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耆：崔天凯的美国八年

 　　崔天凯的一纸声明，宣告了他驻美生涯的结束。自中美建交，崔天凯是第十位大使，也是任期最久的大使，前后共与三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

　　崔天凯的离职宣言是写给美国侨胞的，全文浓浓的手足情深，对于美国政府，未著一字，这是极不寻常的态度，与八年前赴任时，云泥之差。

　　2013年4月2日，崔天凯从纽约转道乘坐火车抵达华盛顿联邦火车站。头发斑白、谈吐斯文，典型的江南书生气质，甫一亮相的崔天凯，即给华府上下留下颇佳的印象。

　　持节赴美之前，美国外交界已经对崔天凯非常熟悉。他与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友谊。在坎贝尔的私家庄园，崔天凯展露了拖拉机技术，坎贝尔叹为观止，那是北大荒教会崔天凯的技能。

　　八年很长也很短，崔天凯任期内，中美关系经历了历史性变革，未来已来，难题待解。

　　上海普通家庭成长的崔天凯，与外交的最初缘分来自儿时外滩的建筑群，母亲为他讲着“万国建筑博览馆”的前世今生。那是共和国被西方封锁的年代，出国是普通人不敢想象的事情，少年崔天凯却莫名对学习外语产生了兴趣。

　　生于1952年的崔天凯，束发入庠之时，还是俄语一统天下，如果“老大哥”不耍无赖，崔天凯的命运也会被推上另一条轨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很快，幸运女神向少年挥动了玉手，一桩神秘的紧急任务决定了崔天凯的一生......

　　1

　　1963年初夏，陈珊珊从中南海附近的丰盛学校毕业，与父母商量报考哪所初中?

　　母亲张茜建议她报考艺术学校，以后做名演员。“唱唱跳跳有啥子意思?女孩子还是文静些好，学外语就不错撒，国家亟需外语人才。”父亲则提出了他的建议。

　　陈姗姗的父亲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级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他的建议有着具体针对性，因为他正在负责筹划一件大事。

　　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不可否认，“老大哥”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中国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也是一边倒地以俄为师，俄语是彼时的大语种。

　　随着中苏交恶，苏联援华终止，大批专家的撤离，让热情的中国同志失去了练习“哈拉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以俄语为纲的弊端已经引起高层警惕。

　　在一个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英语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而且，外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1963年3月，教育部发布通知，在全国筹建外国语学校。除已于1959年开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和1960年开办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外，决定在上海、南京、长春、广州、重庆、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天津、武汉和杭州各新办一所，实行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贯制。原来只有高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听了父亲的话，陈珊珊填报了北外附初中，同年，她未来的夫婿王光亚进入上海外语学院附属中学。

　　上外附中急忙忙组建招生，第一届学生连教室都没有，只得暂借杨浦中学上课。也就是这所草创时显得寒酸的专门学校，至今输送了100多位外交官，与王光亚同年入学的还有杨洁篪，而崔天凯进入上外附中，则在1965年。

　　英语中“e”这个音，中国北方语系中没有，很多学生发不准确，而上海话中有这个音，因此上海人说英语就占了一些“便宜”。另一个“便宜”，作为接受西方洗礼最彻底的都市，上海有着学外语的群众基础。

　　北京的外语学校是“贵族学校”，高干子弟居多，上外附中则是地道的平民色彩。杨洁篪、王光亚、崔天凯等等，都来自市井人家。

　　上外附中一年只招收3个班级，一个法语班，两个英语班，学生都是千里挑一选拔出来的。所有学生参加全市的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再由各个区县择优推荐优秀学生。随后，上外附中组织这些优秀学生举行第二次语数外三门课的笔试，笔试结束后，选拔出来的学生还要参加面试。面试时，主要是跟着老师学发音，面试老师可能说一句德语或者法语等学生未接触过的语种，让学生当场进行模仿，以此考察学生的反映能力和模仿能力。

　　“英语听说读写都要会，听说水平要领先，其他学科成绩不能低于其他重点中学。”这是上外附中的教学标准。

　　1965年，教育部组织全国8所外国语学校和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到上外附中听公开课，对“听说读写都要会，听说领先”的情景教育法非常赞赏，并要求向全国外国语学校、大学的外语专业推广这一方法。

