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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前后南海争端重新活跃起来后,美国政府在该地区执行三项基本政策:强调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严格执行“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加强对地区强国的战略威慑;坚持“不选边站”。
但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华盛顿时间7月13日的一项声明打破了这一传统,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首次发生质的变化,作出明确的选边站的宣示。
蓬佩奥的声明声称,要将美方的立场与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的结果统一起来,拒绝中方在南海特定区域的主权声索,并提出“这是终裁,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就在稍早前,美国罕见地同时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南海区域举行军事演习,并有意与中方的军事演练的时间“撞车”,华盛顿转变南海政策,已初露征兆。
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正式就中方的某项具体外交政策强化反对立场,可以说是某个自治地区国安立法事态进一步深度发酵的产物。
彼时,我曾作出一个判断:
“特朗普政府在该法案通过后......表明美国对华态度正在超越‘战略竞争’的范畴,变得更富于敌意,美中次冷战事实上正在越过最后的界限,跨过了初期,进入更高和更全面的阶段。”(参看《种种迹象显示,坏情况正在发生》一文)
在该事态之后,特朗普政府立即打包推出包括对某地区“取消特殊相关待遇”、实施一项签证限制、追加四个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为“外交使团”,并将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等四项措施。
此后美国又因中国某个内陆自治地区对华实施制裁,并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美军两大航母战斗群集结到南海主权争端区域,展开针对性很强的军事演习。
直到蓬佩奥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以南海仲裁案通过四周年为契机,就更新南海政策发表正式声明,都是美国政府对华定位从战略对手向战略敌人转变,对华政策从全面战略竞争进一步向全面次冷战质变的重大迹象。
从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到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初期,美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基本方针,是战略上对华加强牵制,军事上对华加强威慑。
但随着美国务院南海声明的发表,美国在地区的政策,从战略上说,是从牵制转向遏制;从策略上说,是从模糊转向清晰。
蓬佩奥的声明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其刻意切割中国和地区有关国家,在反对中国主权声索的同时,却声称“不影响其他国家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声索”,特别是明确拒绝中国对于靠近越南的万安滩、靠近马来西亚的南康暗沙、文莱专属经济区水域和印尼附近纳土纳群岛周边海域的任何海洋主权主张。
这些都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动机和意图并不是那么单纯,遏制中国是目的,而在与中国对抗的情况下,则试图团结地区其他国家,以加强自身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的优势。
华盛顿准确洞悉了地区国家的心态,这是围绕中国开展极具针对性的地缘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对华战略意图的公开化及对华政策的进一步质变,最大的动因是由于华盛顿可能认为,在围绕这个自治地区的博弈失败、国安立法全面快速落实后,地区强国将沿着现有路线一直走下去,不会回头,单纯依靠战略竞争,无法达成其政策目标。
更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可能是,美国对华采取的强硬行动受到了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反应,比如近期围绕某个内陆自治地区的制裁案,美国的四名议员或官员受到“对等”制裁;华盛顿作出新的对台军售决定后,其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受到“对等”制裁。
所谓冷战,就是敌对双方为了达成己方目标,采取除大规模热战以外的“冷”方式进行相互竞争、对抗和遏制。
美中双方在采取举措和行动时,都高度遵循“对等”原则,前者为了作出“对等”反应,正计划对微信和TikTok等涉华媒体进行封禁。这些都是典型的冷战对抗。
在美中之间的竞争、对抗和遏制措施及行动“双向化”并将其“常态化”后,从奥巴马政府晚期及特朗普政府早期发轫、近期正式开启的两国的全面次冷战势头,正变得不可逆转。
自2010年前后南海争端重新活跃起来后,美国政府在该地区执行三项基本政策:强调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严格执行“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加强对地区强国的战略威慑;坚持“不选边站”。
但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华盛顿时间7月13日的一项声明打破了这一传统,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首次发生质的变化,作出明确的选边站的宣示。
蓬佩奥的声明声称,要将美方的立场与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的结果统一起来,拒绝中方在南海特定区域的主权声索,并提出“这是终裁,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就在稍早前,美国罕见地同时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南海区域举行军事演习,并有意与中方的军事演练的时间“撞车”,华盛顿转变南海政策,已初露征兆。
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正式就中方的某项具体外交政策强化反对立场,可以说是某个自治地区国安立法事态进一步深度发酵的产物。
彼时,我曾作出一个判断:
“特朗普政府在该法案通过后......表明美国对华态度正在超越‘战略竞争’的范畴,变得更富于敌意,美中次冷战事实上正在越过最后的界限,跨过了初期,进入更高和更全面的阶段。”(参看《种种迹象显示,坏情况正在发生》一文)
在该事态之后,特朗普政府立即打包推出包括对某地区“取消特殊相关待遇”、实施一项签证限制、追加四个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为“外交使团”,并将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等四项措施。
此后美国又因中国某个内陆自治地区对华实施制裁,并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美军两大航母战斗群集结到南海主权争端区域,展开针对性很强的军事演习。
直到蓬佩奥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以南海仲裁案通过四周年为契机,就更新南海政策发表正式声明,都是美国政府对华定位从战略对手向战略敌人转变,对华政策从全面战略竞争进一步向全面次冷战质变的重大迹象。
从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到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初期,美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基本方针,是战略上对华加强牵制,军事上对华加强威慑。
但随着美国务院南海声明的发表,美国在地区的政策,从战略上说,是从牵制转向遏制;从策略上说,是从模糊转向清晰。
蓬佩奥的声明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其刻意切割中国和地区有关国家,在反对中国主权声索的同时,却声称“不影响其他国家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声索”,特别是明确拒绝中国对于靠近越南的万安滩、靠近马来西亚的南康暗沙、文莱专属经济区水域和印尼附近纳土纳群岛周边海域的任何海洋主权主张。
这些都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动机和意图并不是那么单纯,遏制中国是目的,而在与中国对抗的情况下,则试图团结地区其他国家,以加强自身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的优势。
华盛顿准确洞悉了地区国家的心态,这是围绕中国开展极具针对性的地缘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对华战略意图的公开化及对华政策的进一步质变,最大的动因是由于华盛顿可能认为,在围绕这个自治地区的博弈失败、国安立法全面快速落实后,地区强国将沿着现有路线一直走下去,不会回头,单纯依靠战略竞争,无法达成其政策目标。
更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可能是,美国对华采取的强硬行动受到了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反应,比如近期围绕某个内陆自治地区的制裁案,美国的四名议员或官员受到“对等”制裁;华盛顿作出新的对台军售决定后,其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受到“对等”制裁。
所谓冷战,就是敌对双方为了达成己方目标,采取除大规模热战以外的“冷”方式进行相互竞争、对抗和遏制。
美中双方在采取举措和行动时,都高度遵循“对等”原则,前者为了作出“对等”反应,正计划对微信和TikTok等涉华媒体进行封禁。这些都是典型的冷战对抗。
在美中之间的竞争、对抗和遏制措施及行动“双向化”并将其“常态化”后,从奥巴马政府晚期及特朗普政府早期发轫、近期正式开启的两国的全面次冷战势头,正变得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