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形成之中的东方伙伴关系？

第三章 转向的经济学

　　地理学上的最大幸运之一在于，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与化石能源的最大生产商之一俄罗斯毗邻。然而，两国并不太情愿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尽管多年来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能源领域两国的合作仍是雷声大、雨点小。

　　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谈判，直到西方因克里米亚危机向俄罗斯施加制裁之后，中俄才于2014年5月就天然气供应达成协议。这项此后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交易”拉开了重塑全球能源市场的序幕。这项合同被宣传为敲定了两大世界强国之间的地缘战略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对俄罗斯而言，这项协议被认为提供了能够替代西方的备选方案，从而能够抵消制裁带来的不利影响。“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仅仅只是开始。李凤林甚至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愿景：“中俄关系处在400年来最好的阶段。但良好的关系仅限于高层，在基层仍十分薄弱。我们需要改变两国关系的模式，从政府主导变为以市场为基础。我们需要将能源关系加以整合，包括天然气开采、勘探和分销，而不只是买和卖。这有可能打造出命运共同体。”

　　中俄伙伴关系是否兑现了这样的期望?更加重要的是，中俄伙伴关系的经济维度是否让西方有理由担心中俄联盟将彻底颠覆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

　　不对等的趋势

　　自从达成这笔天然气协议的两年半以来，中俄经济关系的走向充其量只能算是喜忧参半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下降了30%，从2014年的880亿美元跌至2015年的640亿美元，原因大部分在于化石能源价格的暴跌以及俄罗斯的衰退。结果就是，一年前还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的俄罗斯，现在仅仅是中国的第17大贸易伙伴。

　　石油交易是贸易关系中的亮点，俄罗斯即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者。然而，能源价格的下跌以及中国对天然气需求的减少可能是导致天然气交易裹足不前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合作进展缓慢，这反映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真正重点在于别处：它将更多精力及资本用在通往欧洲的“北溪二号”管道和“土耳其溪流”管道上，而不是通往中国东北地区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上。

　　中国向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14年增长了一倍多，但仍然只占俄罗斯吸收到的所有外来直接投资的5.6%。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次年中国的对俄直接投资降至不足2014年的一半，这使人们意识到，在考虑对俄投资时，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俄罗斯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不是两国领导人在峰会上的表态。不过，由于难以追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数字有可能低估了实际投资量，因为经由香港或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中心流入的资金未被统计在内。但即便如此，负面趋势依旧成立。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俄罗斯进行的投资有些规模很大，例如：中石化耗资13亿美元收购了石化企业西布尔公司10%的股份，丝路基金投资12亿美元购得了“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9.9%的股份，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耗资11亿美元购得了东西伯利亚油田“韦尔赫内琼斯克”20%的股份，另一笔收购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金矿及铜矿业务的投资金额也高达约10亿美元。的确，尽管被广为宣传的将控制股出售给中国投资者的承诺尚未兑现，但俄罗斯确实为中方提供了越来越多参与上游能源部门的机会。此外，中俄同意成立一项总金额达2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以开发两国的农业项目，并成立另一项专注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基金。然而，尽管施加了制裁、政治环境也颇为艰难，但欧洲依然是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根据安永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2015年时欧洲投资的项目数量是中国的十倍之多。

　　遭到制裁后，俄罗斯先是意识到对美元和西方资本市场的依赖使得自己处于脆弱的地位，随后又意识到几乎不存在替代选项。只能下调对中国为遭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提供资本的期待。这一情况不大可能发生改变。尽管中国名义上反对制裁，但其商业银行却默默地服从了其规则，原因也许是害怕被逐出更加丰厚的美国金融市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不依赖于西方市场，它们也许能够成为资本的替代来源，但问题在于它们提供的信贷是与中国设备及服务捆绑在一起的，这对俄罗斯借款方的采购选择施加了严格的限定。

　　俄罗斯外贸银行副行长在2015年6月发表于《金融亚洲》上的一篇社论中抱怨称：“在美欧制裁后，中国对于俄罗斯银行的暧昧立场是双边合作进一步深化的一大障碍。中国的银行大多不从事银行间交易、不向俄罗斯的银行提供贸易融资。”中国于2015年成为俄罗斯的最大放款人，但这只是因为其他资本来源近乎枯竭(2015年时中国借给俄罗斯非银行公司的金额与2013年时卢森堡借给俄的相当)。中国提供的贷款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正如一位身处北京的俄罗斯商人所言：“中国贷款的利率为6%至7%，并且与美元绑定;在俄罗斯国内，你可以以13%的利率贷到以卢布计价的贷款，通货膨胀就足以抵消大部分利息。西方甚至俄罗斯贷款都要比中国的便宜。”结果就是，中国并未削弱美元和欧元在俄罗斯对外交易中的支配地位，只有7%的双边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的。此外，中国用来替代SWIFT的交易系统尚处于萌芽状态，人民币距离挑战西方货币也尚有一段距离。

