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想跟中国“脱钩”？

 　　川普上任美国总统以来，“脱钩”之说常常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有意思的是，大嘴巴川普并未公开谈及这个话题，6月18日，川普首次谈及这个话题，表示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已经是摆在桌上的选项。“脱钩”是指分离两国相互交织的经济和供应链的过程，这将打乱原有的中美经济交流结构，也意味着美国将要进行一次重大的经济调整。

　　同一天，中美夏威夷高层会晤没有就今年以来双方的重大分歧取得共识，种种迹象显示：中美高层夏威夷不像是一场有意义的对话，而像是双方有备而来的摊牌，中美关系即使不会出现完全的“脱钩”，也将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就中国国内舆论和民意而言，反美仇美的情绪还将继续蔓延，反美仇美的舆论攻势还会一浪高过一浪。

夏威夷会议

　　“脱钩”是一种言语上的威胁还是真实的战略部署，当然有待观察，中美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和中国“脱钩”，因为“脱钩”的代价实在太大，“脱钩”不仅让中国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会使美国承受巨大的阵痛，只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推进“脱钩”的进程，人们不得不正视这种可能存在的现实以及“脱钩”带来的改变。

　　美国主导经济政策的莱特希泽并不认可“脱钩”之说，他在回答国会众议员达林·拉胡德的提问时坦言：“你能坐在办公室里让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脱钩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我想那是几年前的政策选择，我不认为这是一项政策，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不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择。”莱特希泽深知美国在许多领域还要依赖中国，特别是涉及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产品，离不开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指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疫情，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政治力量改变经济规律，甚至鼓噪“转移”“脱钩”，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反而会让美国普通民众受到更多的伤害。

　　早在2019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也谈及过类似问题，认为中美这两个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相互依存如此身深厚的国家，要彼此“脱钩”和“关门”，既不理智，也不现实。华春莹坦言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

　　更早的2019年6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说“脱钩”是美国一小撮固守冷战思维，奉行零和博弈的人鼓噪出来的极其危险、极不负责任的论调。这种论调违悖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罔顾两国交流友好密切的民意，不符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能得到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

　　耿爽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补、深度融合的利益格局和互利互惠关系。现在，中美已经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投资对象国，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作。美国从中美经贸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仅2017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就超过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

　　耿爽指出：想让中美脱钩，首先要问问公司企业同不同意，问问地方省州同不同意，问问两国普通民众同不同意。耿爽认为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强行让中美脱钩，势必打乱现有的世界经济链条，破坏全球产业分工，引发国际市场混乱和金融市场动荡，这肯定不是各利益攸关方希望看到的。

　　梳理一下中美百年交往史，发现彼此的了解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即使远在清朝未年，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也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它洋人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通过与美国人的接触交往也得出一点结论：“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算是中美紧密交往的开始，所谓“庚子赔款”是清朝政府在1901年9月7号与西方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款，由于这笔赔款是针对1900年，也就是中国农历庚子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纵容暴民发起的一场反西方反洋人的杀戮暴乱，最终以清政府出手剿杀义和团并对西方诸国割地赔款而结束，史称“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的总额为4亿5千万两白银，其中对美国的赔款为3200多万两，在当时折合2400万美元，算是一笔巨款。1906年3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并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罗斯福欣然接受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这个建议，向国会提出了赞助中国教育的咨文。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有关决议，宣布向中国先期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也就是1160多万美元，用以资助中国留美学生赴美接受现代教育。为了推动开展派遣留美学生的工作，清政府于1911年批准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科学校，1924年该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用于资助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化教育促进基金会，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负责掌管基金会的运作。

　　此后，这个基金会把大笔款项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拥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清华大学从创建之初就具备特殊的优势和办学条件。很多中国的“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在推动中国人文和科技领域的进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美国的带动下，辛丑条约涉及的其他一些国家后来也陆续向中国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1895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大学是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相当陌生，而整个20世纪上半叶，教会大学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也培养了近代史上一大批直今还令人敬仰的社会精英和杰出人才。

