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霍尔姆斯：“四方”是否正转变为遏制中国的联盟?

　　“四方”(Quad)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四方安全对话”，亦称“四边机制”——由志同道合的印太国家组成的松散组织——正在形成军事联盟吗?也许可以，但这种联结能变得多紧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这个挑战者最初使不同的伙伴聚集在一起。

　　“四方”由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组成。美国是这个联盟的中枢，它与其中的两个成员日本和澳大利亚有着密切关系，和它们有长期的双边联盟，这为东亚和南亚的三方合作提供了持久的基础。另一个方面比较薄，真正的问题是印度将如何参与到“四方”中来。它不是一个希望卷入联盟中的国家。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印度，称赞印度“不断做出新的承诺”，奥斯汀分别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及国防部长辛格

　　当前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四方”的未来。目前，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正在访问印度，这是他的首次对外访问。奥斯汀此前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一道访问了东京和首尔，然后他前往新德里。四方会议成员于3月12日召开了一次虚拟峰会。自2002年以来，新德里和华盛顿在双边层面已经达成了四项“基础防御条约”，制定了各种形式的双边军事合作措施。如果双方顺利履行这些协议，这将为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合作奠定基础。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美印协议并没有构成任何形式的政治承诺，更不用说共同防御协定了。不过，它确实给两国提供了合作的选择，从而赋予了合作伙伴在艰难的情况下行动的灵活性。“四方”与其说是亚洲版的北约，不如说是四个国家相互友好的协约机制。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认为，通常有三种因素把盟友和伙伴关系粘合在一起：共同利益，尤其是面对共同的威胁;伙伴之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相似性，如共同的语言或传统;以及占主导地位的一方采取的物质激励或抑制措施。沃尔特是按重要性程度列出这些因素的。处于威胁之下的国家自然会寻求外部支持，特别是在它们无法利用自身资源应对挑战的情况下。它们追求共同生存——而生存是个人和社会最基本的本能。

　　沃尔特怀疑其他两种因素是否有足够的重要性使得国际财团联合在一起。社会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确实有助于因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伙伴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同时，物质激励是最不持久的因素。

　　毕竟，如果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盟友靠为联盟提供资金，租用其盟友的忠诚，只有当领导者继续支付租金时，他们的忠诚才会持续。事实上，一个不是自由结合的联盟会耗尽领导者的资源和精力。只要看看苏联，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或者雅典帝国，就知道要管理不情愿的盟友有多么不容易。

　　让我们用沃尔特提出的三个因素来衡量“四方”。正如他预言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衡中国的共同利益使“四方”成员国走到了一起。中国在“四方”如何发展方面也有重要影响力。北京方面的行为越强硬，四方合作伙伴就会越紧密地合作，以遏制其野心。近年来，四方会谈、协议和军事演习的节奏加快，这并非偶然，因为中国开始对其东亚邻国施压，并涉足印度洋地区。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领导层可能会通过缓和其言行而使“四方”破产?我不太确定。中国有影响力，却没有决定权。

　　如果问在二十一世纪，这一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话，那就是中国不值得信任。中国曾经追求“软实力”外交，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正在崛起的有着天然善意的大国。北京指出，明朝将军郑和的“寻宝之旅”证明，中国永远不会从亚洲同胞那里夺取领土或以其他方式骚扰他们。大约十年前，北京草草地放弃了其魅力攻势。现在它对邻国显示强硬一面。看来，这样的“软实力”意味着恫吓他人使其屈服，而不是安抚他们。

　　北京方面做出的承诺也不是言出必信，即使这些承诺被编纂成法律条文。中国发言人一再否认试图获得海外军事基地，但北京却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一个基地。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成员国，但它拒绝接受《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并蔑视国际法庭驳回其非法海洋管辖权主张的裁决。诸如此类。中国的每个承诺都有一个保质期，何时过期由其领导层决定。人们了解到了这一点。

　　我想，把和平时期的外交当作斗争手段，兵不厌诈，是有战术上的优势的。但逞强和狡诈是有代价的。在评估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时，战略家们会考察对手的能力和潜在意图——作为其实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对手的行为是狡诈的、不稳定的或有公开的威胁性，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设想最坏的情况，并针对其实力制定计划。中国的实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循环。

　　这个循环正在继续。即使北京想要恢复其温和外交政策，它能不能够做到，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因此，无论中国领导层会如何表现，极有可能会出现还是长期的战略竞争。从利益和威胁来判断，“四方”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

　　在某些方面，文化是一种粘合剂，有助于四方各国凝聚在一起。美澳和美日的同盟关系非常牢固。它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已经成为盟国成员间共同利益的一部分，就像几十年前北约巩固了大西洋共同体一样。分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文化似乎也会吸引印度加入这样一个集团。毕竟，作为一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印度曾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分支，就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在语言、政治制度和历史方面，它其他两个四方成员有共同之处。

