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南斯拉夫与印度的比较

　　——左右多元与民族多元

　　如果经济利益的博弈得以显性化、阶级利益多元或世俗左右多元成为政治常态，反而有助于淡化和分解掉一些无解的或难以理性解决的政治对立——尤其是民族、种族和宗教这类对立。

　　托派说前南的民族矛盾和世界上的这类矛盾都是“资产阶级”制造的，这当然不对。前南地区作为“巴尔干火药桶”的主要部分，民族、宗教冲突的历史已有上千年，那时“资产阶级”在哪里?从君士坦丁堡城下到维也纳城下，基督徒与穆斯林在东南欧尤其是巴尔干打了七百多年，那与“资产阶级”又有什么关系?

　　即便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国与南非这类地方，即便民族、种族的矛盾也包括经济因素，那么这种经济因素也与其说和“资产阶级”，不如说和“无产阶级”更有关。“资产阶级”就其利益而言需要廉价劳动力，真正敌视“外族”劳工的其实正是担心廉价劳工竞争的“本族”劳工。当年南非最坚持种族隔离的是“穷白人”，当年美国排斥华工最力的也是白人工会。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造成的矛盾，其实我们的国营企业工人排斥农民工不也是同样道理吗?不要说只有改革时代引进“资本主义”才有这种现象。文革前和文革中就有所谓的“三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有的地方改为外包工)，其实就是今天农民工的前身。文革时期他们起来要求平等待遇，正是国企“正规工人”在上面的支持下镇压了他们——这就是文革期间上海发生的“工总司镇压经济主义”的故事。

　　所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完全是两回事，而且前者比后者难解决得多。以代议制方式进行的阶级博弈，既不会像皇权争夺(包括打着“阶级”旗号的皇权争夺)那样你死我活，更不会像民族冲突宗教冲突那样不可理喻。我曾经两度访问印度，对此深有感触。以后我会专门谈谈印度的所见。

　　而印度与前南斯拉夫之比较是我研究的兴趣之一。这两地都是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差异极大(印度更大)、历史上民族宗教冲突惨烈、长期四分五裂缺乏统一传统和多民族国家认同基础(印度尤甚)的地方。但印度从独立起就实行“左右多元”的代议制政体，政治阵营主要以世俗左右，而不是以民族来划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世俗左右之别在很大程度上“分化”了每个族群，因而明显冲淡了族群矛盾。

　　印度的一些民族，如马拉雅拉姆人和孟加拉人与新德里中央政府的分离倾向本来是很浓的——众所周知，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区后来就独立出去成了现在的孟加拉国。而印度的两个孟加拉人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长期以来经常选出印共(马)执政，其实未必是因为该族人都信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中央政府，就倾向于选出中央政府的反对派。

　　但是，偏偏印共(马)的自我定位却是为全印穷人和“劳动者”谋利益的左派党，而非孟加拉人的民族主义党。他们在“红邦”执政后想的根本不是独立，而是想用“红邦”的实践带动全国，在全印当选以实现“社会主义”。而反对印共(马)的孟加拉人要与中央政府联手才有力量与印共(马)抗衡，当然就更不会去闹独立。

　　于是“左右多元”政治的发达，就淡化了“族群多元”政治，印共(马)治理西孟加拉等邦30多年，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否成功见仁见智，但这里的印地语恰恰在共产党执政的这30年中得到普及，印度国家认同得到提高则是肯定的，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认为西孟加拉邦还有什么“独立”的威胁了。

　　这当然与印共(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跨族的“劳动者”联合而反对民族偏见有关。但是印度其他主要政党也不怎么打民族牌，又怎么说呢?而同样信马克思主义的南共联盟，为什么却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

　　我们知道，铁托原来曾是个“比斯大林更正统的列宁主义者”，苏南决裂后他虽然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实行大幅度“修正主义”，但有两点他终身坚持：一是坚持南共盟一党制，绝不许“左右多元”，自由派的吉拉斯、极左派的“情报局分子”都被他抓进监狱。

