地耗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就会不遗余力地培植塔利班势力,使阿富汗成为塔利班控制下的附庸国。”阿富汗民众也认为巴阿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2015年的阿富汗民意调查中,民众广泛认为巴阿利益存在分歧,显然会弱化两国合作打击恐怖势力的意愿。而这些看法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两国之间囚徒困境博弈的性质,迫使决策者选择背叛策略。而彼此在主要对抗问题上不放弃强硬指责的立场证明了他们选择背叛行为的合理。他们都不想败给对方,这样,巴阿两国关系的囚徒困境局面长期延续,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不断强化。此外,决策者的个人作用、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对彼此的偏好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巴阿两国所形成的相互干涉对方事务的认知强化了两国关系的囚徒困境局面

　　两国都彼此干预对方的政治,都支持对方国内的反对派,以便在谈判中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巴基斯坦怀疑阿富汗支持巴基斯坦国内的俾路支和普什图分离主义者,而阿富汗则指责巴基斯坦支持伊斯兰极端组织,认为巴基斯坦相信这些组织的宗教口号,信赖他们的领导人,这进一步恶化了巴阿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巴阿之间的不信任。在后塔利班时代,巴基斯坦怀疑阿富汗支持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对阿富汗以印度为中心的政策也深感不满,认为这是允许印度以巴基斯坦为目标在巴基斯坦境内制造叛乱。阿富汗反过来指责巴基斯坦容忍阿塔在巴境内的联邦直辖部落区、俾路支省等地存在,认为“巴基斯坦一直将阿塔视为一个能在阿富汗保障其利益的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对阿塔的庇护被阿富汗看作造成阿富汗国内局势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之一。

　　巴阿之间的指责和反指责并没有考虑集体理性，深化了他们关系的困境.在“指责博弈”的形态中,对抗的立场、指控和反指控是一种倒退,形成了困境。因此,尽管两国都做出了保持友好关系的承诺,但是由于外部行为体和国内施加压力的加重,囚徒困境阻碍了合作行为。不信任造成的囚徒困境是社会建构的,两国社会的流行情绪改变了人们的思维逻辑,建构着两国互为敌人的身份,恐惧和追求安全仍然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占主导地位。随着安全局势的发展,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都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喜欢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这种政府和民众的敌意扩大了双方之间的信任鸿沟,并且影响了两个国家对待彼此的态度。两国都多次表示希望能够进行密切合作,但是这种口头承诺都没有转化为实际的合作行动。巴阿两国仍旧对对方进行负面宣传,相互之间进行“指责博弈”,不信任损害着两国的双边关系。阿富汗认为自己国家发生的流血事件和遭到破坏是巴基斯坦造成的,同时,巴基斯坦认为自己联邦部落地区的叛乱和法律秩序的混乱是阿富汗造成的,认为“阿富汗国内的冲突已经给巴基斯坦的安全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巴阿关系的囚徒困境是巴阿双方都感知到危险的表现。

　　3.印度因素制约着巴阿两国破解囚徒困境僵局

　　自21世纪以来,巴基斯坦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与阿富汗合作,如在边境地区建立检查站和提议在边境设置栅栏,但因为阿富汗政府不承认杜兰线而遭到了卡尔扎伊的拒绝。巴阿两国都希望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双方都缺少实现关系和睦的实际步骤,这加深了双方之间不信任的程度,将巴阿双方的关系推向了囚徒困境的境地。这样,两国都寻求与不同国家结盟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印度是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主要对手,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阿富汗采取了亲印的姿态。对巴基斯坦来说,阿富汗是抵消印度在南亚优势的重要砝码,是巴基斯坦对抗印度、打击其在石油富集的中亚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战略基地。如果让阿富汗政权完全倒向印度,这将向巴基斯坦施加更大的安全压力,会对巴基斯坦形成战略包围。卡尔扎伊政府允许印度在赫拉特、贾拉拉巴德、马扎里沙里夫以及坎大哈等靠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建立领事馆,印度提议在库纳尔和喀布尔河上建造大坝,被巴基斯坦视为剥夺了其重要的水资源。而“阿方认为,为了在阿富汗境内增加与印度对峙的筹码,巴方才暗中勾结和支持阿塔势力,不断让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谈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巴基斯坦怀疑日益增进的印阿关系会使脆弱的巴阿关系陷入僵局,而阿富汗则认为巴方支持巴塔是因抗衡印度而使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陷入僵局。两国相互怀疑对方的战略动机,这也加深了巴阿关系的囚徒困境。

