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湘宁：疫情政治化，中美是否依旧可以和而不同?

　　《论语》有训，“君子和而不同”。现实世界中，全球化曾一路势如破竹、高歌猛进，似乎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国已经轮廓初现。遗憾的是，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迅速蔓延。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此后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中国制造2025”刻意全方位、多角度地刻意提出质疑。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的印太战略更是确定了在各个领域对华开展遏制和打压的“路线图”。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技术战更是动摇了经贸关系——这一维系中美关系长期平衡的压舱石，将中美关系推到如履薄冰的境地。

　　经过两年多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2020年1月，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但中美关系并未能因这份协议暂时松一口气。突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将中美关系推入更加艰难的处境。面对一种急剧蔓延、危及全球的大规模传染疾病，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曾被寄予希望成为中美关系激化趋势的缓冲剂。但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没有在根本上提升中美合作的需求、改善中美关系。双方摩擦矛盾不断，病毒来源、污名化以及应对模式等方面，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争论和重要分歧所在。可以说，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施压和脱钩提供了新能量，在现实层面扩大并加深了中美分歧，加剧了两国政府层面的政治互疑，加深了民间层面的相互憎恶情绪，原本已经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迅速雪上加霜。但是，中美关系是否真的进入到“不同”也“不和”的状态?如何看待长期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可能性?

　　3月开始，疫情在美国开始迅速蔓延，中美之间关于病毒来源的争论不断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方面肯定中国提供医疗物资，但又公开声明美国确定新冠病毒源自中国，“我们知道武汉有个病毒研究所……有很多事情有待查明。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弄清真相。”与之相配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呼吁对中国掩盖真相进行国际调查，要求中国对全球疫情蔓延负责并赔偿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受到的损失。4月21日，密苏里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就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提起诉讼的州。尽管在法理上要求中国负责的难度很高，在财务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极低，但中国在美资产或将面临风险。胡佛研究所最新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应该对在应对疫情中受益的中国医疗设备供应商或药品制造商施加经济制裁;中国公司和公民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美已有房产投资，而中国企业一直在努力收购具有战略价值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因此美国可以没收在美的中国资产。中国拥有的美国国债暂时或许安全，但是州政府是否会真如胡佛研究所建议的、没收中国在美资产确实存在一定变数。

　　这一系列要求中国进行赔偿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国内政治因素，通过聚焦于中国问题，掩盖美国政府自己的错误。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3月1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在遇到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美国的医疗系统尚不能保障民众所需。“必须承认，我们在检疫上失败了。”而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也指出，如果疫情全面爆发，美国需要3亿个呼吸面罩才能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然而储备中只有3000万个，同时储备中约1200万个N95口罩中的42%可能已经过期。但面对美国的选举年，特朗普将优先从连任的角度考虑追责，将新冠疫情作为竞选工具，从而助力11月的美国大选。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4月24日的报道，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已向竞选机构发送了一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计划让中国成为2020年大选的中心议题，建议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这份备忘录敦促共和党候选人在回答任何有关病毒的问题时，坚持不懈地发表反对中国的信息。主要策略包括“强调中国掩盖真相导致病毒蔓延”、“民主党人对中国态度软弱”以及“共和党人因中国导致了此次疫情的传播而推动了对中国的制裁”。特朗普的顾问们也表示，民调显示针对中国的攻击将是有效的。Morning Consult在4月17日到19日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选民认为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先，特朗普其次。同时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民调报告显示，相较于2017年的47%， 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只有26%的人持有正面看法，这成为自2005年开始的这项调查的最高纪录。同时，90%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其中62%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这个结果也比2018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这为大选的选战提供了最有效的团结选民的“凝固剂”，而针对新冠病毒的追责无疑是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