　　1966年夏天，原有的教学活动意外中断，杨洁篪等首届学生，完整地学习了初中课程，已有3年的专业训练，外语基础打得扎实，入学才一年的崔天凯就有些委屈。一心要学外语的他，刚开个蒙就要扔掉书本，投身运动，虽不情愿，也没办法。

　　1969年初，崔天凯和学长王光亚踏上了去往东北的列车。外交官是政治人才，政治者，管理众人之事。在成为专业精英前，崔天凯需要补一堂社会课，让他不要忘记初心，不要沾染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2

　　瑷珲，黑河市政府所在地，著名“胡焕庸线”的北起点，一座北疆边境小城，崔天凯在此度过了5载年华。

　　在那场2900万人投身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瑷珲成为最早的知青点，与崔天凯同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还有聂卫平、梁晓声，崔天凯日后的外交部同事王毅、孙玉玺也于此躬耕，那时的他们努力学做一名好庄稼把式。

　　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当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

　　大学还是要办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这构成了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另一方面，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渐渐平息，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著名的“工农兵学员”由此产生。

　　从1970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制度共培养94万大学生。尽管这种培养模式遭到诟病，学员重政治表现，轻文化基础，也成为不少干部子弟走后门的特权通道，但依然为渴望学习、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提供了一丝希望。

　　1972年，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破坚冰，外语人才的储备又摆上了重要位置。杨洁篪、王光亚都在这一年重拾课本，而没有大学去瑷珲招生，崔天凯的复学之路，还要再等两年。

尼克松访华

　　1974年，崔天凯终于回到了故乡，重新坐回了课堂，毕业后，崔天凯留校任教，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他又成为首批英语硕士。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面临一个尴尬，每年交着高额的会费，却派不出到联合国工作的公务员。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

　　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如果没有联合国译训班，崔天凯可能终身就是个大学老师，和外交无缘，这个培训班的成立，让崔天凯的外交梦燃起了希望。

　　3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

　　从536人参加预试，到227人进入初试，进入复试者只剩43人，最终录取25人，10人口译，15人笔译。学员中年龄最小的是现任国台班主任刘结一，崔天凯分在笔译组。

　　考试由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组成联合专家组，考题用《经济学人》的文章，除英文外还要考古汉语和仪态。一个成绩非常好的考生，就因举止粗鲁被除名。

　　培训内容主要使用联合国的报告、文件，笔译组学员每周要完成三篇翻译，班上会有seminar(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seminar常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崔天凯留给同学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一笔好字，在2020年的疫情中，国人已从致张文宏的信件中，领略了崔大使的书法功力。

　　一年半的培训结束，崔天凯被派往联合国总部担任翻译，这是他与美国的第一次结缘。

　　在联合国工作，身份为“国际公务员”，同时也是国家派出的涉外人员，每月薪资3000美元，但工资需全部上交使馆，每月只领取几十美元，称为“置装费”。

　　译员住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内，每人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早餐、晚餐通常在领事馆吃，午餐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用餐，可向领事馆报销。晚上加班，需在外用餐和打车，也可以报销。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3年。1984年9月，崔天凯携夫人回国。他觉得，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视野和运用材料的水平都不同了。

　　回到外交部机关工作两年，崔天凯再次赴美，这次是完成硕士学位的攻读，也给了他一次无拘无束接触美国底层的机会。

　　低调、亲民是崔天凯保持始终的作风，外交部附近的快餐店他是常客，只是这种作风他不想让人知道。骆家辉赴任驻华大使乘经济舱而来，国内的公知媒体大肆吹捧，崔天凯却发出了在当时很另类的声音：有点作秀!

　　崔天凯介入对美外交，日历要翻回25个春秋，那时的他风华正茂，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1996年5月16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取得进展，美国单方面宣布对华贸易报复措施。

　　第二天的记者会上，崔天凯表示，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分歧，只能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而不应采取施压和报复的强权手段，对抗绝对没有出路。

　　这是当时标准的外交辞令，韬光养晦，实力弱，只能忍啊!

