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启明:权力转移理论及其批判

　　从1648年现代国际体系确立至今，3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显示的是一幅大国权力此消彼长，不断出现权力转移的画卷。在这幅多姿的画卷中，很多国家有过权力辉煌时期，但这种权力的荣耀往往受时间所限。哈布斯堡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中华帝国、苏联帝国曾经都是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国家。如今有的帝国已经衰落，譬如大英帝国;有的已经消失不见，比如苏联;而有的国家正重新崛起，比如中国。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现象进行思考，不仅有利于从理论层面厘清权力转移现象的本质，也能为国家间关系发展提供启示。本文将批判性地介绍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研究历程。文章共分为四部分。首先，叙述权力转移理论开创者———奥根斯基的核心观点;接着将从概念测量和推论细化两方面论述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进程;第三部分将比较权力转移理论与均势论，指出前者的进步之处;第四部分将从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概念出发，论证它的不足与值得进一步发展之处;最后将指出权力转移理论对实现“中国梦”的指导作用。

　　权力转移理论的开创

　　奥根斯基(Organski)在批判均势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权力转移理论。均势论主要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大国间的互动发生在无政府状态下;第二，大国能够根据彼此相对权力的变动来改换立场，以维持权力均势。奥根斯基批评这两个假设把“国家设想成一个静止的物体，它的权力不能从内部得到改变.而且国家出于权力的考量，不会和其他国家有永久的联系”。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不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活动在由主导国创立的等级制国际秩序之中;而且大国间经常发生权力转移，并影响国际秩序的运行。

　　(一)权力转移的历程

　　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权力对比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会不间断地出现权力转移，这种转移是由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致。他把“潜在大国”“转移增长”和“权力成熟”归为权力转移的三个时期，并认为大国间经历不同发展时期时，会发生相对权力的升降，从而产生权力转移。在“潜在大国”时期，一国还处在前工业化阶段，它的权力只是潜在的，并没有发展出来。这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大国在经济、政治发展上的不发达。经济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城市化水平不高;而且国家政治发展水平也不高，统治权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治理效率低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加速，一国开始进入权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转移增长”时期。在权力转移的第二个阶段，“整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经历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特征为：经济的工业化程度加深、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扩展、人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由于权力的快速提升，国民变得日益自信，对国际事务也很敏感，因此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表现。经历“转移增长”时期之后，一国开始进入“权力成熟”时期。这一阶段，虽然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还会经历变化，但总体已趋于稳定和成熟，不会再像第二时期那样，发生爆炸式的增长。“权力成熟”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国会相对其他正在经历第二时期权力变迁的国家出现相对衰落，这主要由各国工业化速度不同所致。

　　(二)权力转移的舞台———等级制国际秩序

　　不同于均势论把大国间互动背景设定为无政府状态，并认为它们不会产生永久性联系，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会在国际等级秩序中发生持久联系。他认为，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的改变，大国间的关系比前工业化时代变得更持久。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贸易的加深，大国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这导致它们因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保持稳定的联系。军事上，现代战争的致命性与昂贵性，使得大国军事同盟的制度化水平不断加强。它们需要标准化彼此的装备系统、转移武器以及建造和维护军事基地，这一切会使同盟国的关系保持稳固。社会上，随着大国内部政治参与范围扩大、民主化程度加深，民众对一国外交事务的影响越发显著，这使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因害怕高昂的“观众成本”而不敢轻易改换在国际政治中的“阵营”。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这种持久联系发生在由主导国创建的等级秩序中。因为大国工业化速度不同，所以大国间权力增长也会各异，最终会出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科技上具备全球一流权力，处于超群地位的主导国，而且该主导国会利用自身强大的权力，创建国际政治中的规范、规则和原则，形成一定的等级秩序。主导国之所以会组建国际秩序，不仅因为其在全球活动产生的广泛利益，要求其创立一种能维护这些利益的国际秩序;还因为当主导国创立国际秩序后，它就成为秩序的“垄断者”，这种“垄断者”地位能为其提供不成比例的“垄断租金”。当国际秩序建立后，由于不存在有足够实力挑战主导国的国家，此时的国际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在该秩序下，国家间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它们行为也有章可循。

