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冷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道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原文发表在英文刊物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CISR)，本平台得到李巍教授授权，特将原文主要观点进行编译整理，仅供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简介

　　自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两国的竞争更是上升到了价值观领域，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似乎山雨欲来。新冷战的谶语一旦成真，将对两国国内发展和国际社会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在此时以史为鉴，重新审视美苏冷战的缘起和悲剧性的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要点导读

　　一、重思冷战及其缘起

　　重思冷战首先要明白何为冷战。“冷战”一词源于对美苏之间40年对抗的描述，但这个词并未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作为热战的对立面，冷战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和平，其包括三个主要的特征：(1)国际体系中必须要有两个势均力敌的两极，而非单极或多极;(2)两极是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3)两极大国之间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那么，冷战缘何而起?

　　第一，当美苏之间都拥有毁灭性军事力量时，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会呈螺旋上升之势;

　　第二，意识形态对战加剧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第三，战略互疑与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推动了双方采取封闭和排他性的经济政策，让两国失去了双赢的机会，使得政治冲突无法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缓冲;

　　第四，美苏两国都通过大规模的同盟缔结建立两大政治集团(北约与华约)进行战略对抗，以赢取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第五，美苏以外的第三方，特别是各自集团的盟友往往成为美苏战略对抗加剧的导火索。

　　总之，美苏冷战之墙并非筑于一夜之间，这场零和博弈的结果也是以一方完胜一方完败告终。

　　二、中美正在迈向新冷战吗?

　　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新冷战，不仅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国家政策，也取决于社会精英和公众的看法。

　　首先，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两个角色，欧洲、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参与者的战略地位正在相对下降。当下的中美关系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性质。但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最明显特征是，两国之间仍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其次，两个大国在一些领域存在着日益明显的竞争，甚至对抗。经济领域的竞争最为明显，自两国贸易战爆发以来不断升级;外交和军事领域，两国尽管尚未展开全面的外交和军事对抗，但更进一步的对抗正在孕育之中;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或经济上效仿美国，美国也在反思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原因，同时新冠疫情中双方也围绕抗疫的模式展开激烈的舆论战，这都加剧了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和民意对立。

　　但是，尽管两国的战略竞争不断升级，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

　　第一，中美两国过去40年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成熟的商业网络和高度的经济互补性让两国经济的完全脱钩几乎不可能发生。

　　第二，尽管意识形态之争正在显现，但中国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和对外开放将极大的稀释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尽管中美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但中国对西方价值观的认识是清醒的，其具有一定包容性的，且反对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由于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军事差距，中国无力且无意进行军事扩张挑战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第四，面对美国强大的多边、双边同盟体系，中国仍奉行不结盟政策，并不通过对抗性与排他性的结盟政策与美国对抗。

　　总之，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确实具有新冷战的一些特征，但还没有达到美苏冷战的水平。在这个紧要关头，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为新的冷战，取决于两国战略精英对未来世界政治和双边关系管理的认识。

　　三、中美新冷战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一旦中美新冷战的谶语成真，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一，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可能会破坏全球产业链，降低世界经济效率，因为这可能会加剧双方的经济民族主义，干扰对方的对外开放。

　　第二，新冷战将迫使中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使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停滞甚至倒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制度差异。

　　第三，新冷战将加剧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从而使双方财政都不堪重负。

       第四，新冷战会引发两国激烈的外交竞争，这需要两国投入巨大的资源，总体上不利于两国国内的发展。第五，新冷战会增加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封闭，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消极影响。

　　四、中美如何避免新冷战

　　第一，要避免新冷战，中美两国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也不应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被意识形态蒙蔽双眼可能会阻碍决策者和普通人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行为，固化甚至放大双方的分歧。中美两国都应切实尊重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遵循邓小平“搁置争议”的原则。两国都应遏制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二，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限制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正常经济社会交流，也不应将国家安全的概念泛化。领导人层面，两国的领导人和高层不应切断联系，而应该加强机制化的沟通交流机制;经济层面，两国应在遵守今年1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同时，提高双方的互信程度;社会层面，两国应加强文化、旅游、教育等非政治性活动的交流，双方领导人不应轻易将冲突的政治理念带入社会领域，也不应采取任何妨碍正常社会交流的政策。

　　第三，双方不应轻易建立起相互对抗的“统一战线”，双边问题应留在双边解决，而不应扩散到外部。当前特朗普政府试图建立印太联盟、强化五眼联盟的操作是极其危险的，这将迫使中国建立一个反制联盟作为回应。中国应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开展经济合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使其成为多边政治集团。中国提出的任何国际倡议都不应将美国排除在外，同时应改善与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防止他们与美国走向结盟，同时应加强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合作，降低特朗普政府建立美日欧经济联盟对抗中国的可能。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道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原文发表在英文刊物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CISR)，本平台得到李巍教授授权，特将原文主要观点进行编译整理，仅供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简介

