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美关系“热和平”的趋势很可能在2022年及以后的年代中形成一种范式

　　尽管中美关系摩擦不断，但与2018-2020年的急剧下滑相比，2021年的中美关系相对平和。

　　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的笼罩下，北京和华盛顿仍能够在2021年举行好几次富有意义的高级别会谈。

　　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在对话中，两国领导人同意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这项共识产生了结果。

　　3月18日至19日，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杨洁篪、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与他们的美国对等官员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进行了战略对话。

　　7月26日，王毅在天津会见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

　　9月10日，习主席接到拜登总统的电话。

　　10月6日，杨洁篪和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面，随后不久，王毅和布林肯于10月31日在罗马会面。

　　这些交流最终在11月16日达到高潮，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举行了持续三个半小时的视频会晤。

　　在这些高层政治互动的基础上，两国在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两个关键领域取得了进展。10月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举行视频对话。他们可能探讨了如何降低现有贸易壁垒的问题。11月10日，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美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对于许多担心中美政治不和将导致全球碳排放上升的人来说，这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发布的联合声明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惊喜。

　　其他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包括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于7月抵达华盛顿，以及美国参议院在12月批准拜登总统提名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出任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两位大使都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并据报道都得到各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信任。

　　最近的“习拜会”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船锚。贯穿他们讨论的主题，用习主席的话说，就是需要“防止中美关系脱轨”，或者借用拜登的话说，就是避免竞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转向冲突”。两国领导人都否定了两国关系陷入新冷战的前景。

　　为了确保和平，中美两国必须明智地处理台湾问题。北京最近重申了其长期坚持的立场，即寻求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然而，中国的双重担忧正在明显增长。第一，华盛顿的“切香肠战术”体现在加强与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第二，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企图将反对党逼入困境。在中国的许多观察家看来，时间似乎没有站在和平统一一边，因此应该采用强制手段，包括武统台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认为，如果不能实现国家领土的完全统一，就不能说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情绪在过去一年中表现得尤为激烈。

　　华盛顿并非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种情绪，但仍然拒绝与北京就台湾的地位和前途进行对话，而是继续声言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像中国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那样，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只是偶尔宣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远远没有达到北京所要求的承诺。更具建设性的做法，应该是声明美国将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于台湾未来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从而不排除重新统一的可能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应该和中国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以减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而非对中国采取武力恫吓和军事演习。常驻香港的一位战略思想家苏鲁闽指出，“华盛顿也有一些人希望诱使北京攻击台湾、令美国得以将其与中国的较量导入全面制裁和脱钩的轨道——就好像与苏联角力时一样;如此一来，他们便可拿出已经尘封经年的冷战工具箱，再次使用并战而胜之”。这一疑虑是很有道理的。

　　整整20年前，我写过一篇英文文章，我在其中推断说：“与其说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一场新冷战，不如说是一种'热和平'——中美关系互动的强度以激烈的言语指责对方为标志，但也以不断升温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为标志。”今天回顾这个概念，除了台湾这个潜在的热点之外，和平总体上仍然是有保证的，但对抗的危险却在增加。

　　与2001年中美关系的温度相比，今天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当时提到的“热和平”还要热得多。双方在言辞上相互指责的热度越来越高，而且涵盖的问题更为广泛，包括网络安全、南海军事活动、军备控制、人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新冠肺炎溯源，以及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民主等等。在经济方面，若干年前，中国从2001年的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跃升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曾经充满希望的双向旅游和人文交流首先受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狂热贸易战的重创，随后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急剧下降。

　　我认为，在2021年的相对平静之后，中美关系这种“热和平”的趋势很可能在2022年及以后的年代中形成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可能在许多领域持续发展。首先，正如最近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在国家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两国对对方的负面看法都在飙升。中国民众对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种族灭绝”指控，感到尤其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以美国为首的若干国家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抵制，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的敌意。

　　拜登在12月举行的视频“民主峰会”，显然旨在阻止中国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在世界各地采取“支持民主”的活动。 中国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增强了自己的全球存在感，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西方各国联合孤立中国的图谋。例如，中国共产党于2021年7月举办了世界政党峰会，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1万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华盛顿“民主峰会”之后几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了几场国际活动，以宣传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并揭露西方民主化的缺陷。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之间的舆论战很可能升高而非降低调门。

　　其次，经济问题正在被政治化和“安全化”(指接受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采取了措施，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限制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拜登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来自中国的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感到震惊，呼吁进行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扶助半导体、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战略性行业。美国已经对数百名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广泛的涉及所谓“人权”问题的制裁。作为回应，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并制裁了一些侵犯中国主权的美国官员和组织。最激烈的长期斗争出现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人想保持他们的优势，而中国人则试图超越之。