　　阿富汗长期奉行重印轻巴的政策,这加深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困境。巴基斯坦的公开反对就是为了把印度的角色限定在阿富汗的重建方面,双方的这种行为破坏了合作。因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停止敌对宣传、中止“指责博弈”及做出更多的让步以寻求合作,要么通过相互干涉内政追求敌对关系,这样将极大地破坏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但是,如果两国决定合作,这将有助于发展两国经济,对两国都产生大的收益。另一种方案是,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合作,而另一个国家采取敌对政策,那么采取合作政策的国家将受到很大的惩罚,而不愿合作的国家将与其他国家结盟,背叛成为其占主导地位的策略。总之,推动阿巴进行合作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程,但这却是两国未来发展稳定关系的唯一道路。

　　3治理巴阿关系囚徒困境的具体路径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能否打破囚徒困境?答案是肯定的。巴阿两国可以通过互惠以及重复的互动来获益,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建立信任。信任的形成是一种理性选择,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建立,可以通过由点到面的逐步互惠合作,即“逐步回报战略”,增加国家间的信任程度。“一次性博弈中不可能产生合作,合作的前提是重复性博弈。一次性博弈对参与者来说只有眼前利益,背叛对方对自己来说是最优策略?而重复性博弈中,参与者会考虑到长远利益,合作便变得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运用使两国都能模仿彼此合作行为的互惠策略,来改变收益并使背叛的吸引力降低,强化信任,扩大合作范围。

　　(一)运用互惠策略加强信任建设

　　互惠是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适用于国际贸易,是关贸总协定的中心主题,能够有效地运用到激发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艾克斯罗德、基欧汉和戈得斯坦都认为,通过运用重复性囚徒困境,考察国家之间的互动,在长期信任建设中能够运用互惠策略。拉吉曼拉认为,日常监测对于对手之间的互惠行为是重要的,这最终会导致合作,通过短期和长期推进合作就可以减少冲突。在囚徒困境博弈下,国家之间之所以不合作就是因为彼此之间没有机会沟通,这样,国家彼此之间不清楚对方的动机和利益。但是国家之间通过连续和持久的互动、使“一报还一报”策略发挥作用,这种策略虽然简单但可以维持合作。

　　詹姆斯.威尔逊认为,如果坚持运用报偿原则,鼓励受欢迎的行为,惩罚不受欢迎的行为,就能很有效地控制行为。艾克斯罗德还认为,如果两国实施互惠策略,两国就能合作,互惠是执行协议和运用“囚徒困境”博弈解释合作行为的主要策略。他指出,如果再次进行一种博弈,博弈者就能有机会对彼此的背叛进行报复,彼此都无法接受骗局,这将导致合作。因此,合作并不一定需要信任。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没有实施互惠策略,而是在限制对方中获得自身利益,这是造成巴阿关系紧张并使其长期陷入囚徒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巴基斯坦认为,自己在巴阿边境设立了检查站,发动了许多次军事行动,以防止跨境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在两国渗透,但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阿富汗方面的回应。阿富汗继续支持俾路支分离势力和其他激进分子,使他们得以从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中逃脱。2009年,巴基斯坦在斯瓦特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巴基斯坦塔利班头目毛拉.法兹鲁拉得以从这次军事打击中逃脱,据说就是得到了阿富汗的庇护。阿富汗同样也认为巴基斯坦援助其国内反叛者。这些认知都阻碍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建设。在国家关系中,两国之间传递合作的信号非常重要,可以通过传递信号来减少不信任,同时也可以实施互惠策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可以将合作的信号传递给对方。传递合作的信号在减少恐惧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旦减少了双方之间的恐惧,两国之间信任的鸿沟就会在合作中逐步缩小。

　　(二)加强民间交流,逐步推进巴阿双方合作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民众之间的接触可以为谈判创造氛围,这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新闻记者、商人以及研究人员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可以为解决跨境水资源问题、走私和贩毒问题、过境贸易问题创造条件。有时候,在官方谈判不能有助于减少冲突时,民间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解决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民间交流可以改变民众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在两国民众之间架起信任的桥梁。托马斯.谢林就指出,如果国家之间首先在一些彼此感到风险比较小的领域达成小的协议,国家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就能减少,这样,国家就能够在不用冒很大风险的情况下,检验双方的信任程度。遵循这种方法,在签订大的具有冒险性的协议之前,国家将首先逐步地收集到更多所需要的有关对方意图和可靠性方面的信息。如巴阿两国之间先在水资源、走私和贩毒、过境贸易等问题方面达成较小的协议,这将为两国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上达成大的协议创造良好的氛围。

