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如何调和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是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现实问题

　　多边主义只是国际合作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国家间都接受多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合作就自然成形。价值观是多边主义的粘合剂，只有持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驱使多个国家走近谈判桌，协调彼此的利益，取得多边主义的合作成果。

　　当然，国家间也会因国家利益超越价值观而携手合作，如当年美苏两国联手抗击德国法西斯。但价值观的冲突，让美苏合作只维持了几年，冷战却维持了几十年。所以，价值观占据国际合作的第一要素。

　　以中国为例，价值观始终是中国走多边主义道路的灵魂。多边主义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合作方式，中国特色的价值观统帅中国走多边主义道路。中国从1949年10月后走上了多边主义道路，但价值观的变化使中国的多边主义染上不同的色彩。

　　第一，毛泽东践行“一边倒”让中国加入了“红色多边主义”。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策是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坚定地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理所当然的。“红色多边主义”是新中国一段时期内对外政策的特征。

　　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与苏联军事上结盟。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也是基于价值观的选边站。“抗美援朝”改变了斯大林原本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此后，斯大林决定大规模援助中国，中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但毛泽东不接受赫鲁晓夫倡导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的说法，作出了中国不加入经互会的决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主张。毛泽东又因为在对待斯大林等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产生分歧，中苏关系破裂，最后引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价值观既黏合了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多边主义，也撕裂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市场经济黏合了中国与全球经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思想领域的一次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都排斥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特征。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并置入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国践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把中国社会蕴藏的巨大潜力激活，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震撼世界，也再次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把“中国方案”注入多边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是新时代的“红色多边主义”，通过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经典案例。“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包括市场原则，即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也包括政府发挥适当作用的原则。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特征。“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模式的对外延伸。

　　但西方国家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实现地缘政治的工具。2019年12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并没有像北京所讲的“双赢”。美国的官员、学者、专家和记者几乎都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获得其他国家好处的战略筹码。中国利用债务陷阱挑战别国主权，发展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在印度洋地区和亚太地区部署军事设施网络。

　　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导致彼此对“一带一路”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也注定了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抵制“一带一路”。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不同，无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多边主义合作。价值观已成为中西方开展多边主义合作的障碍。

　　事实证明：多边主义未必导致国家间合作。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主义，但2001年启动的多哈议程谈判，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原因还在于各国对自由贸易能否给本国带来利益心存疑虑，自由贸易的理念未必深入人心，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仍然挥之不去。自由贸易只是政治家嘴巴里的政治正确。

　　联合国也是多边主义，中西方一直在联合国为人权问题争吵，从来没有取得合作成果，甚至连人权的内涵都无法取得一致。中国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变了西方的人权概念，而西方绝不接受中国的人权观。联合国的多边主义为中西方人权观的对立提供了博弈的平台。

　　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谁都不会相信中澳紧张关系能在RCEP内予以缓解。RCEP能增进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吗?至少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日本民众也不相信RCEP能增进中日关系。

　　第四，中国很难参与带有西方价值观的多边主义合作。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表示，中国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CPTP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缩减版。TPP是美国设计的，带有鲜明的价值观。

　　对中国而言，CPTPP把涉及敏感问题的条款都保留了下来，如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补贴、技术转移。这些条款与美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要求中国实施结构性改变高度吻合。这绝不是巧合，反映了TPP的设计师看到了政府主导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本质差异。

　　CPTPP中的劳工条款直接否定党的领导。劳工条款主张核心劳工标准，核心劳工标准涉及“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这就可以解释中国只批准了177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的26项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尚未批准象征价值观的国际公约，即《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公约》《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公约》《强迫劳动公约》和《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如果中国正式提出加入CPTPP，中国只有接受CPTPP规则的义务，不存在中国与CPTPP成员国谈判CPTPP规则的机会，因为中国不是CPTPP的原始缔约方。从中国当前的形势看，不可想象中国能接受否定党领导的CPTPP条款。除非CPTPP为了中国网开一面，设定例外条款。

　　第五，西方国家非议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近几年，西方国家开始议论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从西方的价值观看，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是为中国谋取大国利益的工具。

　　11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报驻北京上海分社社长的署名文章，评论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文章评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政府一边推动本国对世界开放，一边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有时甚至是惩罚性的政策，迫使他国按中国规则行事。”第二，“中国希望在自身需求上减少对世界的依赖，同时让世界尽可能多地依赖中国。”第三，“在有利于自身利益时，中国想遵守国际规则和准则，但也会为满足自身的需要无视这些规则和准则。”

　　按中国的价值观看，西方国家非议中国就是要遏制中国，但中国在迈步多边主义的道路上，如何调和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没有价值观充当粘合剂，多边主义难以实现，至少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很难深入展开。

　　当然，世界不只有美国和欧洲，亚非拉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但如果世界没有美国和欧洲，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会降低还是会更高?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价值观是多边主义粘合剂》