　　再次，在世界各地持续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中国和美国都在向传统联盟和志同道合的参与者寻求国际支持。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Quad(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四方)机制，为深化华盛顿基于其印太战略的多边防务合作铺平了道路。中国与俄罗斯在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声明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同盟，胜似同盟”。中国在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影响力的扩展，加之其全面的“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妒意与应对。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在2022年的国内议程未必会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指出的那样，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拜登的国内反对势力将攻击任何放弃与中国对抗的举动，但拜登将不得不在纵容他们的恐惧或取得积极成果之间做出选择”。在筹备将于2022年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过程中，预计北京方面将表现出更大的决心，抵御美国对其合法性和权威的任何挑战。

　　因此，中美关系的下一阶段不会一帆风顺。然而双方都有足够的动机保持清醒的头脑，使双边关系处于可控状态，因为双方都面临着国内议程中的一些迫切任务。在中国，为了使与中共二十大有关的政治议程顺利进行，首要任务是在控制新冠病毒变种的情况下阻止经济增速放缓。追求共同富裕的使命也十分艰巨。在美国方面，除了阻止奥密克戎变种扩散之外，在国内方面的短期优先事项包括维持金融稳定、遏止通货膨胀、削减联邦和地方债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长期来看，需要缓解种族矛盾和政治极化。

　　事实上，中美经济合作的逐步恢复，将有助于处理好各自国内的当务之急。尽管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困难不断升级，但中国和美国的企业在金融、知识和生产网络方面仍然深度融合。绝大多数中国和美国企业都不愿接受相互脱钩的观点。与此同时，由于其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前景，中国将继续吸引数量上创纪录的外国投资。只要连接两国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的全球供应链没有遭受严重破坏，两国经济将继续相互受益。

　　“新冷战”固然不可取，本文所界定的“热和平”模式如果固化，也同样不符合中国、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相反，降低相互指责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热度，加强经贸、金融、投资、卫生、环境、技术、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将为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带来更大希望。2021年中美高层对话已经阐明了各自立场，保持了双边沟通渠道的畅通。接下来，中美两国迫切需要进行的是实质性、工作层面的对话，以解决现存的实际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原题《热和平：中美关系的范式正在形成吗?》

　　尽管中美关系摩擦不断，但与2018-2020年的急剧下滑相比，2021年的中美关系相对平和。

　　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的笼罩下，北京和华盛顿仍能够在2021年举行好几次富有意义的高级别会谈。

　　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在对话中，两国领导人同意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这项共识产生了结果。

　　3月18日至19日，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杨洁篪、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与他们的美国对等官员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进行了战略对话。

　　7月26日，王毅在天津会见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

　　9月10日，习主席接到拜登总统的电话。

　　10月6日，杨洁篪和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面，随后不久，王毅和布林肯于10月31日在罗马会面。

　　这些交流最终在11月16日达到高潮，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举行了持续三个半小时的视频会晤。

　　在这些高层政治互动的基础上，两国在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两个关键领域取得了进展。10月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举行视频对话。他们可能探讨了如何降低现有贸易壁垒的问题。11月10日，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美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对于许多担心中美政治不和将导致全球碳排放上升的人来说，这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发布的联合声明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惊喜。

　　其他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包括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于7月抵达华盛顿，以及美国参议院在12月批准拜登总统提名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出任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两位大使都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并据报道都得到各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信任。

　　最近的“习拜会”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船锚。贯穿他们讨论的主题，用习主席的话说，就是需要“防止中美关系脱轨”，或者借用拜登的话说，就是避免竞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转向冲突”。两国领导人都否定了两国关系陷入新冷战的前景。

　　为了确保和平，中美两国必须明智地处理台湾问题。北京最近重申了其长期坚持的立场，即寻求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然而，中国的双重担忧正在明显增长。第一，华盛顿的“切香肠战术”体现在加强与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第二，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企图将反对党逼入困境。在中国的许多观察家看来，时间似乎没有站在和平统一一边，因此应该采用强制手段，包括武统台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认为，如果不能实现国家领土的完全统一，就不能说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情绪在过去一年中表现得尤为激烈。

