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争论与反思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适应性和主动性持续提升，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与世界近现代史上那些大国崛起的故事不同，不论是其目的、手段、结果还是其性质，中国的崛起都是和平的。并且，随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拓，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战略转型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与必然趋势,也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经验参考、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大国和平崛起的故事在中国发生，让大国崛起的路径有了新的全球坐标。上世纪末至今，国外学界在认识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主要以“动机·行为·影响”框架展开分析，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视角、理论和方法出发，展开了长达30年的激烈争论，并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相关实践对既往争论展开证实与证伪中不断反思，体现出明显的两阶段性。

　　西方理论的发展与“中国问题热”

　　197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理论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与视角，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在“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分化出三大研究学派，产生了新的研究热点。

　　(一)新的社会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存在多种政治思潮的争锋与对峙。其中，国际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美苏争霸和三次石油危机的阵痛，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一超多强”的历史新纪元开启，各国间政治、经贸、文化、安全、生态等领域的“去意识形态”交往与合作才得以走上正轨。此时，国家安全方面的危机意识与和平发展的来之不易成为各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主义、保守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想流派的声音逐渐弱化，国际社会转向正视生存与发展的残酷现实，力图寻求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新突破口。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组织结构为背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理论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的修正与扬弃而活跃起来。其中，新现实主义以“霸权维稳”和“零和安全”理念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安全与“权力政治”的关系，认为国家间的军事实力对比是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根本，倡导以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各国的上层建筑造成的，强调文化、制度、观念等因素对各国的国际战略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倡导国际社会通过建构共识性的规则、认同、理念来维护整体安全与发展。

　　(二)新的理论思潮分化出对应的研究学派

　　过去，国外学界倾向于研究国家主体的具体实践及其造成的现实影响，具有极强的行为主义色彩。然而，这一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能动性与预测性，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它做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由此，“动机·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先于学派划分而产生，成为国外学界研究国际主体的主流方法。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分离就始于它们对决定国际主体行为的动机的认知出现差异。自此，新现实主义从“生存”出发，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发展”出发，建构主义从“认同”出发，建立起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新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

　　然而，同样的立论点并不总能对应同样的结论，各学派内部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发生了分歧。例如，在“一国崛起是否势必称霸”的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学派逐步分化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难以规避”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和认为“各国竞相称霸将促成各方威慑制衡”的防御现实主义学派;在“经济依存是否必定带来和平”的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逐步分化出认为“各国经济依存有助于各国外交稳定”的肯定派和认为“新兴国家势必为改写不公平国际规则而与既得利益国发生冲突”的否定派;建构主义学派由于过分看重规则、文化和理念的力量，导致对规则、文化、理念不够明确的新兴国家的认知较模糊，逐步分化出认为“新兴国家国际战略转型的方向与影响不可预测”的困顿派和认为“新兴国家已接受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既定规则体系”的乐观派。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适应性和主动性持续提升，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与世界近现代史上那些大国崛起的故事不同，不论是其目的、手段、结果还是其性质，中国的崛起都是和平的。并且，随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拓，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战略转型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与必然趋势,也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经验参考、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大国和平崛起的故事在中国发生，让大国崛起的路径有了新的全球坐标。上世纪末至今，国外学界在认识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主要以“动机·行为·影响”框架展开分析，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视角、理论和方法出发，展开了长达30年的激烈争论，并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相关实践对既往争论展开证实与证伪中不断反思，体现出明显的两阶段性。

　　西方理论的发展与“中国问题热”

　　197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理论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与视角，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在“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分化出三大研究学派，产生了新的研究热点。

　　(一)新的社会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存在多种政治思潮的争锋与对峙。其中，国际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美苏争霸和三次石油危机的阵痛，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一超多强”的历史新纪元开启，各国间政治、经贸、文化、安全、生态等领域的“去意识形态”交往与合作才得以走上正轨。此时，国家安全方面的危机意识与和平发展的来之不易成为各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主义、保守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想流派的声音逐渐弱化，国际社会转向正视生存与发展的残酷现实，力图寻求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新突破口。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组织结构为背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理论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的修正与扬弃而活跃起来。其中，新现实主义以“霸权维稳”和“零和安全”理念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安全与“权力政治”的关系，认为国家间的军事实力对比是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根本，倡导以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各国的上层建筑造成的，强调文化、制度、观念等因素对各国的国际战略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倡导国际社会通过建构共识性的规则、认同、理念来维护整体安全与发展。