　　贸易摩擦

　　两国在努力发展双边关系，并利用一切协定向西方传递有关中俄结盟的战略信号。尽管两国关系热火朝天，但在经济方面两国对彼此而言都并不太重要。两国的地缘互补性常常被夸大了。中俄的确毗邻，但其经济中心(俄罗斯的位于欧洲，中国的位于沿海)相距甚远。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很低，对第三方的依赖程度都要甚于彼此：欧盟之于俄罗斯，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之于中国。除了能源这一例外，其经济模式也不具备太大的互补性。中国不具备欧盟那样助推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潜力，俄罗斯同样也无法助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集中于能源部门，而不是高端制造业、公共事业、建筑业或金融业等更有利于技术转移和生产力提升的行业。

　　更加重要的是，中俄的非能源出口品经常争夺同一块市场，中国还将挑战俄罗斯的以不依赖于碳氢化合物为目标的经济多元化努力。双边贸易结构足以表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宰着当下俄罗斯与中国贸易的是碳氢化合物的出口，能源就占据了对华总出口额的67%，机器与设备只占2%。中国将在前苏联地区的市场向俄罗斯发起挑战，这也是俄罗斯非能源出口品唯一还具有竞争优势的市场。尤其是在中亚，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和产能合作战略(出口中国资本密集行业的过剩产能)，这一地区成为中国贸易与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牵头的这一计划自然会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发生摩擦，在论述中亚地区的争夺时，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抱负上的分歧

　　在许多商业与政治问题上，中俄都在努力寻找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但两国对于西方支配地位的共同憎恨并不足以弥补在地缘政治目标方面的分歧。对两国而言，结盟都不足以弥补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导致的战略弹性的损失。

　　决定中国全球战略的是国内的发展;对俄罗斯而言，地缘政治则要压倒商业考量与国内发展。俄罗斯优先考虑的是向全球舞台上的其他行为方传递战略信息，而不是真的解决限制双边关系发展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俄罗斯害怕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下黯然失色，这使得该国错失了许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机会。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外交政策都是内政的延伸。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国内发展是决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某个伙伴的重要性取决于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政治上，俄罗斯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也许排在前列，但除了中方少数精明的举措外，这样的地位并未结出多少果实。俄罗斯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它能够对中国的国内现代化做出多大贡献——答案显然是微乎其微的。

　　商业与政治

　　中国的动机主要源自商业上的机会主义，并正在努力试图利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在利用俄罗斯的战略弱点，并留意着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议程不应受到俄罗斯地缘战略目标的阻挠。口头反对制裁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就增加了中国对俄罗斯的议价能力。中国也许需要来自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天然气来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并缓解东北省份环境遭受的破坏，但在2014年5月即普京最需要中国支持之时，令他失望的是，中国优先考虑的却是这项协议的经济基本面，而不是其地缘政治价值，并充分利用了制裁之下俄罗斯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普京本想通过这一计划向西方传递出制裁只是徒劳的信号。但对中国而言，这一项目的确有益，但仍需考虑成本，而且商业考量要比地缘政治更加重要(事实上，当协议“达成”后，许多重大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例如修建管道的融资协定)。

　　更加令普京感到失望的是，中国坚决拒绝另一条供给管道：位于西部的阿尔泰管道。对于普京而言，这一项目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使用的是向西方供气的天然气田，从而使得俄罗斯可以在欧洲和中国市场之间套利(“西伯利亚力量”使用的天然气与欧洲并无关联)。阿尔泰项目能够令普京立刻获得对抗欧洲的筹码，提出涉及供给安全的可信威胁。天然气田已经投入开发，这意味着只要管道铺就，输气便可展开。但天然气市场的饱和使得中国并无理由接受阿尔泰管道。

　　俄罗斯对于中国独领风骚的担心

　　俄罗斯希望避免依赖中国市场，中国也不情愿依赖这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邻居——二者之间的张力在两国能源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欧洲天然气市场的碎片化，以及输气管道的多样化，俄罗斯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套利。它还可以将能源当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向乌克兰和欧盟施加压力。与中国签订长期天然气合同将使得俄罗斯失去这一筹码。中国市场的规模还将令中国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使得势力均衡向中国倾斜。但如果俄罗斯有着替代市场的话，就可以防止这样的局面出现。“西伯利亚力量”管道背后的基本想法就是不仅仅与中国市场相连，更要通过规划中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液化天然气港口与日本、韩国相连。这将使得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重新占据上风，在不同市场实行区别定价(这与阿尔泰管道的地缘战略优势如出一辙)。

　　然而，由于油价走低(天然气价格与之相关)，该项目的经济基本面不再行得通了。此外，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项目已不再被讨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于2016年初无限期地推迟了这一计划)，中国成为俄罗斯能够通过东西伯利亚天然气获利的唯一对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热切地希望提供资金并修建将各块气田连接起来的管道——施工地点包括俄罗斯境内——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尽管遭遇了财务麻烦，却并不同意这一方案，反而拖延该计划。据媒体报道，截至2016年9月，仅有200公里管道完工(管道总长为4000公里，原计划在2016年将完工800公里)。

