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璐 舒展：中国与南非建交始末

　　201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正式建交20周年。20年来，中国与南非关系发展保持良好势头。2017年，中南双边贸易额达391.7亿美元———中国连续九年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南非亦连续八年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所在国。同时，中南政治关系在短短十年内实现从“伙伴关系”(2000年)到“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的跨越式升级。双边关系尽管进展迅猛，但南非很晚才与中国建交。究其原因，一方面，南非前白人政权对内实行种族隔离，对外发展与中国台湾的政治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阻断了中南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一局面方现转机。另一方面，中国曾长期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但受中苏两个共产党之间分歧的影响，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及南非共产党(南非共)之间的交往颇为曲折。双方虽从20世纪80年代即修复关系，但仍给日后的“复交”留下些许阴影。此外，在民主南非诞生后的头几年，由于官方外交尚不能正式开展，民间交往又难以统筹协调，这不仅造成中方各界对南非形势的研判存在争议，也使中方对曼德拉总统的“外交”工作一时难觅合适的突破口。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南外交关系的发展不仅起步较晚，且建交历程颇为波折，甚至出乎中方(乃至南非方面)诸多人士的意料。1994年，与台湾关系紧密的南非白人政权下台，在非国大执政后，新南非仍拖延近四年才最终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这其中经过不仅跌宕起伏，也展示了中国当代对非外交的曲折历程，不乏对今日中非交往仍可反思借鉴之处。基于此，本文旨在还原与展现建交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8年)中国与南非在不同层面，特别是与民族解放组织(非国大与南非共)及白人政权(国民党政府)的交往历程，并通过对此段历史的梳理，对中南建交的曲折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与以往对中南建交问题的研究不同，本文有两方面突出特点：首先，在关注点和相应观点方面，本文不仅着眼于新南非成立后及至实现建交这段经历(1994—1998)，且对中共与非国大、南非共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的早期交往历程，以及中国与南非白人政权于20世纪90年代初尝试建立联系的经过，给予较详实的阐释，并认为两者对此后的建交过程均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在材料使用上，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大量采用了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与口述材料，以期丰富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关档案材料尚未公开的不足。本文既使用已出版的中国大陆、南非、台湾当局、苏联方面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还于2017年下半年，以“半结构化访谈”方式集中采访了11位亲历双方接触及建交过程的中国与南非外交官与学者等。

　　本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沿着理解中南建交至关重要的三条核心主线展开，即中国与非国大(及南非共)，与南非前白人政权，及与曼德拉的交往互动。

　　与非国大的关系：一波三折(1950s—1980s)

　　1949年，以沃尔特·西苏鲁、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青年联盟推动非国大在年底召开的第3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行动纲领》，首次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免于白人统治”等口号，不再拘泥于“合法”斗争，转用更积极主动的抵制方式(如罢工、不合作、不服从等)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此后十余年中，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简称“南非共”)、南非印度人大会等众多反对种族主义的政党、社会组织一道积极投身于反种族隔离斗争，南非国内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

　　1.从早期友好到两度“断交”。20世纪50年代，非国大特别是曼德拉等年轻领导和骨干与中国有着较密切的友好关系。1953年，非国大总书记西苏鲁一行访华，通报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形势，并受曼德拉所托，请中国支持非国大计划开展的武装斗争。中方谨慎回应，建议非国大务必在时机成熟后再行动。曼德拉曾回忆，“沃尔特带来了鼓励，却没有带回武器”。西苏鲁此行受到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接待，历时五周。这是南非民族解放组织与新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并就此建立了民间联系。南非共总书记兼非国大领导人之一的科塔尼也曾于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访华。

　　201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正式建交20周年。20年来，中国与南非关系发展保持良好势头。2017年，中南双边贸易额达391.7亿美元———中国连续九年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南非亦连续八年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所在国。同时，中南政治关系在短短十年内实现从“伙伴关系”(2000年)到“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的跨越式升级。双边关系尽管进展迅猛，但南非很晚才与中国建交。究其原因，一方面，南非前白人政权对内实行种族隔离，对外发展与中国台湾的政治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阻断了中南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一局面方现转机。另一方面，中国曾长期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但受中苏两个共产党之间分歧的影响，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及南非共产党(南非共)之间的交往颇为曲折。双方虽从20世纪80年代即修复关系，但仍给日后的“复交”留下些许阴影。此外，在民主南非诞生后的头几年，由于官方外交尚不能正式开展，民间交往又难以统筹协调，这不仅造成中方各界对南非形势的研判存在争议，也使中方对曼德拉总统的“外交”工作一时难觅合适的突破口。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南外交关系的发展不仅起步较晚，且建交历程颇为波折，甚至出乎中方(乃至南非方面)诸多人士的意料。1994年，与台湾关系紧密的南非白人政权下台，在非国大执政后，新南非仍拖延近四年才最终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这其中经过不仅跌宕起伏，也展示了中国当代对非外交的曲折历程，不乏对今日中非交往仍可反思借鉴之处。基于此，本文旨在还原与展现建交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8年)中国与南非在不同层面，特别是与民族解放组织(非国大与南非共)及白人政权(国民党政府)的交往历程，并通过对此段历史的梳理，对中南建交的曲折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与以往对中南建交问题的研究不同，本文有两方面突出特点：首先，在关注点和相应观点方面，本文不仅着眼于新南非成立后及至实现建交这段经历(1994—1998)，且对中共与非国大、南非共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的早期交往历程，以及中国与南非白人政权于20世纪90年代初尝试建立联系的经过，给予较详实的阐释，并认为两者对此后的建交过程均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在材料使用上，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大量采用了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与口述材料，以期丰富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关档案材料尚未公开的不足。本文既使用已出版的中国大陆、南非、台湾当局、苏联方面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还于2017年下半年，以“半结构化访谈”方式集中采访了11位亲历双方接触及建交过程的中国与南非外交官与学者等。