　　从1648年现代国际体系确立至今，3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显示的是一幅大国权力此消彼长，不断出现权力转移的画卷。在这幅多姿的画卷中，很多国家有过权力辉煌时期，但这种权力的荣耀往往受时间所限。哈布斯堡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中华帝国、苏联帝国曾经都是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国家。如今有的帝国已经衰落，譬如大英帝国;有的已经消失不见，比如苏联;而有的国家正重新崛起，比如中国。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现象进行思考，不仅有利于从理论层面厘清权力转移现象的本质，也能为国家间关系发展提供启示。本文将批判性地介绍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研究历程。文章共分为四部分。首先，叙述权力转移理论开创者———奥根斯基的核心观点;接着将从概念测量和推论细化两方面论述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进程;第三部分将比较权力转移理论与均势论，指出前者的进步之处;第四部分将从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概念出发，论证它的不足与值得进一步发展之处;最后将指出权力转移理论对实现“中国梦”的指导作用。

　　权力转移理论的开创

　　奥根斯基(Organski)在批判均势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权力转移理论。均势论主要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大国间的互动发生在无政府状态下;第二，大国能够根据彼此相对权力的变动来改换立场，以维持权力均势。奥根斯基批评这两个假设把“国家设想成一个静止的物体，它的权力不能从内部得到改变.而且国家出于权力的考量，不会和其他国家有永久的联系”。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不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活动在由主导国创立的等级制国际秩序之中;而且大国间经常发生权力转移，并影响国际秩序的运行。

　　(一)权力转移的历程

　　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权力对比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会不间断地出现权力转移，这种转移是由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致。他把“潜在大国”“转移增长”和“权力成熟”归为权力转移的三个时期，并认为大国间经历不同发展时期时，会发生相对权力的升降，从而产生权力转移。在“潜在大国”时期，一国还处在前工业化阶段，它的权力只是潜在的，并没有发展出来。这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大国在经济、政治发展上的不发达。经济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城市化水平不高;而且国家政治发展水平也不高，统治权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治理效率低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加速，一国开始进入权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转移增长”时期。在权力转移的第二个阶段，“整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经历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特征为：经济的工业化程度加深、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扩展、人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由于权力的快速提升，国民变得日益自信，对国际事务也很敏感，因此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表现。经历“转移增长”时期之后，一国开始进入“权力成熟”时期。这一阶段，虽然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还会经历变化，但总体已趋于稳定和成熟，不会再像第二时期那样，发生爆炸式的增长。“权力成熟”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国会相对其他正在经历第二时期权力变迁的国家出现相对衰落，这主要由各国工业化速度不同所致。

　　(二)权力转移的舞台———等级制国际秩序

　　不同于均势论把大国间互动背景设定为无政府状态，并认为它们不会产生永久性联系，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会在国际等级秩序中发生持久联系。他认为，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的改变，大国间的关系比前工业化时代变得更持久。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贸易的加深，大国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这导致它们因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保持稳定的联系。军事上，现代战争的致命性与昂贵性，使得大国军事同盟的制度化水平不断加强。它们需要标准化彼此的装备系统、转移武器以及建造和维护军事基地，这一切会使同盟国的关系保持稳固。社会上，随着大国内部政治参与范围扩大、民主化程度加深，民众对一国外交事务的影响越发显著，这使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因害怕高昂的“观众成本”而不敢轻易改换在国际政治中的“阵营”。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这种持久联系发生在由主导国创建的等级秩序中。因为大国工业化速度不同，所以大国间权力增长也会各异，最终会出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科技上具备全球一流权力，处于超群地位的主导国，而且该主导国会利用自身强大的权力，创建国际政治中的规范、规则和原则，形成一定的等级秩序。主导国之所以会组建国际秩序，不仅因为其在全球活动产生的广泛利益，要求其创立一种能维护这些利益的国际秩序;还因为当主导国创立国际秩序后，它就成为秩序的“垄断者”，这种“垄断者”地位能为其提供不成比例的“垄断租金”。当国际秩序建立后，由于不存在有足够实力挑战主导国的国家，此时的国际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在该秩序下，国家间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它们行为也有章可循。

