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被遗忘的战争

　　2017年1月，也门政府军在沙特领导的逊尼派多国联军协助下，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了红海沿岸的重要港口摩卡，阻断了伊朗向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重要通道。然而这一消息随即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新闻之中，如同也门内战本身一样，并未引起国际社会过多关注。时至今日，也门内战已持续了两年多，尚未出现停火迹象，多轮和谈无果而终，外界正逐渐对“也门和平”失去信心。

　　艰难的和谈之路

　　自2015年下半年也门战场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以来，有关和谈的倡议便不绝于耳，交战双方也确有谈判意愿。就哈迪政府而言，自身战斗力有限，虽得到沙特等海湾国家的鼎力支持，在资金、武器、人员方面都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补给，但战事旷日持久，开销巨大，已使其“金主”难堪重负。沙特作为哈迪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每月在也门内战中的耗费约为60亿美元，数目惊人;尤其在国际油价低位徘徊、主要产油国收入锐减的情况下，更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此外，由于多国联军在也门的空袭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沙特为此承受着国际舆论的重压，也希望能早日结束冲突，进入政治解决轨道，因此对哈迪政府的武力支持意愿下降。就胡塞武装而言，除了战场上面临多国联军的强大压力外，资金与补给来源枯竭是更为紧迫的威胁。由于沙特等国的全面封锁，胡塞武装及其盟友无法得到有效的外部支援，控制区内资源逐渐耗尽，民众处境日益困顿，基本生存条件难以保障，经济崩溃的风险升高，也愿意寻求军事手段之外的途径以破局。

　　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冲突各方于2016年在科威特举行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和谈，但无果而终。一方面，为和谈设置的停火协议屡遭破坏，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装均以此为由多次宣布中止或退出谈判，并相互指责对方缺乏诚意，不断调高谈判价码;另一方面，双方就谈判的核心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基本共识。哈迪政府坚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216号决议，即要求胡塞武装撤出2014年9月以来占领的城市和领土，交出重型武器，然后才愿意讨论组建联合政府与权力分配问题;胡塞武装则拒不承认哈迪政府的合法性，要求解除哈迪的现任总统职务并组建新的团结政府，以此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双方互不相让，导致谈判破裂。随后，胡塞武装与前总统萨利赫联合组建了“最高政治委员会”，声称将接管也门全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事务，并于去年底单方面成立“民族救国政府”，招致哈迪方面的强烈抗议，也进一步打击了也门和谈进程，使冲突各方在妥协基础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和谈遇阻的根本原因在于也门危机背后矛盾的复杂性。也门内战大体上以沙特等海湾国家支持的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组建的同盟为直接冲突方，但除此之外，还有伊斯兰改革集团(被视为穆斯林兄弟会在也门的分支)、南方分离运动、部落武装和伊斯兰激进主义群体等多方力量活跃在也门战场上，彼此间意识形态分歧较大，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很难找到各方都满意的“政治公约数”。从权力斗争的层面看，2011年也门“革命”打破了旧的权力结构，政治转型过渡实质上就是权力的再分配与再平衡过程，各派力量都希望能争取到尽可能大的份额。既得利益者如哈迪政府，不惜借助外国力量以确保“海合会协议”逐项落实;长期在政治经济中被边缘化的胡塞武装以武力胁迫，目的是在未来联合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洗脱“叛军”污名;被迫让出权力的前总统萨利赫不甘就此隐退，意图趁乱翻身;南方分离运动谋求自治;地方部落则多数想占山为王，扩大实际控制范围。这种权力争夺虽非你死我活，却是零和博弈，也是也门内战愈演愈烈、和谈毫无进展的症结所在。从教派对立的层面看，什叶派胡塞武装南下侵占了逊尼派部落的领地、威胁其利益，因此南方部落、南部分离运动等愿与效忠哈迪的政府军及多国联军并肩作战，向北反攻，但未必乐见一个强大的、世俗的、亲西方的中央政府。从地缘冲突的层面看，虽然胡塞武装否认与伊朗的联系，但沙特却将也门内战视为对抗伊朗影响力扩张的“代理人战争”，不仅不惜一切联合也门境内外逊尼派势力，而且暗中挑拨、分化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同盟关系，甚至有意纵容伊斯兰激进群体扩张、煽动也门境内教派仇恨，使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被遗忘的战争”