　　但是差异也很明显。大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方式与对待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方式不同。相比之下，在印度次大陆悠久的历史中，殖民统治只是一段短暂但有影响的插曲。他们多样的传统使印度人对这一地区和世界的看法与其他讲英语的社会有所不同。近代历史也让印度受到不同的影响。印度为自身的不结盟政策和战略自主权感到自豪，这不利于加入正式联盟。它视自身为印度洋上一个仁慈的霸主。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日本交战，在冷战时期偶尔也与美国发生冲突。

　　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可能仍然是“四方”的一个优势，但显然成员们有一些包袱需要克服。

　　那么物质因素呢?几个国家大都有着繁荣的社会，尽管有大流行的困扰。西方兵圣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指出，联盟有两种基本类型:平等联盟和霸主联盟。在资源方面，美国可能对“四方”贡献最大，但它不能指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伙伴国。华盛顿必须将这种安排视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并据此行事。妥协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适合这种非正式的联盟。奥斯汀不厌其烦地访问印度和日本，表明美国领导人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需要保持下去。

　　奥地利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可能会加上最后一点评价。在同拿破仑的战争的最后阶段，与与作战的联盟濒临瓦解——就像以前的许多联盟一样。利益和政策分歧会导致同盟国分裂。这一前景令梅特涅感到震惊，他曾对一位谈话者说:“结盟就像所有的兄弟会一样;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确定的目标，它就会解体。”四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好在没有一国可能会让其他伙伴为它不愿努力的目标努力。坏的一面是，在压力大的时候，合作伙伴在讨论政策和战略时可能会各自为政。

　　因此，“四方”的非正式性，会给中国时间和主动权。毕竟，北京方面不需要与盟友协商，更不需要说服他们接受北京的政策。中国可以随时采取行动。平等的联盟就没有这种奢侈了。如果奥斯汀和他在新德里、堪培拉和东京的伙伴们不能就明确的目标达成一致，他们至少可以探讨合作中哪些是可能进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这样，当问题出现时，他们就不至于措手不及。联合行动的前景将会更加光明。

　　就目前而言，这可能就够了。

　　作者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上战略系的J. C. Wylie主席。他的著作被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列为专业阅读书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quad-transform-alliance-contain-china-180786

　　“四方”(Quad)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四方安全对话”，亦称“四边机制”——由志同道合的印太国家组成的松散组织——正在形成军事联盟吗?也许可以，但这种联结能变得多紧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这个挑战者最初使不同的伙伴聚集在一起。

　　“四方”由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组成。美国是这个联盟的中枢，它与其中的两个成员日本和澳大利亚有着密切关系，和它们有长期的双边联盟，这为东亚和南亚的三方合作提供了持久的基础。另一个方面比较薄，真正的问题是印度将如何参与到“四方”中来。它不是一个希望卷入联盟中的国家。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印度，称赞印度“不断做出新的承诺”，奥斯汀分别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及国防部长辛格

　　当前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四方”的未来。目前，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正在访问印度，这是他的首次对外访问。奥斯汀此前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一道访问了东京和首尔，然后他前往新德里。四方会议成员于3月12日召开了一次虚拟峰会。自2002年以来，新德里和华盛顿在双边层面已经达成了四项“基础防御条约”，制定了各种形式的双边军事合作措施。如果双方顺利履行这些协议，这将为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合作奠定基础。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美印协议并没有构成任何形式的政治承诺，更不用说共同防御协定了。不过，它确实给两国提供了合作的选择，从而赋予了合作伙伴在艰难的情况下行动的灵活性。“四方”与其说是亚洲版的北约，不如说是四个国家相互友好的协约机制。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认为，通常有三种因素把盟友和伙伴关系粘合在一起：共同利益，尤其是面对共同的威胁;伙伴之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相似性，如共同的语言或传统;以及占主导地位的一方采取的物质激励或抑制措施。沃尔特是按重要性程度列出这些因素的。处于威胁之下的国家自然会寻求外部支持，特别是在它们无法利用自身资源应对挑战的情况下。它们追求共同生存——而生存是个人和社会最基本的本能。

　　沃尔特怀疑其他两种因素是否有足够的重要性使得国际财团联合在一起。社会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确实有助于因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伙伴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同时，物质激励是最不持久的因素。

　　毕竟，如果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盟友靠为联盟提供资金，租用其盟友的忠诚，只有当领导者继续支付租金时，他们的忠诚才会持续。事实上，一个不是自由结合的联盟会耗尽领导者的资源和精力。只要看看苏联，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或者雅典帝国，就知道要管理不情愿的盟友有多么不容易。