　　(三)权力转移的影响

　　奥根斯基认为，均势不能带来和平。相反，当大国间权力差距逐步缩小并趋于平等时，崛起国可能因不满守成国独自垄断国际秩序的做法而寻求变革国际秩序，这会与守成国保持现状的目标冲突，最终可能导致彼此关系和国际秩序不稳。然而，不稳定不等于战争。奥根斯基把权力的接近度+崛起国对已有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以下简称满意度)视为决定权力转移后果的核心变量。当崛起国的权力远不如主导国时，国际秩序将保持稳定，因为崛起国没有挑战主导国及其所建秩序的能力;即使当崛起国的权力接近主导国时，但只要它对国际秩序感到满意，国际秩序依然可以保持稳定;只有当崛起国不但在权力上接近主导国，而且它还不满于现有国际秩序时，才会爆发大国间的战争并波及已有国际秩序。虽然强调了权力接近和满意度两个变量，但奥根斯基还指出了其他能够影响崛起国和主导国关系的干扰变量。首先，崛起国的潜力。当崛起国潜力太小以至于无法与主导国相比，或潜力很大能够在相对权力上超越主导国很长距离时，两国都可以实现权力和平转移。其次，崛起国的发展速度。崛起国发展得越快，不稳定性就会越高。因为，双方都没时间应付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彼此角色重新调整的挑战。再次，主导国的灵活性。在面对崛起国时，主导国越是能灵活调整自身的政策，越有助于稳定，反之也成立。最后，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假如崛起国与主导国没有历史的敌意，两国也依然可以保持权力转移的稳定。

　　(四)观点小结

　　可以把奥根斯基的核心观点总结如下。第一，他把权力转移理论聚焦于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及其影响，并认为权力的接近度以及崛起国的满意度是影响权力转移稳定与否的核心变量。第二，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权力转移主要由内部发展所致。第三，他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等级秩序，该秩序由一定时期内的主导国创建。

　　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由于理论源于实践，它只能从自身发展以前的时代抽象出对现实的理解，而不能精确指明事态将来发展的过程，因此理论具有时代性。虽然权力转移理论主要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的国际政治实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该理论的有些论点也需要修改甚至抛弃。奥根斯基规划出权力转移理论的总体框架后，随后的权力转移论者或努力在经验层面上验证这些核心观点，或聚焦于理论的细化。本部分将主要从概念测量和推论细化这两个理论层面梳理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概念的测量

　　正如上文所述，权力接近度和满意度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因此细化和测量这两个概念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转移理论后续发展的重点。如何定义和测量权力是第一个理论难题。开始时，奥根斯基认为，大国权力由人口规模、政治组织的效率、经济发展度、大国道德、资源和地理六部分组成。出于测量方便，最终他把大国权力主要缩减成前三个构成要素，并用国民生产总值(GNP)代表大国经济发展程度，但他并没有给出政治组织的效率的测量方法。随后，他与合作者决定，把GNP作为大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效率的主要指标，这样不但使GNP作为大国权力的唯一构成要素，还成为其唯一的测量指标。最近，学界把大国战争能力指数作为大国权力的主要组成要素，把一个大国的军事、人口以及经济能力视为大国战争能力和大国权力的测量指标。然而有学者指出，大国战争能力虽然可以囊括大国权力构成要素，但它运用的算术测量方法会掩饰或夸大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因此，为了精确地衡量大国间的权力转移程度，应该用几何式计算方法来测量大国的实际权力以及大国间的权力对比。尽管几何式权力测量方法确实能够精确、稳定地反映一个大国权力的实际状况，但它把大国权力的组成部分集中在军事、经济和人口这些硬实力指标上，却忽视了权力转移论者一直强调的政治效率这一重要的软实力指标。所以如何准确测量大国政治效率应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是权力转移论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作为开创者，虽然奥根斯基强调了满意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提出测量这一概念的方法。随后，有学者把大国的军事努力视为满意度的一个指示器，并认为，当一国经历权力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军事投入时，就表明它是国际秩序的不满者。然而，这种测量指标存在缺陷。首先，大国军事努力的提升并不是单方面行为，而是大国互动的产物。其次，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推论，当大国间经历权力转移时，满意国更倾向于加强军事能力，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权力高于崛起国，从而使自身所创造的国际秩序保持稳定。有学者把大国的结盟目录作为满意度的指标。并认为，当一国与主导国的共同盟友的数量越多时，该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就越高;相反当它们的共同盟友很少或没有时，该国的满意度就会很低。这种测量指标也存在不足。因为，盟友数量只是大国战略能力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态度的表示;而且，有的国家是完全中立国，并没有同盟，比如瑞士，但不能以此就断定其是国际秩序不满者。鉴于以上两个测量指标的不足，有学者把一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视为其满意度的反映。因为，国际秩序主要表现为各种国际组织的集合，所以当一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越多时，就表明其对国际秩序很满意，反之也成立。经验数据显示了该指标的准确性。德国是一战和二战的主要修正国。当时的数据也表明，在那两个时期，相对其他大国，德国参与的国际组织的数量确实是最少的。虽然，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能够很好地反映一国的满意度，但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这种测量方式可能先验地假定国际组织是中立的，它不会拒绝任何想加入其中的大国，可是有些国际组织会主动否定有关大国加入的可能性。比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就一直拒绝中国重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其次，有些中立国，比如上述的瑞士，虽参加了很少的国际组织，但不能把其视为不满者。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对大国满意度的测量还存在值得细化之处。