　　污名化和追责本身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声望。面对外部指责，中国面临的潜在危机被同100多年前清帝国遇到最大的国际挑战和耻辱相提并论。两国间的负面情绪已经从政治层面迅速蔓延到民间层面。在主流意识的刻意推动下，舆论被带动并被成功转化为对华仇恨，在政界和社会层面广泛蔓延，从而有利于特朗普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推动与中国脱钩。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最近指出：“这几年美方的强硬势力一直在利用有关中国的一手资讯在美国比较匮乏的情况，偷梁换柱地散布被污染的信息，刺激舆论和政客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这转而刺激中方舆论做出强烈反应。舆论战的轮番升级给了他们进一步打压中国的抓手，把中国描绘成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事实上，现在美国处于大选季，非理性的言论很多，而“中国问题”也被裹挟在里面。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确实不能重建全球经济，也不能与波及世界的大规模传染病作斗争，商品、人员和服务的有序流动也需要新的国际共识和更广泛的合作视野。但在当前的疫情下，建立在有偏见的价值体系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被特朗普政府认为是可以有效成为稳固其保守阵营，确保赢得大选的重要利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促使许多国家真实感受到，受制于牵一发动全身的产业链，本国无法生产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因而开始重新审视产业链安全问题，将产业链安全与国家经济自主权直接挂钩。特朗普政府更是高调强调要确保供应链安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指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80%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如果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那么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

　　事实上，2月27日，参议员霍利就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法案赋予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更大的权力，可以要求药品和器械制造商提供采购信息，以保护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免受疫情的冲击。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人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收紧“购买美国产品”(Buy American)法，要求联邦机构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FDA3月底紧急推出了新的“紧急使用管理”(Emergency-Use-Administration,简称EUA)，表示可以从六个国家和地区接受满足指定性能标准的呼吸器产品，而拥有强大医疗设备生产能力的中国并没有被列入其中。

　　标准和质量很明显并非是FDA将中国医疗产品排除在外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确保价值链安全是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长期目标。在疫情爆发之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30日在接受访谈时，就明确表示中国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在美国政府找寻办法，以提振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经济的大背景下，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针对美国如何摆脱对中国制造业依赖这一问题，建议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搬回美国提供一部分税收抵扣，从而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同时缓解美国目前高涨的失业率。根据4月初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发布的第七次年度“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2019年美国国内制造的份额明显高于产自14个亚洲国家的数量，其中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受到的打击最大。该咨询公司预测，为了分散风险，遭到疫情重创的公司“将被迫更深入重新考虑其采购策略和整个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近期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也显示，69%的受访者赞成特朗普总统对华的强硬贸易立场，71%受访者认为在疫情危机过后，美国制造商应撤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下，美国国内从政界到商界、民间，更加认同“重新考虑布局供应链，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所指出，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由于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迈出更大的步伐。可以说，新冠病毒疫情下，医疗资源挤兑、医疗防护用品严重短缺，各国互相截留物资促使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开始考虑经济主权回归问题。这为特朗政府推动企业撤回、产业链重组营造了独特的正向推力。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就国家安全和技术的广泛定义基本达成一致共识。4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收紧对华出口管控限制。新规将赋予美国商务部官员更大的权力来阻止半导体、航空航天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美国产品被运往海外。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他们打算扩大“军事终端用途”的定义。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最近发表的题为《全球供应链、经济脱钩与美中关系：美国视角》的报告表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一系列新政策正在导致美国和中国经济长期脱钩，华盛顿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是绝不可让步的底线。细观贸易战以来、疫情爆发后，特别是蔓延至美国本土之后的美国政商界主流舆论，产业链本土化、供应链安全化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朝野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形成某种一致。

　　基辛格指出，新冠疫情将一劳永逸地改变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强调，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中美关系朝着战略竞争的方向发展。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时采取短期、零和、竞争的方式，导致中美共同面对生存威胁时，并没有促使双方搁置竞争和分歧，合作应对共同的灾难。目前并未看到能重现美苏冷战期间逾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支持联合国消灭天花的历史，也难以复刻2014年中美共同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经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取代了数年来全球化催生的正和思维。美方加紧遏制中国技术创新，刻意割裂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固化中美两国政府和社会的相互认知，在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层面双方深刻对立。

