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人口不足北京一半的以色列，何以成了第一创新大国

　　编者按：中国政府在3月18日送走到访的沙特国王萨勒曼，3月19日迎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问。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安排，因为前者的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后者则是中国最值得学习的创新型国家之一。本文作者亲赴以色列，与前总统佩雷斯等各界以色列人士有过广泛接触，对这个国家创新机制的细致观察，值得耐心琢磨。

　　以色列是众多中国企业家最近关注的国家。

　　这个只有810万人口的小国，用了6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发展成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出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人均风险投资在世界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二的非美国家。

 

　　是什么成就了以色列的发展奇迹?

　　我曾在属于犹太人的机构工作过，在本文中，我将用亲身经历和管理知识解析“三大硬件”条件和“四大软件”环境是如何使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的。

　　总统与创新

　　8年多以前，时任以色列总统的西蒙·佩雷斯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政府特别为其安排在距离奥运主会场“鸟巢”最近的酒店，走路10分钟就能到达;而其他外国领导人住得远，必须驱车前往会场。这种“殊荣”其实并非考虑到佩雷斯已到耄耋之年，而是出于对犹太人传统习俗的尊重。

　　周五日落之后，标志着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到来。根据流传3000多年的犹太教义，这天犹太人不能劳作，甚至包括做饭、开车、打手机等都在禁止之列。通常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方式是全家团聚、诵经、读书、散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或许是破天荒的一次。佩雷斯团队和中方沟通，找出了这么个创新手段，终于成就了双赢局面。

　　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有关犹太人创新意识的例子中印象最深的一个。

　　犹太人对传统文化非常执着，几乎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都能追述到3000多年前。但谁又能想到，这种“守成的文化”却能孕育出创新的基因?这种看似悖论的碎片化场景，如何能在新生的以色列身上实现统一?

　　谈创新，还是要从佩雷斯身上说起。

　　1984年，当时的佩雷斯还是总理，在他的推动下，以色列制定了《鼓励产业研究与研发法》，将政府与企业“绑定”，用多种如今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手段来推动创新发展。由此，政府成了以色列“创新密码”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去世前几个月，佩雷斯以93岁高龄，作为世界在职元首中年纪最大的一位，还积极为以色列的创新“出镜”——如此拼命地向全世界推广以色列的创新精神，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熟悉以色列人的人都知道一本书叫《创业的国度》，这是两名犹太人对以色列数十年创新经验的梳理。佩雷斯不仅接见了作者，还为这本书作序。2010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企业家圈子里大热。不得不说，其中有佩雷斯的功劳——一国元首能主动“推销”一本书，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

　　最近中国企业家又掀起了向以色列学习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地到以色列寻求创新精神。佩雷斯其实也在其中起到了潜移默化、推波助澜的作用。迄今为止，包括李嘉诚、王石、宁高宁、马蔚华、杨元庆、汪潮涌、阎焱、陈宏等众多中国企业家到以色列取经，佩雷斯几乎都会与他们交流，中心话题就是创新。

　　用佩雷斯的话说，创新是以色列的生命和灵魂。

　　从佩雷斯时代到如今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以色列的创新意识不断发展进步，全社会创新的风气已然形成。

　　若要用简单的话来解释以色列的创新秘密，那就是：政府搭台唱戏、社会资本加盟、大学孵化产业，这三个硬件条件对以色列的创新体系来说缺一不可，当这三点连成一线，再加上文化上的软件力量，就正好能归纳出一条符合以色列发展规制的特色创新之路。

　　制度化政府的企业化运作

　　说到以色列的创新，首先要介绍政府为创新的投入。这种投入除了经济上的实实在在之外，在意识形态上也显得很有特色。换句话说，创新首先是意识的创新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然后才能有管理的创新和创新管理，最终推动全社会的创新，由此成为创新大国。

　　在以色列的政府大楼里，我看不到口号式的标语，没有“标题党”的节奏，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几乎都无暇他顾。与其说以色列政府是个官僚机构，不如说它们更像一个企业。

 

　　总统、总理等内阁高层相当于“董事会”，它决定了国家的方向和政府的方针;各部部长、副部长成了执行任务的“职业经理人”，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各级官员是经理人下面的一些“层级主管”，处理、协调各类事务。

　　其中还会有大量的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见习者，来“帮衬”政府的管理和运作。这种“垂直管理+人员储备”的行政模式，让以色列政府高效而节约，从而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物力支持。

　　记得2011年在耶路撒冷工作时，我曾接待一位在以色列财政部见习的28岁雇员，看到了他是如何主动“拉业务”的。他希望与我所在的组织建立联系，向全球推广财政部的扶植项目。

　　时间提前半天敲定，交流时间只约半小时，按时到达，期间没有半句废话，开门见山，时间一到，对方即告退，没有请客吃喝送礼等繁文缛节，结束后立刻赶往下一处谈业务。直到送他出门时，这位小伙子才放下公事，与我简单地谈了两句：你是中国人吗?我爷爷在二战期间曾在上海避难，很感谢中国。

 

　　他这种公私分明的行事风格完全是经以色列文化长期熏陶出来的结果。

　　犹太人的工作态度看似有点不近人情，特别是为政府做事更是一件苦差事。法律规定的公务员薪水并不高，但以色列政府各个部门的事务都相对繁多，不加班难以完成任务。

　　我的一位朋友如今做到了相当于中国科长级别的位置上，但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合2万人民币。对于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以色列来说，这真的一点都不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月薪约8万人民币，但他还要自己缴税，并自己支付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安保车辆的花销也要从他工资里扣除，一个月下来，最终实际到手的只有4万多人民币。

　　这种对公务员的严格约束以及待遇上的“吝啬”，或许也是以色列创新意识培养的一方面。试想，如果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觉得公务员应该拿高薪、生活应该养尊处优，谁还会去为创新型企业吃苦打拼呢?

