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海德林：四边机制会成为对抗中国的“亚洲北约”吗?

　　如果有人对约瑟夫•拜登总统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方向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他就应该来看一看正在迅速机制化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国新政府仅仅上台两个月，就组织了第三次四方部长级会议，以及更引人注目的首次四方峰会。白宫承认，四方会谈有目共睹的急迫感反映了“我们对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的重视”。正如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所言，四边机制现已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支点，“是美国制定实质性政策的基础”。对于拜登政府决定“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振该(四方)集团的行动继续下去”，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也予以称赞，他强调该势力集团的战略整合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所目睹的，无外乎一个具有21世纪特点的“亚洲北约”正在逐步建成，它是一种灵活、即时、多维的联盟，表面上是为了在印太地区维护“自由开放”的秩序，但距离成为公开对付美国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的军事集团仅一步之遥。

　　“大佬”俱乐部

　　在地缘政治领域，外交否认往往是一种强烈的暗示，表明一场重大的转变正在发生。事实上，这正是华盛顿准备召开这一历史性四方峰会的姿态。出席这场90分钟虚拟会议的有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他被称为拜登的“另一个我”)在他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讲”中几乎没有提到四方会谈，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同样如此。该指南有意使用多边主义语气，强调与东盟和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次史无前例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仍然坚称，四国首脑的初次会晤不会关注中国本身，而是关注“大范围问题”，包括“新冠威胁、经济合作，当然还有气候危机”。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个月的四方外长会议和3月初的四方峰会发表的官方联合声明中，都没有直接提及中国。拜登及其同行渴望将四边机制塑造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他们将重点放在了“疫苗外交”和气候变化上。四国提出一项新的倡议：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由于美国已重返巴黎协定，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保守派政府对于未来数十年尽快向碳中和经济转变保持缄默，四方成员还讨论了通过减少碳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样看，华盛顿及其盟友是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大佬”，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提供免费疫苗到缓解气候变化)方面英勇地承担重任。

　　四边机制的沉浮

　　拜登政府之所以竭力消除四边机制的反华联盟特征，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过去20年，四边机制曾经有过种种变换，显示了一路走来的不确定性。2004年的海啸摧毁了印度洋地区多个国家，而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的临时多边努力当中，四方发现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到2000年代中期，四方已经危险地近乎成为事实上的军事联盟。该组织迅速机制化背后的主要力量，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是所谓对抗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的坚定支持者。2000年代中期第一次执政期间，这位日本领导人就积极鼓动美国和澳大利亚争取让印度放弃传统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然而，当陆克文总理领导的澳大利亚和务实的曼莫汉•辛格总理领导的印度抛弃安倍的计划，支持同中国增进关系时，这一策略陷入了混乱。直到2017年，一系列鹰派领导人接管了华盛顿、堪培拉和新德里，四边机制才经历了战略重生。急于遏制中国崛起的特朗普政府积极拉拢日本(安倍)、印度(纳伦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亚(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斯科特•莫里森)的这些右翼领导人，以此作为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以对抗北京。从2017年到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监督下，四方成员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其中包括2017年马尼拉的非正式会议，2019年在纽约举行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以及一年后在东京举行的会议。然而问题是，特朗普被证明过于不可靠和好斗，尤其是对东盟这样较小的地区参与者来说。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东南亚国家通过发表回应美国印太倡议的《东盟展望》，明确表达了它们对华盛顿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失望。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利益攸关方已是广泛的共识。中国有理由批评四边机制是“迷你北约”，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正如在首次四方峰会举行之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遗憾地表示的那样，“我们希望有关国家……不要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新的“新冷战”

　　就四边机制来说，拜登正在捡起特朗普未完成的工作，尽管他使用的是经过校准的外交辞令和老练的多边战略。然而从一开始，四方峰会就充斥着意识形态潜台词，如四国自称是“立足于民主价值观”的地区秩序守护者。四方领导人还间接指责中国对其成员进行“侵略”和“胁迫”，声称“(贸易)胁迫澳大利亚，在钓鱼岛周围骚扰，在与印度交界处侵略”。日本领导人则在推特上更直接地批评中国，称四国一致“强烈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所指的是北京与邻国的从喜马拉雅山到南海、东海的争端。作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野心的回应，四国似乎有意扩大联合海军演习，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开展全面的防务合作。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四方峰会对疫苗分配、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其实也是对中国的直接回应。中国已经采取主动，在全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并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碳中和经济。伴随西方反华情绪的日益高涨，以及对中国在2020年代结束前几乎肯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战略焦虑，拜登政府正不可避免地在四边机制框架下朝建立“亚洲北约”的方向迈进。这一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作者：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菲律宾学者，著有《亚洲新战场：美国、中国，以及对西太平洋的争夺》。

