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来仪：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对于促进双边合作意义重大

　　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议程也随之扩展，高层对话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1998年，中美设立首脑热线。

本文选编自《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小布什政府初期，美国认识到，中国正在具备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这对美国利益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并促使美国积极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元首之间的交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特别是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为了减轻国际责任所带来的负担，同时出于担心中国在海外的活动可能给全球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小布什政府敦促中国放弃“搭便车”的做法，“巩固帮助其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最终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此，双方建立了两个对话机制：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高级对话始于2005年8月，它为两国深入讨论一些战略问题创造了机会，同时也成为弥合分歧、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促进合作的尝试。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7月对这两个机制进行了合并和升级，即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崛起成为地区和全球性的大国，双方外交议程的深度和广度也迅速扩展。如今中美两国讨论的范围涉及全球各领域，涵盖了21世纪所有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此外，中美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也在增强。同时，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机制的网络也建立起来，这是两国为增进理解、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而将两国关系制度化这一共同战略的一部分。

　　各自的目标

　　自尼克松起的连续8位美国总统都与中国进行了接触。经过多年发展，接触政策逐渐包含了两国最高级别和多部门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世界，美国和中国都拥有深切的利害关系，也有很多彼此重叠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接触政策能够为美国的三大主要目标服务：(1)促使中国接受更多西方的规范和实践，制约中国的政策选择和行为，使中国融入当下的国际体系;(2)说服中国更积极地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贡献(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个词在小布什任期结束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了);(3)促进相互理解，减少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避免误判。通过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关系，这些目标的实现能够推进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通过军事现代化、维持在亚洲地区的存在以及加强同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来防范中国采取破坏国际体系和军事侵略的政策。

　　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中国的目标是保护自身利益，在总体上推动双边关系——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的目标可概括如下：(1)维持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确保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安全;(2)同美国维持积极、富有成效和稳定的关系;(3)保证并争取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中国重视通过对话和谈判管控与美国的分歧，维持同美国的合作。它希望在避免与美国发生零和竞争的同时使中国行动的自由度最大化，减少对它的束缚。此外，中国也试图防止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防范美国阻挠中国提高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的潜在企图。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仍旧对美国是否能够接受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和竞争者的意图和意愿心存疑虑。

　　双边机制

　　比起其他的双边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对于促进双边合作、解决问题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和依赖中共领导的指令来指导政治体制的特点要求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必须先获得国家主席的许可才能采取行动。一旦最高层达成某种一致，官僚机构就开始运转起来，贯彻最高领导的指示。高层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对于在敏感问题上达成一致以及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美国利用元首会晤来“设定优先事项、传递信息和获得许诺”。只有最紧迫的问题才会被列入元首会晤的议程中。近年来，美国将朝鲜问题、伊朗问题、苏丹问题、中国汇率和贸易问题、经济再平衡、人权、海洋安全以及维持军方对话等议题列为优先事项。中国国家主席则反复表达了对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担忧。

　　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支持2011年1月南苏丹独立公投这两个问题上，元首会晤在协调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10年黄海和南海的一系列外交冲突以及愈演愈烈的贸易和网络安全摩擦之后，奥巴马和胡锦涛利用2011年1月会晤的机会将两国关系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上，并向对方保证本国的意图。

　　其他的高层交流对于增进两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也十分重要。美国副总统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互访对美国了解中国领导层的变动尤为重要，因为这能够为美国提供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机会，影响他们对世界和美国的看法。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美国国务卿同主管外事的中国国务委员(同样也是下面要讨论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方负责人)的会谈对于双方相互了解彼此的政策、确认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两国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十分有用。

　　双方较低级官员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性随这些官员的个人性格及自身影响而有所不同，这在美国一方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由于经常能够接触到总统，因而在塑造政策议程和战略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官员与美国这些官员之间的交流同样显得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是美国亚洲事务负责人与中国驻美大使之间的交流。包括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级官员都会在关键时刻不定期前往中国。