　　多边主义只是国际合作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国家间都接受多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合作就自然成形。价值观是多边主义的粘合剂，只有持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驱使多个国家走近谈判桌，协调彼此的利益，取得多边主义的合作成果。

　　当然，国家间也会因国家利益超越价值观而携手合作，如当年美苏两国联手抗击德国法西斯。但价值观的冲突，让美苏合作只维持了几年，冷战却维持了几十年。所以，价值观占据国际合作的第一要素。

　　以中国为例，价值观始终是中国走多边主义道路的灵魂。多边主义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合作方式，中国特色的价值观统帅中国走多边主义道路。中国从1949年10月后走上了多边主义道路，但价值观的变化使中国的多边主义染上不同的色彩。

　　第一，毛泽东践行“一边倒”让中国加入了“红色多边主义”。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策是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坚定地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理所当然的。“红色多边主义”是新中国一段时期内对外政策的特征。

　　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与苏联军事上结盟。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也是基于价值观的选边站。“抗美援朝”改变了斯大林原本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此后，斯大林决定大规模援助中国，中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但毛泽东不接受赫鲁晓夫倡导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的说法，作出了中国不加入经互会的决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主张。毛泽东又因为在对待斯大林等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产生分歧，中苏关系破裂，最后引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价值观既黏合了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多边主义，也撕裂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市场经济黏合了中国与全球经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思想领域的一次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都排斥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特征。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并置入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国践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把中国社会蕴藏的巨大潜力激活，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震撼世界，也再次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把“中国方案”注入多边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是新时代的“红色多边主义”，通过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经典案例。“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包括市场原则，即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也包括政府发挥适当作用的原则。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特征。“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模式的对外延伸。

　　但西方国家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实现地缘政治的工具。2019年12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并没有像北京所讲的“双赢”。美国的官员、学者、专家和记者几乎都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获得其他国家好处的战略筹码。中国利用债务陷阱挑战别国主权，发展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在印度洋地区和亚太地区部署军事设施网络。

　　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导致彼此对“一带一路”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也注定了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抵制“一带一路”。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不同，无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多边主义合作。价值观已成为中西方开展多边主义合作的障碍。

　　事实证明：多边主义未必导致国家间合作。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主义，但2001年启动的多哈议程谈判，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原因还在于各国对自由贸易能否给本国带来利益心存疑虑，自由贸易的理念未必深入人心，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仍然挥之不去。自由贸易只是政治家嘴巴里的政治正确。

　　联合国也是多边主义，中西方一直在联合国为人权问题争吵，从来没有取得合作成果，甚至连人权的内涵都无法取得一致。中国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变了西方的人权概念，而西方绝不接受中国的人权观。联合国的多边主义为中西方人权观的对立提供了博弈的平台。

　　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谁都不会相信中澳紧张关系能在RCEP内予以缓解。RCEP能增进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吗?至少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日本民众也不相信RCEP能增进中日关系。

　　第四，中国很难参与带有西方价值观的多边主义合作。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表示，中国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CPTP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缩减版。TPP是美国设计的，带有鲜明的价值观。

　　对中国而言，CPTPP把涉及敏感问题的条款都保留了下来，如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补贴、技术转移。这些条款与美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要求中国实施结构性改变高度吻合。这绝不是巧合，反映了TPP的设计师看到了政府主导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本质差异。

　　CPTPP中的劳工条款直接否定党的领导。劳工条款主张核心劳工标准，核心劳工标准涉及“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这就可以解释中国只批准了177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的26项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尚未批准象征价值观的国际公约，即《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公约》《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公约》《强迫劳动公约》和《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如果中国正式提出加入CPTPP，中国只有接受CPTPP规则的义务，不存在中国与CPTPP成员国谈判CPTPP规则的机会，因为中国不是CPTPP的原始缔约方。从中国当前的形势看，不可想象中国能接受否定党领导的CPTPP条款。除非CPTPP为了中国网开一面，设定例外条款。

　　第五，西方国家非议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近几年，西方国家开始议论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从西方的价值观看，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是为中国谋取大国利益的工具。

　　11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报驻北京上海分社社长的署名文章，评论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文章评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政府一边推动本国对世界开放，一边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有时甚至是惩罚性的政策，迫使他国按中国规则行事。”第二，“中国希望在自身需求上减少对世界的依赖，同时让世界尽可能多地依赖中国。”第三，“在有利于自身利益时，中国想遵守国际规则和准则，但也会为满足自身的需要无视这些规则和准则。”

　　按中国的价值观看，西方国家非议中国就是要遏制中国，但中国在迈步多边主义的道路上，如何调和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没有价值观充当粘合剂，多边主义难以实现，至少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很难深入展开。

　　当然，世界不只有美国和欧洲，亚非拉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但如果世界没有美国和欧洲，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会降低还是会更高?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价值观是多边主义粘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