　　本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沿着理解中南建交至关重要的三条核心主线展开，即中国与非国大(及南非共)，与南非前白人政权，及与曼德拉的交往互动。

　　与非国大的关系：一波三折(1950s—1980s)

　　1949年，以沃尔特·西苏鲁、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青年联盟推动非国大在年底召开的第3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行动纲领》，首次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免于白人统治”等口号，不再拘泥于“合法”斗争，转用更积极主动的抵制方式(如罢工、不合作、不服从等)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此后十余年中，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简称“南非共”)、南非印度人大会等众多反对种族主义的政党、社会组织一道积极投身于反种族隔离斗争，南非国内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

　　1.从早期友好到两度“断交”。20世纪50年代，非国大特别是曼德拉等年轻领导和骨干与中国有着较密切的友好关系。1953年，非国大总书记西苏鲁一行访华，通报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形势，并受曼德拉所托，请中国支持非国大计划开展的武装斗争。中方谨慎回应，建议非国大务必在时机成熟后再行动。曼德拉曾回忆，“沃尔特带来了鼓励，却没有带回武器”。西苏鲁此行受到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接待，历时五周。这是南非民族解放组织与新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并就此建立了民间联系。南非共总书记兼非国大领导人之一的科塔尼也曾于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访华。

　　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之间出现分歧，非国大与中共的关系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非国大与南非共并肩反抗种族隔离，使其领导层逐渐改变以前的“非洲主义”倾向，更加信任南非共(即使其领袖为白人或印度裔)。20世纪60年代流亡国外后，南非共得到苏联的支持，缺少外援的非国大遂与南非共结成紧密同盟以维系自身的生存与斗争。在中苏分歧上，尽管非国大试图保持中立，但鉴于南非共日渐明确地站在苏联一边，非国大只能随之调整立场。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头几年，中苏分歧虽已影响到非国大及南非共与中共的关系，但尚未造成严重冲击。1960年南非共总书记达都一行四人访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双方正式建立党际关系。会间，南非共亦向中方提出支持其武装斗争的请求，且极有可能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因为此后不久(1962年)，非国大即派六人到中国接受军事训练，据说毛泽东还曾亲自接见。仅1963年一年间，中国就接待了五批非国大的干部来华参观考察，一时掀起双方交往的小高潮。

　　随着中方“九评”的发表，中苏论战达到高潮。同时期，由于苏共施压，非国大逐渐转变态度：其领导人从1963年下半年起开始公开批评中国，随后两年分别于埃及、加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讲话。中国因此单方面中止了与非国大的联系(第一次“断交”)，不再公开声援后者，转而支持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此后十年间，中国虽仍通过驻非洲国家使馆及新华社等机构与流亡在外的非国大保持联系，但双方关系并不密切。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国大曾一度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75年，非国大领袖坦博到访中国。1978年，李先念副总理访问赞比亚时也会见了流亡当地的非国大政治书记。双方关系初见回暖，然而不久又发生两件事致使两党关系再度“还寒”。1978年4月，非国大在于卢萨卡召开的“支持南部非洲前线国家解放运动国际会议”上直接批评中国破坏国际团结;1979年2月，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边境战争，非国大又与苏联发表联合公报指责中国。双方因此又再次中断联系(第二次“断交”)。

　　2.关系的修复与遗产。不过，上述僵局较快得以化解。随着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观念引发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反思其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强调“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提出同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关系。1982年，中共尝试与流亡国外的非国大(及南非共)重建联系，邀请流亡英国的南非共中央委员维拉·皮莱秘密访华，他建议中方先与非国大接触，作为与南非共“和好”的第一步。鉴于非国大与南非共之间的紧密关系，中方也将其视为南非两党愿与中共修复关系的积极信号。1983年3月，南非共的党内通讯也有记载：“我们原则上同意，(中南)两党必须共同努力创造有利于恢复双方关系的氛围……双方必须停止任何针对对方的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攻击。”

　　中方通过多种渠道恢复与非国大进而同南非共的关系。1983年初，中国政府总理访问赞比亚时会见非国大领袖坦博。四个月后，坦博应邀访华，标志着中共与非国大正式恢复高层往来，双方还正式建立了党际关系。1986年4月，非国大总书记阿尔弗雷德·恩佐访华，期间，中国各界上千人在北京集会，声援非国大的反种族隔离斗争。1987年1月，中共中央致电祝贺非国大成立75周年———这是中共首次电贺非国大。随着各自政策的调整，双方关系不仅迅速恢复且不断升温。