　　内战给也门经济、社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战乱之前，也门就是整个阿拉伯半岛乃至国际社会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资源匮乏，经济增长缓慢，政府腐败，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内战使各方面情况雪上加霜。一是经济处于崩溃边缘。2015〜2016年，也门GDP分别缩水33.2%和25.2%，通货膨胀率约在22%〜30%之间，失业率高达70%以上;外国投资或中止，或撤出;工业生产设备和大型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2014年年中的50亿美元跌至2016年底的5亿美元左右。二是遭受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截至今年1月，内战以及多国联军的空袭行动已造成逾万人死亡，其中半数是无辜平民;民众普遍难以获得足够的食品、洁净的饮用水和必需的药物等，约2120万人(占也门总人口的80%)需要人道主义救援。2016年以来，食品短缺逐渐成为也门民众面临的最大威胁，约1400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700万人情况严重，大面积饥荒一触即发;儿童普遍患有营养不良症，发育迟缓。国内数百所医院毁于战火，医疗用品供应链断裂，大量医护人员死亡或成为难民，生病和受伤民众得不到及时救助。医疗系统瘫痪，再加上食品和饮用水不安全，导致霍乱、痢疾等烈性传染病横行。2016年11月，也门成为继叙利亚、伊拉克之后第三个被联合国认定的“三级紧急人道危机国”。

　　但是国际社会对也门危机的关注程度却远不及对伊、叙局势的关注。一方面，人道主义救援不力，援助资金短缺。据联合国评估，2015〜2016年，也门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上涨了一倍多，约为16.3亿美元，其中仅有43%被国际社会认捐，被认捐的数额中又仅有不到三成按时到位;截至2016年底，仍有40%的援助资金尚无着落。2017年，预计所需资金将上涨到19亿美元，但募集前景更不乐观。另一方面，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封锁了也门全部的港口和机场，致使国际救援物资常常不能按时运送;号称只针对胡塞武装的联军空袭频繁“误伤”民宅、医院、学校、工厂、水利设施等目标，使用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集束炸弹等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国际社会对此漠不关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也门内战的外溢效应远不如叙利亚危机。目前为止，也门内战既没有造成波及域外的大规模难民危机，也没有催生类似“伊斯兰国”的极端准国家行为体，对中东整体局势及中东之外地区影响有限。其次，也门不是大国角力的主要战场，除沙特因地缘因素在也门有核心战略利益外，英、美等国在也门问题上的主要诉求是维持海湾地区稳定、不冲撞盟友沙特的利益，对也门内部政治并无兴趣;伊朗虽声明支持胡塞武装，但在也门实际投入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也门危机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分析人员认为，正是由于内战中一方的“外援”缺位，才有效制止了也门局势朝着“叙利亚化”的方向继续发展;相应的，也没有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形成过于强烈的刺激。

　　危险中的“转机”?

　　但在中东地区当前动荡与混乱的大环境下，尤其在沙特强势介入也门内战之后，也门国内冲突各方已无法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平息战乱、重建秩序。国际社会的冷漠与“遗忘”客观上延长了也门的和平进程，境内的持续冲突与无政府状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一是恐怖主义势力发展壮大。也门是“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盘踞多年的大本营，前萨利赫政府和哈迪政府都曾积极与美国合作进行反恐军事行动。内战导致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基地”组织坐收渔翁之利，一方面扩充了地盘，不仅在哈德拉毛省夺取大量土地，而且逐渐向东部大城市扩张，势力范围一度逼近临时首都亚丁;另一方面通过洗劫银行、走私石油、敲诈商业公司、控制港口收取税金等手段攫取巨额资金。据当地商人估算，仅强行征税和走私石油两项收入，最高时能为该组织带来每天500万美元的进账。在“圈地抢钱”的基础上，“基地”组织还汲取了“伊斯兰国”扩张的经验，抓住政府缺位的时机，依托当地部落进行有效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比如运营公共交通、修复路桥和医院等，积极朝着“准国家行为体”转变。此外，“伊斯兰国”也加紧了在也门的渗透，频繁制造恐袭，扩大影响力，与“基地”组织渐成竞争态势，使也门的恐情变得更加严峻复杂。而长期的暴力冲突与民众日益困顿的生活环境，反过来又为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2017年1月5日，胡塞武装在萨那举行游行活动，动员青年男子入伍上前线。一名新入伍的胡塞武装士兵正在表演喷火。