　　(二)推论的细化

　　奥根斯基提出权力转移理论时把该理论的研究层次聚焦于全球层面的大国间权力转移;并把大国内部的发展差异视作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随后，他的后继者们进一步研究了地区间权力转移、联盟的作用、权力转移战争和权力转移理论在新领域应用问题。

　　1.多元等级秩序说

　　莱姆克(Lemke)发展出的多元等级模型把权力转移理论的应用范围延伸至地区间国家权力转移。他认为，国际等级秩序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地区等级秩序，这些地区等级秩序内嵌在由大国所组成的全球等级秩序之中。在没有大国的干扰下，地区等级秩序的运行机制与全球等级秩序的运行机制相同。在该秩序下，不仅存在着地区主导国和其创建的地区秩序，还存在潜在的地区崛起国;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也由地区主导国和潜在崛起国的权力接近度以及崛起国对地区秩序的满意程度所决定。提出主要理论假设后，莱姆克利用中东、远东、南美以及非洲地区的经验数据，验证了多元等级模型的论点的正确性，成功拓展了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层次。

　　莱姆克放宽了奥根斯基的两个核心假设。他不但把权力转移理论对准发展中国家间的权力转移，还把该理论的分析层次聚焦于地区层面。正如他所强调：

　　“多元等级模型提供了与权力转移理论一样的假定，但它不仅面向发达大国，还聚焦于发展中大国”。核心假设的放宽使莱姆克的模型不但囊括了权力转移理论已有的成果，还使权力转移理论涵盖了更多的研究领域。因此，多元等级模型是权力转移理论的成功发展。然而，因为领导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存有地缘利益，它会密切关注每个地区内国家间权力转移的态势对自身领导地位的影响。所以，在聚焦于地区层次的国家间权力转移时，多元等级模型忽视了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的国家间权力转移的互动研究。

　　2.联盟转移理论说

　　奥根斯基把大国内部的发展差异当作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而贬低联盟的

　　重要性。但金姆(Kim)认为，在分析权力转移时，“不仅要考虑大国内部的权力，还需考虑其盟友的潜在支持”。为此，他在修正权力转移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联盟转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推论是：大国间权力转移是内部发展差异和外在联盟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两者再加上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是决定大国间权力转移稳定与否的关键变量。因此，可以将联盟转移理论的因果关系表示如下：大国自身权力差异+大国联盟间权力差异+大国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权力转移的后果(战争或和平)。随后，金姆利用经验数据成功验证了其理论的可靠性，并得出结论，“当潜在挑战大国得到盟友的支持，开始赶上主导国的权力，并有强烈的愿望改变已有国际秩序时，就很有可能爆发大国间战争”。

　　联盟转移理论是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成功拓展。首先，金姆把联盟也看作大国间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放松了奥根斯基只把内部发展视为权力转移原因的核心假设，这样使权力转移理论能够解释大国间联盟与战争的关系。其次，联盟转移理论不仅关注工业时代的大国间权力转移，还把其应用到前工业化时代和现当代的大国间政治研究中，使该理论超越了奥根斯基只把权力转移理论限定在工业化时代的假定。

　　3.权力转移战争问题

　　权力转移理论者在接受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加上挑战者的不满会导致战争爆发这个核心论断的基础上，对可能的战争的发生时间、发起者以及具体的触发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权力转移论者对可能的战争的发生时间存在分歧。创建理论时，奥根斯基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真正发生权力转移之前，即崛起国的权力快接近主导国，但还没超越主导国时，会发生大国战争。在随后的经验调查中，奥根斯基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发生权力转移之后才会爆发战争。因为，只有在这时，崛起国及其盟友的权力才超过了主导国，所以具备了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可是，他把盟友作为决定战争时机的做法却与先前把其排除在核心假设之外的做法相矛盾。因此，战争时机问题成为后续研究的一个争论点。金姆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当崛起国的权力大致接近主导国时会爆发战争。