　　中方继而着手改善与南非共的关系。1986年，恩佐访华后不久，南非共全国主席乔·斯洛沃于9月前来中国。南非共将此访视为一次成功的“破冰之旅”，双方就“埋葬过去”、重建关系达成共识。中方很看重此次会晤，且鉴于理念相近，两党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中共与非国大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展开民间交流。1986年8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黑人主教图图访华，在上海、北京布道演讲，宣传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斗争，一时引发民众热潮。1988年7月，为庆祝尚在狱中的曼德拉70寿辰，北京各界60多名学者召开“曼德拉思想与实践”研讨会，非国大国际部书记马卡蒂尼到会发言。1989年11月，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韩文藻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应邀访问南非，这也是中国民间代表团首次访问南非。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学者随后也数次往访。这些民间活动积极推动中国与南非国内外坚持反种族隔离斗争民族解放组织的联系，也有助于改善与非国大的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恢复联系，到90年代非国大重新成为南非国内影响最大的合法政党，中国一直与其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然而，由于此前“以苏划线”的政策失误而给双方关系造成的影响却未完全消弭。至少在非国大中下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有人因中国在其流亡期间支持泛非大而不是非国大心存芥蒂。

　　然而，纵然双方都表示不计前嫌，20多年的隔阂乃至两度“断交”毕竟给双方关系带来疏离感。中国与非国大的关系显然不及中国与其他长期保持友好的非洲国家及其政党组织的关系那般紧密。这种“疏离感”虽会随着相互深入交往而逐渐消除，但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双方刚和好之际，夙嫌一时难弃，致使非国大在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之时面临一定的“民意”压力。非国大重返南非政坛后与台湾方面的互动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心态。

　　非国大刚恢复合法时，台湾驻南机构顾忌白人政权的反应，没有大规模对非国大开展公关，仅有一般性联络。此后，台湾看到南非白人政权与中国大陆公开接触，始与非国大搞“外交”。1991年11月，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首次拜会曼德拉，会晤恩佐、塔博·姆贝基等非国大领导。1993年，曼德拉访台后，台湾方面对非国大的“外交”攻势进入高潮。据时任非国大国际部主任的塔博·姆贝基透露，仅当年就有18个非国大团组访台。非国大执政后，1994年内，台湾邀请了近240名议员赴台观光，其中不少是非国大成员。陆以正则说，此乃南非共“造谣”，他称仅79人到过台湾，且半数是在选举前，并否认曾给到访者“发零用金”。

　　无论具体数字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自非国大重返政坛后，特别是在1994年南非大选前后，非国大中高层人士即成为台湾的重点公关对象。相对于南非共党员的坚定抵制，不少非国大成员(包括中高层)都接受了台方邀请。台湾当局不惜血本和大力游说不无成效。阿齐兹·帕哈德曾提到，“在我们解禁之后，台湾人确实给了非国大很多钱，所有党派他们都给。1994年后，他们还把很多非国大籍议员请到台湾。所以，在议会里，有一些我们的人———尽管只占少数———鼓吹‘两个中国’等各种毫无根基的言论。”事实上，直到1995年上半年，据西苏鲁向中方透露，在发展与两岸关系问题上，非国大最高决策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仍有两种声音而无法下定决心;及至当年底，执委会才就放弃台湾、与大陆建交基本达成共识。造成这样的情形———从对台湾态度较为宽容到最终被其“金元外交”所影响，除台湾方面的努力及非国大方面的一些客观因素外，多少也与当时非国大与中方关系的根基不够牢靠有关。

　　与南非当局的关系：迂回反复(1989—1994)

　　理解中南建交历程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与南非白人政权之间的交往。虽然这段关系短暂且低调，但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与新南非的建交做了有益铺垫。从1949年到1989年，由于南非当局实行种族隔离并与中国台湾“建交”，中国与南非一直互不承认、互不来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中方就决定不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发展外交关系。随着后者厉行苛政，特别在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后，中方断绝了与南非政府的一切经贸联系。南非则于1962年与台湾互设“领事馆”。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4年，第29届联大又因“种族隔离罪行”决定中止南非出席联大的资格，中国遂先后断绝与南非的直接通邮、书刊及电报业务往来。屡遭国际孤立的南非与台湾“惺惺相惜”，1976年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给中南交往又平添一大障碍。

　　1.各自目标并不相同。20世纪70、80年代，南非白人政权内外交困，被迫调整国内政策。彼得·博塔总理1978年上台后，先后废除或修改多部种族主义法律法规，并与狱中的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对话，且放出释放曼德拉的风声。一些南部非洲前线国家领导人见南非国内种族主义政策有所松动，遂建议中国对南非白人政权施压，以加速其政治解决进程。这就促使中方开始考虑与南非当局适度接触，否则，中方想施加影响都无从谈起。当时，苦于国际制裁的南非政府也急于摆脱困境，特别是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总统上台后提出“重返国际社会”的“新外交”战略，白人政权开始与非洲、西方及亚洲国家恢复联系。