　　该项目有着强烈的商业动机，但照此速度，实现天然气运输最早恐怕要等到2021年。俄罗斯也许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市场感兴趣，但战略上的不信任使得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不愿承认中国是其从东西伯利亚能源储备中获利的唯一渠道。俄罗斯不愿意对某个伙伴过度依赖。俄罗斯行动意愿的不足令人不免怀疑普京是否严肃地考虑过该管道的商业目标。用一位熟悉内情的商人的话来说就是：“普京是个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从一开始，与中国接触的目的就在于向西方传递信号，而不是真的与中国合作。”然而，该项目拖延得越严重，在欧洲之外开拓新市场、传递地缘战略信号的作用就越弱。

　　俄罗斯转向的地缘政治因素

　　正是由于害怕被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不愿战略灵活性受到影响，俄罗斯才不愿意充分把握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提供的经济机遇。当制裁将俄罗斯对西方的依赖暴露无遗后，保持灵活性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俄罗斯向亚洲转向背后的思路便是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而避免重蹈过度依赖某个市场(欧洲)的覆辙。

　　考虑到其市场规模，日本和韩国尤其成为俄罗斯避免过度依赖中国时所考虑的对象。然而，日本和韩国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使得俄罗斯的反制手段变得十分有限。既然中国是俄罗斯在亚洲唯一可以选择的伙伴，俄罗斯对于过度依赖的担心就成了使转向亚洲速度放缓的一大因素。与表象不同的是，俄罗斯不会接受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俄罗斯宁愿放弃经济机遇，也不愿被牢牢地捆绑在中国市场上，或是成为为中国提供自然资源的附庸。

　　正因此，尽管在对华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但俄罗斯并不准备不计成本地达成协议，而是试图寻找替代性的伙伴。也正是因此，面向印度、日本和越南，俄罗斯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外交行为。与这些伙伴接触符合俄罗斯避免过度依赖中国的战略，可以为对华谈判提供有价值的筹码。

　　作为筹码的印度、日本和越南

　　由于日本参与了制裁，韩国事实上也是如此，印度就成为俄罗斯制衡中国的最佳选择。自2015年末普京访问新德里以来，两国互动就变得更加频密了。普京对新德里的访问促进了俄罗斯与印度的能源合作，这与中俄伙伴关系有着相似之处。印度与中国公司正在就俄罗斯的同一块能源资产展开竞争。在中国投资者退出交易之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购得了万科尔石油与天然气田15%的股份。一家印度财团购得了塔斯-尤里亚赫油田29.9%的股份，中国国有公司也曾参与竞争。中印两国公司也对俄罗斯石油公司部分的私有化(19.5%的股份)展开了激烈竞争，直到最终花落他人之手(卡塔尔投资局与嘉能可公司)。

　　从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俄罗斯想要吸引中国投资，但希望给予对方尽可能少的回报，并且绝不希望失去对大型资产的掌控权。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参与俄罗斯上游能源项目的意向协定不会落实，而是说这将经过艰苦的谈判。此外，俄罗斯还受到了指控：不仅仅利用中国来制衡西方，还在制衡印度。只有在感到自己保有战略灵活性时，俄罗斯才会推进这些协议。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投资也许只是例外，而非惯例。

　　俄罗斯制衡中国的另一大元素是传统盟友越南。越南不仅仅成为军售的重要对象，还成为经济接触的伙伴，尤其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和核电等领域。但在能源领域与越南的合作使得俄罗斯与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发生了冲突。俄罗斯石油公司正在越南南岸不远处钻探首个国际矿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争议领域的勘探与开采行为也有利于越南的领土主张。

 

　　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代价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就如同对西方投资者而言，俄罗斯商业环境都是一大障碍。尽管两国高层正处于蜜月期，但在地方层面或者说实际操作层面，情况却截然不同。商界和政府中弥漫着对中国的不信任，乃至公然敌意。“俄罗斯需要投资，而非投资者”——这句话常常被用来描述当下的实际情况。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尤其将因此受限，中国需要凭此来输出劳动力。用一位北京官方智库分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就连中国投资者都对俄罗斯法治的欠缺感到失望。”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2014年的一项研究，俄罗斯在前一年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多于其他任何国家。随着经济政策从属于国家安全考虑，如今这些限制措施甚至要更加常见。2015年推出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主张自足。与西方关系的破裂令俄罗斯对其与西方间的贸易模式、依赖能源出口、加工品及粮食进口的经济模式更感担忧。因此，俄罗斯加强了进口替代政策，以激励本地生产，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卢布的大幅贬值也起到了类似效果，因为这提高了俄罗斯消费者购买中国进口商品(尤其是汽车)的成本。这使得中国竞争者无法抓住欧盟制裁带来的商业机遇，也导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额大幅下滑。

　　对于陷入停滞的俄罗斯而言，政治关系的改善能够弥补商业协议的不足。在经济下行期，随着机遇的减少，中国企业对于进入俄罗斯市场更加谨慎。中国国内反腐运动(尤其是在能源部门)的展开也使得中国公司更加厌恶风险。