　　对中美双方而言，一个“专人”的存在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或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这样的人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能够同对方就一些问题的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切实可行的行动进行坦率的讨论。这样一个官员通常很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能够达成积极的成果。如果双方均缺乏这样的人，那么双边关系将变得不那么顺利和富有成效。

　　大使馆和领事馆会报告对方国内的发展、接待本国来访的代表团并从整体上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它们在中美关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大使同对方的高级官员的定期接触能够提供一个交流信息、促进相互理解的渠道，尤其是当大使能得到所在国政府的信任时。

　　除了官员间频繁的访问交流，两国还建立了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就双方的共同利益、分歧、政策的协调以及促进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合作问题进行讨论。这些机制凸显了中美关系的制度化，也说明双方越来越重视对方。

　　挫折和妥协

　　中美之间的外交往来对于双方而言都充满了挫折和愤怒。两国在构建共同战略以管控外交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只在很少的时候能用利益分歧来解释，更多的时候，造成这些困难的是两国对达到共同目标的最佳方式存在分歧。紧张的谈判多数时候都促使双方作出让步。通过对棘手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美中双方对各自的利益和角度有了更好的理解，也找到了推动各自议程的方式。

　　中美对双边关系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这让两国都感到失望。中国非常重视美国描述两国关系时所使用的词汇，它花了大量精力要求美国接受一些积极的表述。例如，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经过磋商之后同意共同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中国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对中国而言，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数量也是中国衡量两国关系的标杆之一，高层访问的数量、通话次数、信件和会谈的次数都成为了判断标准。而对美国来说，判断两国关系的主要标准是两国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例如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国对美国政策议程的支持等。

　　中美政治对话取得的效果

　　美国和中国在减少错误认识和误解、管控竞争与摩擦、在广泛的议题中提高政策协调性以及寻找新的合作领域等方面有所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日益频繁和广泛的全方位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元首之间的对话，当然两国高级内阁官员、外交官和专家之间的对话同样十分重要。而且，同过去相比，两国的对话机制在不断拓展，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常规化，涵盖的议题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些制度化的机制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它促进了两国内阁级别的高级官员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推动了部门间合作，并为双方讨论不断拓展的议程提供了平台。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下的次级对话使双方得以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新出现的紧迫问题。由中国建议发起的亚太事务磋商旨在讨论两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避免采取零和方式导致更严重的对抗。由美方提议建立的战略安全对话意在邀请文官和军官共同讨论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重要安全问题。

　　双边对话机制对于加强信息交流、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广泛而多样的对话渠道——同美国与其盟友之间那些众多的沟通渠道和联系相比，这还显得不够——是为了促进中美双方相互理解，培养两国之间合作的习惯，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误判，并在两国的同人之间建立关系以便在发生危机时避免出现紧张。

　　确认新的合作领域以及增加人员交流对于抵消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负面问题——例如安全领域不断增长的相互猜疑和竞争等——所产生的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发新能源和环保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弥补了两国在南海等其他领域的摩擦。双方的合作可以使两国的精英和民众认识到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以及携手创造共同繁荣的稳定世界的潜力。两国在一些对彼此都十分重要的议题上的协作也有所改善，其中包括反恐、核不扩散、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虽然这些对话促进了双方对彼此政策的理解，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在战略上的不信任仍然存在，而且很可能继续加深。信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短期政策造成的，但两国对彼此的长期意图的猜疑是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在中国方面反映得尤为真切。中国领导人一直宣称美国在进行“西化和分裂”中国的阴谋，中国的媒体也坚称美国试图危害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阻止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以及中国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一度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释放，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要求他国尊重中国在困难时期无暇顾及的国家利益。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或政治体制，两国之间要形成更坚实的战略互信尤为困难。