　　因为，此时主导国与崛起国的战争成本利益分析会导致双方把战争作为解决彼此矛盾的一种合理机制。虽然金姆利用模型分析指出双方权力接近时会爆发战争，但并没有具体指出大体接近在数量上的表现。最后，有学者利用数据分析指出，当崛起国的权力占到主导国权力的70%及以上时就会爆发战争，因为这时崛起国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战争表达自身的不满。a。因为，首先权力转移理论主要想说明大国间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会给它们的关系带来影响，它主要强调了权力转移的动态性;其次，实践中的国务活动家可能根本就没有掌握学者们事后所总结的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具体数据，如果在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上过于纠缠，就会显示理论对现实的藐视。所以，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理解权力转移的动态过程中。

　　权力转移论者都认为崛起国是可能的权力转移战争的发起者。奥根斯基认为，因为主导国创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它不可能主动发起战争摧毁自身所建并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秩序，所以只有崛起国才会通过战争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尽管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主导国主动攻击崛起国的事件，比如19世纪的英国没有主动攻击崛起中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美国也没有攻击过崛起中的苏联。但如果崛起国会理性地等待时机，以便在权力对比向自身倾斜时主动攻击主导国，那么，从逻辑上看，主导国也可以选择当权力对比还有利于自身时发起预防性战争，主动攻击崛起国。例如王国欣等人把决策科学中的前景理论带入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研究中。他们认为，当守成国把它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框定为损失时，守成国会为了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向崛起国发起预防性攻击。而且，理论界也一直在关注国际政治中的预防性战争问题。如科普兰的动态差异现实主义就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国际格局的极性，战争的成本效益对比)，当一国面临相对衰落时，它会利用预防性战争来延缓甚至扭转相对衰落的进程。因此，权力转移论者不能忽视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崛起国与主导国的互动关系。

　　权力转移论者也开始关注可能的权力转移战争的具体发生机制问题。虽然，权力转移论者都强调权力转移战争来源于权力转移(不管是大国间还是联盟间)和对国际秩序的不满，但这两个变量只为权力转移战争的发生提供了背景性条件，而没有说明战争发生的具体机制。随着战争理性模型的建立，权力转移论者开始利用该模型解释权力转移战争的具体发生机制。战争理性模型认为，战争是各国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替代选择，战争双方之所以无法成功地进行谈判，是因为彼此都无法有效向对方保证会遵守可能达成的谈判协议。这种承诺难题可能来自双方信息的不充分、权力对比不明确、谈判所涉及利益的不可分割或盟友的羁绊。权力转移论者也认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转移在本质上涉及双方对彼此权力和影响的谈判，而谈判成功与否会影响两国间关系的稳定。崛起国想从主导国那里获得让步，以实现自身权力增长与影响提升的同步发展;而主导国想从崛起国那里得到保证，不会对其进行无止境的敲诈甚至攻击。有学者认为，如果崛起国能够向主导国保证不滥用自身不断增长的权力，或者不引发特定的权力转移，比如开发特定的武器系统、接近某些重要战略区域，就能有效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有学者进一步深化了此观点并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的军事决定及其透明度是影响大战爆发的主要因素。当崛起国不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该学者没有具体指出规模的测量方式)或者在透明度高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甚至在不透明情况下进行小规模建设时，主导国就不会感受到威胁，并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而当崛起国隐蔽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时，守成国的威胁感会提升，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升高。

　　4.权力转移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中的应用

　　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战争与和平的新样式”。一方面，传统的大国间战争消失，出现了“大国无战争”现象;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内战不断，族群冲突此起彼伏。如何理解国家内战或族群冲突的起因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国际政治研究中，“安全困境”模型是研究这两个问题的主要框架。而随着权力转移理论在理论与实证检验上的精细化，研究者“延伸了权力转移理论的边界”，开始应用该理论来研究国家内战和族群冲突。

　　班森(Benson)利用权力转移模型研究了国家内战。她认为，当一国政府与反政府集团的权力接近平等时———政府权力大小主要以其提取的财政税收的数量来表示，该国爆发内战的几率就会很高。伴随班森的努力，学者们深化了利用权力转移理论研究国内政治的努力。达菲(Duffy)利用权力转移理论研究了族群冲突。她利用该理论的论证逻辑分别验证了族群间人口数量发生转移以及数量增长的种族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对族群冲突的影响。最终通过经验数据检验，她发现，当族群间相对人口数量接近平等时，族群冲突的爆发几率很高。台湾学者平思宁利用权力转移理论研究了“资源诅咒”问题。他把一国自然资源收益(自然资源收入减去成本)占一国GDP的比重视作该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并利用自然资源租金作为代理变量，连通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论点，以此解释国家内战。他认为，一国的自然资源租金越高，人民的不满就越大，并且叛乱集团的权力就会越接近政府，最终该国就越容易爆发冲突。因此，“越仰赖自然资源的国家，越容易发生内部冲突”。