　　虽然犹太人对公务员“吝啬”，但在有关创新的制度设计上，却很愿下血本，而且颇有自己的创新特色。

 

　　首先，首席科学家制度鼓励科技创新。以色列政府在22个部门安排了13个首席科学家，并配以“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由其负责政策制定、经费分拨、日常项目管理。

　　除了需要创新科技发展的科技部、农业部之外，在国防部、公安部等看似与创新无关的部门也都任命了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们有例行的会议，讨论并安排政府最急需的创新任务。

　　首席科学家其实并不是公务员，采用的是聘任制，属于以色列政府外挂的人才储备制度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各部门还安排了几名副手，并同时组建起数十人的咨询评估团队对提出的科研项目进行指导和规划。比如，在经济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设立了5个小组，分别对信息化、生命科学、环保、传统技术和电子通讯等项目进行评估。2012年其经费高达4亿美元。

　　其次，政府“资助”给企业“创新压力”。以色列的各个企业之所以都在创新上下功夫，除了自身需求之外，也有被政府逼出来的原因。

　　以色列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府管理的事务有限，但政府却用“资助”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宏观指导，以此来推动自由经济和商业竞争。比如，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每年都会主动向全社会公开资金援助的项目。

 

　　以经济部为例，每年4亿多美元的经费中，有权给1000个项目直接拨发经费。基于难易程度和地区平衡的考虑，援助资金从30%至70%不等，平均每个项目的援助金可达40万美元左右。在同质化竞争中，若一家企业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那另一家企业就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否则就会被自然淘汰。

　　要知道，这种支持并不是无偿的，而是一种借款性质，以色列政府用这种方式，刺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第三，政府和企业共担风险，创新没有后顾之忧。

　　之所以不用完全资助的方式，而采用借款的方式来促使企业更新换代的考虑很简单。借款可以循环使用，一家企业创新成功后的还款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进行类似的研发和投入，如果创新成功，企业还要在前2年的销售收入中提出3%交给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滚入资助资金池，进而积累更多的创新项目。这样的做法让纳税人的钱有了合理的流向，带动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

　　如果研发项目失败，企业无需返还科研“借款”，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和科研经费损失。事实上，这并不是以色列某个政府部门的政策，而是在国家层面经法律认可的制度。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制定了《产业研究鼓励与研发法》以推动创新的发展，而推动立法的正是当时的总理、如今的总统佩雷斯。

　　风险投资刺激创新发展

　　熟悉管理的人大概会知道一家名叫“英飞尼迪”的以色列风投公司，他们经常被误认为是那家全球知名的豪车企业，因为品牌名一模一样。但有所不同的是，这家风投公司的效用更大，成绩也更显著。他们在中国江苏、天津和广东等地的合作创造了很多商业运作的范本。

　　实际上“英飞尼迪”只是以色列风投公司的一个缩影，是在以色列政府鼓励全民创业政策的指引下，发展出来的一家知名企业。以色列有像“英飞尼迪”规模的风投公司超过200家，盘活资金超过200亿美元，对于一个只有81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大背景下，遍地开花的风险投资给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它们的存在其实是在为创新“输血”。而风投发展的肇始，其实还是来源于以色列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YOZMA计划”，这个单词就是希伯来语“创新”的意思。该计划旨在于通过引导民间资金设立更多的商业性投资基金，以杠杆效应放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

　　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一家创新型公司如果获得风投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其发展。这个利好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风投，都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媒体公开的资料，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短短6、7年之间，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从100家猛增到800家，风险投资从580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33亿美元。

　　对经济评论有精当见解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以色列吸引的风险投资额是整个欧洲的两倍。以色列也因此成了全球人均风险投资最高的国家，而在这之中，以色列政府的远见功不可没。

　　此外，以色列的风投规则也相对简单和宽容。在全社会创业、制度规约相对完善的背景下，风投对企业的了解更加直观，而企业对风投的选择余地也更大。风投多了，让企业不再受制于资金的短缺，因而企业的发展瓶颈能被打破，创新环境也能更加完善。这种投资目前有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是农业科技产业，都能看到风投的身影。

　　2012年我曾带着中国记者参观过一处“基布兹”——类似中国60年代的人民公社，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生产单位。所访的“基布兹”如今已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实验基地和产业园。当地村民如今大部分都在为这家公司生产灌溉设备。

　　经“基布兹”的负责人介绍，当初在和公司开展合作时很谨慎，担心没有后续资金的支持，直到被几家风投看好，并经接洽和介入后，他们才下定决心。如今这里的很多厂房和农田设备都由投资人提供，还申请了3项国际发明专利，最终获得了国际大企业的垂青，成为了以色列的生产中心之一。

　　此外，他们在印度还有运营中心，在阿拉伯国家还有其他的生产企业，俨然就是一家对外宣传的窗口。除了灌溉项目之外，当地还发展出了养牛业和种植业，并在此基础上将滴灌的产品精细化、品牌化。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山村在风投介入下，搞起了创新型农业，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并不对参观者提供免费午餐。如果想体验，可以自掏腰包到以大锅饭著称的“集体食堂”体验一把。而这块又成了精明的“基布兹”人的又一利润来源。这种接待方式也深深地印有以色列人的创新基因。

　　大学就是创新孵化器

　　提到午餐，想到了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吃到的一顿饭。花了大概40个谢克尔，相当于72元人民币，吃到1荤1素1主食1饮料。同行的中国朋友说，看来以色列学生们也不容易，吃喝都不便宜。在这里留学的哈工大博士生接话说，贵是贵，但是真能学到东西。

　　以色列理工学院被称为以色列的“麻省理工”，走出过3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以色列创新精神的典范。前几年香港富商李嘉诚注资，将汕头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联姻，成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并搭建创新平台和中小企业创新园区，推动以色列科技人才、创新经验和先进技术落户广东。

　　此前提到的那位哈工大博士生，在理工学院的一个课题组研究纳米级卫星，这个团队当时计划建造一个由3颗各重6千克的纳米级人造卫星组成的固定编队，这是科学家首次在航空航天领域进行此类尝试。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可以参与以色列方面这样高科技的研究，无疑体现了以色列大学对创新的开放和包容。

　　实际上，以色列大学也承担了很多民用项目研发和实施几年前，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师生们独立自主研制了名为Techsat的卫星，并成功发射升空。在全球卫星领域，成为屈指可数的能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大学之一。