　　华盛顿并非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种情绪，但仍然拒绝与北京就台湾的地位和前途进行对话，而是继续声言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像中国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那样，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只是偶尔宣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远远没有达到北京所要求的承诺。更具建设性的做法，应该是声明美国将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于台湾未来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从而不排除重新统一的可能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应该和中国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以减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而非对中国采取武力恫吓和军事演习。常驻香港的一位战略思想家苏鲁闽指出，“华盛顿也有一些人希望诱使北京攻击台湾、令美国得以将其与中国的较量导入全面制裁和脱钩的轨道——就好像与苏联角力时一样;如此一来，他们便可拿出已经尘封经年的冷战工具箱，再次使用并战而胜之”。这一疑虑是很有道理的。

　　整整20年前，我写过一篇英文文章，我在其中推断说：“与其说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一场新冷战，不如说是一种'热和平'——中美关系互动的强度以激烈的言语指责对方为标志，但也以不断升温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为标志。”今天回顾这个概念，除了台湾这个潜在的热点之外，和平总体上仍然是有保证的，但对抗的危险却在增加。

　　与2001年中美关系的温度相比，今天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当时提到的“热和平”还要热得多。双方在言辞上相互指责的热度越来越高，而且涵盖的问题更为广泛，包括网络安全、南海军事活动、军备控制、人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新冠肺炎溯源，以及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民主等等。在经济方面，若干年前，中国从2001年的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跃升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曾经充满希望的双向旅游和人文交流首先受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狂热贸易战的重创，随后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急剧下降。

　　我认为，在2021年的相对平静之后，中美关系这种“热和平”的趋势很可能在2022年及以后的年代中形成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可能在许多领域持续发展。首先，正如最近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在国家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两国对对方的负面看法都在飙升。中国民众对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种族灭绝”指控，感到尤其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以美国为首的若干国家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抵制，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的敌意。

　　拜登在12月举行的视频“民主峰会”，显然旨在阻止中国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在世界各地采取“支持民主”的活动。 中国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增强了自己的全球存在感，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西方各国联合孤立中国的图谋。例如，中国共产党于2021年7月举办了世界政党峰会，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1万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华盛顿“民主峰会”之后几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了几场国际活动，以宣传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并揭露西方民主化的缺陷。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之间的舆论战很可能升高而非降低调门。

　　其次，经济问题正在被政治化和“安全化”(指接受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采取了措施，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限制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拜登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来自中国的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感到震惊，呼吁进行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扶助半导体、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战略性行业。美国已经对数百名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广泛的涉及所谓“人权”问题的制裁。作为回应，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并制裁了一些侵犯中国主权的美国官员和组织。最激烈的长期斗争出现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人想保持他们的优势，而中国人则试图超越之。

　　再次，在世界各地持续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中国和美国都在向传统联盟和志同道合的参与者寻求国际支持。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Quad(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四方)机制，为深化华盛顿基于其印太战略的多边防务合作铺平了道路。中国与俄罗斯在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声明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同盟，胜似同盟”。中国在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影响力的扩展，加之其全面的“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妒意与应对。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在2022年的国内议程未必会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指出的那样，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拜登的国内反对势力将攻击任何放弃与中国对抗的举动，但拜登将不得不在纵容他们的恐惧或取得积极成果之间做出选择”。在筹备将于2022年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过程中，预计北京方面将表现出更大的决心，抵御美国对其合法性和权威的任何挑战。

　　因此，中美关系的下一阶段不会一帆风顺。然而双方都有足够的动机保持清醒的头脑，使双边关系处于可控状态，因为双方都面临着国内议程中的一些迫切任务。在中国，为了使与中共二十大有关的政治议程顺利进行，首要任务是在控制新冠病毒变种的情况下阻止经济增速放缓。追求共同富裕的使命也十分艰巨。在美国方面，除了阻止奥密克戎变种扩散之外，在国内方面的短期优先事项包括维持金融稳定、遏止通货膨胀、削减联邦和地方债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长期来看，需要缓解种族矛盾和政治极化。

　　事实上，中美经济合作的逐步恢复，将有助于处理好各自国内的当务之急。尽管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困难不断升级，但中国和美国的企业在金融、知识和生产网络方面仍然深度融合。绝大多数中国和美国企业都不愿接受相互脱钩的观点。与此同时，由于其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前景，中国将继续吸引数量上创纪录的外国投资。只要连接两国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的全球供应链没有遭受严重破坏，两国经济将继续相互受益。

　　“新冷战”固然不可取，本文所界定的“热和平”模式如果固化，也同样不符合中国、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相反，降低相互指责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热度，加强经贸、金融、投资、卫生、环境、技术、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将为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带来更大希望。2021年中美高层对话已经阐明了各自立场，保持了双边沟通渠道的畅通。接下来，中美两国迫切需要进行的是实质性、工作层面的对话，以解决现存的实际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原题《热和平：中美关系的范式正在形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