　　权力转移理论的进步

　　在差不多60年的发展过程中，权力转移理论充分展现了与实践经验的吻合性，证明了自身理论假设的合理性。该理论的这些进步主要来自对均势理论的扬弃，因此分析两种理论的异同是探讨权力转移理论进步表现的主要切入点。(一)权力转移理论与均势论的相似处

　　因为两种理论都属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范式，所以它们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首先，两种理论都认为国家特别是大国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因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最丰富的行动资源，其他行为体需要通过影响国家才能实现自身的倡议。大国对国际政治又有不一般的影响力，它们互动的结果会塑造整个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后续行为。其次，两种理论都认为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它们在国际政治中会根据现实情况合理地行动。再次，两种理论都认为国际环境充满竞争，一国的权力有着重要作用。均势论认为，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需要权力保护或提升自己。虽然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家生活在一定的等级制之下，但它也同意权力对国家在等级制的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的影响。最后，两种理论都强调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权力分配的重要性。然而，均势论看重权力均势，而权力转移理论却强调权力的不平等分配。

　　(二)权力转移理论对均势论的超越

　　权力转移理论是在批判均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取得的理论进步主要源于对均势理论核心假设的修正，这些修正主要体现在对国际秩序、大国目标和大国间权力关系的不同假定上。

　　1.权力不等说超越均势说

　　权力转移理论注意到了大国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性。均势论视大国间权力均势为常态。摩根索就认为，权力只能通过权力来制衡，权力均衡则是“由无政府状态下追逐权力的各国自动生成的”。华尔兹也认为，如果国际政治存在什么理论的话，它就是均势论。大国间均势是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为维护自身生存的自动产物。然而，权力转移论认为，大国间的相对权力会由于内部发展的差异而产生不平衡增长。这种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导致一定时期内国际政治中会出现一个主导国，还使得大国间权力此消彼长，从而出现权力转移。权力转移理论的大国权力不平等说，不但指出了国际政治中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动态差异，它还为该理论的大国目标多元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2.目标多元说超越单一说

　　权力转移理论假设大国目标具有多元性。不管是人性均势论，还是结构均势论，两者都认为大国目标是相同的。人性均势论认为，统治欲是每个大国的根本特征，国际政治的大国和小国都追求最大权力，希望能统治它国而不是被统治，这种欲望是“规律性”表现。摩根索更直接表明，权力欲是人性使然，只要人性不发生变化，大国的权力欲也不会改变。而结构均势论认为，维护国家安全、保持自身的生存是大国的普遍目标。华尔兹认为，由于大国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他目标，因此可以把保持安全设定为所有大国的目标。与此不同，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那种把大国目标设成单一因素的研究有过分简化的嫌疑。该理论认为，尽管每个大国都需要一定的权力以维持生存，但大国的目标并不是单一的，每个大国都可以追求权力、财富、文化福祉以及和平这四种基本国家目标。至于大国具体会追求哪些目标，则由它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治以及历史经历等多种因素决定。而且，大国也不必为了自身的权力和安全而牺牲它国的权力和安全，它们也能够实现安全共享和经济联合。权力转移理论的大国目标多元说使其可以进一步修正均势论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出自身的国际等级秩序论。

　　3.等级秩序说超越无政府秩序说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是种等级状态。均势论认为，大国间秩序是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产生是大国间互动的系统效应，并不是有意为之。正如华尔兹所说：“结构产生于大国的共存。结构将对大国的行为形成制约，但没有哪个大国想要参与对结构的塑造。与经济市场相似，国际政治系统在本源上是个人主义的，它是自发形成，而非人为地有意创建”。均势理论还认为，国际政治的互动原则不同于国内政治。在国际无政府政治状态下，国家之上没有统一的政府权威协调彼此的关系，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助;而且在此种秩序下，国家间关系平等、功能相似，只有权力大小不同。相反，国内政治是种等级秩序，国家权威性地实施治理规则，每个治理单位间的功能并不相同，关系也不一定平等。然而，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大国间关系是种等级秩序，这种秩序是大国有意为之。h在这种契约下，小国通过依附于大国来换取大国的帮助，这样国家间就会出现“功能分化”，形成一种等级关系。最终，在大国与小国的有意互动下，就会形成一种关系不等、功能各异以及权力大小不同的国际等级秩序。而且，权力转移论者还认为，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有相同的治理原则。两种秩序下都会有某种权威实施治理规则。在国内，政府是规则的主要实施者;而在国际等级制下，主导国会实施由自己设立的行为规则。权力转移论的国际等级秩序假设不仅使其能够捕捉到国际政治的一些丰富现实，还使其能在等级秩序而不是无政府秩序下探讨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并得出一系列不同于均势论的理论推论。