　　之所以能做到这点，离不开以色列大学的“产学研结合”。用以色列媒体的话说，大学就是最好的孵化器。同时，政府也在大学周边等科研环境比较突出的地方设置孵化器，将“产学研结合+社会管理”做到无缝对接。

　　我认为，大学就是以色列创新体系中最大的智力支持。

　　7所以色列公立大学网上可以连接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往下可以联通大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其中的一个条件是，每所以色列大学都有自己的科技转化公司，负责对本校科学家发明成果进行分析、专利注册和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界进行谈判，以吸引企业对相关研发进行资助和将科研成果进行商业化转化。

　　大学的教授既是科学家又可以成为创业的指导者，甚至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公司。这既是政府允许的行为，也是以色列创新的特色之一。比如，以科研为主的魏兹曼研究所就有一家名为Yeda的研发公司。2012年，该公司通过技术转移实现的销售收入就已超过10亿美元。

　　尽管这些技术转移公司完全归大学所有，但其又是一个独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在人事权、财务管理、经营权等方面都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转移公司享有其所在大学全部研究成果的使用权，而大学不得再将技术专利转让给除技术转移公司之外的其他商业机构。

　　研究人员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运作，他们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技术性的咨询，只能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期限内，承担公司的非管理职位。权责明确既给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又让经营不会染指学校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实现了孵化器的产业化功能。这种创新的外在发展无疑成就了创业潮。

　　以色列大学生的目标既不是考公务员，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创业，拥有自己的企业，由自己来管理“伊甸园”。这就是他们的“以色列梦”。

　　以色列理工学院经常举办大型的创新比赛，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以及科技转移。副校长博阿兹·戈兰尼曾对笔者介绍称，这项比赛在最近5年中，已经催生了11家公司，其中两家还分别获得了100万美元种子基金的投资。

 

　　这种创新的热情，既是由犹太人的天性决定的，也是整个社会氛围引导的结果。几岁的孩子在幼儿园就会被鼓励多思考多创造，到了20多岁成为百万富翁的例子在以色列也就并不稀奇了。全面创业在以色列不只是一个梦，而是现实。

　　几年前，我在以色列时曾和投资家米德维聊天，他透露自己的女儿在14岁就和同伴发明了一种放置在汽车中专门给婴儿用的体重传感器，主要是为了提醒健忘的父母不要把孩子单独遗留在汽车中。这项发明最终拿到了全国创新比赛的第二名。

　　作为顶层设计的政府法规和制度，风险投资和大学的孵化器的配套支持，这就是以色列的“创新密码”，但这只是密码的前半截。它们只是创新发展的“硬件因素”，只有理解“软件因素”，即以色列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等要素，我们才能获得完整的以色列“创新密码”。

　　历史与现实：逼出来的创新精神

　　我曾采访过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他直言，以色列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国土面积的70%都是沙漠和荒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如果不创新，只有死路一条。当初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在这片几乎被视作是不毛之地的区域，能出现一个如今人均2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

　　以色列虽然是中东国家，但思想意识却没有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和约束。没有石油，但是有运输石油的能力;没有足够耕地，却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出口的技术手段。如今的以色列是欧洲第二大花卉供应国，并且在西海岸勘探出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这些都得益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创新精神和不服输的意志。

　　2015年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显示，以色列排名第11位，是亚洲国家排名最高的，几项指标包括人均实际GDP、寿命、社会环境、自由选择、腐败认知、慷慨度。这一排名表明：综合衡量，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为自由的经济体，也是当地最为符合人类发展目标的国家行为体。

　　以腐败认知为例，虽然以色列谈不上绝对廉洁，但是腐败可控。比如，前总统卡察夫因丑闻被判刑，前总理奥尔默特因任人唯亲被曝光等。严打腐败是确保创新环境的一个必要条件，腐败成本和寻租空间是任何创新环境的大敌。

　　同样，2015年联合国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也再次印证了以色列发展道路的正确。在这份拥有180多个国家的排名中，以色列排名第27位，这对于一个地处中东这样恶劣环境且人口仅有810万的小国来说实属不易。分项指标中，以色列的创新能力方面高居全球第三位，可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创新的认可。

　　除了地理因素外，还有政治或战争的因素。

　　自1948年独立于英国托管以来的数十年间，以色列一直在战火中生存。建国第二天就遭到5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进攻，直到1973年以色列还在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大战。虽然这期间以色列没有放弃建设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安稳的周边环境，始终是制约以色列经济发展——特别是国际投资的——重要障碍。

　　80年代之后， 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渐以和平取代战争，先后与埃及、约旦等邻国建交，使得以色列终于有了集中经历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出台，创新萌芽出现。

　　90年代以拉宾和佩雷斯为首的“鸽派”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推行“土地换和平”策略，让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形象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以色列政府开始认真考虑长期经济发展计划。

　　政府将战争中学到的管理经验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创新思维的一部分。战争让以色列人学会了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技巧，并培养了一种不唯上、不避讳、敢于争论、勇于挑战权威的文化传统。对此，我深有感触。

　　每次和以色列人谈到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以色列人总是以Bibi这个外号指代他。这不仅仅是背后的议论，电台、电视台，乃至报纸的上都堂而皇之地用这个称呼。从没见到内塔尼亚胡表现出过任何不快。

　　内塔尼亚胡的总理府距离耶路撒冷市中心不远，附近有一条小路，行人经常穿行也没见保安来打扰。2010年，我的一个朋友参与了示威活动，就在总理府大门口搭起了帐篷彻夜抗议。

　　这种精神和性格或许造就了以色列人独特的“自信”。

　　在他们看来，沉默寡言或直言不尽意，反而会使你落后于人。所以中东流传着一个犹太人的育儿故事：你的孩子放学回家，父母不会问”今天老师问了你什么问题”，而是问“今天你问老师几个问题，他答上来了么”。

　　说实话，我没见到过这么问孩子的家长，但是大人们从小就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移民与军队：小熔炉里的大课堂