　　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行为表现出持续的关切，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使其谋求建立一个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新国际体系。美国欲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目标仅仅取得了有限而艰难的成功。从积极的角度讲，中国的核不扩散记录和政策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中国也开始愿意选择性地对伊朗、朝鲜和苏丹施加影响以改变其政策。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所以难以取得进展，主要在于两大因素：1)中国不愿意接受西方对于“负责任”的定义，中国对于如何解决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2)由于专注于国内发展，中国不愿承担应有的领导角色和责任。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依旧是主动的一方。“中国仍然是被动的，”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我们希望中国有所作为，但中国总是在规避压力。”大量倡议都是由美方提出的，中国总是“非常官僚主义，而且缺乏创造力”。美国通过一些策略在说服中国采纳某些特定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将要发生的国际事件和高层双边会谈来获得中国的合作;2)参与高层直接对话;3)给中国尊重和面子;4)正面或者负面地进行诱导;5)使中国“丢脸”，利用中国保持良好国际声誉的心理。通常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告诉中国，改变政策能更符合其国家利益。

　　为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利用现有对话机制消减彼此的战略不信任。战略对话不能仅关注短期挑战，还要着眼于达成互利的结果。美国应当改变原先争取获得中国对美国议程的支持的做法，采取一种能够使两国合作更有效地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方式。正如迈克尔·斯温(Michael Swaine)所言，真正的战略对话“应当是在两国都面临的结构性环境可能出现变化的背景下，将全球、地区以及功能性政策议题同对中美两国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讨论结合起来”。比如，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长远意图以及保证朝鲜半岛永久和平的路线图。在一些格外敏感的问题上，如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周边的监视行为、核武器、网络安全、外太空的军事使用等，两国不仅需要展开深入对话，还应当付诸行动。两国应当在这些领域作出克制和互利的承诺，以减少不信任。

　　除了更加深入和更加广泛的对话，中美两国官员之间也应通过定期而持续的对话建立紧密的个人联系。两国元首之间以及高层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及高度信任尤为重要。两国还需共同努力寻找双方利益重合而有望展开合作的领域。在一些具体项目和政策上的有效合作能够防止对抗冲击两国关系。

　　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议程也随之扩展，高层对话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1998年，中美设立首脑热线。

本文选编自《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小布什政府初期，美国认识到，中国正在具备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这对美国利益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并促使美国积极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元首之间的交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特别是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为了减轻国际责任所带来的负担，同时出于担心中国在海外的活动可能给全球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小布什政府敦促中国放弃“搭便车”的做法，“巩固帮助其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最终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此，双方建立了两个对话机制：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高级对话始于2005年8月，它为两国深入讨论一些战略问题创造了机会，同时也成为弥合分歧、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促进合作的尝试。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7月对这两个机制进行了合并和升级，即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崛起成为地区和全球性的大国，双方外交议程的深度和广度也迅速扩展。如今中美两国讨论的范围涉及全球各领域，涵盖了21世纪所有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此外，中美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也在增强。同时，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机制的网络也建立起来，这是两国为增进理解、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而将两国关系制度化这一共同战略的一部分。

　　各自的目标

　　自尼克松起的连续8位美国总统都与中国进行了接触。经过多年发展，接触政策逐渐包含了两国最高级别和多部门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世界，美国和中国都拥有深切的利害关系，也有很多彼此重叠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接触政策能够为美国的三大主要目标服务：(1)促使中国接受更多西方的规范和实践，制约中国的政策选择和行为，使中国融入当下的国际体系;(2)说服中国更积极地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贡献(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个词在小布什任期结束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了);(3)促进相互理解，减少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避免误判。通过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关系，这些目标的实现能够推进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通过军事现代化、维持在亚洲地区的存在以及加强同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来防范中国采取破坏国际体系和军事侵略的政策。

　　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中国的目标是保护自身利益，在总体上推动双边关系——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的目标可概括如下：(1)维持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确保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安全;(2)同美国维持积极、富有成效和稳定的关系;(3)保证并争取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中国重视通过对话和谈判管控与美国的分歧，维持同美国的合作。它希望在避免与美国发生零和竞争的同时使中国行动的自由度最大化，减少对它的束缚。此外，中国也试图防止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防范美国阻挠中国提高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的潜在企图。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仍旧对美国是否能够接受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和竞争者的意图和意愿心存疑虑。