　　“一战”后，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慷慨援助，不仅改变了中日战场格局，也为日本最终投降奠定了基础，没有美国直接援助和对日宣战，小米加步枪的中国，要使日本投降，不知还要多久。

　　众所周知，当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始自于那个癫狂的年代，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坚冰渐渐融化。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转秘访北京。为了躲避媒体，他先公开访问南越、泰国、印度，最后在巴基斯坦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被送往总统别墅"治疗和修养"。次日凌晨，登上飞往北京的专机。

　　由于基辛格访问印度只用两天，“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当天中午专机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包括基辛格在飞机上的时间，只用了17小时就顺利完成了此次密访，双方约定把尼克松访华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1971年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联合公报》。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做出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1972年之后，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随着毛、周的先后离去，“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复出，中美关系出现快速的升温。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邓小平主政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就是美国，有人问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美国，邓小平平静地说：“你们看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

邓小平访美

　　那是中美关系冻结30年之后，中国主要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目睹美国的繁荣和富饶，身知中国贫穷落后的邓小平感触万千，誓言要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为导向带动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无不注入了太多的美国元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帮助和支持，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工厂地位就根本无从谈起。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人均GDP是490美元，当时中国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当年中国经济总量2119亿美元，只有美国GDP的9%，中国对外贸易只有206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只有9.9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一般靠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出口少。从1985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当年获得6000万美元的顺差。此后贸易顺差一路飙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只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到现在变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50%以上。

　　特别是2001年中国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WTO)，对经济快速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如果没有美国首肯，世贸组织的大门或许今天还对中国紧闭，中国入世之后短短10年，就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入世18年，中国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持续出现大逆差，每年高达3000多亿美元，2018年、2019年更是连续保持在4000多亿美元。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高达5万多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为中国贡献了近2万美元。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曾回忆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邓小平接待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时坚持让普雷斯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接收5000名学生。凌晨三点被电话叫醒的卡特回答道：“告诉他派10万过来。”邓这样做了，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真有10万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这改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且仍在继续。”

　　2000年，在和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克林顿对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言语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给中国一点时间，一点机会。“当个人拥有不只是梦想的力量，而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Henry Rowen)甚至极其乐观的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MZ国家俱乐部”，他预计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000美元。事实证明，中国比他预测的要早两年实现这个目标，只是没有加入那个俱乐部的愿望。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想要的，但很显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亨利.罗文都严重误判了大国，而且错得一塌糊涂。

　　对于中国崛起，美国学者和专家2005年就提出过“两国集团”(G2)概念，认为中美将发展成世界两强，而两国关系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议题。经历2008金融危机，奥巴马初时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以“G2”框架发展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并在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两国协调”(C2)，强调“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中国崛起让抱有冷战思维的精英主张以“敌人”的心态看待所有威胁。2013年在南海仲裁案及韩国安装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点燃了中美不和的导火线，奥巴马任内的国务卿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而后来被川普重用的贸易顾问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早在2011年撰写的《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2011年就被特朗普视为最喜欢的书籍之一。

　　在这本书和随后的纪录片中，纳瓦罗谴责肆无忌惮的经济行为和致命产品，比如易燃的婴童背带裤和假伟哥。指责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利用廉价商品，导致美国制造业纷纷破产。纳瓦罗的观点引起商人川普的注意，2016年，纳瓦罗以经济顾问身份加入川普的竞选活动，并且很快赢得了川普的信任，被川普称为“我在中国问题上的硬汉”。