　　俄罗斯的经济现实如此糟糕，以至于常常对中国向远东地区投资报以过高期待。但中国东北地区本身就缺乏投资，辽宁省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更是为负值。东北同样缺乏就业机会，但劳动力的外流方向是南方富饶的沿海地区，而不是北方的俄罗斯。根本问题在于，尽管俄罗斯官方基调十分积极，但俄罗斯远东地区太过落后、开发不足、人口稀少，无法提供多少投资机遇。

　　类似地，由于工作方法的差异，中国的银行同样无法填补西方银行留下的空白。中国的银行主要为具有中国元素的项目提供资金，从不为不包含中方分包商的项目提供资金。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来说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中国的银行往往试图附加十分严苛的条件。

　　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承认基础设施采购将局限于中国企业，并依赖中国劳动力。莫斯科-喀山铁路似乎是少见的中国分包商被俄罗斯允许向公共采购项目投标的一个例子。但即便如此，合作也只停留在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阶段。尽管莫斯科不断发出反西方的声音，但西方的可用性并未被遗忘，至少就制衡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而言。俄罗斯当局正在竭尽全力试图确保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参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竞标，从而使得俄罗斯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据一位在俄罗斯经商的欧洲商人所言：“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银行有着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只有以采购中国设备为前提，中国的银行才会提供资金。但这又是与俄罗斯使用本地设备的期望相背的。”

　　正是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参与中俄贸易的寡头维克托•韦克塞尔贝格才会表示两国的“经济、投资及贸易关系都十分糟糕，尤其是当不涉及能源时”。因此，在许多方面，中俄的互动机制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意义，最终都会落入和俄欧合作一样的困境。如果俄罗斯国内的治理状况和商业环境没有改善，那么无论是向西方还是向东方转向，都无法帮助俄罗斯成为世界级的经济体。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专家所言：“转向中国并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俄罗斯仍将只是原材料供应商。转向中国也许能够使俄罗斯这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模式得以维持下去，这反而会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尽管中俄双方对于另一项经济合作手段——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作——都抱有很高期望，但克服这一困境仍是艰难的。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5期（2017年4月））

前言

　　自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将近十年前推出“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政策以来，这一政策就一直苦苦无法兑现。部分原因在于从中东到乌克兰，欧亚大陆上不断爆发危机与冲突。此外，克林顿与奥巴马“重启”美俄关系的设想也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与前任总统小布什的类似举动并无不同。上述事实表明，在这个相互依赖与多中心趋势日益加强的世界上，无论实施者是谁，任何转变战略方向的计划总是会遭遇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总归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恰恰是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实践中，出人意料的事件或是预期之外的后果总是会猝然发生，迫使对当初设定的目标进行调整，乃至重新斟酌。

　　由Michal Makocki及Nicu Popescu合著的本报告，对发生在“美俄亚”三角地区的另一项“战略重心转移”——即因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爆发冲突之后，莫斯科宣布的“转向东方”——的政策范围及实际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估。两位作者对设定的目标、潜在的动机、冲突的可能以及不可避免的局限进行了分析。本报告尤其关注了“转向”内部的“转向”，即中俄关系的转变。中俄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冷战乃至20世纪末以来，已发生过重大改变。本文强调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相趋同与存在分歧的领域、两国在利益及资源上的不对等，以及这会对俄罗斯的亚洲政策造成何种影响。由此，两位作者对这段双边关系及其“系统性”影响作出了具有洞见的、均衡的评估。

　　特朗普领导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重新审视美国与俄罗斯及中国的关系。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世界当然会密切地关注美国政府将作出何种宣言、行动及反应，以及其行为会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造成何种影响。

　　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

　　2016年12月于巴黎

引言

　　在2014年的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乌克兰冲突爆发、西方向俄罗斯施加制裁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俄罗斯大声宣布将“转向东方”：将外交及经济政策的重点从西方转移开来。在俄罗斯看来，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是切实可行的替代西方的方案，能够抵消制裁造成的不利影响。似乎仅仅由于这样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强化多极世界这一中方坚持的目标，中国也乐于投桃报李。自此以后，中国与俄罗斯便进入了许多人所谓的“外交蜜月期”。

　　然而仍旧存在许多问题。俄罗斯“转向东方”，“东方”究竟指的是哪里?转向的目标主要是中国，还是整个亚洲?这一政策在实践中要如何执行?或者说，这一政策能够落实吗?这一“转向”在经济、地缘政治、军事及地区事务等领域有何表现?中俄伙伴关系固然扩展到了新的领域，但两国的关系真的是在深化吗?两大国是要建立将彻底改变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地缘战略景观的联盟?