　　心字头上一把刀，那些年我们忍了多少，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银河号事件、南联盟使馆被炸、南海撞击、入世之路的一波三折......那个时期的外交部，多次收到群众寄来的钙片。

　　所谓的中美“蜜月期”，是美国单方面的蜜月，他们习惯了颐指气使，习惯了一言九鼎，误以为中国会匍匐脚下，甘当鹰犬。可是，中国终究不是日本，美国人只盯住了韬光养晦，却忽略了后面的一句话：有所作为。

　　2003年8月27日，一个必须铭记的日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我方主动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外交谈判，中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尝试扮演话事人的角色了。

　　2005年的《环球时报》曾有这样的报道：中国在新一轮六方会谈前展开穿梭外交。在多国穿梭的外交官，就有时任亚洲司司长的崔天凯。

　　六方会谈锤炼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外交官，强化了他们面对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深入了解各大国的外交风格，这批人日后都成为新时代外交战线的主力军。

　　2007年，崔天凯的外交生涯迈上新台阶，英语专业背景的他出任驻日大使，时年55岁，官至副部级。

　　4

　　我这次来就是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在日新老侨胞求教的，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我能不辱使命，离任时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崔天凯赴日本就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前往位于新桥的东京华侨联合总会，拜访各位侨界领袖。

　　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日本外交圈子对崔天凯有极好的评价，称他为：“问题杀手”。

　　2008年1月，日本厚生省向中国通报，日本发生消费者食物中毒事件，疑为食用了被农药甲胺磷污染的中国出口速冻水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称，已立即暂停有关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对有关企业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2月，崔天凯到访神户，在神户中华街上的老字号东荣酒家，和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株式会社东荣商行代表等当地侨领一边吃饺子一边交谈，而且这些饺子都是在中国手工制作的速冻饺子。

　　崔天凯驻美恰逢历史转折的关头，也注定了他这位大使的不同寻常。

　　随着中国不可逆地崛起，中美关系重新定位是必然，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这一必然的进度。

　　2018年3月23日，崔天凯在回答CGTN主持人提问时表示，中国无意和任何国家打贸易战。但是如果对方挑衅，中国将“奉陪到底”，“看谁真正坚持到最后”。

　　二十多个春来秋去，同样的外交官，对相同的国家说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话。背后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为了这一天，崔天凯等成了满头霜露。

　　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和加剧，崔天凯的发言和活动的间隔从7日，5日到3日甚至1日，所接触的方面除了美国政府和国务院之外，还有学界、媒体以及美国各阶层团体的协会。

　　从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至今，我作为留学生、联合国职员和外交官，已先后在美国生活了11年……然而近来，我却开始感到困惑。我问自己，现在的美国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开放、自信、乐观的美国吗?我在华盛顿找不到答案，于是今天我来到了哈佛大学，相信你们会给我一个答案。

　　崔天凯以外交官的风度，对美国的气急败坏予以了无情鞭挞，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集体转变，这种转变最终在杨洁篪那句令世界震撼的“美国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中达到沸点。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已从韬光养晦迈入有所作为的时期，历史潮流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庚子疫情更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美丑，照出了中华古国的泱泱气度。

　　疫情期间，崔天凯和在美留学生线上交谈，他会告诉学生我们的领事保护在哪里?如何寻找，甚至直接提到总领事，教育处，领事处相关外交官的名字。那场对谈令留学生感到温暖，他们面对的不像一个副部级高官，更像一个父亲，一个师长。

　　管理众人之事，同理心决定着高度。崔天凯虽年近古稀，但他也曾青春洋溢，也曾负笈他乡，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来路。

　　作为副部级大使，69岁的崔天凯早已过了退休年纪，如此突破常规的任期，是对他能力认可的不二肯定。从张骞、苏武到班定远、郭嵩焘，穿越秦风汉月，掠过明水清林，国事有昌隆，有蜩螗，但对使节风骨的追求，中国从未改变。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持节还朝的崔天凯，此刻有了难得的清净，他或许可以实现和张文宏医生的庚子之约。日落黄昏，梧桐掩盖的上海小道上，一间摇曳着微光的酒馆，两个人品一壶老酒，话一话沧桑。

　　上海人是外交部大院里的绝对多数，其次，天津人也不少，老牌买办城市有学外语的传统。至于白宫里的政治精英，听惯了崔大使的吴侬软语，也许该换一换耳音了，未来，美国政界最熟悉的中国话，可能是铿锵倔强的：尼玛。

　　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中美关系也走到了新境地，崔天凯的美国八年留下了大大的惊叹号，离开后则是一长串问号，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外交已入阳春。

　　《环球时报》曾对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请崔天凯发表意见，他的话留给西方世界无尽的遐想：没必要回去了......