　　二是曼德海峡的通航安全受到威胁。紧邻也门的曼德海峡沟通红海和亚丁湾、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是一条重要国际航道，每年运送的石油占全球出口总量的4%;且该航道较为拥挤，最窄处只有29千米，一旦发生意外就会成为全球贸易的“梗阻点”。目前，胡塞武装占据着红海沿岸的荷台达港，俯瞰曼德海峡，对航运安全形成威胁。2016年10月，阿联酋一艘高速运输船和美国两艘军舰在红海上先后遇袭，疑似胡塞武装为报复联军“入侵”、转移战场压力所为。美国随后增加了在曼德海峡的舰船部署，伊朗也以“保障商船通行安全”为由，向亚丁湾和曼德海峡派出两艘军舰，也门临近海域气氛悄然紧张。

　　有媒体认为这是也门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表现，其外溢效应日趋明显，导致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受到影响。但“经济学人智库”的年度报告却将其视为内战的转机：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国际航道的通行风险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将也门正在发生的冲突重新置于聚光灯下，能促使更多国家向交战各方施加压力以达成和平协议。然而，考虑到国际反恐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成效、叙利亚问题多轮和谈的结果以及也门冲突中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不难明白：希望借助战争“副作用”的刺激和外部力量介入，实现也门长久和平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解决也门危机的关键仍在于重构其国内政治平衡。不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投入将是推动其实现停火、监督其和平谈判、缓解其人道危机的必要条件。未来也门内战若继续被“遗忘”，恐将成为中东地区虽不致命、却永难愈合的伤口。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7年1月，也门政府军在沙特领导的逊尼派多国联军协助下，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了红海沿岸的重要港口摩卡，阻断了伊朗向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重要通道。然而这一消息随即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新闻之中，如同也门内战本身一样，并未引起国际社会过多关注。时至今日，也门内战已持续了两年多，尚未出现停火迹象，多轮和谈无果而终，外界正逐渐对“也门和平”失去信心。

　　艰难的和谈之路

　　自2015年下半年也门战场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以来，有关和谈的倡议便不绝于耳，交战双方也确有谈判意愿。就哈迪政府而言，自身战斗力有限，虽得到沙特等海湾国家的鼎力支持，在资金、武器、人员方面都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补给，但战事旷日持久，开销巨大，已使其“金主”难堪重负。沙特作为哈迪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每月在也门内战中的耗费约为60亿美元，数目惊人;尤其在国际油价低位徘徊、主要产油国收入锐减的情况下，更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此外，由于多国联军在也门的空袭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沙特为此承受着国际舆论的重压，也希望能早日结束冲突，进入政治解决轨道，因此对哈迪政府的武力支持意愿下降。就胡塞武装而言，除了战场上面临多国联军的强大压力外，资金与补给来源枯竭是更为紧迫的威胁。由于沙特等国的全面封锁，胡塞武装及其盟友无法得到有效的外部支援，控制区内资源逐渐耗尽，民众处境日益困顿，基本生存条件难以保障，经济崩溃的风险升高，也愿意寻求军事手段之外的途径以破局。