　　本报告试图通过考察推动中俄和睦的动力，来回答上述问题。本报告探讨了那些会让中俄靠近以及会让中俄疏远的因素、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以及中俄与共同的中亚邻国的互动方式。

　　俄罗斯既感到需要中国，又心存恐惧。俄罗斯觉得自己需要转向中国，以充分利用投资、贸易及增长机遇，以开发远东地区，以制衡美国并增强自己与西方讨价还价的实力。然而，俄罗斯也担心成为这段关系中的“次要伙伴”，或是过度依赖某个国家。正因此，俄罗斯十分渴望转向整个亚洲，而非仅仅中国。过去数年间，中俄之间的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稍有进展的同时，作为制衡手段，俄罗斯还在积极地推进与亚洲其他伙伴的外交关系。然而，考虑到中国与其他亚洲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结果就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政策十分混乱(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莫斯科同时试图对冲、制衡和稀释与北京的关系。俄罗斯在亚洲还面临着地缘政治困境。被西方孤立使得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交好变得前所未有地必要。但与此同时，日本(以及事实上的韩国)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这使得俄罗斯主要只能接触中国，从而导致转向亚洲的步伐大大放缓，并且再度引发了长期存在的对于过度依赖某个国家的恐惧。这显然阻碍了俄罗斯转向亚洲。类似的，由于缺乏其他选项，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议价能力也被削弱了。但结果并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向北京作出让步，而是俄罗斯与中国的接触变得更加全面、深化。

　　本文认为，尽管官方声明的基调十分积极，但出于多项根本原因，两国的实际关系并未达到那种程度。最重要的是，两国对于双边关系有着不同的期望，使得联盟乃至深度战略结盟都不可能实现。两国展开经济协作的空间也有限。俄罗斯资源丰富、中国增长属能源密集型——这样的互补性也言过其实，部分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中心相距甚远。

　　两国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分歧会在中亚产生影响，俄罗斯将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后花园，中国也通过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向该地区国家抛出了橄榄枝。这使得中亚地区成为莫斯科和北京合作与竞争的双重试验场。两国都在审慎地处理这一局面，但尤其对于俄罗斯而言，这可能演变成一场艰苦的斗争。

第一章 和睦战略

　　中国与50多个国家及组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欧盟、安哥拉、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出于善意，北京往往会接受多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要求。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当然存在差异，中国根据关系的强度、深度和价值，将其分为六类，最高级的是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显然不是中国最亲密的国际伙伴，但两国的确在越走越近。长期以来，两国都共同反对美国霸权，但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这成为中俄和睦的催化剂。

　　地缘政治相趋同?

　　2003年时，为减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忧虑，中方高级官员表示本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数月之内，“和平崛起”一词被认为太具侵略性，因此遭到了放弃，转而使用威胁性较弱的“和平发展”这一说法。用词的变化与“韬光养晦”这一邓小平的名言是一致的。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直到最近，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遵从着“韬光养晦”的原则。如今，心照不宣的格言似乎成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17年的中国已不那么怯于展示实力，尤其是在南海周围。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在使用武力这一问题上依然有着不同的立场，但过去十年间，两国都向军事领域投入了大笔资金。

　　在全球事务中，两国有着不同的表现。俄罗斯试图利用不稳定的局势来促进自身实力及地位，中国则更希望全球政治保持稳定。然而，两国精英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两国的外交政策争论都热衷于构建抽象的地缘政治概念，并且都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正在衰落中;中国和俄罗斯则自认为理应获得大国地位，认为自己遭到了西方的敌视，并且担心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遭到包围。正如笔者在北京所采访的一位中国专家所言：“中国在南海感到了压力，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感受到了北约的压力。俄罗斯面对着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中国面对着韩国和日本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北约正向东扩张，美国正增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日本则在重写宪法和重新军事化。”

　　这种遭到包围的感觉多数显得是防御性的，但也时常带有进攻性的基调，例如不只需要限制、更需要“彻底铲除美国霸权”。无论如何，莫斯科和北京都相信笼罩着自己的地缘政治阴云正越来越靠近;面对着即将来临的风暴，两国至少需要对方成为自己一条“平静”的阵线。

　　战略悲观心态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被《外交政策》杂志列为2008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知识分子之一的阎学通，被认为属于中国国内外交政策辩论中的鹰派、并非主流。无论如何，他的观点流传甚广。他的新著《历史的惯性》令人信服地主张与俄罗斯结盟，因为在他看来，在重新变得双极的世界中，中国和美国正在成为战略对手。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需要盟友，最好的盟友莫过于俄罗斯。然而，对手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阎学通指出：“如果说美苏对抗像是一场拳击比赛，经常发生暴力，那么中美竞争就更像是足球比赛：腿偶尔会绊到一起，但暴力并非主题。中美竞争将主要是团队竞争，目标是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团队，一条能够令自己专注于南方和东方挑战的平静的北方边界。这种观点不符合北京的常规思路，但正在赢得支持。

　　这种地缘政治考量是以悲观心态为基础的。中国的“崛起”会对多数全球性大国产生战略影响，而且军事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军队要持有悲观心态，要对最坏的局面做好准备，因此，应急计划就构成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对该地区战略构想的一部分。于是，倘若中美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严重升级、中国经马六甲海峡的通行权受到威胁(对于进口自中东地区的石油来说尤其重要)，那么俄罗斯和中亚这条“平静的阵线”就至少能够成为中国备用的资源与贸易通道。这样的预期并不太现实，因为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远不足以满足中国需求，但这样的战略考量在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出现。

