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瑜 ：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愈益向军事领域倾斜

　　近年来，美国对华竞争愈益向军事领域倾斜。拜登上台以后，这一倾向更加凸显。美国对华竞争向军事领域倾斜的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美国全政府国防化和军事化程度加强。这一方面表现为非军事部门职能的军事化渗透，另一方面表现为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程度加强。其次是美国自上而下多方力量不断高调推进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对华指向性极其明显。

　　非军事领域职能的军事化渗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非军事领域逐渐被赋予军事化职能，或逐渐向国防、军事方向转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供应链系统的“战略化与军事化”渗透。

　　供应链安全直接关乎美国国防后勤局军事供给的持续性和美军作战力量的稳定性，维护供应链安全是美国国防后勤局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美国政府一直对供应链环节的安全给予高度关注，早在2012年奥巴马签发《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时，美国就已经将供应链安全上升至战略高度。特朗普上台之后，供应链战略化趋势更是明显加快。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与国务卿蓬佩奥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把供应链“留在美国”的重要性，提出要将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医疗设备供应链转移回美国;2020年4月，美国商务部官网发布公告表示，要加强对技术出口的限制，以防止美国公司向海外出口可能会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产品;2021年7月22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国防关键供应链工作组发布《国防关键供应链最终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六项对策性修正案，作为本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补充，其中明确规定国防部在修正案颁布一年内使用现有商业工具来绘制国防供应链图谱。自此，美国供应链国防化的趋势基本形成。

　　除了供应链系统之外，美国在其他非军事领域职能也有一定程度的战略化与军事化渗透倾向，技术出口管制逐渐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大利器。

　　就部门职能设置来看，非军事部门职能的国防化渗透趋势日渐凸显。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发布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应将商务部指定为美国情报界成员机构，扩大美国现有的17个情报界成员结构，提高政府分析执行国际技术战略所需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的能力;同时建议扩大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职责任务，让其负责监管和保护美国技术供应链，并依照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局的模式进行重组，以履行其新增加的职责——监督与经济或技术竞争力有关的非军事类项目。这样做是为了适应经修订的《国防生产法案》(DPA)下扩大的“国防”概念，并减轻国防部现有办公室的压力，使国防部专注于战备打仗的本职。

　　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加强

　　与非军事领域职能的军事化渗透相对应，美国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不断强化。自2017年美国确定重回大国竞争战略以来，美军把提升“杀伤力”作为军力建设的核心要求。为了备战大规模战争，建立绝对攻防优势，美军大幅增加了弹药采购经费，提高弹药库存。美国国防部2018年启动弹药战备计划，并在2019年4月公开发布的《改革国防部运行机制提升效率初始计划》文件中，将弹药战备作为美军供应链与后勤改革的三大顶级任务之一。

　　今年6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名为“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证券投资所产生的威胁”的行政令(E.O.14032)，加强了对中国涉军以及监控技术企业的进一步打压。该命令对执行部门分工进行了重新调整，将投资禁令的管辖权从特朗普时期的国防部移交至财政部，将国防部的任务从竞争重新调整为战备打仗。今年8月，美国海军举行了“大规模演习2021”。据美方报道，参与此次演习的装备包括航母、驱逐舰、潜艇、飞机、无人舰船等至少36艘水面或水下舰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事战略主席詹姆斯·霍尔姆斯表示，美国海军“正在回到二战时期的备战方式”。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国防部战备打仗的能力，建议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应提出新的部队规划理念：恢复对美国军队规模和结构的要求，以击败潜在的两个对手;美军规模恢复至2018年之前美国《国防战略》的要求，要能够同时打赢两个中等规模的冲突。该建议将增强美国威慑安全挑战的能力，并防范“投机侵略者”在美军全力投入另一个战区的战争时有机可乘。

　　除了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加强外，美国还在不断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中，文件就已明确指出美国当前的一项重点是：加快研发用于实战的低当量核武器，以及降低美国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只要美国遭受损失，不管对方是否使用核武器，美国都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报复。

　　高调推进军事部署向印太转移

　　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多方力量推进军事部署向印太转移，具有极强的对华指向性。2021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提前解密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全文，通过该文件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目标和战略做了详细的规划，指令趋向落地，日渐实心化。拜登上台后，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深化了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

　　增加“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意在巩固对华威慑。美国效仿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实施的“欧洲威慑倡议”(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EDI)的做法，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了一项名为“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的拨款计划，明确指出美国需要“增强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威慑的可信度”“坚定地致力于捍卫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利益”。

　　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计划在2021～2022两个财年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70亿美元。2021年7月2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拜登政府提交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并增加了50亿美元的开支，从而将2022财年国防总预算增至7779亿美元，其中明确“太平洋威慑倡议”增加10亿美元的预算;此外，军事委员会还在2022年国防预算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和供应链，以应对大国威胁;加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要求评估对手当前和正在出现的新型进攻能力，加快发展与大国战略竞争所需的核心技术研发。2021年3月，美印太司令部为2022财年预算编制准备2022～2027财年投资计划时，申请在2022～2027财年对“太平洋威慑倡议”共计增加约35%的开支。这是美国在“太平洋威慑倡议”提出以来，美方军事机构针对该计划提出的首份具体提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整个地区建立新的反导和防空系统、雷达系统、军队集结待命区、情报共享中心、补给仓库和试射场，以及加强与盟国间的联合演习。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政策研究员库珀认为，“太平洋威慑计划”可能是近年来美国有关亚洲最重要的一项立法。