　　众所周知，40多年前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外交基调，使得中美关系屡经风浪却还能彼此合作共同前行，并不是基于中美之间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而是中美双方战略性的利益合作。最根本的，是基于中国没有展现出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意愿。奥巴马虽然一贯政治正确，但对于“两国集团”(G2)的提议，一直没有积极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年在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会上表态: “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新型大国关系将由我们共同所作出的决策来确定。”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热衷于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两国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曾经合著了一篇名为《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文章。说明美国对中国心态的转变。坎贝尔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特纳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事务部的资深研究员。

　　文章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判，检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WTO以来，对中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融入西方主流价值观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势。然而现实是，中国在完全保留其政治体制既有特性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并借此强化自身经济实力，进而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中方代表团团长幽默地说：“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把中美经济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就是取夫妻之间紧密的相似之处，不存在谁是夫谁是妻，谁也不能轻易离开谁，夫妻之间虽然争吵，有时还想要离婚，只是庞大的共同财产和利益，让任何想离婚的一方都会有所顾忌有所畏惧。实际上，中美关系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巨额贸易往来，也有庞大的投资和债务，更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大分歧。

　　2018年7月25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第八届中美民间对话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引用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所说的“风雨同舟”，指美中两国实际上同处一艘被狂风和巨浪袭击的大船上。有人认为中美已经而且不在同一条船上。“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意图的误解误判，我相信我们仍然在同一条船上。”

　　川普上任后，中美关系从贸易争端延申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特别是大国接连推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甚至一系列厉害了的宣传举措，舆论把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概念叫得举世皆知，又通过庞大的人才计划吸引一大批科技精美或明或暗回归，在美国政客看来，这种欲用经济实力改变国际版图的做法，不啻于摆上台面直接挑战美国。

　　2017年底，川普在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全面推翻了奥巴马中美“战略伙伴”的说法。直言“重新辨明我们的敌人”。把中国和俄国并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报告宣称“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纳入战后国际秩序，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美国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别国主权来扩张实力，并且正在建设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军队”。

　　针对中国经济软肋，川普自2018年3月打响贸易战，美方的目标很明确：中方必须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即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环境破坏;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以掠夺性定价将竞争对手挤出关键资源市场，然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

　　中国加入WTO以后，得益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经济蓬勃发展，但隐患很快凸显出来，不仅国内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泡沫，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这种模式还传导到国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表面看是美国问题，实际上是贸易不平衡，当廉价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把美国物价压低到90年代初期的水平，华尔街的金融寡头通过对新兴市场的投机获得丰厚回报。

　　由于制造业向新兴市场转移，美国自身工作岗位减少，中产阶级的机会也相应减少——其中一部分人恰恰是次级贷的主体，最终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破灭，酿成了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这本来是对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个警示，但中国并没有去反思危机发生的原因，反而坚定地认为举国之力是应对所有问题的魔杖，经济本来应该踩一踩刹车，反而却是猛踩了油门。

　　中美贸易争端，源于美国持续开闸放水30多年，庞大的贸易逆差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造就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国模式”，华尔街的投机客和美国主流精英们都在与中国的交易交往中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到了川普，才高度意识到中国借美国资本赚美国钱，挟国家资本不惜代价另搞一套，以“一带一路”撬动欧亚板块，然后挑战美国的海权和陆权的重大风险。

　　杨小凯曾在《发展经济学》中写道：醉心于引进先进技术，力图创造“经济奇迹”;拒绝变革传统体制，结果，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了社会大部分财富;拒绝改造观念，把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螺丝钉，最终，怀有怨恨的民族主义和癫狂的民粹主义相结合，会把那些貌似强大的国家彻底拖垮。