　　中美之间气氛的毒化无疑严重阻碍双方合作，也打击了全球信心。但是越是在这样胶着紧张的局势下，越是更应该关注求同存异的声音。一方面，目前双方依然有呼吁中美合作的声音，比如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文章，呼吁中美两国“向前同行，继续找出共同合作的方法”。康奈尔大学中国专家兼贸易政策教授普拉萨德表示两国应该联手对抗新冠疫情以及其对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造成的破坏。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也指出，面对世界性危机，不是找替罪羊的时候，而是我们在国际上共同努力的时刻。4月3日，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和专家发布题为《拯救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生命》的联名公开信，呼吁“当前世界处于百年一遇的全球病毒大流行之中，威胁着数十亿人的生活与生命，这种冠状病毒跨越国界与国籍。没有美中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抗击病毒的努力都不会成功。”信中提出了一系列适用的合作领域。这封信的签名者涵盖了美国对华政策届的诸多重要的“鹰派”与“鸽派”学者。与此同时，在民间、学界、商界中美依然有着广泛的交流。中美两国的科学家与医生从1月起到现在，一直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中国政府及企业也在持续为美国提供帮助。这些可以被视为积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纷繁复杂的声音中区别为了大选而刻意攻击中国的声音，同样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国内“政治正确”压力下不同声音的可能性。而对于疫情期间不断炒作的产业链迁移、企业回流也要有更为理性的判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逻辑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寻求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的阶段时，个别产业和价值链的部分迁移别国是一个根本的趋势。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进入缓慢停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全球企业家加紧反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布局。这一点在本质上应该和特朗普政府内建立在意识形态固化思维基础之上、渲染价值链安全化的声音有所区别。同时，5月8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都表示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的氛围和条件。在中美剧烈交锋的时刻，推动双方合作的稳定声音更值得关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战略竞争，而中国的主流舆论已不再对美国的反华言论高度容忍，中美关系确实进入新常态。中美关系或因新冠疫情进入加护病房。但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即便未来经济关系基本恢复，两国在价值和核心利益的撕裂难以短期内弥补，同时也要明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历程原本就不会一帆风顺。“和而不同”不代表放弃原则、一以贯之的和谐友善，纷争和分歧是大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波折。

　　作者就职于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论语》有训，“君子和而不同”。现实世界中，全球化曾一路势如破竹、高歌猛进，似乎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国已经轮廓初现。遗憾的是，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迅速蔓延。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此后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中国制造2025”刻意全方位、多角度地刻意提出质疑。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的印太战略更是确定了在各个领域对华开展遏制和打压的“路线图”。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技术战更是动摇了经贸关系——这一维系中美关系长期平衡的压舱石，将中美关系推到如履薄冰的境地。

　　经过两年多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2020年1月，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但中美关系并未能因这份协议暂时松一口气。突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将中美关系推入更加艰难的处境。面对一种急剧蔓延、危及全球的大规模传染疾病，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曾被寄予希望成为中美关系激化趋势的缓冲剂。但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没有在根本上提升中美合作的需求、改善中美关系。双方摩擦矛盾不断，病毒来源、污名化以及应对模式等方面，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争论和重要分歧所在。可以说，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施压和脱钩提供了新能量，在现实层面扩大并加深了中美分歧，加剧了两国政府层面的政治互疑，加深了民间层面的相互憎恶情绪，原本已经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迅速雪上加霜。但是，中美关系是否真的进入到“不同”也“不和”的状态?如何看待长期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可能性?

　　3月开始，疫情在美国开始迅速蔓延，中美之间关于病毒来源的争论不断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方面肯定中国提供医疗物资，但又公开声明美国确定新冠病毒源自中国，“我们知道武汉有个病毒研究所……有很多事情有待查明。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弄清真相。”与之相配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呼吁对中国掩盖真相进行国际调查，要求中国对全球疫情蔓延负责并赔偿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受到的损失。4月21日，密苏里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就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提起诉讼的州。尽管在法理上要求中国负责的难度很高，在财务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极低，但中国在美资产或将面临风险。胡佛研究所最新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应该对在应对疫情中受益的中国医疗设备供应商或药品制造商施加经济制裁;中国公司和公民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美已有房产投资，而中国企业一直在努力收购具有战略价值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因此美国可以没收在美的中国资产。中国拥有的美国国债暂时或许安全，但是州政府是否会真如胡佛研究所建议的、没收中国在美资产确实存在一定变数。