　　美国国防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多方向部署，剑指中国。美国环太平洋地区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印度洋，美军全球战略部署呈现出网络化布局。美军战略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网络化发展，并非简单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以五对双边军事同盟为支架的“轴辐”体系，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强军事前沿部署，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和重心的地区网络。

　　据2018年美国国防部《美国军事基地结构报告》，美军海外基地从鼎盛时期的2000多个裁撤至514个。尽管目前美国海外基地数量已经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小的，但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数量却没有太大变化。目前，美国在日韩军事基地占美军海外军事基地总量超过40%，其中位于韩国京畿道的平泽基地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面积1468万平方米，可容纳部署4.3万人，是美军规模最大、军事设施最完善的海外基地。2020年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6万军人被派往海外军事基地，其中驻军超过万人以上的有日本(53732)、德国(33959)、韩国(26416)和意大利(12249)，美国在日韩两国驻军总数约占到美国国外驻军总数的一半。

　　除了在东北亚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美军还日益强化在我国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根据美国与新加坡的协议，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可以为美军第七舰队及其他过往船只提供后勤补给和维护服务，而这个基地也是南海沿岸地区唯一能够为航母提供补给的美军基地;在菲律宾，除了早已到手的五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正在积极谋划“重返苏比克湾”，以期实现从新加坡樟宜到日本横须贺之间的中转，为长期执行“南海航行自由”铺路。此外，印尼和越南也允许美军访问性地使用苏门答腊港和金兰湾的海军设施。

　　在印度洋方向，美印两国一致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海上关系，尤其是2015年两国发表《美印亚太及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之后，美印又签订了四份基础性军事协议，有关协议允许双方共享情报、使用战略性海军设施等。当前，美国已经与印度达成后勤协议，允许对方的武装部队使用各自的军事设施，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也成为美军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以西太平洋上的关岛、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和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为基础形成战略威慑，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提供了支撑。

　　相关西方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筹建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这一点坐实了拜登政府打压中国的企图。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此前中美对抗只是停留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而由于美国压制中国的多项政策均未取得理想效果，现如今美国军方蠢蠢欲动，拜登或将促使中美博弈转入军事领域，对此我们也应做好相关准备。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美国对华竞争愈益向军事领域倾斜。拜登上台以后，这一倾向更加凸显。美国对华竞争向军事领域倾斜的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美国全政府国防化和军事化程度加强。这一方面表现为非军事部门职能的军事化渗透，另一方面表现为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程度加强。其次是美国自上而下多方力量不断高调推进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对华指向性极其明显。

　　非军事领域职能的军事化渗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非军事领域逐渐被赋予军事化职能，或逐渐向国防、军事方向转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供应链系统的“战略化与军事化”渗透。

　　供应链安全直接关乎美国国防后勤局军事供给的持续性和美军作战力量的稳定性，维护供应链安全是美国国防后勤局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美国政府一直对供应链环节的安全给予高度关注，早在2012年奥巴马签发《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时，美国就已经将供应链安全上升至战略高度。特朗普上台之后，供应链战略化趋势更是明显加快。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与国务卿蓬佩奥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把供应链“留在美国”的重要性，提出要将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医疗设备供应链转移回美国;2020年4月，美国商务部官网发布公告表示，要加强对技术出口的限制，以防止美国公司向海外出口可能会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产品;2021年7月22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国防关键供应链工作组发布《国防关键供应链最终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六项对策性修正案，作为本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补充，其中明确规定国防部在修正案颁布一年内使用现有商业工具来绘制国防供应链图谱。自此，美国供应链国防化的趋势基本形成。

　　除了供应链系统之外，美国在其他非军事领域职能也有一定程度的战略化与军事化渗透倾向，技术出口管制逐渐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大利器。

　　就部门职能设置来看，非军事部门职能的国防化渗透趋势日渐凸显。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发布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应将商务部指定为美国情报界成员机构，扩大美国现有的17个情报界成员结构，提高政府分析执行国际技术战略所需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的能力;同时建议扩大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职责任务，让其负责监管和保护美国技术供应链，并依照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局的模式进行重组，以履行其新增加的职责——监督与经济或技术竞争力有关的非军事类项目。这样做是为了适应经修订的《国防生产法案》(DPA)下扩大的“国防”概念，并减轻国防部现有办公室的压力，使国防部专注于战备打仗的本职。

　　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加强

　　与非军事领域职能的军事化渗透相对应，美国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不断强化。自2017年美国确定重回大国竞争战略以来，美军把提升“杀伤力”作为军力建设的核心要求。为了备战大规模战争，建立绝对攻防优势，美军大幅增加了弹药采购经费，提高弹药库存。美国国防部2018年启动弹药战备计划，并在2019年4月公开发布的《改革国防部运行机制提升效率初始计划》文件中，将弹药战备作为美军供应链与后勤改革的三大顶级任务之一。

