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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莱西参选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最关键的就是莱西的“司法系统”背景和身份十分尴尬。在历史上司法和情报系统背景的参选人,往往最终的得票率都很低。比如1997年,当时参选的总统候选人穆罕默迪·雷沙赫里,就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担任过伊朗的情报部长,结果当年大选惨败而归;阿里·法拉西扬,曾经在90年代初担任过伊朗情报部长,在2001年的总统大选中同样低票出局;而法拉西扬的副手、曾任伊朗情报部副部长的穆斯塔法·穆罕默迪,更是在2013年的伊朗大选中“铩羽而归”。
需要指出的是,雷沙赫里曾经也担任过“伊斯兰教士特别法庭”的总检察官,而穆斯塔法·穆罕默迪也参与和执行了1988年的屠杀事件。相似的经历,在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可能预示着莱西本人这次总统大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决定性的经济议题
这次总统大选还出现了一个“花絮”,那就是前总统内贾德决定“出山”参选。尽管总统任期已在2013年结束,但是内贾德一直对于总统职务恋恋不舍,在2013年大选中推出了自己总统时期的幕僚长拉西姆·马沙伊。但是马沙伊的竞选资格在2013年总统选举的“审查”阶段,即遭到“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拒绝。
此次内贾德不仅自己参选,还推出了自己任期的副总统哈米德·巴盖伊参选。早在2016年,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就间接的警告过内贾德,要求他不要参选(另一个被“劝告”的对象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以防止出现“伊朗分裂”。
果不其然,内贾德在哈梅内伊掌控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一关被“拦下”,无法获得参选资格。不过从竞选角度看,内贾德的“冒险”,为巴盖伊争取到了足够的关注度,也许这也是内贾德的一个竞选策略。
此次总统大选,不仅关系到未来数年伊朗政治走向,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候选人人选。1979年至今,伊朗仅有过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个精神领袖和一次精神领袖选举。而哈梅内伊成为精神领袖时,正担任着伊朗总统。因此从这一案例看,伊朗总统的人选很可能会成为伊朗精神领袖的重要人选。考虑到哈梅内伊年事已高,近些年受到前列腺癌的困扰,因此未来四年的总统,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美国特朗普中东政策也干扰伊朗总统大选。特朗普在中东政策上批评伊朗,似乎还要将《伊朗核协议》废除,这都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伊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温和派和改革派的政治力量获取选票。此外,特朗普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一系列新的政治军事动向,以及对于以色列、沙特、约旦等传统盟国的支持,也可能会使得伊朗大选变数重重。
但是,对于伊朗选民来说,最关心的事务无疑是经济问题,如何能够在未来重振伊朗经济,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投资,减少失业率,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才是决定伊朗总统大选胜负的关键。
但是无论谁成功当选总统,都必须正视伊朗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同时小心翼翼地维系与温和派、改革派、保守派和强硬派之间的关系,并努力得到最高精神领袖的支持,在“教法官监国”的独特政体下,谨慎的应对各种内外挑战。
5月19日伊朗将会迎来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决定未来四年谁将主政伊朗,也预示着未来伊朗的政治走向;而鉴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身体抱恙,总统职务很可能会影响下一任最高精神领袖的人选因此,此次总统大选备受各方关注。
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开始实行独特的“教法官监国”体制。尽管伊朗国内在政治运行上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但是在所有权力之上,最高精神领袖具有绝对的权威,不仅可以通过宪法监督委员会、国家利益委员会等机构来制衡总统和议会,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讲话以及领导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影响甚至控制国内的政治力量。因此,这次的总统大选,很大程度上将会受到来自于最高精神领袖个人意志的影响。
作为现任总统,鲁哈尼获得连任的可能性较高。首先从历史上看,在1981年哈梅内伊当选总统之后的历任伊朗总统,包括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内贾德,都成功连任。总统连任,有助于维持伊朗国内政策的稳定,也有助于最高精神领袖和行政机构之间“默契”的培养。因此从历史惯性角度讲,鲁哈尼连任的可能性很大。
其次是鲁哈尼在外交领域和经济改革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鲁哈尼2013年上台执政后,伊朗与美国关系大幅改善,他本人不仅实现了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而且还成功地在2015年与国际社会缔结了《伊朗核协议》,鲁哈尼还积极地希望引入外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重振伊朗经济,这一系列动作,都成为了鲁哈尼本人的政治“胜绩”。
鲁哈尼若连任,有助于最高精神领袖权力的巩固。从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力制衡角度讲一般相较于第一个任期,第二个任期的总统往往会出现权力的收缩,更便于最高精神领袖控制。考虑到过去数年中,哈梅内伊尽管在公开场合多次高呼强硬口号,但是在实际行动上还是给予了鲁哈尼巨大的支持,因此哈梅内伊支持鲁哈尼连任的可能性也很大。