　　除了历史与现实等传统因素“强迫”犹太人必须要“创新生存”之外，移民和军队创造的“新文化”也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创新精神。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过一种“经济集群”理论，指在某一特定地域汇中，大量相互关联的组织在空间上聚集，比如企业、政府机构、大学等。集群会为其所在地区带来指数级的增长，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集群中的每个主体都相互存在于彼此创造的商业效应里。以色列是全球犹太人的祖国，吸引犹太人回国创业就是“经济集群”理念的最好实践。

　　犹太人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数次的迫害和流散，被禁止从政和务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他们学会了经商，同时祖辈流传的读书习惯得以保持，这为整个族群的素质提高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如今犹太人年均读书大约40本左右，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大量高知犹太人从动荡的斯拉夫地区移民到以色列，这虽然让以色列增加了人口负担，但是大部分移民都是专业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他们的到来实际上为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极端宝贵的智力支持。以至于俄语在以色列精英阶层中长盛不衰。

　　有西方媒体曾将这次移民潮，比作二战期间欧洲人向美国的移民潮，当时包括爱因斯坦等优秀人才来到美国，充实了美国的科研实力，为美国战后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力基础，同时也成就了美国“大熔炉”的美誉。

　　和美国相比，以色列是个“小熔炉”。大批移民的涌入让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就是不拘泥于历史，而且思路更广阔，眼光更长远也更开放。如今以色列公民中，国外出生的人占整个国家的人口三分之一。

　　他们是以色列近20年来创新不断发展的最重要源泉。移民本身就是“重新开始”的新人，他们不拘一格，敢想敢干，历史经验证明，移民国家一定是个创新国家。而东欧高知移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如今走在以色列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形形色色的人。有身穿黑服、戴着黑帽的传统教士，有包着头披着纱的穆斯林妇女，有扛着枪拿着书的年轻士兵，也有皮肤黝黑的埃塞俄比亚犹太裔。“这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无论你问谁，基本上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包容是创新的最好环境。在耶路撒冷祈祷，在特拉维夫休闲，在海法工作，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三部曲。海法就是以色列理工学院等高等学府所在地，大学附近直到特拉维夫北部海岸线，有专门的创新企业“扎堆区”，被称作“硅溪”——与美国硅谷相对应，这正好应和了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经济集群”理论。这里汇集了全球众多创新型公司——谷歌、英特尔、IBM等都在此设有研发中心，换句话说，它们都在为以色列的创新贡献着国际力量。

　　以色列对移民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并且来去自由。这种不拘一格的宽松氛围，给人思想上纵横驰骋的空间，以至于当年持有双重身份的爱因斯坦差点成了以色列第三任总统。知名经济学家费舍尔还在美国大学教书时就被以色列政府看中，以方邀请这名犹太学者加入以色列国籍，入籍几小时后费舍尔就被任命为以色列央行行长。

　　如果迈克尔·波特来到以色列，或许也会为当地的特色叫好，但是他可能会疑惑：没有普遍受到过MBA教育的以色列人，如何能在创新上做出这么大成绩?因为大部分创业者虽然没有哈佛商学院这样的教育背景，但是他们有着和MBA类似的大课堂——军队。

　　以色列知名投资家米德维曾对我介绍，MBA的本质其实是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实践和实现商业价值。而以色列的军队恰恰承担了这项教化功能。

　　军队是以色列的支柱，以色列GDP的10%左右都贡献给了军事部门，这也是全民意志。再加上以色列全民皆兵的制度，除了教徒，每个健康的犹太高中毕业生，无论男女都要先在军队服役3-5年，之后才能上大学。在退役后，每年还要拿出一个月的时间回到军队继续服役。

　　可以说，这种预备役制度让军队几乎和每个以色列人结成了“生死之交”。在人生的精华期，军队起到和家庭、学校、社会等同等重要的教化作用。军队讲究团结、讲究实践、讲究竞争，这种既封闭又开放的大课堂，其实为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提供了温床。

　　我接触过的犹太人对军队的教育赞不绝口。一位名叫艾亚尔的导游当初还是个穷小子，但在军队服役期间曾做过几个“富二代”的“班长”。军队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并且像MBA一样拓展了人际关系的范畴，无论你是谁，即使退役，每年都要至少聚首一次。这种类似商业关系的长期共同作业、一起出生入死执行任务建立起来的感情，为今后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有调查显示，很多创业公司的年轻人都是军队的战友。艾亚尔如今成立了一个国际翻译公司，就汇集了拥有众多语言优势的战友们，因为外国移民到以色列也要参军。

　　更为可贵的是，以色列军队教育中把创业作为重要的课程来教学，而不是单纯讲授“舞刀弄枪”，军队确实起到了大学的作用，以至于很多年轻人退役后直接创业，而不必拘泥于考取“功名”。

　　其次，由于全民皆兵，所以晋升机制很狭窄，高级军官少下级军人多，这也就形成了底层士兵主动权更大，随机应变能力强的局面。这种灵活度让军队更像MBA的课堂，而不是保守组织。由此看来，“小熔炉里的大课堂”成了别的国家难以模仿的以色列“创新密码”。

　　结语

　　政府搭台唱戏、社会资本加盟、大学孵化产业等三大硬件条件，加上地理贫瘠寄望改变、历史流散保持传统、移民众多包容开放和全民皆兵创业有方等四大软件环境，成就了以色列“创新之国”的美誉。

　　但创新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不光中国企业青睐创新的以色列，以色列对发展的中国也日益重视。

　　时光回到7年前，当时我还在上海世博园参加以色列财政部长斯坦尼兹主持的“创新让生活更美好”的展览活动。这位老兄将手中的玻璃镜框举到了众多媒体的摄像机前，这是一份爱因斯坦手稿的原件，是以色列馆的“镇馆之宝”，上面著名的E=MC2公式被斯坦尼兹赋予了新的意义。

　　“E代表能源(Energy)，这在以色列非常稀缺。M代表大规模或大批量制造(Mass)，在以色列同样很少。C则代表创新文化(Creativity Culture)，这恰恰是以色列的优势。而E和M相对来说是中国的长处。这启示我们必须要与伟大的中国开展合作。”斯坦尼兹说。

　　犹太人确实聪明，从一个传统的科学公式中都能找出创新的含义。他们对未来中国的“下注”或许也正体现了其创新眼光的独到之处。

　　编者按：中国政府在3月18日送走到访的沙特国王萨勒曼，3月19日迎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问。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安排，因为前者的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后者则是中国最值得学习的创新型国家之一。本文作者亲赴以色列，与前总统佩雷斯等各界以色列人士有过广泛接触，对这个国家创新机制的细致观察，值得耐心琢磨。

　　以色列是众多中国企业家最近关注的国家。

　　这个只有810万人口的小国，用了6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发展成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出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人均风险投资在世界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二的非美国家。

 

　　是什么成就了以色列的发展奇迹?