　　二是鼓励“民族多元”，坚持“一党专政下的民族平等、党领导下的‘自由联合’”的“列宁式联邦”。不仅极力削弱塞尔维亚，鼓励各联邦成员的南共分支突出各自的民族特点，而且规定他身后要在联邦一级党、政、议会都实行“八族轮流坐庄”，每年由八个民族的人轮换当第一把手——但当然不经过竞选，而是由中央安排。

　　结果，“专政”之下每个民族倒是“平等”地都造成了创伤——如我们提到过的，后南时代彼此对立的各族政治家，无论米洛舍维奇、图季曼还是卡拉季奇、鲁戈瓦，父辈都曾惨遭不幸，但是，在没有“左右平等”却有“民族平等”的条件下，每族都只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族。

　　而不经选举的“八族轮流坐庄”，更不能使任何一族找到“平等”的感觉：没有人觉得这些被指定的同族人能“代表”自己。像法迪勒•霍查这样的阿族人即便轮到他坐了庄，塞族人也不会认同他代表联邦，而阿族人只会当他是贝尔格莱德看中的人。而他自己更明白如果阿族不是一“元”，他就不会被看中，因此却会为这一“元”无限扩权。这与前述西孟加拉邦的印共(马)执政者恰恰相反：后者有本邦选民多数的支持，代表孟加拉人已经毫无问题，而他们既要争取全印“劳动者”的支持，却不会推行只有利于孟加拉人的政策。

　　于是铁托死后，民族矛盾在“民主化”之前就越来越严重，这时米洛舍维奇反铁托“民族平等”之道而行之，实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和民族排斥，结果虽然在塞族中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成功地在塞尔维亚应对了民主派(包括希望把“修正主义”扩大到政治领域的开明铁托派)的挑战，却在其他民族那里完全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联邦不但仍然解体了，而且还解体得充满了血腥。

　　其他两个“列宁式联邦”也是如此。像捷克斯洛伐克本来在1968年实行“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试图渐进地提高人权，结果遭到苏联操控下华沙条约军队的镇压。

　　但是，苏联不给人权，却乐于给捷克和斯洛伐克“族权”，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却把原来的单一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改成了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组成的“社会主义联邦”。这个联邦和苏联、南斯拉夫一样，法律上是“自由联合”，可以退出的，只是一党制使得“退出权”实际不可能被行使。但是一旦这个条件改变，联邦就解体了，幸亏那里没有米洛舍维奇，解体是完全和平的。

　　那么是不是多民族国家一民主就必然会解体?当然不是。同样在东欧，两个没有实行“列宁式联邦”的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就没有这个问题，在民主化以后两国都经受住了民族主义的冲击而维持了统一。而在我们前述的印度，还恰恰就是民主制下“左右多元”对“族群多元”政治的成功“替代”，使她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其实在更广大的视野中看，瑞士、美国等等成功的多民族、多种族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民族矛盾虽然并非像托派宣称的那样由阶级矛盾所派生，但像印共(马)那种凸显阶级博弈、左右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来确实是有利于淡化民族矛盾、增加族际认同的。但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前面分析的：代议制下真正的阶级矛盾最不容易激化。劳资博弈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要比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妥协容易得太多，左右思想进行理论争辩的空间，也比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信仰冲突”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但是，苏联式办法的根本毛病，恰恰就是为了“皇权争夺”，而把本来最容易理性解决的矛盾人为激化成“你死我活”的血仇，只强调民族平等却绝不允许左右平等，宣传民族团结却认为阶级之间只有“专政”，否认阶级通过博弈实现合作其实更为容易。

　　结果是把劳资矛盾弄成了阿以冲突那样的残酷血腥，把左右思想的争论用“宗教圣战”、“消灭异教徒”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在每个民族中都造成伤害。但只许可民族多元不允许思想多元的约束，又使受害者把怨恨都转向其他民族。国家解体，而且是惨烈、血腥的解体就是这样造成的。