 　　崔天凯的一纸声明，宣告了他驻美生涯的结束。自中美建交，崔天凯是第十位大使，也是任期最久的大使，前后共与三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

　　崔天凯的离职宣言是写给美国侨胞的，全文浓浓的手足情深，对于美国政府，未著一字，这是极不寻常的态度，与八年前赴任时，云泥之差。

　　2013年4月2日，崔天凯从纽约转道乘坐火车抵达华盛顿联邦火车站。头发斑白、谈吐斯文，典型的江南书生气质，甫一亮相的崔天凯，即给华府上下留下颇佳的印象。

　　持节赴美之前，美国外交界已经对崔天凯非常熟悉。他与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友谊。在坎贝尔的私家庄园，崔天凯展露了拖拉机技术，坎贝尔叹为观止，那是北大荒教会崔天凯的技能。

　　八年很长也很短，崔天凯任期内，中美关系经历了历史性变革，未来已来，难题待解。

　　上海普通家庭成长的崔天凯，与外交的最初缘分来自儿时外滩的建筑群，母亲为他讲着“万国建筑博览馆”的前世今生。那是共和国被西方封锁的年代，出国是普通人不敢想象的事情，少年崔天凯却莫名对学习外语产生了兴趣。

　　生于1952年的崔天凯，束发入庠之时，还是俄语一统天下，如果“老大哥”不耍无赖，崔天凯的命运也会被推上另一条轨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很快，幸运女神向少年挥动了玉手，一桩神秘的紧急任务决定了崔天凯的一生......

　　1

　　1963年初夏，陈珊珊从中南海附近的丰盛学校毕业，与父母商量报考哪所初中?

　　母亲张茜建议她报考艺术学校，以后做名演员。“唱唱跳跳有啥子意思?女孩子还是文静些好，学外语就不错撒，国家亟需外语人才。”父亲则提出了他的建议。

　　陈姗姗的父亲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级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他的建议有着具体针对性，因为他正在负责筹划一件大事。

　　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不可否认，“老大哥”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中国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也是一边倒地以俄为师，俄语是彼时的大语种。

　　随着中苏交恶，苏联援华终止，大批专家的撤离，让热情的中国同志失去了练习“哈拉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以俄语为纲的弊端已经引起高层警惕。

　　在一个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英语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而且，外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1963年3月，教育部发布通知，在全国筹建外国语学校。除已于1959年开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和1960年开办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外，决定在上海、南京、长春、广州、重庆、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天津、武汉和杭州各新办一所，实行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贯制。原来只有高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听了父亲的话，陈珊珊填报了北外附初中，同年，她未来的夫婿王光亚进入上海外语学院附属中学。

　　上外附中急忙忙组建招生，第一届学生连教室都没有，只得暂借杨浦中学上课。也就是这所草创时显得寒酸的专门学校，至今输送了100多位外交官，与王光亚同年入学的还有杨洁篪，而崔天凯进入上外附中，则在1965年。

　　英语中“e”这个音，中国北方语系中没有，很多学生发不准确，而上海话中有这个音，因此上海人说英语就占了一些“便宜”。另一个“便宜”，作为接受西方洗礼最彻底的都市，上海有着学外语的群众基础。

　　北京的外语学校是“贵族学校”，高干子弟居多，上外附中则是地道的平民色彩。杨洁篪、王光亚、崔天凯等等，都来自市井人家。

　　上外附中一年只招收3个班级，一个法语班，两个英语班，学生都是千里挑一选拔出来的。所有学生参加全市的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再由各个区县择优推荐优秀学生。随后，上外附中组织这些优秀学生举行第二次语数外三门课的笔试，笔试结束后，选拔出来的学生还要参加面试。面试时，主要是跟着老师学发音，面试老师可能说一句德语或者法语等学生未接触过的语种，让学生当场进行模仿，以此考察学生的反映能力和模仿能力。

　　“英语听说读写都要会，听说水平要领先，其他学科成绩不能低于其他重点中学。”这是上外附中的教学标准。

　　1965年，教育部组织全国8所外国语学校和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到上外附中听公开课，对“听说读写都要会，听说领先”的情景教育法非常赞赏，并要求向全国外国语学校、大学的外语专业推广这一方法。