　　我曾在属于犹太人的机构工作过，在本文中，我将用亲身经历和管理知识解析“三大硬件”条件和“四大软件”环境是如何使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的。

　　总统与创新

　　8年多以前，时任以色列总统的西蒙·佩雷斯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政府特别为其安排在距离奥运主会场“鸟巢”最近的酒店，走路10分钟就能到达;而其他外国领导人住得远，必须驱车前往会场。这种“殊荣”其实并非考虑到佩雷斯已到耄耋之年，而是出于对犹太人传统习俗的尊重。

　　周五日落之后，标志着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到来。根据流传3000多年的犹太教义，这天犹太人不能劳作，甚至包括做饭、开车、打手机等都在禁止之列。通常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方式是全家团聚、诵经、读书、散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或许是破天荒的一次。佩雷斯团队和中方沟通，找出了这么个创新手段，终于成就了双赢局面。

　　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有关犹太人创新意识的例子中印象最深的一个。

　　犹太人对传统文化非常执着，几乎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都能追述到3000多年前。但谁又能想到，这种“守成的文化”却能孕育出创新的基因?这种看似悖论的碎片化场景，如何能在新生的以色列身上实现统一?

　　谈创新，还是要从佩雷斯身上说起。

　　1984年，当时的佩雷斯还是总理，在他的推动下，以色列制定了《鼓励产业研究与研发法》，将政府与企业“绑定”，用多种如今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手段来推动创新发展。由此，政府成了以色列“创新密码”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去世前几个月，佩雷斯以93岁高龄，作为世界在职元首中年纪最大的一位，还积极为以色列的创新“出镜”——如此拼命地向全世界推广以色列的创新精神，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熟悉以色列人的人都知道一本书叫《创业的国度》，这是两名犹太人对以色列数十年创新经验的梳理。佩雷斯不仅接见了作者，还为这本书作序。2010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企业家圈子里大热。不得不说，其中有佩雷斯的功劳——一国元首能主动“推销”一本书，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

　　最近中国企业家又掀起了向以色列学习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地到以色列寻求创新精神。佩雷斯其实也在其中起到了潜移默化、推波助澜的作用。迄今为止，包括李嘉诚、王石、宁高宁、马蔚华、杨元庆、汪潮涌、阎焱、陈宏等众多中国企业家到以色列取经，佩雷斯几乎都会与他们交流，中心话题就是创新。

　　用佩雷斯的话说，创新是以色列的生命和灵魂。

　　从佩雷斯时代到如今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以色列的创新意识不断发展进步，全社会创新的风气已然形成。

　　若要用简单的话来解释以色列的创新秘密，那就是：政府搭台唱戏、社会资本加盟、大学孵化产业，这三个硬件条件对以色列的创新体系来说缺一不可，当这三点连成一线，再加上文化上的软件力量，就正好能归纳出一条符合以色列发展规制的特色创新之路。

　　制度化政府的企业化运作

　　说到以色列的创新，首先要介绍政府为创新的投入。这种投入除了经济上的实实在在之外，在意识形态上也显得很有特色。换句话说，创新首先是意识的创新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然后才能有管理的创新和创新管理，最终推动全社会的创新，由此成为创新大国。

　　在以色列的政府大楼里，我看不到口号式的标语，没有“标题党”的节奏，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几乎都无暇他顾。与其说以色列政府是个官僚机构，不如说它们更像一个企业。

 

　　总统、总理等内阁高层相当于“董事会”，它决定了国家的方向和政府的方针;各部部长、副部长成了执行任务的“职业经理人”，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各级官员是经理人下面的一些“层级主管”，处理、协调各类事务。

　　其中还会有大量的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见习者，来“帮衬”政府的管理和运作。这种“垂直管理+人员储备”的行政模式，让以色列政府高效而节约，从而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物力支持。

　　记得2011年在耶路撒冷工作时，我曾接待一位在以色列财政部见习的28岁雇员，看到了他是如何主动“拉业务”的。他希望与我所在的组织建立联系，向全球推广财政部的扶植项目。

　　时间提前半天敲定，交流时间只约半小时，按时到达，期间没有半句废话，开门见山，时间一到，对方即告退，没有请客吃喝送礼等繁文缛节，结束后立刻赶往下一处谈业务。直到送他出门时，这位小伙子才放下公事，与我简单地谈了两句：你是中国人吗?我爷爷在二战期间曾在上海避难，很感谢中国。

 

　　他这种公私分明的行事风格完全是经以色列文化长期熏陶出来的结果。

　　犹太人的工作态度看似有点不近人情，特别是为政府做事更是一件苦差事。法律规定的公务员薪水并不高，但以色列政府各个部门的事务都相对繁多，不加班难以完成任务。

　　我的一位朋友如今做到了相当于中国科长级别的位置上，但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合2万人民币。对于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以色列来说，这真的一点都不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月薪约8万人民币，但他还要自己缴税，并自己支付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安保车辆的花销也要从他工资里扣除，一个月下来，最终实际到手的只有4万多人民币。

　　这种对公务员的严格约束以及待遇上的“吝啬”，或许也是以色列创新意识培养的一方面。试想，如果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觉得公务员应该拿高薪、生活应该养尊处优，谁还会去为创新型企业吃苦打拼呢?