　　(三)以经济合作为基础推进巴阿之间的全面合作

　　贸易关系中的互惠使双方在经贸活动中获益,能够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巴基斯坦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仍处于初级阶段,阿富汗依靠巴基斯坦的港口与外部世界开展经贸活动。允许巴基斯坦与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经贸关系将为阿富汗带来巨额收入,从而使巴阿两国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此外,巴阿关系中的实力不对称也能够在消除不信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巴阿关系中,巴基斯坦实力比阿富汗强,能够为发展巴阿全面合作关系起到制定议事日程的作用,即巴方发挥主动作用,使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进行谈判,使两国关系向着全面合作的方向发展。

　　(四)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能够增进巴阿两国之间的互信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具有共同未来的理性的与实力不对称的行为体,两国可以在合作和背叛中做出选择。在囚徒困境中,背叛的收益高于合作,所以,背叛往往具有诱惑力。不论一方选择什么策略,另一方总是选择背叛。在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都能够多次博弈,如在第一和第二回合中,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通过运用互惠策略进行合作,两者都得到回报。在第三回合中,阿富汗选择背叛,得益较多,这样,就会损害双方的信任。在第四回合中,双方都受到背叛的诱惑。但是因为背叛者会受到惩罚,背叛会造成损失,双方损失的结果使他们在下一轮博弈中都会选择合作,因为这会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样,如果两个博弈者进行博弈和重复博弈,就会让他们懂得合作才会是理性的选择,都会得到回报,这将会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

　　(五)创建地区制度和机制有助于强化巴阿之间的重复性互动和信任建设

　　要建立信任,就要强调建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根本保证。在将来,战争和冲突不可避免,这都是由不良结构和制度安排引起的。通过运用这些制度能够避免巴阿之间的冲突,这些制度能够调解巴阿之间的矛盾,寻求长远收益。建立制度并使两国关系制度化,使其在促进两国的合作关系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致力于合作的一致性形成相互依赖。创建作为巴阿之间调解者的区域机制能够减轻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提高透明度,能够减少巴阿双边关系中的敌意,对两国都有利。

　　结论

　　巴阿关系囚徒困境局面的形成是个体理性占主导而导致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尽管巴阿关系偶尔也会表现出友好的一面,但自巴基斯坦建国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阿关系一直围绕着信任和不信任这个中心议题运转,具有不确定性,巴阿关系在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不断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特点。为了打破囚徒困境僵局,实现合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需要把合作作为首要选择,采取适当的策略改变收益,要让集体理性占主导地位。在行为体博弈中,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博弈叫作重复性囚徒困境。研究表明,在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中，行为体共享未来并进行互动,这种现象在巴阿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要实现其所希望的目标,就不得不为了发展信任而不断重复互动,必须在杜兰线问题、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塔利班问题以及彼此敏感的战略问题上妥协,以便建立信任。如果双方都认识到互惠才是最好的合作关系策略,如巴基斯坦认识到为了确保其西部侧翼的安全,并确保在目前的能源危机之后可以抵达中亚寻求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路线,就必须与阿富汗进行密切合作,而阿富汗的内陆地区也将从两国重复互动中获益。如此,双方就可以在推进合作中建立信任。

　　在囚徒困境中,在推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域外大国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巴阿关系的改善方面,发挥了“积极调解者”的关键作用,为其他大国在参与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起了示范作用。由于巴阿两国在安全利益、经济发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都是相互依存的,巴阿两国的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两国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当重复性囚徒困境对两国都是双赢局面时,可以把冲突的性质视为一种正和博弈。在巴阿合作关系中,首要之举就是把博弈从“零和博弈”转变为“非零和博弈”,在这种非零和博弈中,重要的是要通过双方战略意图的透明性,实现彼此之间的合作。为了走出囚徒困境,需要采用透明性和一致性的策略。一方把信号积极地传递给另一方,这将有利于建立信任和鼓励合作。另外,政府之间在进行对话和调解中采用互惠和再保证策略,也能够成功地减少冲突和建立互信,加强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也能够把巴阿有限的合作转变为全面合作,以解决囚徒困境僵局并进而结束对抗行为。(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