　　明白这一点，就会觉得图兹拉与维谢格拉德的博弈其实对波黑的国家认同不会造成损害。图兹拉工潮虽然一度失控导致政府大楼被烧，在萨拉热窝等地也发生了烧汽车等不法暴徒的行为，但政府除抓了30多个烧砸暴徒外并没有开一枪。而示威者不分民族都打着波黑蓝底白星国旗，并没有质疑国家合法性。虽然很多城市卷入，但整个事件在全国没有造成一例死亡。最后以波黑四个有关省的官员引咎辞职、各方达成妥协而结束了这次风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尔普斯卡塞族当局也没有借此事攻击波斯尼亚当局，因为他们自己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塞族当局只是以自己辖区的示威者更为理性、没有发生失控，而对辖区的公民表示了赞赏之意。

　　当时不仅波黑的两个实体，就连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都发生了响应图兹拉工人、要求维护转型中劳工权益的工会示威，但国家、民族之间的互相抨击却没有出现，真正有点“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样子了。有人可能会嘲笑这种“民主乱象”，也有人会欢呼并期待“革命”，但是经历了惨痛民族仇杀的前南人民却可以松一口气：这种西方式的“阶级斗争”要比旧体制下的所谓“阶级专政”和旧体制崩溃后的民族战争文明多了。

　　我们来到这里时，图兹拉工潮已经过去两年，维谢格拉德的博弈也过去一年了。各种谈判仍在进行，但就像我们经过的泽尼察钢铁厂所见，那里的生产秩序早已恢复。这些事件表明经济转型进程是复杂而且充满争议的，但是毕竟，人们关注的已经是经济利益的讨价还价，而不是民族之间的“你死我活”了。或者也可以说：前南地区1990年以后其实面临的是传统的“巴尔干火药桶”问题，而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着手解决“东欧转型”问题了。

　　(编注：由于图片格式和电脑问题，在本站发布时没有添加图片，敬请见谅。)

　　——左右多元与民族多元

　　如果经济利益的博弈得以显性化、阶级利益多元或世俗左右多元成为政治常态，反而有助于淡化和分解掉一些无解的或难以理性解决的政治对立——尤其是民族、种族和宗教这类对立。

　　托派说前南的民族矛盾和世界上的这类矛盾都是“资产阶级”制造的，这当然不对。前南地区作为“巴尔干火药桶”的主要部分，民族、宗教冲突的历史已有上千年，那时“资产阶级”在哪里?从君士坦丁堡城下到维也纳城下，基督徒与穆斯林在东南欧尤其是巴尔干打了七百多年，那与“资产阶级”又有什么关系?

　　即便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国与南非这类地方，即便民族、种族的矛盾也包括经济因素，那么这种经济因素也与其说和“资产阶级”，不如说和“无产阶级”更有关。“资产阶级”就其利益而言需要廉价劳动力，真正敌视“外族”劳工的其实正是担心廉价劳工竞争的“本族”劳工。当年南非最坚持种族隔离的是“穷白人”，当年美国排斥华工最力的也是白人工会。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造成的矛盾，其实我们的国营企业工人排斥农民工不也是同样道理吗?不要说只有改革时代引进“资本主义”才有这种现象。文革前和文革中就有所谓的“三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有的地方改为外包工)，其实就是今天农民工的前身。文革时期他们起来要求平等待遇，正是国企“正规工人”在上面的支持下镇压了他们——这就是文革期间上海发生的“工总司镇压经济主义”的故事。

　　所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完全是两回事，而且前者比后者难解决得多。以代议制方式进行的阶级博弈，既不会像皇权争夺(包括打着“阶级”旗号的皇权争夺)那样你死我活，更不会像民族冲突宗教冲突那样不可理喻。我曾经两度访问印度，对此深有感触。以后我会专门谈谈印度的所见。