　　虽然犹太人对公务员“吝啬”，但在有关创新的制度设计上，却很愿下血本，而且颇有自己的创新特色。

 

　　首先，首席科学家制度鼓励科技创新。以色列政府在22个部门安排了13个首席科学家，并配以“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由其负责政策制定、经费分拨、日常项目管理。

　　除了需要创新科技发展的科技部、农业部之外，在国防部、公安部等看似与创新无关的部门也都任命了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们有例行的会议，讨论并安排政府最急需的创新任务。

　　首席科学家其实并不是公务员，采用的是聘任制，属于以色列政府外挂的人才储备制度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各部门还安排了几名副手，并同时组建起数十人的咨询评估团队对提出的科研项目进行指导和规划。比如，在经济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设立了5个小组，分别对信息化、生命科学、环保、传统技术和电子通讯等项目进行评估。2012年其经费高达4亿美元。

　　其次，政府“资助”给企业“创新压力”。以色列的各个企业之所以都在创新上下功夫，除了自身需求之外，也有被政府逼出来的原因。

　　以色列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府管理的事务有限，但政府却用“资助”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宏观指导，以此来推动自由经济和商业竞争。比如，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每年都会主动向全社会公开资金援助的项目。

 

　　以经济部为例，每年4亿多美元的经费中，有权给1000个项目直接拨发经费。基于难易程度和地区平衡的考虑，援助资金从30%至70%不等，平均每个项目的援助金可达40万美元左右。在同质化竞争中，若一家企业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那另一家企业就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否则就会被自然淘汰。

　　要知道，这种支持并不是无偿的，而是一种借款性质，以色列政府用这种方式，刺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第三，政府和企业共担风险，创新没有后顾之忧。

　　之所以不用完全资助的方式，而采用借款的方式来促使企业更新换代的考虑很简单。借款可以循环使用，一家企业创新成功后的还款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进行类似的研发和投入，如果创新成功，企业还要在前2年的销售收入中提出3%交给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滚入资助资金池，进而积累更多的创新项目。这样的做法让纳税人的钱有了合理的流向，带动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

　　如果研发项目失败，企业无需返还科研“借款”，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和科研经费损失。事实上，这并不是以色列某个政府部门的政策，而是在国家层面经法律认可的制度。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制定了《产业研究鼓励与研发法》以推动创新的发展，而推动立法的正是当时的总理、如今的总统佩雷斯。

　　风险投资刺激创新发展

　　熟悉管理的人大概会知道一家名叫“英飞尼迪”的以色列风投公司，他们经常被误认为是那家全球知名的豪车企业，因为品牌名一模一样。但有所不同的是，这家风投公司的效用更大，成绩也更显著。他们在中国江苏、天津和广东等地的合作创造了很多商业运作的范本。

　　实际上“英飞尼迪”只是以色列风投公司的一个缩影，是在以色列政府鼓励全民创业政策的指引下，发展出来的一家知名企业。以色列有像“英飞尼迪”规模的风投公司超过200家，盘活资金超过200亿美元，对于一个只有81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大背景下，遍地开花的风险投资给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它们的存在其实是在为创新“输血”。而风投发展的肇始，其实还是来源于以色列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YOZMA计划”，这个单词就是希伯来语“创新”的意思。该计划旨在于通过引导民间资金设立更多的商业性投资基金，以杠杆效应放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

　　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一家创新型公司如果获得风投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其发展。这个利好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风投，都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媒体公开的资料，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短短6、7年之间，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从100家猛增到800家，风险投资从580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33亿美元。

　　对经济评论有精当见解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以色列吸引的风险投资额是整个欧洲的两倍。以色列也因此成了全球人均风险投资最高的国家，而在这之中，以色列政府的远见功不可没。

　　此外，以色列的风投规则也相对简单和宽容。在全社会创业、制度规约相对完善的背景下，风投对企业的了解更加直观，而企业对风投的选择余地也更大。风投多了，让企业不再受制于资金的短缺，因而企业的发展瓶颈能被打破，创新环境也能更加完善。这种投资目前有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是农业科技产业，都能看到风投的身影。

　　2012年我曾带着中国记者参观过一处“基布兹”——类似中国60年代的人民公社，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生产单位。所访的“基布兹”如今已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实验基地和产业园。当地村民如今大部分都在为这家公司生产灌溉设备。

　　经“基布兹”的负责人介绍，当初在和公司开展合作时很谨慎，担心没有后续资金的支持，直到被几家风投看好，并经接洽和介入后，他们才下定决心。如今这里的很多厂房和农田设备都由投资人提供，还申请了3项国际发明专利，最终获得了国际大企业的垂青，成为了以色列的生产中心之一。

　　此外，他们在印度还有运营中心，在阿拉伯国家还有其他的生产企业，俨然就是一家对外宣传的窗口。除了灌溉项目之外，当地还发展出了养牛业和种植业，并在此基础上将滴灌的产品精细化、品牌化。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山村在风投介入下，搞起了创新型农业，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并不对参观者提供免费午餐。如果想体验，可以自掏腰包到以大锅饭著称的“集体食堂”体验一把。而这块又成了精明的“基布兹”人的又一利润来源。这种接待方式也深深地印有以色列人的创新基因。

　　大学就是创新孵化器

　　提到午餐，想到了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吃到的一顿饭。花了大概40个谢克尔，相当于72元人民币，吃到1荤1素1主食1饮料。同行的中国朋友说，看来以色列学生们也不容易，吃喝都不便宜。在这里留学的哈工大博士生接话说，贵是贵，但是真能学到东西。

　　以色列理工学院被称为以色列的“麻省理工”，走出过3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以色列创新精神的典范。前几年香港富商李嘉诚注资，将汕头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联姻，成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并搭建创新平台和中小企业创新园区，推动以色列科技人才、创新经验和先进技术落户广东。

　　此前提到的那位哈工大博士生，在理工学院的一个课题组研究纳米级卫星，这个团队当时计划建造一个由3颗各重6千克的纳米级人造卫星组成的固定编队，这是科学家首次在航空航天领域进行此类尝试。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可以参与以色列方面这样高科技的研究，无疑体现了以色列大学对创新的开放和包容。

　　实际上，以色列大学也承担了很多民用项目研发和实施几年前，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师生们独立自主研制了名为Techsat的卫星，并成功发射升空。在全球卫星领域，成为屈指可数的能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大学之一。