　　双边机制

　　比起其他的双边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对于促进双边合作、解决问题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和依赖中共领导的指令来指导政治体制的特点要求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必须先获得国家主席的许可才能采取行动。一旦最高层达成某种一致，官僚机构就开始运转起来，贯彻最高领导的指示。高层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对于在敏感问题上达成一致以及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美国利用元首会晤来“设定优先事项、传递信息和获得许诺”。只有最紧迫的问题才会被列入元首会晤的议程中。近年来，美国将朝鲜问题、伊朗问题、苏丹问题、中国汇率和贸易问题、经济再平衡、人权、海洋安全以及维持军方对话等议题列为优先事项。中国国家主席则反复表达了对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担忧。

　　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支持2011年1月南苏丹独立公投这两个问题上，元首会晤在协调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10年黄海和南海的一系列外交冲突以及愈演愈烈的贸易和网络安全摩擦之后，奥巴马和胡锦涛利用2011年1月会晤的机会将两国关系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上，并向对方保证本国的意图。

　　其他的高层交流对于增进两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也十分重要。美国副总统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互访对美国了解中国领导层的变动尤为重要，因为这能够为美国提供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机会，影响他们对世界和美国的看法。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美国国务卿同主管外事的中国国务委员(同样也是下面要讨论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方负责人)的会谈对于双方相互了解彼此的政策、确认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两国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十分有用。

　　双方较低级官员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性随这些官员的个人性格及自身影响而有所不同，这在美国一方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由于经常能够接触到总统，因而在塑造政策议程和战略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官员与美国这些官员之间的交流同样显得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是美国亚洲事务负责人与中国驻美大使之间的交流。包括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级官员都会在关键时刻不定期前往中国。

　　对中美双方而言，一个“专人”的存在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或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这样的人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能够同对方就一些问题的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切实可行的行动进行坦率的讨论。这样一个官员通常很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能够达成积极的成果。如果双方均缺乏这样的人，那么双边关系将变得不那么顺利和富有成效。

　　大使馆和领事馆会报告对方国内的发展、接待本国来访的代表团并从整体上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它们在中美关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大使同对方的高级官员的定期接触能够提供一个交流信息、促进相互理解的渠道，尤其是当大使能得到所在国政府的信任时。

　　除了官员间频繁的访问交流，两国还建立了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就双方的共同利益、分歧、政策的协调以及促进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合作问题进行讨论。这些机制凸显了中美关系的制度化，也说明双方越来越重视对方。

　　挫折和妥协

　　中美之间的外交往来对于双方而言都充满了挫折和愤怒。两国在构建共同战略以管控外交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只在很少的时候能用利益分歧来解释，更多的时候，造成这些困难的是两国对达到共同目标的最佳方式存在分歧。紧张的谈判多数时候都促使双方作出让步。通过对棘手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美中双方对各自的利益和角度有了更好的理解，也找到了推动各自议程的方式。

　　中美对双边关系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这让两国都感到失望。中国非常重视美国描述两国关系时所使用的词汇，它花了大量精力要求美国接受一些积极的表述。例如，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经过磋商之后同意共同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中国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对中国而言，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数量也是中国衡量两国关系的标杆之一，高层访问的数量、通话次数、信件和会谈的次数都成为了判断标准。而对美国来说，判断两国关系的主要标准是两国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例如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国对美国政策议程的支持等。