　　(二)新的理论思潮分化出对应的研究学派

　　过去，国外学界倾向于研究国家主体的具体实践及其造成的现实影响，具有极强的行为主义色彩。然而，这一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能动性与预测性，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它做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由此，“动机·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先于学派划分而产生，成为国外学界研究国际主体的主流方法。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分离就始于它们对决定国际主体行为的动机的认知出现差异。自此，新现实主义从“生存”出发，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发展”出发，建构主义从“认同”出发，建立起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新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

　　然而，同样的立论点并不总能对应同样的结论，各学派内部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发生了分歧。例如，在“一国崛起是否势必称霸”的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学派逐步分化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难以规避”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和认为“各国竞相称霸将促成各方威慑制衡”的防御现实主义学派;在“经济依存是否必定带来和平”的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逐步分化出认为“各国经济依存有助于各国外交稳定”的肯定派和认为“新兴国家势必为改写不公平国际规则而与既得利益国发生冲突”的否定派;建构主义学派由于过分看重规则、文化和理念的力量，导致对规则、文化、理念不够明确的新兴国家的认知较模糊，逐步分化出认为“新兴国家国际战略转型的方向与影响不可预测”的困顿派和认为“新兴国家已接受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既定规则体系”的乐观派。

　　(三)“中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还是建构主义学派，都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是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保障，并且当前“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式的国际体系是世界史进程中最稳定的国际组织结构。因此，基于对战争的恐惧和“维稳”的需要，国外学界尤其关注可能挑战或打破“一超多强”稳定结构的力量主体，即在全球化中崛起的新兴国家。

　　而在众多新兴国家之中，中国又有其特殊魅力:在历史文化和区域秩序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灿烂的华夏文明令世人瞩目，并且曾长期在亚太地区维持以朝贡制度为依托的“华夷秩序”;在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方面，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谨记苏联解体的教训，对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积极开展“去意识形态”的交往和合作，其内外政策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体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点，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地理位置和综合实力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土资源、人口资源、自然资源使其天然具有发展制造业和作为世界市场的优势，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战略的合力作用下，以较为迅猛的崛起之势在新兴国家中独树一帜;在国际地位和周边环境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创始会员国之一，日常行使并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其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台湾问题上，还表现在与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国的领土和海域争端上。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了彼时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新的研究热点，至今仍然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多数国外学者在预测国际格局、分析国际关系时逐渐习惯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视角、理论和方法出发，因此他们也大多以此为基点来研究中国。自此，国外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中国通”和“知华派”学者，在众多学派的交织和对峙中展开了长达30年的争论与反思。

　　国外各学派在“认识中国”和“预测中国”的过程中的争论与反思

　　伴随中国的国际战略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②转变为“奋发有为”③，国外学者基于“动机·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从各自学派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出发展开了长达30年的争论。其中，第一阶段的争论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测色彩，第二阶段的争论更偏重理性反思。

　　(一)第一阶段: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两场“臆测性”争论

　　第一阶段的第一场争论

　　第一场争论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彼时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走出去、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对外积极配合联合国国际反恐与国际援助的需要，并于2001年底加入WTO，成为世界市场经济和多边贸易体系的一员。

　　在这场新旧世纪之交的争论中，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是否应该抛弃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以比尔·格茨(BillGertz)为代表的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中国政府不仅会背叛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承诺，而且势必挑战美国霸权，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当局不能低估中国的威胁。二是以安·安娜诺斯特(AnnAnagnost)为代表的学者鼓励中国开展积极外交，建构起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国际叙事、国家叙事、议题叙事体系，不应强迫自己吸收西方理念。⑥三是以罗伯特·罗斯(RobertS.Ros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在美国亚太战略的刺激下被迫崛起，当前仍应继续韬光养晦，在实力提升的基础上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外学界普遍将中国定位为致力于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新兴发展力量，着重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国际战略转向。

　　第一阶段的第二场争论

　　第二场争论发生在中国紧追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彼时中国已稳健度过全球金融危机，对内大力发展民生事业、互联网经济和军事航天工程，对外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这场争论围绕“中国崛起是否威胁西方各国的发展”展开，参与学者形成两方阵营。

　　一是以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S.Steinfeld)为代表的学者否定了“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经济方面，全球化的规则和理念已全面渗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的未来发展将遵循西方秩序;政治方面，中国在战后不断重塑国家认同和自我意识，已呈现西化的政治倾向;国际角色方面，中国作为区域发展的参与者，将共享西方的价值、利益和形态。