　　在此背景下，1989年4月，南非政府辗转通过中国驻博茨瓦纳使馆向北京传递口信，称认识到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南非考虑逐渐疏远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最终实现对华建交，双方可先从经贸、科技、学术等方面建立并发展关系。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南非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中方传话，希望恢复直接贸易，但中国政府以南非尚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由予以拒绝。

　　南非政府从1990年初起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包括解除党禁、释放曼德拉、开启国内谈判及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等，为中南交往去除了些许阻碍。同时，非国大也与中方联系，希望中国能够进入南非，以便非国大回国后保持与中方联络。出于能够对南非施加影响以推动其变革进程，以及在未来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能够取代台湾、与南非建交的战略考虑，中方决定谨慎地与白人政权展开接触。

　　1991年是双方接触的关键之年。5月，为对应南非外交部总司长范希尔登此前的访华，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郑耀文秘密回访南非，这也是新中国外交官首次踏上南非的土地。郑司长会见了南非外长皮克·博塔及总司长范希尔登，并就互设以民间名义但享有一定外交豁免权的代表机构事宜与南非方面达成原则性协议。同年10月，南非外长博塔访华并会见中国外长钱其琛，他坦承不可能马上解决台湾问题。钱外长随后指示，中方处理对南关系要“积极但不着急”。中国与南非隔绝40多年，却经短短两年多即初步建立联系，并很快互设“研究中心”，新华社也在南非建站，实属不易。时任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博塔回忆道，南中双方建立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才会有如此“旋风般的速度”。

　　不过，“开场”的顺畅局面并未持续多久。事实上，中南此前的接洽已然“触怒”了与南非白人政权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正如中国和南非两位外长预料的那样，双方进一步来往因台湾问题的阻碍而日趋艰难。

　　2.双方关系退而停滞。博塔外长1991年访华后仅一个月，德克勒克总统旋即访问台北并表态在其任内不会改变对台关系。1992年，中南联系明显倒退。是年3月，南非外长博塔赴台湾，据在场的邵磊思回忆，博塔答台湾记者问时直接否认了与大陆建交的可能性，甚至声称“再不涉足那个共产主义国家”。没过多久，南非副外长斯库曼又在10月会见过境的中国副外长杨福昌时提出，南非主张双方关系要“顺其自然，不能超速，更不能‘持枪逼婚’”。11月，南非外交部总司长伊文斯约见中国“南非研究中心”主任谢志衡，指责中方向非国大提供资助并商讨未来建交事宜，要求“研究中心”以促进经贸文化交流为主而少介入政治事务。这些不友好的举动自然引起中方的不悦与驳斥，中方认为南非态度的转变很可能与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进而带来外交局面的改善密不可分。

　　事实上，从白人政权急于接触中国之初即可看出其重在拓展经贸联系而无意发展政治关系的倾向。对当时的南非当局而言，台湾当局仍是一枚不能舍弃的棋子。这不仅与两者曾为“难兄难弟”有关，更与台湾当局当时的经济体量及两者的经济利益纽带紧密相连。据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科茨回忆，1992年，台湾是全球第14大经济体(超过大陆)和南非第五大贸易伙伴，南非每年向台湾人颁发近三万个签证，每周有两趟直航班机往返台南之间。⑤而白人政权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则仅出于拓展其国际活动空间与促进经济发展的考虑，且随着国际社会放松对南非的制裁，这种需求也不再突出。

　　对中国而言，发展与南非的经贸来往固然也有重要意义，但更迫切的诉求在于政治与外交，特别是解决在非洲的台湾问题。1992年的几个回合让中方进一步了解到南非白人政权“重经轻政”之意，认识到在德克勒克任下双边关系不会有实质性突破。

　　此后，直到南非民主大选、白人政权下台的一年多时间里，双边关系“裹足不前”。1993年，南非副外长斯库曼访华，仍只强调增进经贸往来，刻意回避政治议题。同年，南非总统顾问维尔容来华，也表达类似观点，即德克勒克愿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收获经济实惠，但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与台湾的关系。至此，中方看透了白人政权不弃台湾的立场，对南非的外交工作重心也更加聚焦非国大。

　　这五年的双边交往虽未能实现外交突破，但毕竟在探索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特别是双方互设民间代表处，客观上也为中国与南非国内其他力量，尤其是非国大、南非共等方面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从而给1994年新南非诞生后的中南建交铺垫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人物曼德拉：艰难抉择(1994—1996)

　　随着非国大重返政坛及其在与白人当局谈判中取得进展，中方渐将工作重点调整为争取与大选后的新南非尽快建交。鉴于中国始终支持南非人民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并积极修复与非国大的关系，且对比台湾当局长期与南非白人政权关系密切，在中方多数人甚至南非一些人士看来，非国大上台后即与中国建交乃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事实上，自1994年4月以非国大三方联盟为主体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执政之后，新南非延迟了将近四年才最终于1998年1月与中国建交。台湾问题在中国与非国大主导的新南非之间仍成为最大绊脚石的确出人意料，但更加未被中方料及的是，除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内阁成员的刻意阻挠之外，非国大党内也迟迟未能在建交问题上达成共识———特别是作为新南非对外政策核心决策者的非国大领袖、国家总统曼德拉，其对两岸抉择上的犹豫不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南两国建交延迟的主要原因。