　　中美政治对话取得的效果

　　美国和中国在减少错误认识和误解、管控竞争与摩擦、在广泛的议题中提高政策协调性以及寻找新的合作领域等方面有所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日益频繁和广泛的全方位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元首之间的对话，当然两国高级内阁官员、外交官和专家之间的对话同样十分重要。而且，同过去相比，两国的对话机制在不断拓展，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常规化，涵盖的议题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些制度化的机制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它促进了两国内阁级别的高级官员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推动了部门间合作，并为双方讨论不断拓展的议程提供了平台。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下的次级对话使双方得以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新出现的紧迫问题。由中国建议发起的亚太事务磋商旨在讨论两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避免采取零和方式导致更严重的对抗。由美方提议建立的战略安全对话意在邀请文官和军官共同讨论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重要安全问题。

　　双边对话机制对于加强信息交流、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广泛而多样的对话渠道——同美国与其盟友之间那些众多的沟通渠道和联系相比，这还显得不够——是为了促进中美双方相互理解，培养两国之间合作的习惯，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误判，并在两国的同人之间建立关系以便在发生危机时避免出现紧张。

　　确认新的合作领域以及增加人员交流对于抵消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负面问题——例如安全领域不断增长的相互猜疑和竞争等——所产生的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发新能源和环保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弥补了两国在南海等其他领域的摩擦。双方的合作可以使两国的精英和民众认识到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以及携手创造共同繁荣的稳定世界的潜力。两国在一些对彼此都十分重要的议题上的协作也有所改善，其中包括反恐、核不扩散、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虽然这些对话促进了双方对彼此政策的理解，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在战略上的不信任仍然存在，而且很可能继续加深。信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短期政策造成的，但两国对彼此的长期意图的猜疑是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在中国方面反映得尤为真切。中国领导人一直宣称美国在进行“西化和分裂”中国的阴谋，中国的媒体也坚称美国试图危害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阻止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以及中国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一度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释放，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要求他国尊重中国在困难时期无暇顾及的国家利益。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或政治体制，两国之间要形成更坚实的战略互信尤为困难。

　　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行为表现出持续的关切，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使其谋求建立一个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新国际体系。美国欲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目标仅仅取得了有限而艰难的成功。从积极的角度讲，中国的核不扩散记录和政策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中国也开始愿意选择性地对伊朗、朝鲜和苏丹施加影响以改变其政策。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所以难以取得进展，主要在于两大因素：1)中国不愿意接受西方对于“负责任”的定义，中国对于如何解决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2)由于专注于国内发展，中国不愿承担应有的领导角色和责任。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依旧是主动的一方。“中国仍然是被动的，”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我们希望中国有所作为，但中国总是在规避压力。”大量倡议都是由美方提出的，中国总是“非常官僚主义，而且缺乏创造力”。美国通过一些策略在说服中国采纳某些特定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将要发生的国际事件和高层双边会谈来获得中国的合作;2)参与高层直接对话;3)给中国尊重和面子;4)正面或者负面地进行诱导;5)使中国“丢脸”，利用中国保持良好国际声誉的心理。通常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告诉中国，改变政策能更符合其国家利益。

　　为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利用现有对话机制消减彼此的战略不信任。战略对话不能仅关注短期挑战，还要着眼于达成互利的结果。美国应当改变原先争取获得中国对美国议程的支持的做法，采取一种能够使两国合作更有效地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方式。正如迈克尔·斯温(Michael Swaine)所言，真正的战略对话“应当是在两国都面临的结构性环境可能出现变化的背景下，将全球、地区以及功能性政策议题同对中美两国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讨论结合起来”。比如，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长远意图以及保证朝鲜半岛永久和平的路线图。在一些格外敏感的问题上，如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周边的监视行为、核武器、网络安全、外太空的军事使用等，两国不仅需要展开深入对话，还应当付诸行动。两国应当在这些领域作出克制和互利的承诺，以减少不信任。

　　除了更加深入和更加广泛的对话，中美两国官员之间也应通过定期而持续的对话建立紧密的个人联系。两国元首之间以及高层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及高度信任尤为重要。两国还需共同努力寻找双方利益重合而有望展开合作的领域。在一些具体项目和政策上的有效合作能够防止对抗冲击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