尽管如此鲁哈尼连任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从鲁哈尼内部的角度来看,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执政数年,伊朗经济形势并无太大改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官方统计始终保持在10%以上),尽管大力引进外资,但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对于伊朗国内局势的担心,国际资本尤其是鲁哈尼最迫切需要的西方投资,对伊朗仍然望而却步。在国内政治方面,鲁哈尼并未促成政治和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在反腐领域也收效甚微,这些都使得一些伊朗民众对鲁哈尼抱怨不已。
强硬派的挑战
此次总统大选中最能够挑战鲁哈尼的,是来自于强硬派阵营的伊朗司法部副部长伊布拉欣·莱西。莱西不仅是伊朗“专家委员会”(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精神领袖的官方组织)成员,还是伊朗国内著名的里扎伊玛目圣陵的现任监护人(2016年3月起任职)。
里扎伊玛目圣陵不仅在伊朗拥有巨大的宗教影响力,而且还是伊斯兰世界重要的慈善和教育机构因此该圣陵的守护人拥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比如里扎圣陵上任监护人瓦艾兹·塔巴兹,就兼任伊朗呼罗珊省神学院院长,以及最高精神领袖驻呼罗珊省的代表,在当地权倾一时。
莱西出生于伊朗宗教圣地马什哈德随后在马什哈德和库姆长期学习,随后成为了一名伊斯兰教法官。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后,莱西开始崭露头角,并最终被时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任命为“伊斯兰教士特别法庭”的总检察官。
不过莱西本人的“污点”也在此职务上留下烙印,在1988年,莱西参与了当时针对伊朗国内政治异见分子的集体杀戮行动。而且据报道,莱西还卷入了伊朗秘密商业组织“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SETAD),长期通过秘密教义帮助伊朗获取大量外汇。
莱西主要的优势在于自身在司法和宗教体制内的职务,使得自己拥有了一定的口碑获得了保守派和强硬派的支持。在当前的总统候选人中,莱西是获得保守派和强硬派支持最多的一个人选。此外,参与到SETAD之中,也显示出莱西与哈梅内伊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莱西很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有力竞争者。
但是莱西参选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最关键的就是莱西的“司法系统”背景和身份十分尴尬。在历史上司法和情报系统背景的参选人,往往最终的得票率都很低。比如1997年,当时参选的总统候选人穆罕默迪·雷沙赫里,就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担任过伊朗的情报部长,结果当年大选惨败而归;阿里·法拉西扬,曾经在90年代初担任过伊朗情报部长,在2001年的总统大选中同样低票出局;而法拉西扬的副手、曾任伊朗情报部副部长的穆斯塔法·穆罕默迪,更是在2013年的伊朗大选中“铩羽而归”。
需要指出的是,雷沙赫里曾经也担任过“伊斯兰教士特别法庭”的总检察官,而穆斯塔法·穆罕默迪也参与和执行了1988年的屠杀事件。相似的经历,在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可能预示着莱西本人这次总统大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决定性的经济议题
这次总统大选还出现了一个“花絮”,那就是前总统内贾德决定“出山”参选。尽管总统任期已在2013年结束,但是内贾德一直对于总统职务恋恋不舍,在2013年大选中推出了自己总统时期的幕僚长拉西姆·马沙伊。但是马沙伊的竞选资格在2013年总统选举的“审查”阶段,即遭到“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拒绝。
此次内贾德不仅自己参选,还推出了自己任期的副总统哈米德·巴盖伊参选。早在2016年,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就间接的警告过内贾德,要求他不要参选(另一个被“劝告”的对象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以防止出现“伊朗分裂”。
果不其然,内贾德在哈梅内伊掌控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一关被“拦下”,无法获得参选资格。不过从竞选角度看,内贾德的“冒险”,为巴盖伊争取到了足够的关注度,也许这也是内贾德的一个竞选策略。
此次总统大选,不仅关系到未来数年伊朗政治走向,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候选人人选。1979年至今,伊朗仅有过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个精神领袖和一次精神领袖选举。而哈梅内伊成为精神领袖时,正担任着伊朗总统。因此从这一案例看,伊朗总统的人选很可能会成为伊朗精神领袖的重要人选。考虑到哈梅内伊年事已高,近些年受到前列腺癌的困扰,因此未来四年的总统,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美国特朗普中东政策也干扰伊朗总统大选。特朗普在中东政策上批评伊朗,似乎还要将《伊朗核协议》废除,这都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伊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温和派和改革派的政治力量获取选票。此外,特朗普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一系列新的政治军事动向,以及对于以色列、沙特、约旦等传统盟国的支持,也可能会使得伊朗大选变数重重。
但是,对于伊朗选民来说,最关心的事务无疑是经济问题,如何能够在未来重振伊朗经济,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投资,减少失业率,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才是决定伊朗总统大选胜负的关键。
但是无论谁成功当选总统,都必须正视伊朗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同时小心翼翼地维系与温和派、改革派、保守派和强硬派之间的关系,并努力得到最高精神领袖的支持,在“教法官监国”的独特政体下,谨慎的应对各种内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