　　这些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促成了一些实际成果。中俄之间峰会、政府间接触以及相互关注的数量都大幅上升了，联合军事演习的范围也扩大了、数量增多了，包括在地中海、南海、东海和日本海等海域的海上军演。在2005至2013年间，俄罗斯和中国只进行了三次海上军演;而在2014至2016年间就进行了四次。

 

　　在长达五年的停滞后，国防工业的合作再度展开。在整个1990年代，俄罗斯国防出口的50%都流向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到2007年时，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俄罗斯装备的最大进口国，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越南等国的新订单量也超越了中国。然而近些年来，中俄再度开始接触。甚至早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中俄便于2010至2011年就S-400防空系统和苏-35战斗机等先进武器的交易展开了谈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助推了此类谈判，取得了实际成果。

　　之所以对国防采购(而不是自主研发)重燃兴趣，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北京希望迅速增强军队战斗力，以应对东亚安全局势的恶化。另一方面，许多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正如一名前俄罗斯军官向笔者表示的：“在军事上中国要弱得多，其军事基础设施大多都远离中俄边界。”此言不一定属实，但的确反映了当下许多俄罗斯人持有的自满心态。

　　中国和俄罗斯都意识到自己也许无法承受得起与美国或北约进行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因此开始着力发展非对称作战能力。中国在南海的行事方式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复杂战略有几分相似之处。2016年美国国防部年度报告中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看法是：“中国使用强度较低的胁迫手段来加强自己对于东海和南海有争议区域的影响和控制。中国常渐进式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增加对于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避免军事冲突升级。”此种战略的关键在于海警。美国国防部将其称为“咄咄逼人的”，但又不至于导致海上局势升级，并使得中国能够较为可信地否认自己曾有过激烈的行为。报告中中国海警被称为“小蓝人”，这显然借鉴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时派出的“小绿人”。

 

　　中国与乌克兰危机

　　在莫斯科看来，中国对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政策及军事行动持有的中立姿态是对己有利的。但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于2014年被推翻、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以及顿巴斯地区的战争还是为中国造成了外交困境。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因此，在理论上，中国应当不赞成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然而，中国同样对一国政府遭到推翻心存忧虑。认为“颜色革命”是由西方策划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并不罕见。因此，早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大规模的亲欧盟示威就已经遭到了北京的反对。换句话说，在危机期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政治动向都令中国感到不满。

　　在官方外交行为的表象之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至少引发了一部分中国公众的共鸣。在中国有不少人认为必要时可通过武力手段夺回“自己的”领土。因此，部分中国公众并不完全反对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一事。

　　中国政府对克里米亚事件的反应十分谨慎。就官方而言，危机期间中国既不支持也未批评俄罗斯。俄罗斯多次试图令中国表示对入侵克里米亚的支持，例如邀请中国公司前往克里米亚，为克里米亚组织贸易与投资促销会，或是劝说中国继续执行在入侵之前与基辅达成的在克里米亚建设项目的协议。但大体而言中国都反对此类举动，并且要求本国公司不得与克里米亚有接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与克里米亚没有任何接触，因为中国参与建设了俄罗斯与克里米亚之间的一座水下电力“桥”。由于俄罗斯无力生产高压水下电缆，欧盟和美国制造商也拒绝提供，中国一家公司便介入其中。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与乌克兰在许多部门展开实用的合作。

　　平等疗法

　　中俄关系中一项重要的“心理粘合剂”在于极度强调互相尊重和关系的平等。中国常常承诺要与俄罗斯永远平等，俄罗斯外交决策者也经常算计确保平等的时机是在现在还是未来。

 

　　俄罗斯版的“尊重外交”特征为尊重与畏惧交织在一起。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整个外交圈子在提及中国时，完全不会使用生硬、粗鲁的言辞。俄罗斯不怕与西方打口水仗，但从不会这样对待中国。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并不令俄罗斯感到恼怒，还因为俄罗斯相信中国不会容忍俄罗斯对西方使用的那种好斗的外交言论。俄罗斯外交部每天的外交政策声明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五度将北约列为主要威胁的军事信条则是另一明证——中国则只被提及一次，还是作为朋友。尽管事实上俄罗斯军队针对双方都制定了进攻性和防御性应急计划。

　　中国也以同样礼貌的态度对待俄罗斯。在对俄交往中强调平等，原因显然在于，中国意识到俄罗斯感到遭受了西方的不尊重乃至羞辱，于是中国便表现为更加懂得尊重俄罗斯的伙伴。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间，西方也向俄罗斯表示了许多尊重，例如给予其八国集团成员资格，举行俄罗斯与欧盟的双年峰会，定期访问普京位于索契的夏日居所，参与俄罗斯阅兵式。但中国的尊重似乎令俄罗斯更受用。因此，在中俄关系中，中国的“尊重外交”起到了一定的治疗和润滑作用。尽管如此，中俄和睦之轮上依然有足够的沙砾，足以减缓其前进的脚步。

 

第二章 重新考虑?