　　这一系列要求中国进行赔偿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国内政治因素，通过聚焦于中国问题，掩盖美国政府自己的错误。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3月1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在遇到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美国的医疗系统尚不能保障民众所需。“必须承认，我们在检疫上失败了。”而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也指出，如果疫情全面爆发，美国需要3亿个呼吸面罩才能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然而储备中只有3000万个，同时储备中约1200万个N95口罩中的42%可能已经过期。但面对美国的选举年，特朗普将优先从连任的角度考虑追责，将新冠疫情作为竞选工具，从而助力11月的美国大选。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4月24日的报道，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已向竞选机构发送了一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计划让中国成为2020年大选的中心议题，建议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这份备忘录敦促共和党候选人在回答任何有关病毒的问题时，坚持不懈地发表反对中国的信息。主要策略包括“强调中国掩盖真相导致病毒蔓延”、“民主党人对中国态度软弱”以及“共和党人因中国导致了此次疫情的传播而推动了对中国的制裁”。特朗普的顾问们也表示，民调显示针对中国的攻击将是有效的。Morning Consult在4月17日到19日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选民认为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先，特朗普其次。同时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民调报告显示，相较于2017年的47%， 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只有26%的人持有正面看法，这成为自2005年开始的这项调查的最高纪录。同时，90%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其中62%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这个结果也比2018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这为大选的选战提供了最有效的团结选民的“凝固剂”，而针对新冠病毒的追责无疑是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

　　污名化和追责本身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声望。面对外部指责，中国面临的潜在危机被同100多年前清帝国遇到最大的国际挑战和耻辱相提并论。两国间的负面情绪已经从政治层面迅速蔓延到民间层面。在主流意识的刻意推动下，舆论被带动并被成功转化为对华仇恨，在政界和社会层面广泛蔓延，从而有利于特朗普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推动与中国脱钩。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最近指出：“这几年美方的强硬势力一直在利用有关中国的一手资讯在美国比较匮乏的情况，偷梁换柱地散布被污染的信息，刺激舆论和政客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这转而刺激中方舆论做出强烈反应。舆论战的轮番升级给了他们进一步打压中国的抓手，把中国描绘成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事实上，现在美国处于大选季，非理性的言论很多，而“中国问题”也被裹挟在里面。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确实不能重建全球经济，也不能与波及世界的大规模传染病作斗争，商品、人员和服务的有序流动也需要新的国际共识和更广泛的合作视野。但在当前的疫情下，建立在有偏见的价值体系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被特朗普政府认为是可以有效成为稳固其保守阵营，确保赢得大选的重要利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促使许多国家真实感受到，受制于牵一发动全身的产业链，本国无法生产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因而开始重新审视产业链安全问题，将产业链安全与国家经济自主权直接挂钩。特朗普政府更是高调强调要确保供应链安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指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80%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如果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那么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

　　事实上，2月27日，参议员霍利就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法案赋予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更大的权力，可以要求药品和器械制造商提供采购信息，以保护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免受疫情的冲击。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人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收紧“购买美国产品”(Buy American)法，要求联邦机构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FDA3月底紧急推出了新的“紧急使用管理”(Emergency-Use-Administration,简称EUA)，表示可以从六个国家和地区接受满足指定性能标准的呼吸器产品，而拥有强大医疗设备生产能力的中国并没有被列入其中。

