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 ：对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不同认知成为两国最突出的重大分歧

　　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其最显著的标志性变化是，华盛顿将“大国竞争”取代“反恐”作为美国全球外交的头号挑战，中国被确定为主要对手，而且是“近乎(与美国)同等量级的对手”，也是美国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对手。对手关系就是竞争关系。

　　华盛顿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全球性的，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所以是一种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因此，两国间的一切交往，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重要事件都必须从竞争的视角做全面的重新审视和检验。特朗普当政时期，政府高层右翼势力更是大肆煽动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敌对性的措施。中美关系几乎降到了冰点。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击败特朗普赢得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或至少在处事方式上会比特朗普时期多一些理性的成分。中美之间将有望首先恢复比较理性而务实的对话，从而逐步寻求建立一种处理分歧开展合作的新的稳定框架。

　　然而，从阿拉斯加对话到维也纳会晤，双方的三次高层对话十分艰难。对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不同认知成为最突出的重大分歧。美方高调声称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引起中方强烈反弹。布林肯的对华政策“三分法”试图显示拜登政府更具理性的新套路，但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开展战略竞争的基调与前政府如出一辙。

　　中方表示不能同意美方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认为尽管双方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绝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中美之间存在着诸多非竞争性的、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中美之间应该而且可以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用竞争来定性中美关系根源在于对中国的错误认知。由于双方之间的巨大认知差距，几次高层对话都难以找到可形成重要共识的交汇点，坊间评论称之为鸡同鸭讲。

　　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主要对手，是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现实主义基本逻辑。华盛顿的战略界和对华精英圈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从实力和理念两方面对美国构成全方位挑战，中国外交上显示的扩张态势，是受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强劲驱动以及中国认为美国已开始衰落。

　　在美方看来，中国经济上的国家主义与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也是对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秩序的挑战。在美国自身陷入严重政治危机与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势下，强势应对中国的挑战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和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始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最初以制衡“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为目标，到奥巴马政府后期，“再平衡”进一步发展为“回推”(roll back)战略。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是年12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全球外交的首要挑战，中国被戴上三顶帽子：主要对手，主要挑战者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一公开宣示的对华战略定位，实际上是美国10年前开始的对华政策转变的归结，代表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与华盛顿战略界的主流意见，并将作为今后长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认知而存在。

　　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争论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针、方式方法开展对华竞争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对此，共和党、民主党之间和两党内部都有不同看法。激进派主张采取全面遏制的方针，进行一场新冷战，这在特朗普政府中有相当大的势力。

　　务实派主张采取竞争+规制的战略，因为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捆绑关系，而中美处于共同的国际体系中，通过与欧洲日本等盟国联手制定规矩迫使中国遵守服从，对美国的风险和代价最小。拜登本人及其政府中的多数要员属于务实派。

　　华盛顿战略圈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强硬，但过于随意，不具有系统性。美国要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制定系统全面的战略，同时必须联合盟国共同行动。这就要求首先有明确的主导思想凝聚共识，协调政策。所以将关系定性为竞争关系，不仅是对华认知的核心概念，也是对华战略的核心概念。

　　当下美国各智库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展开对华竞争这一议题发力。布林肯在阿拉斯加提出的三分法，是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基本政策框架，即根据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区别对待，有竞争、有对抗、有合作。

　　中国不接受美国的对华认知，反对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有充分的道理和正当性。“合作共赢”的说法是建立在“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是需要相关方共同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这意味着要改变当下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

　　但如上所述，只要美国坚持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础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放弃其霸权地位，中国就必须面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现实。

　　中国的对美认知实际上包含了政策宣示和政策实施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未来的建构主义思想理念，后者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务实逻辑。在如何评估和处理具体问题方面，在外交的现实主义和外宣的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和差异。

　　中国试图在国际上倡导面向未来的“建构主义”大思维，同时也必须应对当下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遏制。负责任的中国大国外交大概要走的是一条“现实建构主义”路径。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在总体上和很多关键领域仍是强势的一方。面对美国对华展开的“战略竞争”各种招法，中国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反制，并相机开展更为主动的博弈。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焦虑也反衬出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已成为一个“近等量级”的竞争对手。在对美博弈中如何用好中国自身的优势变得日益重要，而“审时度势”、“有理有利有节”是题中的两条关键考量。

　　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但其进程并非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而对于中美关系演变的实际影响，更是由双方之间的互动所决定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重要议题的处理。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原题《中美对“竞争关系”的认知分歧》

