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与中国竞争，拜登应该学学毛泽东的“矛盾论”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他的首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中竞争)这是21世纪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一场战争，毫无疑问，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拜登演讲中的华丽措辞与他的政治偶像约翰·肯尼迪1961年的演说遥相呼应，肯尼迪在他首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后果、应对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政体的存在和成功。”在美国的政治辞典中，很少有比美国代表着危机世界中自由和民主最后的希望与最好的前景这一观念更激动人心，且唤起人持久情感的了。

美国总统拜登

　　然而，现在早已不是1961年了，将美中对抗纳入到这种框架里面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且适得其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一个专制政权，但与苏联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明确威胁到现有的民主政权，也没有将自身的制度最终扩展到整个世界作为其目标。苏联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积极通过遥控世界各地的共产党(这些共产党遵循莫斯科的指示)来实现这一目标，并通过自身的机构，如克格勃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它的中心任务是改造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

　　将这一问题归结为民主与专制政体的冲突，会对拜登试图追求的事业产生深远的破坏，也就是抵消北京在世界各地势力日益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场对抗中，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其国际关系网络。这包括美国的正式盟友，如北约，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其他伙伴国家，如越南和印度。也许它们与华盛顿并不是正式的盟友，但已经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合作。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弱点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后，它仍然没有朝鲜以外的正式盟友，它的邻国几乎普遍对其怀有一定的恐惧和怀疑。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心存警惕，它们要么寻求美国的安全合作，要么可能在国际上寻找一个有庞大市场的盟友，但按照任何传统的定义，它们中的许多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中的许多人也并没有完美的人权记录，并发现自身不时受到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批评。

　　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等国的关系中，合作与批评之间往往存在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依赖于那些国家认为美国的批评并不对其政权的安危造成威胁。这意味着，与美国合作对付共同的威胁仍然要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采取一种简单的立场，认为我们是在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中，那美国会破坏这些国家的盘算。这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认为，对他们的利益构成更根本威胁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结果，我们会把一些国家从我们身边推到中国那边，制造出一个以前不存在、将来也本不该存在的威权统治联盟。

　　中国崛起于一个充满边界争端，人口众多，竞争激烈的地区，它的崛起在世界各地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情绪。中国对自然资源、商品市场、工人和资本以及就业和投资机会的渴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种情绪。从赞比亚到马来西亚，全球各地的政界人士都在开展活动，对抗中国的影响。土耳其因为新疆问题批评中国。南海沿岸的国家一直忧虑于北京的强硬姿态。就连俄罗斯也担心中国对远东地区的图谋，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从未像一些人曾经预测的那样成为制衡北约的力量的部分原因。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表面上要建立统一战线，但在从乌克兰到南海的问题上，两国继续表现出不信任和缺乏合作的迹象。

　　关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拜登应该向上世纪60年代与肯尼迪截然不同的另一位领导人请教：毛泽东。 在他1937年著名的《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关键是要区分出“次要矛盾”，确定他所谓的“主要矛盾”。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要围绕与主要敌人(一开始是美国，后来是苏联)的斗争，并且寻求机会克服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之间的“次要矛盾”，找到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比如与法国和日本。这样做可以帮助中国占领尽可能多的“中间区域”——拉拢那些不是主要对手的国家——同时避免它们支持中国的敌人。

　　在美国历史上，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对抗，并没有哪一段可以确切类比。中国不仅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领域甚至可能是一个文化方面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比冷战时期更紧密联系着的世界中。在这种情况下，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实际上是想迫使美国那些不情愿的盟友来加入这种对抗，这样反而可能掩盖中国并没有真正盟友的缺点。

　　相反，美国应该寻求占领尽可能多的“中间区”，并拒绝将其让给中国。与其谈论民主和专制，美国应该关注中国的行为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威胁，比如其侵略性的领土扩张和其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并应在双边基础上帮助各国与北京的互动。与政治进程透明的美国相比，世界各国更担心崛起的中国，因为许多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与美国打交道。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不像另一种“民主斗争”那样引人瞩目，但这种外交政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作者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 着有《另一场冷战:中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一书。本文意思《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rising-china-creates-new-cold-war-calculus-182315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他的首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中竞争)这是21世纪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一场战争，毫无疑问，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拜登演讲中的华丽措辞与他的政治偶像约翰·肯尼迪1961年的演说遥相呼应，肯尼迪在他首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后果、应对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政体的存在和成功。”在美国的政治辞典中，很少有比美国代表着危机世界中自由和民主最后的希望与最好的前景这一观念更激动人心，且唤起人持久情感的了。