　　1.曼德拉态度的转变。前文曾提及早在20世纪50年代，曼德拉就曾寻求中国支持非国大开展武装斗争。他早年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且获益良多，在罗本岛监狱里还让夫人温妮送来《毛泽东选集》供其阅读研习。曼德拉获释后在与中方人士的交流中，多次表示钦佩与敬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他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并一再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非国大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

　　1990年初曼德拉获释，中方曾通过各种渠道多次邀其访华，他本人亦表示接受但均未成行。1991年初，曼德拉访问赞比亚期间，中国驻赞大使周明基前去拜会，双方谈及建交问题时，曼德拉表示，若非国大赢得大选并单独执政，即同中国建交。同年7月，非国大在德班召开第48次全国代表大会，曼德拉当选党领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朱善卿应邀到会致贺，期间两次拜会曼德拉，曼德拉再度表示一定来华访问，并重申非国大不会与台湾发展关系。

　　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盛邀曼德拉访华，曼德拉欣然应邀于10月初来华访问一周。中方按国家元首的礼遇接待曼德拉(彼时尚未当选总统)，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政府总理李鹏分别会见并宴请。曼德拉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双方国内的发展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也提到建交及台湾问题。曼德拉坦承他已收到台湾当局的邀请，但仍做出民主南非一成立就与中国建交的表态，并称将设法取消台湾驻南非的官方机构。为支持非国大国内竞选，中方提供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现汇及物资援助。

　　1990——1992年，曼德拉在对华关系特别是对未来与中国建交的立场上态度积极，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障碍。然而，仅仅一年多后，曼德拉的态度即发生较大转变。1994年2月，南非大选前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访问南非，向曼德拉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的信，同时向塔博·姆贝基提交中方准备的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希望能与南非方面一起为大选后两国建交事宜提前做些准备。但此次曼德拉虽重申与中国建交的意向，同时却又提出需考虑台湾与南非白人政权的现实关系，姆贝基也婉拒启动建交谈判。这令中方感到新南非诞生后两国恐难顺利建交。4月27—29日，南非举行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非国大获胜，曼德拉当选民主南非首任总统。然而此时，他对南中两国关系的态度却从先前承诺马上建交“倒退”到在两岸之间举棋不定。

　　1994年4月25日，曼德拉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非国大执政后不会马上与中国建交，也不会因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这是曼德拉总统第一次公开提出“双重承认”的说法。5月，南非新任外长恩佐也表示，台北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关系特殊，并应进一步改善。这与曼德拉本人及非国大此前的表态大相径庭。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曼德拉总统在不同场合多次主张“双重承认”，愿与中国建交但同时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直到1996年年中———距离其最终宣布与中国建交决定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曼德拉仍在坚持其“双重承认”的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曼德拉总统对发展与两岸关系态度的转变呢?

　　2.转折点：台湾之行。1992年10月，曼德拉访华后，台湾立即许诺向非国大提供2500万美元援助。1993年7、8月间，曼德拉赴台接受援助。不少人认为，当时南非大选在即，非国大急需竞选资金的情况下，台湾的大笔捐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曼德拉的对台态度，以及他对海峡两岸取舍的权衡。

　　时任南非驻台“大使”维尔容的一段回忆提及曼德拉在抵离台北前后态度的微妙转变：他刚下飞机时，随行的非国大新闻与宣传部主任帕洛·乔丹发表了一番对中国友好的讲话。为缓和氛围，曼德拉继而表示，中国始终支持非国大的解放斗争，非国大不会背叛老朋友;但非国大同时也在寻找新的朋友，并希望台湾成为这样一个朋友。当访问结束再次在机场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曼德拉索性没让乔丹讲话，自己回答提问，并给外界留下南非不会与台湾断交的印象。陆以正亦提及，曼德拉刚到台湾时，“给国人的初步印象简直糟透了”，但及至他离台之前，“语气已缓和得多，不再提遵循联合国与不结盟集团前例，而改说要以南非国家利益为主要考虑了”。

　　值得指出的是，曼德拉不想破坏此前刚与中国恢复的友好关系，对其访台的负面影响并非毫无顾忌，而是通过一系列安排，力图减少中方的疑虑与反感。访台前，他派非国大国际部主任塔博·姆贝基专程到北京解释，称非国大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仍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背叛老朋友。访台后，曼德拉亲自向中国“南非研究中心”主任谢志衡通报情况，称他对台的一些友好表态类似于非国大同前政敌白人政权开始谈判时的说法。曼德拉还委托1993年8月初来华休假的南非共总书记斯洛沃转交其在台的几次讲话稿，并转达口信，重申“新南非将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代表。换言之，对我们来说，从来就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中国”。