　　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其最显著的标志性变化是，华盛顿将“大国竞争”取代“反恐”作为美国全球外交的头号挑战，中国被确定为主要对手，而且是“近乎(与美国)同等量级的对手”，也是美国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对手。对手关系就是竞争关系。

　　华盛顿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全球性的，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所以是一种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因此，两国间的一切交往，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重要事件都必须从竞争的视角做全面的重新审视和检验。特朗普当政时期，政府高层右翼势力更是大肆煽动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敌对性的措施。中美关系几乎降到了冰点。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击败特朗普赢得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或至少在处事方式上会比特朗普时期多一些理性的成分。中美之间将有望首先恢复比较理性而务实的对话，从而逐步寻求建立一种处理分歧开展合作的新的稳定框架。

　　然而，从阿拉斯加对话到维也纳会晤，双方的三次高层对话十分艰难。对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不同认知成为最突出的重大分歧。美方高调声称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引起中方强烈反弹。布林肯的对华政策“三分法”试图显示拜登政府更具理性的新套路，但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开展战略竞争的基调与前政府如出一辙。

　　中方表示不能同意美方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认为尽管双方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绝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中美之间存在着诸多非竞争性的、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中美之间应该而且可以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用竞争来定性中美关系根源在于对中国的错误认知。由于双方之间的巨大认知差距，几次高层对话都难以找到可形成重要共识的交汇点，坊间评论称之为鸡同鸭讲。

　　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主要对手，是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现实主义基本逻辑。华盛顿的战略界和对华精英圈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从实力和理念两方面对美国构成全方位挑战，中国外交上显示的扩张态势，是受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强劲驱动以及中国认为美国已开始衰落。

　　在美方看来，中国经济上的国家主义与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也是对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秩序的挑战。在美国自身陷入严重政治危机与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势下，强势应对中国的挑战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和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始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最初以制衡“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为目标，到奥巴马政府后期，“再平衡”进一步发展为“回推”(roll back)战略。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是年12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全球外交的首要挑战，中国被戴上三顶帽子：主要对手，主要挑战者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一公开宣示的对华战略定位，实际上是美国10年前开始的对华政策转变的归结，代表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与华盛顿战略界的主流意见，并将作为今后长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认知而存在。

　　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争论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针、方式方法开展对华竞争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对此，共和党、民主党之间和两党内部都有不同看法。激进派主张采取全面遏制的方针，进行一场新冷战，这在特朗普政府中有相当大的势力。

　　务实派主张采取竞争+规制的战略，因为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捆绑关系，而中美处于共同的国际体系中，通过与欧洲日本等盟国联手制定规矩迫使中国遵守服从，对美国的风险和代价最小。拜登本人及其政府中的多数要员属于务实派。

　　华盛顿战略圈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强硬，但过于随意，不具有系统性。美国要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制定系统全面的战略，同时必须联合盟国共同行动。这就要求首先有明确的主导思想凝聚共识，协调政策。所以将关系定性为竞争关系，不仅是对华认知的核心概念，也是对华战略的核心概念。

　　当下美国各智库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展开对华竞争这一议题发力。布林肯在阿拉斯加提出的三分法，是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基本政策框架，即根据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区别对待，有竞争、有对抗、有合作。

　　中国不接受美国的对华认知，反对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有充分的道理和正当性。“合作共赢”的说法是建立在“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是需要相关方共同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这意味着要改变当下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

　　但如上所述，只要美国坚持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础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放弃其霸权地位，中国就必须面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现实。

　　中国的对美认知实际上包含了政策宣示和政策实施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未来的建构主义思想理念，后者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务实逻辑。在如何评估和处理具体问题方面，在外交的现实主义和外宣的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和差异。

　　中国试图在国际上倡导面向未来的“建构主义”大思维，同时也必须应对当下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遏制。负责任的中国大国外交大概要走的是一条“现实建构主义”路径。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在总体上和很多关键领域仍是强势的一方。面对美国对华展开的“战略竞争”各种招法，中国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反制，并相机开展更为主动的博弈。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焦虑也反衬出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已成为一个“近等量级”的竞争对手。在对美博弈中如何用好中国自身的优势变得日益重要，而“审时度势”、“有理有利有节”是题中的两条关键考量。

　　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但其进程并非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而对于中美关系演变的实际影响，更是由双方之间的互动所决定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重要议题的处理。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原题《中美对“竞争关系”的认知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