　　之所以能做到这点，离不开以色列大学的“产学研结合”。用以色列媒体的话说，大学就是最好的孵化器。同时，政府也在大学周边等科研环境比较突出的地方设置孵化器，将“产学研结合+社会管理”做到无缝对接。

　　我认为，大学就是以色列创新体系中最大的智力支持。

　　7所以色列公立大学网上可以连接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往下可以联通大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其中的一个条件是，每所以色列大学都有自己的科技转化公司，负责对本校科学家发明成果进行分析、专利注册和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界进行谈判，以吸引企业对相关研发进行资助和将科研成果进行商业化转化。

　　大学的教授既是科学家又可以成为创业的指导者，甚至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公司。这既是政府允许的行为，也是以色列创新的特色之一。比如，以科研为主的魏兹曼研究所就有一家名为Yeda的研发公司。2012年，该公司通过技术转移实现的销售收入就已超过10亿美元。

　　尽管这些技术转移公司完全归大学所有，但其又是一个独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在人事权、财务管理、经营权等方面都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转移公司享有其所在大学全部研究成果的使用权，而大学不得再将技术专利转让给除技术转移公司之外的其他商业机构。

　　研究人员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运作，他们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技术性的咨询，只能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期限内，承担公司的非管理职位。权责明确既给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又让经营不会染指学校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实现了孵化器的产业化功能。这种创新的外在发展无疑成就了创业潮。

　　以色列大学生的目标既不是考公务员，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创业，拥有自己的企业，由自己来管理“伊甸园”。这就是他们的“以色列梦”。

　　以色列理工学院经常举办大型的创新比赛，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以及科技转移。副校长博阿兹·戈兰尼曾对笔者介绍称，这项比赛在最近5年中，已经催生了11家公司，其中两家还分别获得了100万美元种子基金的投资。

 

　　这种创新的热情，既是由犹太人的天性决定的，也是整个社会氛围引导的结果。几岁的孩子在幼儿园就会被鼓励多思考多创造，到了20多岁成为百万富翁的例子在以色列也就并不稀奇了。全面创业在以色列不只是一个梦，而是现实。

　　几年前，我在以色列时曾和投资家米德维聊天，他透露自己的女儿在14岁就和同伴发明了一种放置在汽车中专门给婴儿用的体重传感器，主要是为了提醒健忘的父母不要把孩子单独遗留在汽车中。这项发明最终拿到了全国创新比赛的第二名。

　　作为顶层设计的政府法规和制度，风险投资和大学的孵化器的配套支持，这就是以色列的“创新密码”，但这只是密码的前半截。它们只是创新发展的“硬件因素”，只有理解“软件因素”，即以色列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等要素，我们才能获得完整的以色列“创新密码”。

　　历史与现实：逼出来的创新精神

　　我曾采访过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他直言，以色列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国土面积的70%都是沙漠和荒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如果不创新，只有死路一条。当初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在这片几乎被视作是不毛之地的区域，能出现一个如今人均2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

　　以色列虽然是中东国家，但思想意识却没有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和约束。没有石油，但是有运输石油的能力;没有足够耕地，却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出口的技术手段。如今的以色列是欧洲第二大花卉供应国，并且在西海岸勘探出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这些都得益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创新精神和不服输的意志。

　　2015年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显示，以色列排名第11位，是亚洲国家排名最高的，几项指标包括人均实际GDP、寿命、社会环境、自由选择、腐败认知、慷慨度。这一排名表明：综合衡量，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为自由的经济体，也是当地最为符合人类发展目标的国家行为体。

　　以腐败认知为例，虽然以色列谈不上绝对廉洁，但是腐败可控。比如，前总统卡察夫因丑闻被判刑，前总理奥尔默特因任人唯亲被曝光等。严打腐败是确保创新环境的一个必要条件，腐败成本和寻租空间是任何创新环境的大敌。

　　同样，2015年联合国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也再次印证了以色列发展道路的正确。在这份拥有180多个国家的排名中，以色列排名第27位，这对于一个地处中东这样恶劣环境且人口仅有810万的小国来说实属不易。分项指标中，以色列的创新能力方面高居全球第三位，可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创新的认可。

　　除了地理因素外，还有政治或战争的因素。

　　自1948年独立于英国托管以来的数十年间，以色列一直在战火中生存。建国第二天就遭到5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进攻，直到1973年以色列还在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大战。虽然这期间以色列没有放弃建设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安稳的周边环境，始终是制约以色列经济发展——特别是国际投资的——重要障碍。

　　80年代之后， 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渐以和平取代战争，先后与埃及、约旦等邻国建交，使得以色列终于有了集中经历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出台，创新萌芽出现。

　　90年代以拉宾和佩雷斯为首的“鸽派”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推行“土地换和平”策略，让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形象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以色列政府开始认真考虑长期经济发展计划。

　　政府将战争中学到的管理经验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创新思维的一部分。战争让以色列人学会了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技巧，并培养了一种不唯上、不避讳、敢于争论、勇于挑战权威的文化传统。对此，我深有感触。

　　每次和以色列人谈到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以色列人总是以Bibi这个外号指代他。这不仅仅是背后的议论，电台、电视台，乃至报纸的上都堂而皇之地用这个称呼。从没见到内塔尼亚胡表现出过任何不快。

　　内塔尼亚胡的总理府距离耶路撒冷市中心不远，附近有一条小路，行人经常穿行也没见保安来打扰。2010年，我的一个朋友参与了示威活动，就在总理府大门口搭起了帐篷彻夜抗议。

　　这种精神和性格或许造就了以色列人独特的“自信”。

　　在他们看来，沉默寡言或直言不尽意，反而会使你落后于人。所以中东流传着一个犹太人的育儿故事：你的孩子放学回家，父母不会问”今天老师问了你什么问题”，而是问“今天你问老师几个问题，他答上来了么”。

　　说实话，我没见到过这么问孩子的家长，但是大人们从小就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移民与军队：小熔炉里的大课堂