　　尽管曼德拉煞费苦心地表态，但其台湾之行还是成为新南非与中国建交过程中一道绕不开的坎。在某种程度上，赴台接受援款成为曼德拉转变立场的导火索。他就此背上“道德包袱”———不弃朋友的“为人理念”———认为倘若刚接受台湾提供的资助，马上与其“断交”，无异于背信弃义，因此，他多次讲，南非不能抛弃台湾“老朋友”。不过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曼德拉提出“双重承认”仅是权宜之计———即作为对台湾献金的回报，不便马上“断交”———他可以低调处理，拖到合适时机再做抉择。但事实证明，曼德拉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拒绝改变“双重承认”的立场。

　　3.不肯放弃“双重承认”。曼德拉总统拒绝改变“双重承认”的立场至少有三方面原因。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叶，一些南非人持有“南非特殊论”心态。在建交问题上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鉴于非国大成功通过谈判而非武力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使得曼德拉总统等一些人对此颇为自豪、自信与自重。他们认为，谈判能解决任何政治问题。1994年5月，曼德拉总统刚做出“双重承认”的表态后不久就说过，他相信“中国领导人和台湾(方面)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两岸关系)”，南非也会“尽力相助”。后经台湾方面的鼓动，曼德拉曾于1996年给北京高层致信，再度委婉表达了“调停”之意。在当时的曼德拉总统看来，两岸问题有可能在短期内通过谈判解决———且南非方面愿意并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角色———而如果两岸问题得以解决，“中国实现了统一，我们处理起来(建交问题)会更容易些”(曼德拉语)。因而，回头看来，曼德拉的“双重承认”并非意在分裂中国，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两岸实现统一之前的一种权宜之计。

　　此外，“南非特殊论”还表现在，南非有人以为可以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并能得到中方的认可。对此，阿齐兹·帕哈德评论道，“1994年之后，南非国内形成一种‘南非特殊论’的迷思，以为我们发明了一切，甚至连风都是我们发明的!”，“我们中一些从事对外事务的资历较老人士，也帮着强化曼德拉及其总统办公室的这种理解，即认为南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采取‘两个中国’政策”。因此，曼德拉总统可能以为凭借自身威望，可以开创连美英日等国都做不到的“双重承认”先例。

　　然而，由于对中国国情及对两岸关系缺乏了解，曼德拉总统及一些南非人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期待在当时都是不切实际的：两岸问题不是通过谈判一蹴即至就能解决的事情，在内政问题上中方也绝不会接受他国的“斡旋”，至于想造成“双重承认”的特例就更加不可能。

　　李登辉1988年上台即逐步推行“台独”政策，故意区分岛内的中国人和台湾人。1994年，恰恰也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年，李登辉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说要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对“千岛湖事件”的处理，进而《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的出台等一系列事件，台北文件不再使用“一个中国”的说法，使双方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中国绝不可能接受曼德拉总统提出的所谓“双重承认”。中南建交的缓急还属外交的范畴，但“双重承认”则迎合了台湾当局分裂中国的企图，触及“中国统一”这一对中方而言毫无商讨余地的国家核心利益。这对当时业已紧张的台海局势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需要看到，曼德拉总统和大多数非国大成员(乃至南非民众)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了解非常有限，对两岸关系及中方在台海问题上的底线与原则(特别是其不可妥协性)更是知之甚少。曼德拉身陷囹圄27年，不仅信息更为受限，而且没有亲历20世纪80年代非国大与中共“复交”的过程;非国大党内只有阿齐兹·帕哈德、塔博·姆贝基等与中方接触较多的少数领导才对此有准确的认识。如阿齐兹·帕哈德所言，“他们(台湾)资助了各派人士到台湾参观，他们(访台人士)此前都没去过北京。当时，南非国内没有(关于)中国的准确信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邵磊思曾评价道，南非人对中国了解不多，凡访华过的人对中国印象都很好，但总的来说，南非人对中国的无知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事实上，很多曾对“双重承认”抱有幻想的南非人直到访华并与中方深入交流之后，才认识到这对于中方而言绝无商量余地。

　　造成曼德拉总统坚持“双重承认”立场的第二个原因是南非当时存在一些主张保留对台关系的势力。这些势力按照其动机的不同(但彼此间会有重叠)大致可分为三类，他们从党派、议会、政府、内阁乃至公民社会等各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一种支持“双重承认”的舆论基础。

　　第一类是“经济利益派”。他们认为，南非从台湾获得的经济好处远比从大陆获得的要大，这不仅从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大陆的经济实力对比来看确实如此，且被一些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人士以为未来仍会如此。如前所述，由于台湾方面的积极安排，新南非政府及议会等各界不少人都曾到访台湾，亲眼目睹当地时势。相反，他们对大陆知之甚微，很多观念还停留在前白人政权时期的反共宣传。加之新南非诞生后，台湾当局随即宣布将投资三亿美元支持南非耗资巨大的“重建与发展计划”，这对亟需发展业绩的新政府而言无疑吸引力极大。1995年5月，阿齐兹·帕哈德副外长召集政府各部会商时，各部门意见不一：军方竭力主张同大陆发展关系，贸工部则代表“经济利益派”的意见，主张维持现状，认为与台“断交”会令南非损失很多经济利益。此后，曼德拉总统在宣布与台“断交”之时也在予江泽民主席的书信中表示，鉴于台湾对南非经济的广泛参与，对台“断交”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

