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如何应对中美博弈的新格局 —— 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下）

 　   上：萧功秦：中美两国应避免恶性互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上)

　　中：萧功秦：解析美国战略文化的特点 ——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中)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

　　在中篇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

　　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

　　一，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二，以柔克则，以静制动，发挥"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

　　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

　　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

　　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三，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

　　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

　　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

　　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

　　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

　　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

　　“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四.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

　　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

　　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

　　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

　　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

　　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

　　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

　　五，柔中有刚，保持定力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

　　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

　　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书写历史的时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

　　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

　　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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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萧功秦：解析美国战略文化的特点 ——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中)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

　　在中篇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

　　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

　　一，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二，以柔克则，以静制动，发挥"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

　　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

　　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

　　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三，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

　　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

　　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

　　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

　　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

　　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

　　“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四.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

　　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

　　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

　　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

　　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

　　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

　　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

　　五，柔中有刚，保持定力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

　　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

　　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书写历史的时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

　　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

　　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