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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2022年12月15日参加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美智库高端对话“面向未来–重塑中美经贸关系”的发言
我想感谢主办机构,尤其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及其院长樊纲先生,感谢他们为筹备本次网络研讨会所做的辛勤工作,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相互了解而进行的有影响力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我很荣幸能与诸多杰出的演讲者一起参加这个网络研讨会。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困惑和担忧的时代。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最近所说,诸如 COVID 大流行、血腥的军事冲突、迫在眉睫的核武器威胁、赤裸裸的不平等、气候危机和饥荒等严峻挑战“使我们的世界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对于区域和全球一体化怀疑和批评的此起彼伏,以及激进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可能会在人们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继续增长,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偏好和优先事项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转变。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重塑中美经贸关系”。然而,如果不先了解两国所处的大环境和背景,我们就无法明智地讨论这个话题。国际环境令人不安,两国政治和战略紧张程度空前严峻。
经济方面,美国经济遭遇四十年来最高通胀,中国经济增速创四十年来新低。此外,预计明年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而中国在确保国内外投资者信心方面则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在此关键时刻,中美智库学者有必要帮助弥合学术话语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鸿沟,审视国家安全、政治关切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并防止两国的误解和一厢情愿。
因此,我对如何重塑中美经济关系的回答是首先要考虑“重塑前的反思”。毕竟,重新思考或发展新的思维方式是智库的主要作用。任何重塑中美经济关系的意愿必须努力更正两国间根深蒂固的认知和战略上的缺陷和偏颇。
在接下来的 10 分钟左右,我将强调拒绝双边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六种一厢情愿看法的重要性 (中美双方各三个)。在此提醒各位观众,以上均为个人观点和论据,不代表任何机构。
让我先从美国开始。首先,拜登政府坚持“联盟驱动”的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外交”。美国和中国对俄乌战争采取的不同立场,以及美国国内外关于民主与威权主义不断扩大的言论强化了华盛顿对全球分歧的两极化看法。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拜登政府强调改善与盟友的关系,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做法是明智的。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的举动似乎预示着反华冷战一触即发,中国相应的将更加贴近俄罗斯、伊朗、沙特等国。
此外,中国还向南半球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外联努力。我在此引用美国前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最近的观点,“当非洲、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西亚和东南亚加入中国和印度一起拒绝在美俄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中选边站时,它们表明,前帝国主义国家和他们所曾侵占的国家之间的分歧要比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分歧大得多”。(因外部链接限制,傅立民先生的相关观点可查阅https://chasfreeman.net/changes-not-seen-in-a-century/)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只能通过相互依存才能解决的确切时间点上,全球两极化和分裂却在加剧。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一些政客所说的“民主与威权的对决”,而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和军备控制。我们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极世界;单极或双极结构都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其次,随着地缘政治断层线开始形成,技术已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拜登政府呼吁“精密高科技脱钩”,重点是半导体产业。作为这一战略思维的一部分,华盛顿正在推动为各个工业部门开发新的产业链、供应链。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技术进步实质上得益于美国科技研发的开放。美国决策者有正当理由保护和维护美国在关键领域的优势。但华盛顿应该更加谨慎地考虑与在精密高科技行业与中国脱钩的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这些举措可能代价高昂,而且会损害而不是帮助美国的竞争力。孤立中国的努力是行不通的——约有163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接近30%,欧洲为17%,美国为15%。
第三,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然而,华盛顿尚未对中国的经济轨迹和美国在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交道时的战略目标进行有实证根据的评估。
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并不明确。正如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何瑞恩先生(Ryan Hass)最近观察到的那样,管理美中大国竞争的出发点应该是建立美国终极博弈的概念框架。美国在以往的大国竞争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都取得了胜利,但如果认为美国在21世纪的今天也能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那就错了。与此同时,美国不应该对其实力和影响力丧失信心和缺乏安全感。鉴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口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不可能让美国黯然失色。
现在让我谈谈在许多中国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三种一厢情愿的看法。首先,尽管中国领导人正确指出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逆全球化趋势是暂时的,可以迅速扭转。
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强烈感受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导致的输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加剧了各国国内和国际的矛盾。我们已经知道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全球经济框架尚不明确。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完全崩溃。如果认为俄乌战争将是重塑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场战争,或者认为这场血腥战争仅限于欧洲大陆,那就太天真了。
第二,许多人认为,中国强调经济激励和对外交往的兴趣会挑战并削弱一些国家过度的意识形态和安全担忧。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目前几乎所有大国都将安全和政治置于经济之上。在最近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也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会上突出了了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和制度优势的重要性。
第三,许多中国精英认为,中国与美国商界的牢固联系将阻止中美关系恶化到某种境地。
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仍然是中国人所说的“压舱石”,但不再是“驱动器”。美国民众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与中国的贸易可能有利于美国企业和华尔街,但不会有利于美国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由于工会的强烈反对,拜登总统对取消或降低贸易关税犹豫不决,尽管这可以帮助减少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无论对错,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为代价的。
此外,美国企业界也改变了对中国市场的看法。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和北京的限制,部分原因是美国企业与军工联合体的紧密联系。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科技和互联网巨头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市场。而在改革初期几十年获利非凡的一些公司现在发现,它们的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
当然,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些产业部门仍然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市场抱有浓厚兴趣,但他们对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尤为担忧。