　　二是以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A.Kupcha)为代表的学者认同“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经济方面，中国现阶段愿意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只是因为有利可图，其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病态自由主义”和政府对自由市场和汇率的宏观调控，并非真正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与货币体系;政治方面，中国经济上超越日本之后，地缘政治野心膨胀，不断反抗西方民主政治的渗透，未来必将挑战和破坏现有国际秩序;文化方面，伴随民族文化意识的逐渐觉醒，一旦中国走向世界屋脊，便会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展示其历史文化特色和意识形态特色。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外学界主要从中国崛起的经济影响出发，将中国看作现有国际秩序的潜在挑战者，臆测其国际战略的威胁性和发展趋势。

　　事实上，第一阶段的争论源于“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框架中“行为”素材较少导致的“木桶效应”，即中国外交政策过于保守、国际定位不够明晰和尽可能搁置争议的做法，使国外学界只能根据经济数据和刻板经验来臆测中国的战略动机和影响。其次，不同学派对动机的臆测存在差异是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这具体表现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否定派集中力量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崛起势必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安全;防御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肯定派、建构主义乐观派认为中国正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规则和体系，逐步转化为既有国际秩序和制衡力量的一部分;建构主义困顿派则由于对中国的国际战略的理念、文化、历史认知不足，陷入“不可知论”的迷潭。

　　(二)第二阶段:围绕“奋发有为”的两场“反思性”争论

　　第二阶段的第一场争论

　　第一场争论发生在中国国际战略转向“奋发有为”之初，彼时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蓄势待发，中国对内以“两个百年”为目标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外坚持和平崛起，提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这场争论围绕“中国是否会在21世纪称霸”和“中国经济是否会走向崩溃”展开，是西方学者对过去一些学者所宣扬的“中国称霸论”和“中国崩溃论”的集体反思，其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以乔纳森·芬比(JonathanFen-by)、梅尔·格托夫(MelvinGurtov)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称霸能力受诸多国内外因素制约。于内，改革开放累积的社会和生态矛盾集中爆发，使中国发展速度放缓，并且中国没有延续“列宁主义”的称霸模式，军事实力不足以抗衡美国。于外，中国崛起依赖的既有国际秩序和经济体系已明显制约中国未来发展，中国经济将面临减速甚至崩溃的危机，而中国一贯维护的负责任大国、不结盟外交的国际形象也束缚了其称霸的可能。

　　二是以安德鲁·胡瑞(AndrewHur-rell)和董·罗莎莉(RosalieL.Tung)为代表的学者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就国际秩序和称霸倾向而言，中国崛起并不等于西方衰落，而是意味着一种超越旧多元秩序的和平、共享、治理式的国际秩序的兴起，而且一个国家是否称霸应由其他国家来评判，中国是否称霸还需观望其“双赢”策略是否得到有效实践;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方面，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其在政策、资金、技术、内需等方面的优势使其不会因过分依赖世界市场而走向崩溃;在国际战略的角色定位方面，随着中国实力与日俱增，在当前国际情势发生变化的阶段应承担起更多引领全球化的责任。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外学界从内外条件、共治理念、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尝试反思中国的内外发展境遇和国际责任，否定了中国在21世纪称霸的现实基础。

　　第二阶段的第二场争论

　　第二场争论发生在中国不断提出并实践国际战略新理念之后，彼时中国致力于“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地营造“更好的外部发展条件”，对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外以“一带一路”为突破点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求“中国梦”与“世界梦”共鸣。国外学界围绕“中国的国际战略新理念是否可行、是否将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展开争论，形成两方阵营。

　　一方面，以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Womack)为代表的学者持否定观点，他们的论证方式偏重价值理性。他们认为，在理念与文化方面，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华夷秩序观”和“区域统治梦”，其“双赢”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过分理想化，并且中国至今未建构出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以明确其与世界的关系;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的国际援助具有“新殖民主义”倾向，其“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南海仲裁的行为体现了海上门罗主义的“霸权”意图;在国际秩序方面，随着中国对外经贸水平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旧有的经贸与金融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大国博弈和区域冲突难以避免。

　　另一方面，以巴斯·维维恩(BathVivienne)为代表的学者持肯定观点，其论证方式偏重工具理性。他们指出，在地区安全与发展方面，“一带一路”试图建立一种协调式单边主义，以保持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增量、区域安全和资源整合⑧;在辐射范围与功能方面，“一带一路”发展为“一带、一路、一洲”，早已超出了“经济边界”，有逐步深入到文化交往、社会交往的趋势;在实践性质方面，中国帮助被援助国建立起自己的发展力，对被援助国施加非政治影响并尊重他国选择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例如，有学者通过搜集“非中贸易结构”、“中国对非投资结构”、“中国在非洲经济、政府治理、社会转型方面做出的努力及其所产生的可量化的影响”三类数据，论证了在中国的努力下，非洲本土力量正主导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正帮助非洲走上“去殖民化”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外学界已不再囿于中国是否称霸等既往争论，而是在肯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国际战略的布局、实践、成效，反思其动机、性质、影响和未来发展。