　　如果有人对约瑟夫•拜登总统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方向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他就应该来看一看正在迅速机制化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国新政府仅仅上台两个月，就组织了第三次四方部长级会议，以及更引人注目的首次四方峰会。白宫承认，四方会谈有目共睹的急迫感反映了“我们对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的重视”。正如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所言，四边机制现已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支点，“是美国制定实质性政策的基础”。对于拜登政府决定“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振该(四方)集团的行动继续下去”，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也予以称赞，他强调该势力集团的战略整合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所目睹的，无外乎一个具有21世纪特点的“亚洲北约”正在逐步建成，它是一种灵活、即时、多维的联盟，表面上是为了在印太地区维护“自由开放”的秩序，但距离成为公开对付美国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的军事集团仅一步之遥。

　　“大佬”俱乐部

　　在地缘政治领域，外交否认往往是一种强烈的暗示，表明一场重大的转变正在发生。事实上，这正是华盛顿准备召开这一历史性四方峰会的姿态。出席这场90分钟虚拟会议的有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他被称为拜登的“另一个我”)在他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讲”中几乎没有提到四方会谈，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同样如此。该指南有意使用多边主义语气，强调与东盟和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次史无前例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仍然坚称，四国首脑的初次会晤不会关注中国本身，而是关注“大范围问题”，包括“新冠威胁、经济合作，当然还有气候危机”。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个月的四方外长会议和3月初的四方峰会发表的官方联合声明中，都没有直接提及中国。拜登及其同行渴望将四边机制塑造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他们将重点放在了“疫苗外交”和气候变化上。四国提出一项新的倡议：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由于美国已重返巴黎协定，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保守派政府对于未来数十年尽快向碳中和经济转变保持缄默，四方成员还讨论了通过减少碳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样看，华盛顿及其盟友是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大佬”，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提供免费疫苗到缓解气候变化)方面英勇地承担重任。

　　四边机制的沉浮

　　拜登政府之所以竭力消除四边机制的反华联盟特征，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过去20年，四边机制曾经有过种种变换，显示了一路走来的不确定性。2004年的海啸摧毁了印度洋地区多个国家，而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的临时多边努力当中，四方发现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到2000年代中期，四方已经危险地近乎成为事实上的军事联盟。该组织迅速机制化背后的主要力量，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是所谓对抗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的坚定支持者。2000年代中期第一次执政期间，这位日本领导人就积极鼓动美国和澳大利亚争取让印度放弃传统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然而，当陆克文总理领导的澳大利亚和务实的曼莫汉•辛格总理领导的印度抛弃安倍的计划，支持同中国增进关系时，这一策略陷入了混乱。直到2017年，一系列鹰派领导人接管了华盛顿、堪培拉和新德里，四边机制才经历了战略重生。急于遏制中国崛起的特朗普政府积极拉拢日本(安倍)、印度(纳伦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亚(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斯科特•莫里森)的这些右翼领导人，以此作为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以对抗北京。从2017年到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监督下，四方成员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其中包括2017年马尼拉的非正式会议，2019年在纽约举行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以及一年后在东京举行的会议。然而问题是，特朗普被证明过于不可靠和好斗，尤其是对东盟这样较小的地区参与者来说。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东南亚国家通过发表回应美国印太倡议的《东盟展望》，明确表达了它们对华盛顿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失望。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利益攸关方已是广泛的共识。中国有理由批评四边机制是“迷你北约”，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正如在首次四方峰会举行之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遗憾地表示的那样，“我们希望有关国家……不要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新的“新冷战”

　　就四边机制来说，拜登正在捡起特朗普未完成的工作，尽管他使用的是经过校准的外交辞令和老练的多边战略。然而从一开始，四方峰会就充斥着意识形态潜台词，如四国自称是“立足于民主价值观”的地区秩序守护者。四方领导人还间接指责中国对其成员进行“侵略”和“胁迫”，声称“(贸易)胁迫澳大利亚，在钓鱼岛周围骚扰，在与印度交界处侵略”。日本领导人则在推特上更直接地批评中国，称四国一致“强烈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所指的是北京与邻国的从喜马拉雅山到南海、东海的争端。作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野心的回应，四国似乎有意扩大联合海军演习，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开展全面的防务合作。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四方峰会对疫苗分配、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其实也是对中国的直接回应。中国已经采取主动，在全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并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碳中和经济。伴随西方反华情绪的日益高涨，以及对中国在2020年代结束前几乎肯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战略焦虑，拜登政府正不可避免地在四边机制框架下朝建立“亚洲北约”的方向迈进。这一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作者：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菲律宾学者，著有《亚洲新战场：美国、中国，以及对西太平洋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