　　早在1993年，赖维.巴特拉教授(Ravi Batra)出版了一本“自由贸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书中大谈美国经济实力衰退，就是受害于自由贸易。这个教授指出，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劳工被假设是同值的，经理论推导，可以获得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惠的结论。若劳工并非同值，像美国劳工成本远高于许多贸易伙伴国，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受害;这正是美国实际工资在1973年后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复美国经济的五大建议，第一个就是将美国平均关稅率从5%先提高到20%，然后在五年内提高到40%。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提出对中国进口产品课征45%关稅的政见，此次实施25%的关税，与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议近似。巴特拉教授为何选择40%?因为他估计那可以让美国进口依赖度从占GDP的13%恢复到美国经济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川普放言要让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从而平衡美国流向海外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虽然在入世时有过种种承诺，但中国很清楚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意味着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等开放还会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冲击半封闭半混沌的社会管制，使得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自主权和选择权，这是有人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美国数十年对中国施以善意，但中国却以怨报德。川普政府对华竞争姿态不是中国所称的要压制中国，而是源于对中国的失望。史达伟在演讲中回顾美中关系，举例说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是间接受益者，而且美国在各个领域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直接的帮助，包括军事、科技、情报、经贸、民间和学术交流，甚至是执政能力建设。

　　史达伟坦言：美中建交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主要考量是应对冷战遏制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对华友好，帮助中国入世，即便中国侵犯x权、窃取知识产权、不遵守贸易规则、将核导弹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等国，美国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幸的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敌视美国，越来越敌视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这促使美国人民和本届政府重估这些政策。蓬佩奥国务卿说过，我们数十年来顺应并且鼓励中国崛起，这种崛起甚至是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识为代价的。所以，北京的敌对行为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这是中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美国官员40年前启动美国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现代化和自由化时所想要和期待的。”

　　美国政治学者Graham T. Allison曾经以古希腊城邦斯巴达与雅典争雄的故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指出旧有霸权面对新兴势力两者之间难免一战。虽然此说并非必然，但随着中美冲突日趋公开化且尖锐对立，国际社会确实已有不少声音担心中美正朝着“脱钩”“新冷战”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演变到今天，如果跌入所谓的“修普底德对陷阱”，对世界而言将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可以预期，疫情肆虐之后中美角力只会愈演愈烈，中美“脱钩”或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美国两党的某种共识，无论今年大选谁将入主白宫，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将遭遇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则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甚至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

 　　川普上任美国总统以来，“脱钩”之说常常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有意思的是，大嘴巴川普并未公开谈及这个话题，6月18日，川普首次谈及这个话题，表示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已经是摆在桌上的选项。“脱钩”是指分离两国相互交织的经济和供应链的过程，这将打乱原有的中美经济交流结构，也意味着美国将要进行一次重大的经济调整。

　　同一天，中美夏威夷高层会晤没有就今年以来双方的重大分歧取得共识，种种迹象显示：中美高层夏威夷不像是一场有意义的对话，而像是双方有备而来的摊牌，中美关系即使不会出现完全的“脱钩”，也将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就中国国内舆论和民意而言，反美仇美的情绪还将继续蔓延，反美仇美的舆论攻势还会一浪高过一浪。

夏威夷会议

　　“脱钩”是一种言语上的威胁还是真实的战略部署，当然有待观察，中美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和中国“脱钩”，因为“脱钩”的代价实在太大，“脱钩”不仅让中国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会使美国承受巨大的阵痛，只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推进“脱钩”的进程，人们不得不正视这种可能存在的现实以及“脱钩”带来的改变。

　　美国主导经济政策的莱特希泽并不认可“脱钩”之说，他在回答国会众议员达林·拉胡德的提问时坦言：“你能坐在办公室里让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脱钩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我想那是几年前的政策选择，我不认为这是一项政策，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不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择。”莱特希泽深知美国在许多领域还要依赖中国，特别是涉及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产品，离不开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指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疫情，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政治力量改变经济规律，甚至鼓噪“转移”“脱钩”，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反而会让美国普通民众受到更多的伤害。

　　早在2019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也谈及过类似问题，认为中美这两个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相互依存如此身深厚的国家，要彼此“脱钩”和“关门”，既不理智，也不现实。华春莹坦言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