　　除了历史与现实等传统因素“强迫”犹太人必须要“创新生存”之外，移民和军队创造的“新文化”也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创新精神。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过一种“经济集群”理论，指在某一特定地域汇中，大量相互关联的组织在空间上聚集，比如企业、政府机构、大学等。集群会为其所在地区带来指数级的增长，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集群中的每个主体都相互存在于彼此创造的商业效应里。以色列是全球犹太人的祖国，吸引犹太人回国创业就是“经济集群”理念的最好实践。

　　犹太人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数次的迫害和流散，被禁止从政和务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他们学会了经商，同时祖辈流传的读书习惯得以保持，这为整个族群的素质提高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如今犹太人年均读书大约40本左右，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大量高知犹太人从动荡的斯拉夫地区移民到以色列，这虽然让以色列增加了人口负担，但是大部分移民都是专业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他们的到来实际上为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极端宝贵的智力支持。以至于俄语在以色列精英阶层中长盛不衰。

　　有西方媒体曾将这次移民潮，比作二战期间欧洲人向美国的移民潮，当时包括爱因斯坦等优秀人才来到美国，充实了美国的科研实力，为美国战后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力基础，同时也成就了美国“大熔炉”的美誉。

　　和美国相比，以色列是个“小熔炉”。大批移民的涌入让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就是不拘泥于历史，而且思路更广阔，眼光更长远也更开放。如今以色列公民中，国外出生的人占整个国家的人口三分之一。

　　他们是以色列近20年来创新不断发展的最重要源泉。移民本身就是“重新开始”的新人，他们不拘一格，敢想敢干，历史经验证明，移民国家一定是个创新国家。而东欧高知移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如今走在以色列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形形色色的人。有身穿黑服、戴着黑帽的传统教士，有包着头披着纱的穆斯林妇女，有扛着枪拿着书的年轻士兵，也有皮肤黝黑的埃塞俄比亚犹太裔。“这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无论你问谁，基本上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包容是创新的最好环境。在耶路撒冷祈祷，在特拉维夫休闲，在海法工作，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三部曲。海法就是以色列理工学院等高等学府所在地，大学附近直到特拉维夫北部海岸线，有专门的创新企业“扎堆区”，被称作“硅溪”——与美国硅谷相对应，这正好应和了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经济集群”理论。这里汇集了全球众多创新型公司——谷歌、英特尔、IBM等都在此设有研发中心，换句话说，它们都在为以色列的创新贡献着国际力量。

　　以色列对移民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并且来去自由。这种不拘一格的宽松氛围，给人思想上纵横驰骋的空间，以至于当年持有双重身份的爱因斯坦差点成了以色列第三任总统。知名经济学家费舍尔还在美国大学教书时就被以色列政府看中，以方邀请这名犹太学者加入以色列国籍，入籍几小时后费舍尔就被任命为以色列央行行长。

　　如果迈克尔·波特来到以色列，或许也会为当地的特色叫好，但是他可能会疑惑：没有普遍受到过MBA教育的以色列人，如何能在创新上做出这么大成绩?因为大部分创业者虽然没有哈佛商学院这样的教育背景，但是他们有着和MBA类似的大课堂——军队。

　　以色列知名投资家米德维曾对我介绍，MBA的本质其实是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实践和实现商业价值。而以色列的军队恰恰承担了这项教化功能。

　　军队是以色列的支柱，以色列GDP的10%左右都贡献给了军事部门，这也是全民意志。再加上以色列全民皆兵的制度，除了教徒，每个健康的犹太高中毕业生，无论男女都要先在军队服役3-5年，之后才能上大学。在退役后，每年还要拿出一个月的时间回到军队继续服役。

　　可以说，这种预备役制度让军队几乎和每个以色列人结成了“生死之交”。在人生的精华期，军队起到和家庭、学校、社会等同等重要的教化作用。军队讲究团结、讲究实践、讲究竞争，这种既封闭又开放的大课堂，其实为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提供了温床。

　　我接触过的犹太人对军队的教育赞不绝口。一位名叫艾亚尔的导游当初还是个穷小子，但在军队服役期间曾做过几个“富二代”的“班长”。军队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并且像MBA一样拓展了人际关系的范畴，无论你是谁，即使退役，每年都要至少聚首一次。这种类似商业关系的长期共同作业、一起出生入死执行任务建立起来的感情，为今后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有调查显示，很多创业公司的年轻人都是军队的战友。艾亚尔如今成立了一个国际翻译公司，就汇集了拥有众多语言优势的战友们，因为外国移民到以色列也要参军。

　　更为可贵的是，以色列军队教育中把创业作为重要的课程来教学，而不是单纯讲授“舞刀弄枪”，军队确实起到了大学的作用，以至于很多年轻人退役后直接创业，而不必拘泥于考取“功名”。

　　其次，由于全民皆兵，所以晋升机制很狭窄，高级军官少下级军人多，这也就形成了底层士兵主动权更大，随机应变能力强的局面。这种灵活度让军队更像MBA的课堂，而不是保守组织。由此看来，“小熔炉里的大课堂”成了别的国家难以模仿的以色列“创新密码”。

　　结语

　　政府搭台唱戏、社会资本加盟、大学孵化产业等三大硬件条件，加上地理贫瘠寄望改变、历史流散保持传统、移民众多包容开放和全民皆兵创业有方等四大软件环境，成就了以色列“创新之国”的美誉。

　　但创新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不光中国企业青睐创新的以色列，以色列对发展的中国也日益重视。

　　时光回到7年前，当时我还在上海世博园参加以色列财政部长斯坦尼兹主持的“创新让生活更美好”的展览活动。这位老兄将手中的玻璃镜框举到了众多媒体的摄像机前，这是一份爱因斯坦手稿的原件，是以色列馆的“镇馆之宝”，上面著名的E=MC2公式被斯坦尼兹赋予了新的意义。

　　“E代表能源(Energy)，这在以色列非常稀缺。M代表大规模或大批量制造(Mass)，在以色列同样很少。C则代表创新文化(Creativity Culture)，这恰恰是以色列的优势。而E和M相对来说是中国的长处。这启示我们必须要与伟大的中国开展合作。”斯坦尼兹说。

　　犹太人确实聪明，从一个传统的科学公式中都能找出创新的含义。他们对未来中国的“下注”或许也正体现了其创新眼光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