　　让我们用沃尔特提出的三个因素来衡量“四方”。正如他预言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衡中国的共同利益使“四方”成员国走到了一起。中国在“四方”如何发展方面也有重要影响力。北京方面的行为越强硬，四方合作伙伴就会越紧密地合作，以遏制其野心。近年来，四方会谈、协议和军事演习的节奏加快，这并非偶然，因为中国开始对其东亚邻国施压，并涉足印度洋地区。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领导层可能会通过缓和其言行而使“四方”破产?我不太确定。中国有影响力，却没有决定权。

　　如果问在二十一世纪，这一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话，那就是中国不值得信任。中国曾经追求“软实力”外交，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正在崛起的有着天然善意的大国。北京指出，明朝将军郑和的“寻宝之旅”证明，中国永远不会从亚洲同胞那里夺取领土或以其他方式骚扰他们。大约十年前，北京草草地放弃了其魅力攻势。现在它对邻国显示强硬一面。看来，这样的“软实力”意味着恫吓他人使其屈服，而不是安抚他们。

　　北京方面做出的承诺也不是言出必信，即使这些承诺被编纂成法律条文。中国发言人一再否认试图获得海外军事基地，但北京却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一个基地。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成员国，但它拒绝接受《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并蔑视国际法庭驳回其非法海洋管辖权主张的裁决。诸如此类。中国的每个承诺都有一个保质期，何时过期由其领导层决定。人们了解到了这一点。

　　我想，把和平时期的外交当作斗争手段，兵不厌诈，是有战术上的优势的。但逞强和狡诈是有代价的。在评估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时，战略家们会考察对手的能力和潜在意图——作为其实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对手的行为是狡诈的、不稳定的或有公开的威胁性，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设想最坏的情况，并针对其实力制定计划。中国的实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循环。

　　这个循环正在继续。即使北京想要恢复其温和外交政策，它能不能够做到，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因此，无论中国领导层会如何表现，极有可能会出现还是长期的战略竞争。从利益和威胁来判断，“四方”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

　　在某些方面，文化是一种粘合剂，有助于四方各国凝聚在一起。美澳和美日的同盟关系非常牢固。它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已经成为盟国成员间共同利益的一部分，就像几十年前北约巩固了大西洋共同体一样。分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文化似乎也会吸引印度加入这样一个集团。毕竟，作为一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印度曾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分支，就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在语言、政治制度和历史方面，它其他两个四方成员有共同之处。

　　但是差异也很明显。大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方式与对待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方式不同。相比之下，在印度次大陆悠久的历史中，殖民统治只是一段短暂但有影响的插曲。他们多样的传统使印度人对这一地区和世界的看法与其他讲英语的社会有所不同。近代历史也让印度受到不同的影响。印度为自身的不结盟政策和战略自主权感到自豪，这不利于加入正式联盟。它视自身为印度洋上一个仁慈的霸主。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日本交战，在冷战时期偶尔也与美国发生冲突。

　　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可能仍然是“四方”的一个优势，但显然成员们有一些包袱需要克服。

　　那么物质因素呢?几个国家大都有着繁荣的社会，尽管有大流行的困扰。西方兵圣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指出，联盟有两种基本类型:平等联盟和霸主联盟。在资源方面，美国可能对“四方”贡献最大，但它不能指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伙伴国。华盛顿必须将这种安排视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并据此行事。妥协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适合这种非正式的联盟。奥斯汀不厌其烦地访问印度和日本，表明美国领导人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需要保持下去。

　　奥地利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可能会加上最后一点评价。在同拿破仑的战争的最后阶段，与与作战的联盟濒临瓦解——就像以前的许多联盟一样。利益和政策分歧会导致同盟国分裂。这一前景令梅特涅感到震惊，他曾对一位谈话者说:“结盟就像所有的兄弟会一样;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确定的目标，它就会解体。”四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好在没有一国可能会让其他伙伴为它不愿努力的目标努力。坏的一面是，在压力大的时候，合作伙伴在讨论政策和战略时可能会各自为政。

　　因此，“四方”的非正式性，会给中国时间和主动权。毕竟，北京方面不需要与盟友协商，更不需要说服他们接受北京的政策。中国可以随时采取行动。平等的联盟就没有这种奢侈了。如果奥斯汀和他在新德里、堪培拉和东京的伙伴们不能就明确的目标达成一致，他们至少可以探讨合作中哪些是可能进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这样，当问题出现时，他们就不至于措手不及。联合行动的前景将会更加光明。

　　就目前而言，这可能就够了。

　　作者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上战略系的J. C. Wylie主席。他的著作被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列为专业阅读书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quad-transform-alliance-contain-china-180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