　　第二类是南非白人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员。种族隔离时期台湾曾与白人政权关系十分密切，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议会、政府及内阁中留任的前白人政权、国民党籍旧人中，出于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及以往交情等因素，仍然同情和支持台湾。陆以正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他与外交部总司长伊文斯、前外长博塔、前总统德克勒克多名白人高官私交甚笃，因此，常能得到一些内部讯息乃至帮助。其中如上文提到过的外交部前总司长伊文斯，极力反对与台“断交”，是外交部内阻碍中南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因素，且很可能对曼德拉本人的判断有一定影响。德克勒克也曾向李登辉许诺，不在1996年3月台湾“大选”之前改变对台关系现状。

　　第三类是受台湾“金元外交”影响的各类人士。陆以正回忆到，“南非那时局势依然混沌。黑人家邦(黑人家园)尽管不象样子，却仍然掌握有土地、政权与军队。白人、杂色人(有色人)、印度人，乃至黑人政党多如牛毛。在民主投票以前，谁都不能得罪。代表劳方的工会、代表资方的工商团体、五花八门的教会、白人与黑人的大学、各类体育协会，乃至巧立名目的非政府组织，各自都有一定的群众与支持者。我东奔西走，到处拜码头，与他们恳谈结交，请客、送礼、邀访或请提名赴台接受专门训练。一年多下来，交了不少朋友，也使他们对我国(台湾)的观感产生变化”。

　　南非方面如其驻台湾“大使”维尔容认为，台湾方面当时相当成功地发展了与南非各界的关系。甚至当南非共籍的部长们提出应与大陆建交、与台湾“断交”的提案时，陆以正自信地认为“此案不易成立”，因为包括从白人副总统德克勒克和部长博塔，到黑人中非国大及因卡塔自由党籍的部长都是他的朋友，27名内阁成员中支持台湾的可达半数左右。

　　造成曼德拉总统坚持“双重承认”立场的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对上述台湾“外交”的又一印证———即台湾方面对曼德拉总统本人所做的“积极”工作。台湾当局捕捉到并充分利用了曼德拉态度上出现的举棋不定，通过不同方式强化曼德拉“双重承认”的想法，以至鼓励曼德拉进行居中调停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在1994年4月曼德拉总统首次表态“不会因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当局旋即予以回应，其“外长”钱复在立法院声称准备接受南非对海峡两岸的“双重承认”，这就给曼德拉造成一种此事并非绝无可能的错觉。继而，台湾当局又先发制人，在陆以正的操作之下，形成李登辉得以携台湾“官方代表团”出席曼德拉总统的就职仪式，而中方只能派遣民间代表的被动局面。李登辉借机多方活动，不仅在世人面前强化了台湾在南非作为“合法代表”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南非有意对两岸“双重承认”的表象。1996年2月，陆以正应曼德拉邀请赴宴，在与南非共布莱德·恩齐曼迪等三人辩论一晚之后，陆遂向台北提议让南非出面调停，尽管他对此举的结果心知肚明———“我(陆)断言中共绝不可能接受任何第三国调停”。李登辉随即亲笔致信曼德拉，“正式邀请贵国(南非)扮演两岸推动之角色”，并故意将此事透露给台湾媒体，制造舆论。

　　综上，由于曼德拉不了解中国实际及两岸关系，因而“南非特殊论”心气颇盛，更有南非社会中存在的各派出于不同动机而不愿放弃台湾的势力影响，再加上台湾方面的全方位“公关”，这三种因素共同造成曼德拉总统长期坚持“双重承认”的立场。由于他在非国大党内、南非国内都德高望重，使得党内及国内即使不赞同其立场的人士也不愿直面抵触老人家，宁可耐心等待他自己在大势所趋面前醒悟。此外，中国当时对南外交工作的重心主要放在非国大这一政党整体之上，对曼德拉总统本人的工作，则由于交往有限、了解不深，一时未能找到入手点与突破口。

　　4.最终的抉择。1994年4月新南非成立之后，中南两国迟迟未能建交。这不仅出乎中方所料，也给中方的外交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如前所述，直到1996年7、8月间，曼德拉总统仍在讲“双重承认”，甚至对前来劝说他的南非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戈文·姆贝基(塔博·姆贝基之父)表示，如果非国大领导层再施加压力，他宁可辞去党领袖一职。然而，三个月后，1996年11月26日，几乎毫无预兆也出乎众人所料，曼德拉总统突然宴请中国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顾欣尔，告之南非决定将于一年后“与台湾断交”。次日，曼德拉携恩佐外长、帕哈德副外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对外宣布这一决策。

　　没有人知道最终究竟是什么促使曼德拉突然改弦易辙，但也许他并未放弃初心，只是无法再坚持。他可能早知道此乃大势所趋，不过一直在等待转圜之机———凭着他惯有的对于时机的直觉。

　　之所以说是大势所趋，不仅因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因为曼德拉总统认识到不能再固执己见。