　　1966年夏天，原有的教学活动意外中断，杨洁篪等首届学生，完整地学习了初中课程，已有3年的专业训练，外语基础打得扎实，入学才一年的崔天凯就有些委屈。一心要学外语的他，刚开个蒙就要扔掉书本，投身运动，虽不情愿，也没办法。

　　1969年初，崔天凯和学长王光亚踏上了去往东北的列车。外交官是政治人才，政治者，管理众人之事。在成为专业精英前，崔天凯需要补一堂社会课，让他不要忘记初心，不要沾染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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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瑷珲，黑河市政府所在地，著名“胡焕庸线”的北起点，一座北疆边境小城，崔天凯在此度过了5载年华。

　　在那场2900万人投身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瑷珲成为最早的知青点，与崔天凯同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还有聂卫平、梁晓声，崔天凯日后的外交部同事王毅、孙玉玺也于此躬耕，那时的他们努力学做一名好庄稼把式。

　　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当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

　　大学还是要办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这构成了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另一方面，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渐渐平息，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著名的“工农兵学员”由此产生。

　　从1970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制度共培养94万大学生。尽管这种培养模式遭到诟病，学员重政治表现，轻文化基础，也成为不少干部子弟走后门的特权通道，但依然为渴望学习、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提供了一丝希望。

　　1972年，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破坚冰，外语人才的储备又摆上了重要位置。杨洁篪、王光亚都在这一年重拾课本，而没有大学去瑷珲招生，崔天凯的复学之路，还要再等两年。

尼克松访华

　　1974年，崔天凯终于回到了故乡，重新坐回了课堂，毕业后，崔天凯留校任教，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他又成为首批英语硕士。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面临一个尴尬，每年交着高额的会费，却派不出到联合国工作的公务员。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

　　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如果没有联合国译训班，崔天凯可能终身就是个大学老师，和外交无缘，这个培训班的成立，让崔天凯的外交梦燃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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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

　　从536人参加预试，到227人进入初试，进入复试者只剩43人，最终录取25人，10人口译，15人笔译。学员中年龄最小的是现任国台班主任刘结一，崔天凯分在笔译组。

　　考试由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组成联合专家组，考题用《经济学人》的文章，除英文外还要考古汉语和仪态。一个成绩非常好的考生，就因举止粗鲁被除名。

　　培训内容主要使用联合国的报告、文件，笔译组学员每周要完成三篇翻译，班上会有seminar(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seminar常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崔天凯留给同学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一笔好字，在2020年的疫情中，国人已从致张文宏的信件中，领略了崔大使的书法功力。

　　一年半的培训结束，崔天凯被派往联合国总部担任翻译，这是他与美国的第一次结缘。

　　在联合国工作，身份为“国际公务员”，同时也是国家派出的涉外人员，每月薪资3000美元，但工资需全部上交使馆，每月只领取几十美元，称为“置装费”。

　　译员住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内，每人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早餐、晚餐通常在领事馆吃，午餐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用餐，可向领事馆报销。晚上加班，需在外用餐和打车，也可以报销。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3年。1984年9月，崔天凯携夫人回国。他觉得，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视野和运用材料的水平都不同了。

　　回到外交部机关工作两年，崔天凯再次赴美，这次是完成硕士学位的攻读，也给了他一次无拘无束接触美国底层的机会。

　　低调、亲民是崔天凯保持始终的作风，外交部附近的快餐店他是常客，只是这种作风他不想让人知道。骆家辉赴任驻华大使乘经济舱而来，国内的公知媒体大肆吹捧，崔天凯却发出了在当时很另类的声音：有点作秀!

　　崔天凯介入对美外交，日历要翻回25个春秋，那时的他风华正茂，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1996年5月16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取得进展，美国单方面宣布对华贸易报复措施。

　　第二天的记者会上，崔天凯表示，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分歧，只能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而不应采取施压和报复的强权手段，对抗绝对没有出路。

　　这是当时标准的外交辞令，韬光养晦，实力弱，只能忍啊!