　　更早的2019年6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说“脱钩”是美国一小撮固守冷战思维，奉行零和博弈的人鼓噪出来的极其危险、极不负责任的论调。这种论调违悖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罔顾两国交流友好密切的民意，不符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能得到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

　　耿爽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补、深度融合的利益格局和互利互惠关系。现在，中美已经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投资对象国，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作。美国从中美经贸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仅2017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就超过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

　　耿爽指出：想让中美脱钩，首先要问问公司企业同不同意，问问地方省州同不同意，问问两国普通民众同不同意。耿爽认为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强行让中美脱钩，势必打乱现有的世界经济链条，破坏全球产业分工，引发国际市场混乱和金融市场动荡，这肯定不是各利益攸关方希望看到的。

　　梳理一下中美百年交往史，发现彼此的了解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即使远在清朝未年，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也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它洋人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通过与美国人的接触交往也得出一点结论：“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算是中美紧密交往的开始，所谓“庚子赔款”是清朝政府在1901年9月7号与西方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款，由于这笔赔款是针对1900年，也就是中国农历庚子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纵容暴民发起的一场反西方反洋人的杀戮暴乱，最终以清政府出手剿杀义和团并对西方诸国割地赔款而结束，史称“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的总额为4亿5千万两白银，其中对美国的赔款为3200多万两，在当时折合2400万美元，算是一笔巨款。1906年3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并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罗斯福欣然接受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这个建议，向国会提出了赞助中国教育的咨文。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有关决议，宣布向中国先期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也就是1160多万美元，用以资助中国留美学生赴美接受现代教育。为了推动开展派遣留美学生的工作，清政府于1911年批准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科学校，1924年该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用于资助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化教育促进基金会，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负责掌管基金会的运作。

　　此后，这个基金会把大笔款项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拥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清华大学从创建之初就具备特殊的优势和办学条件。很多中国的“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在推动中国人文和科技领域的进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美国的带动下，辛丑条约涉及的其他一些国家后来也陆续向中国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1895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大学是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相当陌生，而整个20世纪上半叶，教会大学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也培养了近代史上一大批直今还令人敬仰的社会精英和杰出人才。

　　“一战”后，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慷慨援助，不仅改变了中日战场格局，也为日本最终投降奠定了基础，没有美国直接援助和对日宣战，小米加步枪的中国，要使日本投降，不知还要多久。

　　众所周知，当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始自于那个癫狂的年代，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坚冰渐渐融化。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转秘访北京。为了躲避媒体，他先公开访问南越、泰国、印度，最后在巴基斯坦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被送往总统别墅"治疗和修养"。次日凌晨，登上飞往北京的专机。

　　由于基辛格访问印度只用两天，“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当天中午专机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包括基辛格在飞机上的时间，只用了17小时就顺利完成了此次密访，双方约定把尼克松访华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1971年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联合公报》。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做出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1972年之后，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随着毛、周的先后离去，“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复出，中美关系出现快速的升温。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邓小平主政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就是美国，有人问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美国，邓小平平静地说：“你们看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

邓小平访美

　　那是中美关系冻结30年之后，中国主要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目睹美国的繁荣和富饶，身知中国贫穷落后的邓小平感触万千，誓言要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为导向带动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无不注入了太多的美国元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帮助和支持，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工厂地位就根本无从谈起。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人均GDP是490美元，当时中国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当年中国经济总量2119亿美元，只有美国GDP的9%，中国对外贸易只有206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只有9.9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一般靠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出口少。从1985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当年获得6000万美元的顺差。此后贸易顺差一路飙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只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到现在变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50%以上。

　　特别是2001年中国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WTO)，对经济快速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如果没有美国首肯，世贸组织的大门或许今天还对中国紧闭，中国入世之后短短10年，就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入世18年，中国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持续出现大逆差，每年高达3000多亿美元，2018年、2019年更是连续保持在4000多亿美元。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高达5万多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为中国贡献了近2万美元。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曾回忆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邓小平接待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时坚持让普雷斯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接收5000名学生。凌晨三点被电话叫醒的卡特回答道：“告诉他派10万过来。”邓这样做了，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真有10万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这改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且仍在继续。”