　　权力转移理论的不足

　　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已慢慢发展成一项“科学研究项目”。不断有新的学者投入到该理论的研究中，新的理论创新也不时出现。但该理论依然存有不足之处。目前，已有学者从其他理论范式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批判，以下将主要从权力转移理论本身的假设出发，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对权力转移的原因研究不充分

　　理论初创时，权力转移理论假定，源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人口发展速度的不同是大国间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但最终该理论只把权力转移的原因化简为大国间GDP差异，却忽视了政治的重要作用(当然，学界也应该讨论人口因素的影响，此处主要分析政治的作用)。可是，作为一种“操作性权力”，不容忽视政治对一国权力的影响。首先，政治权力对大国权力具有乘积作用而不是简单的相加作用。当一国的政治权力为零时，该国的权力将因无法使用而为零。其次，政治发展也对大国间权力转移有重要影响。在国内，一个大国内部的动荡会削弱它的权力进而反作用于大国间权力对比。苏联解体，不仅意味着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而且还导致两极体系瓦解。在国际上，大国对外政策的成功与否也会影响自身的权力，从而影响大国间的权力对比。以中美关系为例。冷战结束后，美国成功遏制住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成为世界首强，国际体系也从两极一变为单级。小布什时期，美国滥用自身权力，陷入两场战争的泥潭，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国力，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使美国元气大伤。在此期间，中国对内积极改革，对外实行开放、自主、和平的外交战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巨大提升，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保持了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速，“中国模式”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如今，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在逐步缩小。2006-201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率平均为11.2%，美国为0.9%;这期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的比重从17.9%上升至40.2%，两国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中美间在经济上之所以会出现权力转移，与两国对外政策不无关系。因此，在将来的发展中，权力转移理论应该深入研究政治权力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影响。

　　权力转移理论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既然权力转移理论把国内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视为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原因，那就应该具体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从而在细节上更清晰地了解大国间权力转移的过程。可是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鉴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很成熟，因此可以借鉴它的理论成果来丰富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对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单纯地重视经济发展要素过渡到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不管是奥尔森所重视的“权力对繁荣”的影响，还是诺斯所看重的“开放型政治秩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或是阿西莫格鲁等人新近所强调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效用，他们都强调政治制度对经济繁荣的作用，这对权力转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启示。第一，如果政治对经济发展有如此重大作用，那就更不应该忽视政治因素而只重视经济发展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影响。第二，假如经济发展有一种政治决定的倾向，那么能否用政治权力去统合权力转移理论所指出的大国权力构成三要素呢。目前，学界已有人研究一国政治能力对该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从而整合了权力组合中人口与政治两种要素。第三，既然国内政治会影响一国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设想，国际秩序也能够影响大国经济发展，并最终作用于大国间权力转移。这又有利于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两个核心自变量，权力转移和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进行交互研究，探讨它俩的互动作用对权力转移后果的影响。

　　(二)权力转移理论的“现状偏见”

　　权力转移理论有一种“现状偏见”，认为秩序建立后就有利于所有国际行为体，而任何对该秩序的不满都反映出了抱怨者的野心。可是，存在不等于良好，国际秩序有时也会因运行不良而需要改革甚至重建。以如今的国际秩序为例，它是美国创建的一种“霸权自由主义”秩序，主要体现为美国所创建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国际制度。虽然，该秩序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经济上，世界在战后经历持久平等的繁荣;安全上，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冲突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但是，在当代，要求改革该秩序的呼声也很高。因为，它不但忽视了一些新兴行为体的利益，也长期忽略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地区的发展，比如非洲;而且，在解决全球面临的气候变暖、经济公平增长等挑战时，该秩序的治理能力也捉襟见肘。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需要用“多元协调”秩序替代。因此，权力转移理论也需要动态地研究国际秩序，而不是一味地坚持，一旦建立后，国际秩序就永远会运行良好不需要改革或重建的观点。

　　(三)权力转移理论的“主导国偏见”