　　而印度与前南斯拉夫之比较是我研究的兴趣之一。这两地都是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差异极大(印度更大)、历史上民族宗教冲突惨烈、长期四分五裂缺乏统一传统和多民族国家认同基础(印度尤甚)的地方。但印度从独立起就实行“左右多元”的代议制政体，政治阵营主要以世俗左右，而不是以民族来划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世俗左右之别在很大程度上“分化”了每个族群，因而明显冲淡了族群矛盾。

　　印度的一些民族，如马拉雅拉姆人和孟加拉人与新德里中央政府的分离倾向本来是很浓的——众所周知，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区后来就独立出去成了现在的孟加拉国。而印度的两个孟加拉人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长期以来经常选出印共(马)执政，其实未必是因为该族人都信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中央政府，就倾向于选出中央政府的反对派。

　　但是，偏偏印共(马)的自我定位却是为全印穷人和“劳动者”谋利益的左派党，而非孟加拉人的民族主义党。他们在“红邦”执政后想的根本不是独立，而是想用“红邦”的实践带动全国，在全印当选以实现“社会主义”。而反对印共(马)的孟加拉人要与中央政府联手才有力量与印共(马)抗衡，当然就更不会去闹独立。

　　于是“左右多元”政治的发达，就淡化了“族群多元”政治，印共(马)治理西孟加拉等邦30多年，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否成功见仁见智，但这里的印地语恰恰在共产党执政的这30年中得到普及，印度国家认同得到提高则是肯定的，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认为西孟加拉邦还有什么“独立”的威胁了。

　　这当然与印共(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跨族的“劳动者”联合而反对民族偏见有关。但是印度其他主要政党也不怎么打民族牌，又怎么说呢?而同样信马克思主义的南共联盟，为什么却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

　　我们知道，铁托原来曾是个“比斯大林更正统的列宁主义者”，苏南决裂后他虽然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实行大幅度“修正主义”，但有两点他终身坚持：一是坚持南共盟一党制，绝不许“左右多元”，自由派的吉拉斯、极左派的“情报局分子”都被他抓进监狱。

　　二是鼓励“民族多元”，坚持“一党专政下的民族平等、党领导下的‘自由联合’”的“列宁式联邦”。不仅极力削弱塞尔维亚，鼓励各联邦成员的南共分支突出各自的民族特点，而且规定他身后要在联邦一级党、政、议会都实行“八族轮流坐庄”，每年由八个民族的人轮换当第一把手——但当然不经过竞选，而是由中央安排。

　　结果，“专政”之下每个民族倒是“平等”地都造成了创伤——如我们提到过的，后南时代彼此对立的各族政治家，无论米洛舍维奇、图季曼还是卡拉季奇、鲁戈瓦，父辈都曾惨遭不幸，但是，在没有“左右平等”却有“民族平等”的条件下，每族都只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族。

　　而不经选举的“八族轮流坐庄”，更不能使任何一族找到“平等”的感觉：没有人觉得这些被指定的同族人能“代表”自己。像法迪勒•霍查这样的阿族人即便轮到他坐了庄，塞族人也不会认同他代表联邦，而阿族人只会当他是贝尔格莱德看中的人。而他自己更明白如果阿族不是一“元”，他就不会被看中，因此却会为这一“元”无限扩权。这与前述西孟加拉邦的印共(马)执政者恰恰相反：后者有本邦选民多数的支持，代表孟加拉人已经毫无问题，而他们既要争取全印“劳动者”的支持，却不会推行只有利于孟加拉人的政策。

　　于是铁托死后，民族矛盾在“民主化”之前就越来越严重，这时米洛舍维奇反铁托“民族平等”之道而行之，实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和民族排斥，结果虽然在塞族中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成功地在塞尔维亚应对了民主派(包括希望把“修正主义”扩大到政治领域的开明铁托派)的挑战，却在其他民族那里完全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联邦不但仍然解体了，而且还解体得充满了血腥。