　　2016年6月，在莫斯科一家豪华酒店举行的大型中俄论坛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在场的上百名商人、外交官、军事人员、学者和记者宣布，中俄关系处于史上最好的阶段，是21世纪的合作典范。但情况通常就是这样：热情的话语背后其实潜藏暗涌。

　　当下，莫斯科和北京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两国不会也不必要建立同盟。如中国专家所述，两国将打造“强于伙伴关系、弱于同盟的双边关系”。北京总是强调自己不进行“联盟政治”——这被认为是过时、排他的西方地缘政治概念。但这样的解释只是片面的。

　　北京对俄罗斯作为伙伴的可靠性同样心存疑虑。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副外长傅莹近来发表的一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就能表明这一点。文章当然赞颂了中俄关系(相互尊重与平等被认为是两国关系中最珍贵的价值)，但对于相关问题也没有避讳，这在公开呈现的中俄蜜月期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做法。

　　在她看来，部分问题在于，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与俄方签署过三项同盟条约，“全都是徒劳”。1896年建立的首个同盟“名不副实，最终刺激了俄国侵害中国利益的胃口”。结盟后仅仅几年，俄国就与西方殖民列强一道“入侵了北京，烧杀抢掠”。1945年的第二个同盟刚建立，苏联就“强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50年的第三个同盟也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历史教训不是反对与俄罗斯结成亲密同盟的唯一原因。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两国都希望增强全球影响力，但所采取的策略却截然相反。尽管两国都热衷于地缘政治概念的构建，但对于两国而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对俄罗斯而言，经济固然重要，但要从属于地缘政治。对中国而言，尽管地缘政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地缘经济依然居于优先地位。这部分地反映了两国融入全球化的不同程度。

　　中国不只是全球化的受益方，有可能还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方。中国地缘政治、军事、技术和软实力的崛起都源于其经济影响力。在中国看来，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发展。与西方保持足够好的关系也是推动中国崛起的一大重要因素。于是，主流普遍认为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就更别提将其颠覆了。就连专注于地缘政治的阎学通都认为，“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是政治实力，政治实力的核心在于领导人实施改革的能力”。

　　俄罗斯的想法截然相反。俄罗斯自认为是过去三十年的输家：其经济规模比西班牙或韩国还要小，其大国地位仅源于核武器、军事实力及心怀全球的外交，而非经济实力。近几年来俄罗斯还明白了，与半心半意的经济现代化尝试相比，制造事端能够令俄罗斯获得关注以及更大的影响力。

　　俄罗斯倾向于制造意外，而中国更喜欢平静。俄罗斯试图通过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来重申大国地位，中国则认为和平的外部环境才有利于经济继续发展。就此而言，北京似乎很难对俄罗斯的举动产生热情。^[1]

　　需求与噩梦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俄罗斯既有所需求，也心存疑惧。俄罗斯需要通过转向中国来获得投资、贸易增长机会、开发远东地区、制衡美国、打造多极世界、增加对西方的议价筹码，等等。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害怕中国。对中国人口扩张和所谓“黄祸”的恐惧由来已久，尤其是在1990年代，原先封闭的边界开放了，莫斯科失去了对其苏联领土的控制，俄罗斯本国则陷入了严重的经济与制度危机。即使在此很久之前，赫鲁晓夫就曾向毛泽东发出过希望中国提供劳动力的请求(后又撤回)。有一位专家解释称，中国无意向西伯利亚进行人口扩张：“中国人从中俄边界处南下。中国北方人口在收缩。传统上，只有罪犯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中国人才会前往欧洲或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没有吸引力。”

　　在涉及中国向西伯利亚的农业投资等问题时，此类恐惧还会重现，但大体而言如今只处于边缘地位。政治精英更加担心的是成为北京的“次要伙伴”。正如一名十分亲华的俄方高层官员私下里所言：“中国先会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这还只是开始。他们的雄心是使人民币从里斯本到雅加达都成为关键货币。”

　　国防工业的合作及武器销售就是个有趣的例子。中俄的国防贸易开始走出停滞期。但与此同时，两国都希望保持国防工业的自主性，而不是相互依赖。因此，新的停滞期可能即将到来。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要在下个十年内实现自主生产关键军事元件的能力。就许多武器而言，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态度已经导致了对俄罗斯武器供应依赖的减弱。

　　中国武器工业的愈发巩固和成熟还导致了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就全球武器出口而言，中国从第九名上升到了第四名(2014年的出口额增长了143%)。研究国防工业的俄罗斯知名智库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表示，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发展输给了中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失去了一名顾客，迎来了一名强有力的竞争者。此外，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定位也大致相同：不太贵，就价格而言质量足够好，不附加政治或关于最终用户的条件。结果就是，中国开始夺走非洲乃至中亚地区的许多“传统”俄罗斯市场，例如哈萨克斯坦最近就购买了中国的无人机，土库曼斯坦则购买了中国的导弹和无人机。

　　俄罗斯同样还担心与中国接触之后就再也无法抽身而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十分动荡，但俄罗斯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议价能力都要强过对中国的议价能力。一位俄罗斯专家这样解释道：“俄罗斯可以从强势地位出发，与欧洲展开谈判。但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俄罗斯注定要处于结构上的弱势地位。对莫斯科而言，成为欧洲的领袖要强于成为中国的附庸。但要实现这一点，俄罗斯必须从强势地位出发，强行进入欧洲。”