　　权力转移理论强调，一旦建立了国际秩序，主导国就会一直是该秩序的满意者。这种观点忽略了主导国修正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其实，主导国也会修正国际秩序甚至从自身建立的国际秩序中退缩。因为，主导国依据自身的利益、理念创建了国际秩序，所以，当主导国的利益、理念发生变化，或者国际秩序获得了自主性而独立于主导国的控制时，主导国就会对已有国际秩序感到不满，并试图修正已有国际秩序。而且，当主导国由于内外等一系列原因而出现国力下降时，它也可能对控制国际秩序感到有心无力，从而从自身构建的国际秩序中退缩。还以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为例。20世纪70年代，由于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经济经受通胀的折磨，因此尼克松上台后，他从美国利益出发，突然宣布废除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世界带来了“尼克松冲击”。冷战结束后，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随意地修正已有国际秩序，积极在全球推行与自身价值观相符合的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小布什时期，美国忽视国际秩序中的主权观念，甚至提出“先发制人”的战争理念，成为最大的“修正主义”大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更是表现出退缩态度。他不但对联合国表示出不满，认为其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而且也扬言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还废除了TPP协议，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所有这些都表明，主导国也会成为国际秩序的不满者和退缩者。(四)“崛起国偏见”

　　与视主导国为国际秩序的永久满意者相同，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一旦发生权力转移，崛起国就会因权力增长而对国际秩序表示不满，却忽视了崛起国充当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可能性。权力转移理论之所以会把崛起国视为最大以及最有可能的不满者是因为，它假设崛起国的崛起过程独立于主导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而当发生权力转移时，崛起国的利益会扩展至已存国际秩序中。所以为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利益，崛起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感到不满，并寻求重塑该秩序，直到重塑秩序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这种假设有其现实有效性，比如美苏冷战时，苏联的发展就是通过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现的，并且在实现发展后，苏联也谋求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种假设却忽视了一国通过融入现存国际秩序来发展自身并成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可能性。当今中美权力转移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通过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尽管基于自身实力的新发展，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自信地承认中国已经越来越接近全球舞台的中央，并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中国依旧坚持融入现存国际秩序中，做国际秩序的融入者、改革者和引领者。例如，当“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很多地方不断涌现，从而威胁到二战结束后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时，中国审时度势，从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了“亚投行”，积极地为全球经济的健康、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五)“能动型崛起国”的缺位

　　权力转移理论把崛起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满意度作为决定权力转移后果的决定因素之一，却忽视了崛起国能动地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是否需要成为主导国以及怎样实现主导国地位转换。假如，随着权力的增长，崛起国不想成为主导国，那么就不会涉及主导国地位转换问题，也不会产生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紧张甚至冲突。当然，崛起国也许不可能永远保持低调。因为，权力的增长，不仅意味着崛起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体系中的扩散，还预示着它的脆弱性也在上升，最终也许只能选择成为主导国，崛起国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就算崛起国不想做首强，它也面临着向已有主导国做出可信的“战略保证”问题，甚至还会面临主导国制衡自身的挑战。最终，双方的互疑可能会把崛起国推向成为首强的道路。所以，怎样实现权力转移以获得主导地位就成为崛起国的首要关注。已有学者指出，崛起国可以通过内修仁政以保持权力持续增长，外行王道以获取外部支持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虽然，这种王道崛起战略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战略设想，但它打破了以往研究中的“崛起国缺位”问题，指出了崛起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未来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崛起国的权力转移战略类型，并探讨每种类型对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影响。

　　结语

　　经过一个甲子的发展，权力转移理论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显学”。通过上文对权力转移理论的详细梳理，不仅能分解出该理论的核心论点，还能把握其优点与不足。学界可以批判性利用该理论框架来为实现“中国梦”的国际战略出言献策。正如中国共产党19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在国内，“中国梦”意味着在不断解决新时期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国际，“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必然意味着中国权力地位的不断提升甚至最终取得国际领导地位，这也必然导致中国与当今世界主导国———美国，发生权力转移。为此，学界可以利用权力转移理论框架，精确评估中美权力转移的现状、准确认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满意度并合理提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举措。首先，学界可以利用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提出的测量国家间权力转移阶段的指标和方法，结合中美两国具体的权力对比状况，清晰地描绘中美权力对比的现状和趋势;其次，学界能够在借鉴权力转移理论评估国家对国际秩序满意度的指标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公正地阐述中国对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最后，学界应该清醒地认识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并重视大国间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贡献出“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