　　2000年，在和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克林顿对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言语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给中国一点时间，一点机会。“当个人拥有不只是梦想的力量，而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Henry Rowen)甚至极其乐观的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MZ国家俱乐部”，他预计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000美元。事实证明，中国比他预测的要早两年实现这个目标，只是没有加入那个俱乐部的愿望。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想要的，但很显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亨利.罗文都严重误判了大国，而且错得一塌糊涂。

　　对于中国崛起，美国学者和专家2005年就提出过“两国集团”(G2)概念，认为中美将发展成世界两强，而两国关系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议题。经历2008金融危机，奥巴马初时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以“G2”框架发展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并在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两国协调”(C2)，强调“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中国崛起让抱有冷战思维的精英主张以“敌人”的心态看待所有威胁。2013年在南海仲裁案及韩国安装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点燃了中美不和的导火线，奥巴马任内的国务卿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而后来被川普重用的贸易顾问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早在2011年撰写的《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2011年就被特朗普视为最喜欢的书籍之一。

　　在这本书和随后的纪录片中，纳瓦罗谴责肆无忌惮的经济行为和致命产品，比如易燃的婴童背带裤和假伟哥。指责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利用廉价商品，导致美国制造业纷纷破产。纳瓦罗的观点引起商人川普的注意，2016年，纳瓦罗以经济顾问身份加入川普的竞选活动，并且很快赢得了川普的信任，被川普称为“我在中国问题上的硬汉”。

　　众所周知，40多年前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外交基调，使得中美关系屡经风浪却还能彼此合作共同前行，并不是基于中美之间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而是中美双方战略性的利益合作。最根本的，是基于中国没有展现出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意愿。奥巴马虽然一贯政治正确，但对于“两国集团”(G2)的提议，一直没有积极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年在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会上表态: “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新型大国关系将由我们共同所作出的决策来确定。”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热衷于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两国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曾经合著了一篇名为《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文章。说明美国对中国心态的转变。坎贝尔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特纳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事务部的资深研究员。

　　文章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判，检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WTO以来，对中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融入西方主流价值观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势。然而现实是，中国在完全保留其政治体制既有特性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并借此强化自身经济实力，进而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中方代表团团长幽默地说：“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把中美经济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就是取夫妻之间紧密的相似之处，不存在谁是夫谁是妻，谁也不能轻易离开谁，夫妻之间虽然争吵，有时还想要离婚，只是庞大的共同财产和利益，让任何想离婚的一方都会有所顾忌有所畏惧。实际上，中美关系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巨额贸易往来，也有庞大的投资和债务，更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大分歧。

　　2018年7月25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第八届中美民间对话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引用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所说的“风雨同舟”，指美中两国实际上同处一艘被狂风和巨浪袭击的大船上。有人认为中美已经而且不在同一条船上。“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意图的误解误判，我相信我们仍然在同一条船上。”

　　川普上任后，中美关系从贸易争端延申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特别是大国接连推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甚至一系列厉害了的宣传举措，舆论把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概念叫得举世皆知，又通过庞大的人才计划吸引一大批科技精美或明或暗回归，在美国政客看来，这种欲用经济实力改变国际版图的做法，不啻于摆上台面直接挑战美国。

　　2017年底，川普在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全面推翻了奥巴马中美“战略伙伴”的说法。直言“重新辨明我们的敌人”。把中国和俄国并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报告宣称“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纳入战后国际秩序，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美国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别国主权来扩张实力，并且正在建设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军队”。

　　针对中国经济软肋，川普自2018年3月打响贸易战，美方的目标很明确：中方必须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即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环境破坏;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以掠夺性定价将竞争对手挤出关键资源市场，然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