　　从内部讲，随着南非与中国深化相互了解和理解，越来越多的南非人认识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容谈判和妥协。在政党层面，各方资料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显示，到1995年底，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基本已就“一个中国”立场达成一致———曼德拉本人也表示同意，只是不肯将此写入决议，仍坚持不能对台湾“忘恩负义”，强调要向台方做出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南非共从中发挥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斯洛沃和恩齐曼迪都向中方通报过他们努力做非国大领导层的工作;陆以正在回忆录中也讲到南非共通过不同方式给非国大及曼德拉“施压”，如在1995年底非国大执委会会议前透过媒体曝光台湾对非国大的“金元外交”，从而制造舆论压力，促成执委会会议做出有利中方的决议。在议会层面，1995年7月，南非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派遣由各党派成员构成的11人代表团访华，了解情况以供南非议会决策参考。同期，由戈文·姆贝基率领的七人省务院代表团也到访中国。这些访问使他们理解到中方不可能接受“双重承认”的立场，从而有助于纠正议会内部对“双重承认”的错误认识。

　　同时，中国也通过不同渠道敦促南非改变立场。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11月和1996年5月两次致信曼德拉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1996年4、5月赴南出席国际会议，与南非政府签署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协议，并拜会曼德拉总统，力陈中南经贸合作的潜力，希望其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尽快做出建交决策。中方还利用自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在涉及南非的一些多边外交场合及议题上，向南方适度施压。面对曼德拉一意孤行的态度，中方最终也予以强烈回应，新华社于当年9月发表社论《南非政府应该丢掉幻想》，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双重承认”此路不通》批评南非方面的态度。第二点可能促成曼德拉择机转圜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收复香港之举。不少中方亲历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南非与香港经贸关系密切，1995年香港与南非双边贸易额达14亿美元，对南投资也超过台湾，香港和大陆与南非的贸易总和超过台湾与南非的贸易额。若不在香港回归之前与中国建交，南非驻港领馆将改为非政府机构甚至关闭，南非与香港的经贸往来也将蒙受损失，南非民航班机无法再落地时为南非人十大旅游点之一的香港。在切身利益即将遭受重大损失面前，“道德包袱”的分量毕竟略逊一筹。不过也应看到，考虑到诸多事宜务必在1997年7月1日之前交涉完毕，曼德拉总统于1996年11月才最终宣布决定，还是将与台“断交”拖延到了最后一刻———包括错开当年3月的台湾“大选”，以免在李登辉背后“捅刀子”。

　　1997年，中南双方进行了两轮建交谈判。12月31日，钱其琛和恩佐两外长在比勒陀利亚签署建交公报与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自

　　1998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后与非国大和南非共恢复关系、同白人政权接触联系，直到1998年1月1日中南两国正式建交，前后历时十几年，过程跌宕起伏。

　　虽然南非白人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末急于打破自身经济困境与外交孤立，一度积极接触中国，中方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也予以回应，但台湾与南非白人政权在同为“国际弃儿”时期形成的经济与战略同盟关系无望打破。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与南非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而大陆与南非之间却存在意识形态鸿沟和缺乏共同经济战略利益。因而，白人政权的“主动示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侧重经济、避谈政治”的态度也表明其并无实现外交突破的诚意。对此，中方不得不慎重考虑。

　　就非国大而言，中国共产党早从20世纪50年代就与之来往，80年代外交转型后更是积极修好，到80年代中后期双方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台湾国民党不仅长期作为非国大头号政敌南非国民党的盟友，且晚至90年代南非白人政府解除党禁、释放曼德拉后才开始拉拢非国大。因此，某种程度上讲，非国大上台之后，大陆似乎理应比台湾更加“稳操胜券”，当时不少中方人士也将中南建交视作“顺理成章”，然而历史却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逆转。曼德拉因素”至关重要。曼德拉的台湾之行是一大转折点，而他对中国情况与潜力的了解不足、对两岸问题的认识不深，加之其为人理念及个人威望的影响，也给中南双方致力于尽快建交的人士造成较大困难。除此之外，同样重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中方与非国大两党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根基不牢。如前所述，即使双方从80年代开始修复关系，但在台湾的强大攻势下，一些非国大成员还是转换阵营。这些都值得今人反思。

　　首先，在中苏分歧时期中共与非国大(南非共乃至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共产党及民族解放组织)党际关系的处理是否有欠妥之处，以致给两党关系留下一些芥蒂、意识形态(如中苏分歧)在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的限度，乃至将其(如中苏矛盾)扩大化的必要性，都值得在日后的外交实践中谨慎处置。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非国大被解禁之后中国与其交往的过程中缘何会让台湾“后来者占先”?在当时的情势下———特别是对比当时台湾对非国大展开的密集“公关”———中方对南非这一重要的区域性战略伙伴、非国大这一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政党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视程度、主动性及工作力度等是否还不够到位?如何尽量加强对外交对象国充分的认识与尊重，不遗余力地促成双方在各层面———上至领袖，下至有影响力的中高层领导，及至基层的民间力量———的相互了解、理解进而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关照，也是值得在今后外交实践，特别是对非外交过程中，多加留意的地方。

　　在当代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史中，中南建交可能只是很短的一段插曲，却从一个侧面同时反映出两个重要政治议题———即中苏关系与台湾问题———曾对当代中非关系产生的影响，因此不失为一段颇有价值且发人深省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