　　心字头上一把刀，那些年我们忍了多少，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银河号事件、南联盟使馆被炸、南海撞击、入世之路的一波三折......那个时期的外交部，多次收到群众寄来的钙片。

　　所谓的中美“蜜月期”，是美国单方面的蜜月，他们习惯了颐指气使，习惯了一言九鼎，误以为中国会匍匐脚下，甘当鹰犬。可是，中国终究不是日本，美国人只盯住了韬光养晦，却忽略了后面的一句话：有所作为。

　　2003年8月27日，一个必须铭记的日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我方主动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外交谈判，中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尝试扮演话事人的角色了。

　　2005年的《环球时报》曾有这样的报道：中国在新一轮六方会谈前展开穿梭外交。在多国穿梭的外交官，就有时任亚洲司司长的崔天凯。

　　六方会谈锤炼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外交官，强化了他们面对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深入了解各大国的外交风格，这批人日后都成为新时代外交战线的主力军。

　　2007年，崔天凯的外交生涯迈上新台阶，英语专业背景的他出任驻日大使，时年55岁，官至副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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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来就是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在日新老侨胞求教的，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我能不辱使命，离任时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崔天凯赴日本就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前往位于新桥的东京华侨联合总会，拜访各位侨界领袖。

　　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日本外交圈子对崔天凯有极好的评价，称他为：“问题杀手”。

　　2008年1月，日本厚生省向中国通报，日本发生消费者食物中毒事件，疑为食用了被农药甲胺磷污染的中国出口速冻水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称，已立即暂停有关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对有关企业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2月，崔天凯到访神户，在神户中华街上的老字号东荣酒家，和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株式会社东荣商行代表等当地侨领一边吃饺子一边交谈，而且这些饺子都是在中国手工制作的速冻饺子。

　　崔天凯驻美恰逢历史转折的关头，也注定了他这位大使的不同寻常。

　　随着中国不可逆地崛起，中美关系重新定位是必然，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这一必然的进度。

　　2018年3月23日，崔天凯在回答CGTN主持人提问时表示，中国无意和任何国家打贸易战。但是如果对方挑衅，中国将“奉陪到底”，“看谁真正坚持到最后”。

　　二十多个春来秋去，同样的外交官，对相同的国家说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话。背后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为了这一天，崔天凯等成了满头霜露。

　　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和加剧，崔天凯的发言和活动的间隔从7日，5日到3日甚至1日，所接触的方面除了美国政府和国务院之外，还有学界、媒体以及美国各阶层团体的协会。

　　从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至今，我作为留学生、联合国职员和外交官，已先后在美国生活了11年……然而近来，我却开始感到困惑。我问自己，现在的美国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开放、自信、乐观的美国吗?我在华盛顿找不到答案，于是今天我来到了哈佛大学，相信你们会给我一个答案。

　　崔天凯以外交官的风度，对美国的气急败坏予以了无情鞭挞，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集体转变，这种转变最终在杨洁篪那句令世界震撼的“美国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中达到沸点。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已从韬光养晦迈入有所作为的时期，历史潮流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庚子疫情更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美丑，照出了中华古国的泱泱气度。

　　疫情期间，崔天凯和在美留学生线上交谈，他会告诉学生我们的领事保护在哪里?如何寻找，甚至直接提到总领事，教育处，领事处相关外交官的名字。那场对谈令留学生感到温暖，他们面对的不像一个副部级高官，更像一个父亲，一个师长。

　　管理众人之事，同理心决定着高度。崔天凯虽年近古稀，但他也曾青春洋溢，也曾负笈他乡，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来路。

　　作为副部级大使，69岁的崔天凯早已过了退休年纪，如此突破常规的任期，是对他能力认可的不二肯定。从张骞、苏武到班定远、郭嵩焘，穿越秦风汉月，掠过明水清林，国事有昌隆，有蜩螗，但对使节风骨的追求，中国从未改变。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持节还朝的崔天凯，此刻有了难得的清净，他或许可以实现和张文宏医生的庚子之约。日落黄昏，梧桐掩盖的上海小道上，一间摇曳着微光的酒馆，两个人品一壶老酒，话一话沧桑。

　　上海人是外交部大院里的绝对多数，其次，天津人也不少，老牌买办城市有学外语的传统。至于白宫里的政治精英，听惯了崔大使的吴侬软语，也许该换一换耳音了，未来，美国政界最熟悉的中国话，可能是铿锵倔强的：尼玛。

　　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中美关系也走到了新境地，崔天凯的美国八年留下了大大的惊叹号，离开后则是一长串问号，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外交已入阳春。

　　《环球时报》曾对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请崔天凯发表意见，他的话留给西方世界无尽的遐想：没必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