作者简介:李成(Cheng Li):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
本文内容为2022年12月15日参加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美智库高端对话“面向未来–重塑中美经贸关系”的发言
我想感谢主办机构,尤其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及其院长樊纲先生,感谢他们为筹备本次网络研讨会所做的辛勤工作,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相互了解而进行的有影响力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我很荣幸能与诸多杰出的演讲者一起参加这个网络研讨会。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困惑和担忧的时代。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最近所说,诸如 COVID 大流行、血腥的军事冲突、迫在眉睫的核武器威胁、赤裸裸的不平等、气候危机和饥荒等严峻挑战“使我们的世界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对于区域和全球一体化怀疑和批评的此起彼伏,以及激进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可能会在人们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继续增长,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偏好和优先事项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转变。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重塑中美经贸关系”。然而,如果不先了解两国所处的大环境和背景,我们就无法明智地讨论这个话题。国际环境令人不安,两国政治和战略紧张程度空前严峻。
经济方面,美国经济遭遇四十年来最高通胀,中国经济增速创四十年来新低。此外,预计明年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而中国在确保国内外投资者信心方面则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在此关键时刻,中美智库学者有必要帮助弥合学术话语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鸿沟,审视国家安全、政治关切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并防止两国的误解和一厢情愿。
因此,我对如何重塑中美经济关系的回答是首先要考虑“重塑前的反思”。毕竟,重新思考或发展新的思维方式是智库的主要作用。任何重塑中美经济关系的意愿必须努力更正两国间根深蒂固的认知和战略上的缺陷和偏颇。
在接下来的 10 分钟左右,我将强调拒绝双边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六种一厢情愿看法的重要性 (中美双方各三个)。在此提醒各位观众,以上均为个人观点和论据,不代表任何机构。
让我先从美国开始。首先,拜登政府坚持“联盟驱动”的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外交”。美国和中国对俄乌战争采取的不同立场,以及美国国内外关于民主与威权主义不断扩大的言论强化了华盛顿对全球分歧的两极化看法。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拜登政府强调改善与盟友的关系,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做法是明智的。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的举动似乎预示着反华冷战一触即发,中国相应的将更加贴近俄罗斯、伊朗、沙特等国。
此外,中国还向南半球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外联努力。我在此引用美国前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最近的观点,“当非洲、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西亚和东南亚加入中国和印度一起拒绝在美俄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中选边站时,它们表明,前帝国主义国家和他们所曾侵占的国家之间的分歧要比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分歧大得多”。(因外部链接限制,傅立民先生的相关观点可查阅https://chasfreeman.net/changes-not-seen-in-a-century/)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只能通过相互依存才能解决的确切时间点上,全球两极化和分裂却在加剧。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一些政客所说的“民主与威权的对决”,而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和军备控制。我们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极世界;单极或双极结构都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其次,随着地缘政治断层线开始形成,技术已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拜登政府呼吁“精密高科技脱钩”,重点是半导体产业。作为这一战略思维的一部分,华盛顿正在推动为各个工业部门开发新的产业链、供应链。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技术进步实质上得益于美国科技研发的开放。美国决策者有正当理由保护和维护美国在关键领域的优势。但华盛顿应该更加谨慎地考虑与在精密高科技行业与中国脱钩的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这些举措可能代价高昂,而且会损害而不是帮助美国的竞争力。孤立中国的努力是行不通的——约有163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接近30%,欧洲为17%,美国为15%。
第三,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然而,华盛顿尚未对中国的经济轨迹和美国在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交道时的战略目标进行有实证根据的评估。
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并不明确。正如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何瑞恩先生(Ryan Hass)最近观察到的那样,管理美中大国竞争的出发点应该是建立美国终极博弈的概念框架。美国在以往的大国竞争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都取得了胜利,但如果认为美国在21世纪的今天也能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那就错了。与此同时,美国不应该对其实力和影响力丧失信心和缺乏安全感。鉴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口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不可能让美国黯然失色。
现在让我谈谈在许多中国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三种一厢情愿的看法。首先,尽管中国领导人正确指出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逆全球化趋势是暂时的,可以迅速扭转。
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强烈感受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导致的输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加剧了各国国内和国际的矛盾。我们已经知道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全球经济框架尚不明确。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完全崩溃。如果认为俄乌战争将是重塑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场战争,或者认为这场血腥战争仅限于欧洲大陆,那就太天真了。
第二,许多人认为,中国强调经济激励和对外交往的兴趣会挑战并削弱一些国家过度的意识形态和安全担忧。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目前几乎所有大国都将安全和政治置于经济之上。在最近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也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会上突出了了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和制度优势的重要性。
第三,许多中国精英认为,中国与美国商界的牢固联系将阻止中美关系恶化到某种境地。
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仍然是中国人所说的“压舱石”,但不再是“驱动器”。美国民众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与中国的贸易可能有利于美国企业和华尔街,但不会有利于美国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由于工会的强烈反对,拜登总统对取消或降低贸易关税犹豫不决,尽管这可以帮助减少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无论对错,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为代价的。
此外,美国企业界也改变了对中国市场的看法。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和北京的限制,部分原因是美国企业与军工联合体的紧密联系。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科技和互联网巨头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市场。而在改革初期几十年获利非凡的一些公司现在发现,它们的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
当然,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些产业部门仍然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市场抱有浓厚兴趣,但他们对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尤为担忧。
作者简介:李成(Cheng Li):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