　　中国加入WTO以后，得益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经济蓬勃发展，但隐患很快凸显出来，不仅国内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泡沫，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这种模式还传导到国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表面看是美国问题，实际上是贸易不平衡，当廉价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把美国物价压低到90年代初期的水平，华尔街的金融寡头通过对新兴市场的投机获得丰厚回报。

　　由于制造业向新兴市场转移，美国自身工作岗位减少，中产阶级的机会也相应减少——其中一部分人恰恰是次级贷的主体，最终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破灭，酿成了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这本来是对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个警示，但中国并没有去反思危机发生的原因，反而坚定地认为举国之力是应对所有问题的魔杖，经济本来应该踩一踩刹车，反而却是猛踩了油门。

　　中美贸易争端，源于美国持续开闸放水30多年，庞大的贸易逆差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造就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国模式”，华尔街的投机客和美国主流精英们都在与中国的交易交往中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到了川普，才高度意识到中国借美国资本赚美国钱，挟国家资本不惜代价另搞一套，以“一带一路”撬动欧亚板块，然后挑战美国的海权和陆权的重大风险。

　　杨小凯曾在《发展经济学》中写道：醉心于引进先进技术，力图创造“经济奇迹”;拒绝变革传统体制，结果，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了社会大部分财富;拒绝改造观念，把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螺丝钉，最终，怀有怨恨的民族主义和癫狂的民粹主义相结合，会把那些貌似强大的国家彻底拖垮。

　　早在1993年，赖维.巴特拉教授(Ravi Batra)出版了一本“自由贸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书中大谈美国经济实力衰退，就是受害于自由贸易。这个教授指出，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劳工被假设是同值的，经理论推导，可以获得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惠的结论。若劳工并非同值，像美国劳工成本远高于许多贸易伙伴国，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受害;这正是美国实际工资在1973年后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复美国经济的五大建议，第一个就是将美国平均关稅率从5%先提高到20%，然后在五年内提高到40%。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提出对中国进口产品课征45%关稅的政见，此次实施25%的关税，与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议近似。巴特拉教授为何选择40%?因为他估计那可以让美国进口依赖度从占GDP的13%恢复到美国经济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川普放言要让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从而平衡美国流向海外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虽然在入世时有过种种承诺，但中国很清楚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意味着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等开放还会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冲击半封闭半混沌的社会管制，使得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自主权和选择权，这是有人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美国数十年对中国施以善意，但中国却以怨报德。川普政府对华竞争姿态不是中国所称的要压制中国，而是源于对中国的失望。史达伟在演讲中回顾美中关系，举例说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是间接受益者，而且美国在各个领域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直接的帮助，包括军事、科技、情报、经贸、民间和学术交流，甚至是执政能力建设。

　　史达伟坦言：美中建交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主要考量是应对冷战遏制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对华友好，帮助中国入世，即便中国侵犯x权、窃取知识产权、不遵守贸易规则、将核导弹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等国，美国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幸的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敌视美国，越来越敌视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这促使美国人民和本届政府重估这些政策。蓬佩奥国务卿说过，我们数十年来顺应并且鼓励中国崛起，这种崛起甚至是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识为代价的。所以，北京的敌对行为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这是中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美国官员40年前启动美国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现代化和自由化时所想要和期待的。”

　　美国政治学者Graham T. Allison曾经以古希腊城邦斯巴达与雅典争雄的故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指出旧有霸权面对新兴势力两者之间难免一战。虽然此说并非必然，但随着中美冲突日趋公开化且尖锐对立，国际社会确实已有不少声音担心中美正朝着“脱钩”“新冷战”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演变到今天，如果跌入所谓的“修普底德对陷阱”，对世界而言将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可以预期，疫情肆虐之后中美角力只会愈演愈烈，中美“脱钩”或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美国两党的某种共识，无论今年大选谁将入主白宫，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将遭遇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则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甚至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