　　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冲突各方于2016年在科威特举行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和谈，但无果而终。一方面，为和谈设置的停火协议屡遭破坏，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装均以此为由多次宣布中止或退出谈判，并相互指责对方缺乏诚意，不断调高谈判价码;另一方面，双方就谈判的核心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基本共识。哈迪政府坚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216号决议，即要求胡塞武装撤出2014年9月以来占领的城市和领土，交出重型武器，然后才愿意讨论组建联合政府与权力分配问题;胡塞武装则拒不承认哈迪政府的合法性，要求解除哈迪的现任总统职务并组建新的团结政府，以此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双方互不相让，导致谈判破裂。随后，胡塞武装与前总统萨利赫联合组建了“最高政治委员会”，声称将接管也门全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事务，并于去年底单方面成立“民族救国政府”，招致哈迪方面的强烈抗议，也进一步打击了也门和谈进程，使冲突各方在妥协基础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和谈遇阻的根本原因在于也门危机背后矛盾的复杂性。也门内战大体上以沙特等海湾国家支持的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组建的同盟为直接冲突方，但除此之外，还有伊斯兰改革集团(被视为穆斯林兄弟会在也门的分支)、南方分离运动、部落武装和伊斯兰激进主义群体等多方力量活跃在也门战场上，彼此间意识形态分歧较大，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很难找到各方都满意的“政治公约数”。从权力斗争的层面看，2011年也门“革命”打破了旧的权力结构，政治转型过渡实质上就是权力的再分配与再平衡过程，各派力量都希望能争取到尽可能大的份额。既得利益者如哈迪政府，不惜借助外国力量以确保“海合会协议”逐项落实;长期在政治经济中被边缘化的胡塞武装以武力胁迫，目的是在未来联合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洗脱“叛军”污名;被迫让出权力的前总统萨利赫不甘就此隐退，意图趁乱翻身;南方分离运动谋求自治;地方部落则多数想占山为王，扩大实际控制范围。这种权力争夺虽非你死我活，却是零和博弈，也是也门内战愈演愈烈、和谈毫无进展的症结所在。从教派对立的层面看，什叶派胡塞武装南下侵占了逊尼派部落的领地、威胁其利益，因此南方部落、南部分离运动等愿与效忠哈迪的政府军及多国联军并肩作战，向北反攻，但未必乐见一个强大的、世俗的、亲西方的中央政府。从地缘冲突的层面看，虽然胡塞武装否认与伊朗的联系，但沙特却将也门内战视为对抗伊朗影响力扩张的“代理人战争”，不仅不惜一切联合也门境内外逊尼派势力，而且暗中挑拨、分化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同盟关系，甚至有意纵容伊斯兰激进群体扩张、煽动也门境内教派仇恨，使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被遗忘的战争”

　　内战给也门经济、社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战乱之前，也门就是整个阿拉伯半岛乃至国际社会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资源匮乏，经济增长缓慢，政府腐败，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内战使各方面情况雪上加霜。一是经济处于崩溃边缘。2015〜2016年，也门GDP分别缩水33.2%和25.2%，通货膨胀率约在22%〜30%之间，失业率高达70%以上;外国投资或中止，或撤出;工业生产设备和大型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2014年年中的50亿美元跌至2016年底的5亿美元左右。二是遭受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截至今年1月，内战以及多国联军的空袭行动已造成逾万人死亡，其中半数是无辜平民;民众普遍难以获得足够的食品、洁净的饮用水和必需的药物等，约2120万人(占也门总人口的80%)需要人道主义救援。2016年以来，食品短缺逐渐成为也门民众面临的最大威胁，约1400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700万人情况严重，大面积饥荒一触即发;儿童普遍患有营养不良症，发育迟缓。国内数百所医院毁于战火，医疗用品供应链断裂，大量医护人员死亡或成为难民，生病和受伤民众得不到及时救助。医疗系统瘫痪，再加上食品和饮用水不安全，导致霍乱、痢疾等烈性传染病横行。2016年11月，也门成为继叙利亚、伊拉克之后第三个被联合国认定的“三级紧急人道危机国”。