美国总统拜登

　　然而，现在早已不是1961年了，将美中对抗纳入到这种框架里面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且适得其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一个专制政权，但与苏联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明确威胁到现有的民主政权，也没有将自身的制度最终扩展到整个世界作为其目标。苏联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积极通过遥控世界各地的共产党(这些共产党遵循莫斯科的指示)来实现这一目标，并通过自身的机构，如克格勃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它的中心任务是改造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

　　将这一问题归结为民主与专制政体的冲突，会对拜登试图追求的事业产生深远的破坏，也就是抵消北京在世界各地势力日益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场对抗中，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其国际关系网络。这包括美国的正式盟友，如北约，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其他伙伴国家，如越南和印度。也许它们与华盛顿并不是正式的盟友，但已经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合作。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弱点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后，它仍然没有朝鲜以外的正式盟友，它的邻国几乎普遍对其怀有一定的恐惧和怀疑。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心存警惕，它们要么寻求美国的安全合作，要么可能在国际上寻找一个有庞大市场的盟友，但按照任何传统的定义，它们中的许多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中的许多人也并没有完美的人权记录，并发现自身不时受到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批评。

　　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等国的关系中，合作与批评之间往往存在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依赖于那些国家认为美国的批评并不对其政权的安危造成威胁。这意味着，与美国合作对付共同的威胁仍然要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采取一种简单的立场，认为我们是在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中，那美国会破坏这些国家的盘算。这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认为，对他们的利益构成更根本威胁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结果，我们会把一些国家从我们身边推到中国那边，制造出一个以前不存在、将来也本不该存在的威权统治联盟。

　　中国崛起于一个充满边界争端，人口众多，竞争激烈的地区，它的崛起在世界各地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情绪。中国对自然资源、商品市场、工人和资本以及就业和投资机会的渴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种情绪。从赞比亚到马来西亚，全球各地的政界人士都在开展活动，对抗中国的影响。土耳其因为新疆问题批评中国。南海沿岸的国家一直忧虑于北京的强硬姿态。就连俄罗斯也担心中国对远东地区的图谋，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从未像一些人曾经预测的那样成为制衡北约的力量的部分原因。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表面上要建立统一战线，但在从乌克兰到南海的问题上，两国继续表现出不信任和缺乏合作的迹象。

　　关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拜登应该向上世纪60年代与肯尼迪截然不同的另一位领导人请教：毛泽东。 在他1937年著名的《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关键是要区分出“次要矛盾”，确定他所谓的“主要矛盾”。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要围绕与主要敌人(一开始是美国，后来是苏联)的斗争，并且寻求机会克服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之间的“次要矛盾”，找到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比如与法国和日本。这样做可以帮助中国占领尽可能多的“中间区域”——拉拢那些不是主要对手的国家——同时避免它们支持中国的敌人。

　　在美国历史上，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对抗，并没有哪一段可以确切类比。中国不仅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领域甚至可能是一个文化方面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比冷战时期更紧密联系着的世界中。在这种情况下，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实际上是想迫使美国那些不情愿的盟友来加入这种对抗，这样反而可能掩盖中国并没有真正盟友的缺点。

　　相反，美国应该寻求占领尽可能多的“中间区”，并拒绝将其让给中国。与其谈论民主和专制，美国应该关注中国的行为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威胁，比如其侵略性的领土扩张和其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并应在双边基础上帮助各国与北京的互动。与政治进程透明的美国相比，世界各国更担心崛起的中国，因为许多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与美国打交道。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不像另一种“民主斗争”那样引人瞩目，但这种外交政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作者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 着有《另一场冷战:中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一书。本文意思《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rising-china-creates-new-cold-war-calculus-18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