　　其他两个“列宁式联邦”也是如此。像捷克斯洛伐克本来在1968年实行“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试图渐进地提高人权，结果遭到苏联操控下华沙条约军队的镇压。

　　但是，苏联不给人权，却乐于给捷克和斯洛伐克“族权”，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却把原来的单一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改成了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组成的“社会主义联邦”。这个联邦和苏联、南斯拉夫一样，法律上是“自由联合”，可以退出的，只是一党制使得“退出权”实际不可能被行使。但是一旦这个条件改变，联邦就解体了，幸亏那里没有米洛舍维奇，解体是完全和平的。

　　那么是不是多民族国家一民主就必然会解体?当然不是。同样在东欧，两个没有实行“列宁式联邦”的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就没有这个问题，在民主化以后两国都经受住了民族主义的冲击而维持了统一。而在我们前述的印度，还恰恰就是民主制下“左右多元”对“族群多元”政治的成功“替代”，使她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其实在更广大的视野中看，瑞士、美国等等成功的多民族、多种族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民族矛盾虽然并非像托派宣称的那样由阶级矛盾所派生，但像印共(马)那种凸显阶级博弈、左右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来确实是有利于淡化民族矛盾、增加族际认同的。但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前面分析的：代议制下真正的阶级矛盾最不容易激化。劳资博弈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要比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妥协容易得太多，左右思想进行理论争辩的空间，也比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信仰冲突”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但是，苏联式办法的根本毛病，恰恰就是为了“皇权争夺”，而把本来最容易理性解决的矛盾人为激化成“你死我活”的血仇，只强调民族平等却绝不允许左右平等，宣传民族团结却认为阶级之间只有“专政”，否认阶级通过博弈实现合作其实更为容易。

　　结果是把劳资矛盾弄成了阿以冲突那样的残酷血腥，把左右思想的争论用“宗教圣战”、“消灭异教徒”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在每个民族中都造成伤害。但只许可民族多元不允许思想多元的约束，又使受害者把怨恨都转向其他民族。国家解体，而且是惨烈、血腥的解体就是这样造成的。

　　明白这一点，就会觉得图兹拉与维谢格拉德的博弈其实对波黑的国家认同不会造成损害。图兹拉工潮虽然一度失控导致政府大楼被烧，在萨拉热窝等地也发生了烧汽车等不法暴徒的行为，但政府除抓了30多个烧砸暴徒外并没有开一枪。而示威者不分民族都打着波黑蓝底白星国旗，并没有质疑国家合法性。虽然很多城市卷入，但整个事件在全国没有造成一例死亡。最后以波黑四个有关省的官员引咎辞职、各方达成妥协而结束了这次风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尔普斯卡塞族当局也没有借此事攻击波斯尼亚当局，因为他们自己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塞族当局只是以自己辖区的示威者更为理性、没有发生失控，而对辖区的公民表示了赞赏之意。

　　当时不仅波黑的两个实体，就连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都发生了响应图兹拉工人、要求维护转型中劳工权益的工会示威，但国家、民族之间的互相抨击却没有出现，真正有点“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样子了。有人可能会嘲笑这种“民主乱象”，也有人会欢呼并期待“革命”，但是经历了惨痛民族仇杀的前南人民却可以松一口气：这种西方式的“阶级斗争”要比旧体制下的所谓“阶级专政”和旧体制崩溃后的民族战争文明多了。

　　我们来到这里时，图兹拉工潮已经过去两年，维谢格拉德的博弈也过去一年了。各种谈判仍在进行，但就像我们经过的泽尼察钢铁厂所见，那里的生产秩序早已恢复。这些事件表明经济转型进程是复杂而且充满争议的，但是毕竟，人们关注的已经是经济利益的讨价还价，而不是民族之间的“你死我活”了。或者也可以说：前南地区1990年以后其实面临的是传统的“巴尔干火药桶”问题，而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着手解决“东欧转型”问题了。

　　(编注：由于图片格式和电脑问题，在本站发布时没有添加图片，敬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