　　今年6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名为“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证券投资所产生的威胁”的行政令(E.O.14032)，加强了对中国涉军以及监控技术企业的进一步打压。该命令对执行部门分工进行了重新调整，将投资禁令的管辖权从特朗普时期的国防部移交至财政部，将国防部的任务从竞争重新调整为战备打仗。今年8月，美国海军举行了“大规模演习2021”。据美方报道，参与此次演习的装备包括航母、驱逐舰、潜艇、飞机、无人舰船等至少36艘水面或水下舰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事战略主席詹姆斯·霍尔姆斯表示，美国海军“正在回到二战时期的备战方式”。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国防部战备打仗的能力，建议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应提出新的部队规划理念：恢复对美国军队规模和结构的要求，以击败潜在的两个对手;美军规模恢复至2018年之前美国《国防战略》的要求，要能够同时打赢两个中等规模的冲突。该建议将增强美国威慑安全挑战的能力，并防范“投机侵略者”在美军全力投入另一个战区的战争时有机可乘。

　　除了军事化部门职能的专业化加强外，美国还在不断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中，文件就已明确指出美国当前的一项重点是：加快研发用于实战的低当量核武器，以及降低美国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只要美国遭受损失，不管对方是否使用核武器，美国都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报复。

　　高调推进军事部署向印太转移

　　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多方力量推进军事部署向印太转移，具有极强的对华指向性。2021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提前解密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全文，通过该文件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目标和战略做了详细的规划，指令趋向落地，日渐实心化。拜登上台后，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深化了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

　　增加“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意在巩固对华威慑。美国效仿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实施的“欧洲威慑倡议”(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EDI)的做法，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了一项名为“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的拨款计划，明确指出美国需要“增强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威慑的可信度”“坚定地致力于捍卫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利益”。

　　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计划在2021～2022两个财年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70亿美元。2021年7月2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拜登政府提交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并增加了50亿美元的开支，从而将2022财年国防总预算增至7779亿美元，其中明确“太平洋威慑倡议”增加10亿美元的预算;此外，军事委员会还在2022年国防预算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和供应链，以应对大国威胁;加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要求评估对手当前和正在出现的新型进攻能力，加快发展与大国战略竞争所需的核心技术研发。2021年3月，美印太司令部为2022财年预算编制准备2022～2027财年投资计划时，申请在2022～2027财年对“太平洋威慑倡议”共计增加约35%的开支。这是美国在“太平洋威慑倡议”提出以来，美方军事机构针对该计划提出的首份具体提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整个地区建立新的反导和防空系统、雷达系统、军队集结待命区、情报共享中心、补给仓库和试射场，以及加强与盟国间的联合演习。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政策研究员库珀认为，“太平洋威慑计划”可能是近年来美国有关亚洲最重要的一项立法。

　　美国国防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多方向部署，剑指中国。美国环太平洋地区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印度洋，美军全球战略部署呈现出网络化布局。美军战略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网络化发展，并非简单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以五对双边军事同盟为支架的“轴辐”体系，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强军事前沿部署，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和重心的地区网络。

　　据2018年美国国防部《美国军事基地结构报告》，美军海外基地从鼎盛时期的2000多个裁撤至514个。尽管目前美国海外基地数量已经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小的，但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数量却没有太大变化。目前，美国在日韩军事基地占美军海外军事基地总量超过40%，其中位于韩国京畿道的平泽基地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面积1468万平方米，可容纳部署4.3万人，是美军规模最大、军事设施最完善的海外基地。2020年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6万军人被派往海外军事基地，其中驻军超过万人以上的有日本(53732)、德国(33959)、韩国(26416)和意大利(12249)，美国在日韩两国驻军总数约占到美国国外驻军总数的一半。

　　除了在东北亚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美军还日益强化在我国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根据美国与新加坡的协议，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可以为美军第七舰队及其他过往船只提供后勤补给和维护服务，而这个基地也是南海沿岸地区唯一能够为航母提供补给的美军基地;在菲律宾，除了早已到手的五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正在积极谋划“重返苏比克湾”，以期实现从新加坡樟宜到日本横须贺之间的中转，为长期执行“南海航行自由”铺路。此外，印尼和越南也允许美军访问性地使用苏门答腊港和金兰湾的海军设施。

　　在印度洋方向，美印两国一致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海上关系，尤其是2015年两国发表《美印亚太及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之后，美印又签订了四份基础性军事协议，有关协议允许双方共享情报、使用战略性海军设施等。当前，美国已经与印度达成后勤协议，允许对方的武装部队使用各自的军事设施，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也成为美军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以西太平洋上的关岛、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和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为基础形成战略威慑，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提供了支撑。

　　相关西方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筹建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这一点坐实了拜登政府打压中国的企图。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此前中美对抗只是停留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而由于美国压制中国的多项政策均未取得理想效果，现如今美国军方蠢蠢欲动，拜登或将促使中美博弈转入军事领域，对此我们也应做好相关准备。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