　　但是国际社会对也门危机的关注程度却远不及对伊、叙局势的关注。一方面，人道主义救援不力，援助资金短缺。据联合国评估，2015〜2016年，也门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上涨了一倍多，约为16.3亿美元，其中仅有43%被国际社会认捐，被认捐的数额中又仅有不到三成按时到位;截至2016年底，仍有40%的援助资金尚无着落。2017年，预计所需资金将上涨到19亿美元，但募集前景更不乐观。另一方面，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封锁了也门全部的港口和机场，致使国际救援物资常常不能按时运送;号称只针对胡塞武装的联军空袭频繁“误伤”民宅、医院、学校、工厂、水利设施等目标，使用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集束炸弹等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国际社会对此漠不关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也门内战的外溢效应远不如叙利亚危机。目前为止，也门内战既没有造成波及域外的大规模难民危机，也没有催生类似“伊斯兰国”的极端准国家行为体，对中东整体局势及中东之外地区影响有限。其次，也门不是大国角力的主要战场，除沙特因地缘因素在也门有核心战略利益外，英、美等国在也门问题上的主要诉求是维持海湾地区稳定、不冲撞盟友沙特的利益，对也门内部政治并无兴趣;伊朗虽声明支持胡塞武装，但在也门实际投入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也门危机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分析人员认为，正是由于内战中一方的“外援”缺位，才有效制止了也门局势朝着“叙利亚化”的方向继续发展;相应的，也没有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形成过于强烈的刺激。

　　危险中的“转机”?

　　但在中东地区当前动荡与混乱的大环境下，尤其在沙特强势介入也门内战之后，也门国内冲突各方已无法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平息战乱、重建秩序。国际社会的冷漠与“遗忘”客观上延长了也门的和平进程，境内的持续冲突与无政府状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一是恐怖主义势力发展壮大。也门是“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盘踞多年的大本营，前萨利赫政府和哈迪政府都曾积极与美国合作进行反恐军事行动。内战导致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基地”组织坐收渔翁之利，一方面扩充了地盘，不仅在哈德拉毛省夺取大量土地，而且逐渐向东部大城市扩张，势力范围一度逼近临时首都亚丁;另一方面通过洗劫银行、走私石油、敲诈商业公司、控制港口收取税金等手段攫取巨额资金。据当地商人估算，仅强行征税和走私石油两项收入，最高时能为该组织带来每天500万美元的进账。在“圈地抢钱”的基础上，“基地”组织还汲取了“伊斯兰国”扩张的经验，抓住政府缺位的时机，依托当地部落进行有效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比如运营公共交通、修复路桥和医院等，积极朝着“准国家行为体”转变。此外，“伊斯兰国”也加紧了在也门的渗透，频繁制造恐袭，扩大影响力，与“基地”组织渐成竞争态势，使也门的恐情变得更加严峻复杂。而长期的暴力冲突与民众日益困顿的生活环境，反过来又为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2017年1月5日，胡塞武装在萨那举行游行活动，动员青年男子入伍上前线。一名新入伍的胡塞武装士兵正在表演喷火。

　　二是曼德海峡的通航安全受到威胁。紧邻也门的曼德海峡沟通红海和亚丁湾、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是一条重要国际航道，每年运送的石油占全球出口总量的4%;且该航道较为拥挤，最窄处只有29千米，一旦发生意外就会成为全球贸易的“梗阻点”。目前，胡塞武装占据着红海沿岸的荷台达港，俯瞰曼德海峡，对航运安全形成威胁。2016年10月，阿联酋一艘高速运输船和美国两艘军舰在红海上先后遇袭，疑似胡塞武装为报复联军“入侵”、转移战场压力所为。美国随后增加了在曼德海峡的舰船部署，伊朗也以“保障商船通行安全”为由，向亚丁湾和曼德海峡派出两艘军舰，也门临近海域气氛悄然紧张。

　　有媒体认为这是也门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表现，其外溢效应日趋明显，导致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受到影响。但“经济学人智库”的年度报告却将其视为内战的转机：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国际航道的通行风险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将也门正在发生的冲突重新置于聚光灯下，能促使更多国家向交战各方施加压力以达成和平协议。然而，考虑到国际反恐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成效、叙利亚问题多轮和谈的结果以及也门冲突中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不难明白：希望借助战争“副作用”的刺激和外部力量介入，实现也门长久和平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解决也门危机的关键仍在于重构其国内政治平衡。不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投入将是推动其实现停火、监督其和平谈判、缓解其人道危机的必要条件。未来也门内战若继续被“遗忘”，恐将成为中东地区虽不致命、却永难愈合的伤口。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