　　自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两国的竞争更是上升到了价值观领域，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似乎山雨欲来。新冷战的谶语一旦成真，将对两国国内发展和国际社会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在此时以史为鉴，重新审视美苏冷战的缘起和悲剧性的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要点导读

　　一、重思冷战及其缘起

　　重思冷战首先要明白何为冷战。“冷战”一词源于对美苏之间40年对抗的描述，但这个词并未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作为热战的对立面，冷战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和平，其包括三个主要的特征：(1)国际体系中必须要有两个势均力敌的两极，而非单极或多极;(2)两极是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3)两极大国之间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那么，冷战缘何而起?

　　第一，当美苏之间都拥有毁灭性军事力量时，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会呈螺旋上升之势;

　　第二，意识形态对战加剧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第三，战略互疑与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推动了双方采取封闭和排他性的经济政策，让两国失去了双赢的机会，使得政治冲突无法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缓冲;

　　第四，美苏两国都通过大规模的同盟缔结建立两大政治集团(北约与华约)进行战略对抗，以赢取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第五，美苏以外的第三方，特别是各自集团的盟友往往成为美苏战略对抗加剧的导火索。

　　总之，美苏冷战之墙并非筑于一夜之间，这场零和博弈的结果也是以一方完胜一方完败告终。

　　二、中美正在迈向新冷战吗?

　　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新冷战，不仅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国家政策，也取决于社会精英和公众的看法。

　　首先，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两个角色，欧洲、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参与者的战略地位正在相对下降。当下的中美关系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性质。但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最明显特征是，两国之间仍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其次，两个大国在一些领域存在着日益明显的竞争，甚至对抗。经济领域的竞争最为明显，自两国贸易战爆发以来不断升级;外交和军事领域，两国尽管尚未展开全面的外交和军事对抗，但更进一步的对抗正在孕育之中;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或经济上效仿美国，美国也在反思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原因，同时新冠疫情中双方也围绕抗疫的模式展开激烈的舆论战，这都加剧了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和民意对立。

　　但是，尽管两国的战略竞争不断升级，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

　　第一，中美两国过去40年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成熟的商业网络和高度的经济互补性让两国经济的完全脱钩几乎不可能发生。

　　第二，尽管意识形态之争正在显现，但中国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和对外开放将极大的稀释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尽管中美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但中国对西方价值观的认识是清醒的，其具有一定包容性的，且反对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由于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军事差距，中国无力且无意进行军事扩张挑战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第四，面对美国强大的多边、双边同盟体系，中国仍奉行不结盟政策，并不通过对抗性与排他性的结盟政策与美国对抗。

　　总之，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确实具有新冷战的一些特征，但还没有达到美苏冷战的水平。在这个紧要关头，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为新的冷战，取决于两国战略精英对未来世界政治和双边关系管理的认识。

　　三、中美新冷战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一旦中美新冷战的谶语成真，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一，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可能会破坏全球产业链，降低世界经济效率，因为这可能会加剧双方的经济民族主义，干扰对方的对外开放。

　　第二，新冷战将迫使中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使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停滞甚至倒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制度差异。

　　第三，新冷战将加剧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从而使双方财政都不堪重负。

       第四，新冷战会引发两国激烈的外交竞争，这需要两国投入巨大的资源，总体上不利于两国国内的发展。第五，新冷战会增加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封闭，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消极影响。

　　四、中美如何避免新冷战

　　第一，要避免新冷战，中美两国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也不应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被意识形态蒙蔽双眼可能会阻碍决策者和普通人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行为，固化甚至放大双方的分歧。中美两国都应切实尊重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遵循邓小平“搁置争议”的原则。两国都应遏制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二，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限制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正常经济社会交流，也不应将国家安全的概念泛化。领导人层面，两国的领导人和高层不应切断联系，而应该加强机制化的沟通交流机制;经济层面，两国应在遵守今年1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同时，提高双方的互信程度;社会层面，两国应加强文化、旅游、教育等非政治性活动的交流，双方领导人不应轻易将冲突的政治理念带入社会领域，也不应采取任何妨碍正常社会交流的政策。

　　第三，双方不应轻易建立起相互对抗的“统一战线”，双边问题应留在双边解决，而不应扩散到外部。当前特朗普政府试图建立印太联盟、强化五眼联盟的操作是极其危险的，这将迫使中国建立一个反制联盟作为回应。中国应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开展经济合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使其成为多边政治集团。中国提出的任何国际倡议都不应将美国排除在外，同时应改善与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防止他们与美国走向结盟，同时应加强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合作，降低特朗普政府建立美日欧经济联盟对抗中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