　　标准和质量很明显并非是FDA将中国医疗产品排除在外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确保价值链安全是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长期目标。在疫情爆发之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30日在接受访谈时，就明确表示中国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在美国政府找寻办法，以提振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经济的大背景下，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针对美国如何摆脱对中国制造业依赖这一问题，建议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搬回美国提供一部分税收抵扣，从而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同时缓解美国目前高涨的失业率。根据4月初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发布的第七次年度“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2019年美国国内制造的份额明显高于产自14个亚洲国家的数量，其中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受到的打击最大。该咨询公司预测，为了分散风险，遭到疫情重创的公司“将被迫更深入重新考虑其采购策略和整个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近期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也显示，69%的受访者赞成特朗普总统对华的强硬贸易立场，71%受访者认为在疫情危机过后，美国制造商应撤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下，美国国内从政界到商界、民间，更加认同“重新考虑布局供应链，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所指出，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由于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迈出更大的步伐。可以说，新冠病毒疫情下，医疗资源挤兑、医疗防护用品严重短缺，各国互相截留物资促使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开始考虑经济主权回归问题。这为特朗政府推动企业撤回、产业链重组营造了独特的正向推力。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就国家安全和技术的广泛定义基本达成一致共识。4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收紧对华出口管控限制。新规将赋予美国商务部官员更大的权力来阻止半导体、航空航天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美国产品被运往海外。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他们打算扩大“军事终端用途”的定义。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最近发表的题为《全球供应链、经济脱钩与美中关系：美国视角》的报告表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一系列新政策正在导致美国和中国经济长期脱钩，华盛顿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是绝不可让步的底线。细观贸易战以来、疫情爆发后，特别是蔓延至美国本土之后的美国政商界主流舆论，产业链本土化、供应链安全化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朝野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形成某种一致。

　　基辛格指出，新冠疫情将一劳永逸地改变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强调，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中美关系朝着战略竞争的方向发展。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时采取短期、零和、竞争的方式，导致中美共同面对生存威胁时，并没有促使双方搁置竞争和分歧，合作应对共同的灾难。目前并未看到能重现美苏冷战期间逾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支持联合国消灭天花的历史，也难以复刻2014年中美共同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经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取代了数年来全球化催生的正和思维。美方加紧遏制中国技术创新，刻意割裂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固化中美两国政府和社会的相互认知，在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层面双方深刻对立。

　　中美之间气氛的毒化无疑严重阻碍双方合作，也打击了全球信心。但是越是在这样胶着紧张的局势下，越是更应该关注求同存异的声音。一方面，目前双方依然有呼吁中美合作的声音，比如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文章，呼吁中美两国“向前同行，继续找出共同合作的方法”。康奈尔大学中国专家兼贸易政策教授普拉萨德表示两国应该联手对抗新冠疫情以及其对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造成的破坏。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也指出，面对世界性危机，不是找替罪羊的时候，而是我们在国际上共同努力的时刻。4月3日，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和专家发布题为《拯救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生命》的联名公开信，呼吁“当前世界处于百年一遇的全球病毒大流行之中，威胁着数十亿人的生活与生命，这种冠状病毒跨越国界与国籍。没有美中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抗击病毒的努力都不会成功。”信中提出了一系列适用的合作领域。这封信的签名者涵盖了美国对华政策届的诸多重要的“鹰派”与“鸽派”学者。与此同时，在民间、学界、商界中美依然有着广泛的交流。中美两国的科学家与医生从1月起到现在，一直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中国政府及企业也在持续为美国提供帮助。这些可以被视为积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纷繁复杂的声音中区别为了大选而刻意攻击中国的声音，同样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国内“政治正确”压力下不同声音的可能性。而对于疫情期间不断炒作的产业链迁移、企业回流也要有更为理性的判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逻辑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寻求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的阶段时，个别产业和价值链的部分迁移别国是一个根本的趋势。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进入缓慢停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全球企业家加紧反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布局。这一点在本质上应该和特朗普政府内建立在意识形态固化思维基础之上、渲染价值链安全化的声音有所区别。同时，5月8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都表示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的氛围和条件。在中美剧烈交锋的时刻，推动双方合作的稳定声音更值得关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战略竞争，而中国的主流舆论已不再对美国的反华言论高度容忍，中美关系确实进入新常态。中美关系或因新冠疫情进入加护病房。但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即便未来经济关系基本恢复，两国在价值和核心利益的撕裂难以短期内弥补，同时也要明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历程原本就不会一帆风顺。“和而不同”不代表放弃原则、一以贯之的和谐友善，纷争和分歧是大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波折。

　　作者就职于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