　　整体上，伴随中国的国际战略转向“奋发有为”，国外学界结合不断丰富的“行为”素材，遵循“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框架，在反思既往的臆测中展开新的争论。但由于刻板认知无法彻底消除，当前国际社会又逆流涌动，所以国外学者对仍积极倡导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中国大多抱有既期待又紧张的心理。此外，不同学派对中国和平崛起和国际战略转型的认知有了新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防御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肯定派认可中国对国际社会安全与发展秩序的维护，认为中国应在当前国际社会逆流涌动的情况下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基于南海问题、非洲问题，对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对中美博弈和区域冲突持消极态度;新自由制度主义否定派一方面肯定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助于全球化发展和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担忧国际社会将因中国试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而出现动荡;建构主义学派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有了一定了解，但仍在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可行性上发生分歧，其中，困顿派认为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建构及其角色定位仍然模糊，因此难以预测其具体影响与未来走向。

　　国外各学派“从争论走向反思”的研究审思

　　30年来，国外学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争论与反思虽然存在误解中国的消极方面，但总体上看，这场争论与反思为人们理性认识中国的和平崛起、正确预判世界格局未来的变化、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外学者虽然受自身所处的研究环境、思维定势、政治思潮的影响而暴露出诸多局限，但在“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框架、多样化研究视角、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了自身特色。

　　首先，这场争论与反思对实现上述目的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理论层面看，这场争论与反思逐步改变了国外学界对中国的刻板认知，使其尽可能理性看待新兴发展力量在维护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中的作用，并结合当代共赢、共建、共享理念的新实践推动国际关系理论革新，增强了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回应性。从实践层面看，对中国等新兴力量的未来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进行多元化研判，有助于各国正视国际社会日渐复杂的安全与发展形势，抛弃过去单一的争霸思维，明确合作与共赢才是应对当代挑战、把握现实机遇的最佳途径，而通过了解国外学界对“中国问题”的认知与预判，中国等新兴国家才能够从侧面丰富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认知，并正视自身的国际战略在理论、理念与实践中的问题，及时把握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他国的政策转向，展开适应性变革。

　　其次，这场争论与反思也暴露了国外学派各自研究的不足。(1)新自由制度主义否定派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困于“零和安全”的惯性思维，将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而非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视作第一要义，将新兴发展力量妖魔化为西方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以压制作为维稳手段的新兴发展力量，违背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规律。(2)新自由制度主义肯定派与防御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或片面强调中国对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和对国际社会的引领责任，忽视国际社会整体发展应是多国共同推动的事实，或是放大中国改写既定国际规则的意图与能力，呼吁各国合力限制中国的发展。(3)建构主义学派的学者过分强调已发生或存在的规则、历史、文化、理念，其机变性、预测力不足，易陷入“不可知”的漩涡。(4)跨国界的极端宗教、国际组织、资本势力已经在国际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国外学者对国际格局变化的认知大多仍局限于将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致使当前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最后，这场争论与反思对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也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化国际战略理论研究。在内容上，相关研究应深化对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认识，对中国国际战略的实践经验与发展规律进行总结;要警惕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多元化理论的影响;积极、及时、有力地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与争议，即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回应的积极性，通过学术论坛、高层交往和人文交流增强回应的及时性，通过战略理念不断作用于实践的行为与实效增强回应的可信度。在方法上，我们应学习和借鉴“动机·行为·影响”分析框架，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以及综合的研究方法展开实务层面的微观研究，从理论上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体系，并结合不断丰富的国际战略实践推进理论革新，增强理论的时代性、阐释力与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化国际战略问题与实践的研究。我们应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握国际局势变化与历史发展规律，对重大国际问题作出准确判断。我们既要正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又要把握国际组织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国际局势越发复杂的现实;既要坚持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合作的和平发展道路，又要对有可能爆发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危机做好应急准备;既要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大国博弈与区域摩擦，又要勇于承担联合各国共同维护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责任;既要尊重与包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清政治思潮的多元化现状与趋势，又要在世界文明交往中兼收并蓄，在冲突争议中寻求共识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