　　在与西方政客或公司打交道时，根据具体形势，俄罗斯既可以唱红脸，也可以唱白脸。但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俄罗斯只能笑脸相迎。普京从来不会发表针对中国的“慕尼黑讲话”，军事信条也不会像对待北约那样坦陈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俄罗斯试图将中俄关系维持在“重言语，轻实质”的状态——或者说至少不比其他伙伴关系更加深入。这一战略要求确保俄罗斯向东方的转向，是将整个亚洲作为对象，而不仅仅是中国。

　　“转向东方”指的是什么

　　俄罗斯正在转向东方。但“东方”究竟指什么，并不是太清楚。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北京的吸引力都如此巨大，以至于“转向东方”几乎就自动等同于“转向中国”。但俄罗斯显然不希望从过于依赖西方，转变为过于依赖中国。

　　俄罗斯希望的是合作对象的多样化，热闹的外交行动能够令人误以为多样化已得到实现，但真要如此并不容易。近些年来，中俄两国领导人会面的次数越多，莫斯科吸引其他亚洲强国的外交行动就越积极。2016年一整年，日俄关系大为改善。尽管日本与西方国家一道向俄罗斯施加了制裁，但普京与安倍晋三仍经历了外交蜜月，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希望重新夺回北方四岛中至少两岛的控制权。但实际上两国关系的和睦并无太多实质内容，也难以持续，因为北方四岛争议很难有所突破。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认为自视为这些岛屿“统一者”的普京会放弃这些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走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中俄表面上走得越近，俄罗斯就越激烈地主张至少将印度和巴基斯坦也纳入这一组织。这导致了两国意见的冲突。中国希望该组织发挥区域性作用，专注于中亚地区，并承担更大的经济职责;俄罗斯则希望该组织发挥全球性作用，并对其经济职责持保留态度。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这一问题上，两国发生了外交争执。

　　贸易与投资同样是俄罗斯对冲战略的一部分。2016年，俄罗斯考虑出售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19.5%的股份。中国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表示有兴趣买下这些股份，并在董事会中获得相应的代表名额。但俄罗斯对此感到担忧。最终，购得股份的并非中国人，而是卡塔尔投资局，以及商品交易商嘉能可(或许与俄罗斯受益人有合作)。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在俄罗斯国内引发的争论表明，中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持股会令俄罗斯感到担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于2012年将俄罗斯石油公司19.75%的股份出售给英国石油公司(BP)时并未引发太多战略忧虑。

　　类似的制衡手段还发生在安全领域。中俄武器交易在绝对数量和武器质量上都呈上升势头，但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军售同样如此。对俄罗斯而言，希望向中国及其他地方出售尽可能多的武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军售并不仅仅意味着购买和交易。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质量大有提升，这令印度和越南等俄罗斯的其他伙伴感到了担忧，因为这使得该地区本已十分脆弱的军事现状更加恶化。当然，这样的装备竞赛会有利于武器供应商，令其在该地区的重要性上升，但四面出击却激怒了俄罗斯几乎所有区域伙伴，使得他国对俄罗斯未来的行为愈发不信任。印度前外长希亚姆•萨兰近来就表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印度便失去了促成其伙伴关系的“战略粘合剂”;尤其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S-400导弹系统和苏-35战斗机等先进武器的决定(印度随即宣布自己也有意购买S-400导弹系统)使得俄罗斯从印度的“战略伙伴”下降为一支“友好力量”。

　　就南海而言，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同样令其伙伴困惑不已。理论上，俄罗斯的立场是在该海域的争议中不持任何立场。莫斯科还打算在中国与越南等国之间维持等距离的外交及武器供应。然而在实践中，俄罗斯的中立姿态并未取得很好效果。越南担心俄罗斯将更加高级的武器出售给中国，中国则对俄罗斯将更加高级的武器出售给越南感到愤怒。用中国分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最大的冲突无疑在于俄罗斯与越南密切的军事联系。这就像是要在暗地里遏制中国一样，因为这使得河内在南海问题上占据了上风”。对于俄罗斯而言，妥善地应对此类地区矛盾显然不是一件易事。

　　审慎地欢迎俄罗斯

　　对于与中国关系大多微妙的东南亚国家而言，俄罗斯深入该地区的举动受到了欢迎。他们希望避免在外交上由于中美关系变得紧张而受到挤压;倘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进一步恶化，他们肯定不希望俄罗斯选边站。然而，除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之外，俄罗斯实际上能够给该地区带来的东西十分有限。用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安东•茨韦托夫的话来说就是，“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区域性机构中仍然无法发挥核心作用，但又不安于仅发挥边缘作用”。俄罗斯与该地区的贸易往来也并不太多。

　　该地区日益极化的态势使得俄罗斯外交政策多样化的努力明显受限。此外，俄罗斯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十分笨拙。俄罗斯首先耗费了巨大能量，试图在地区争议——尤其是南海问题和中日矛盾——中保持中立;随后该国又开始在一切事务上与一切国家展开合作。一方面，俄罗斯致力于改善对日关系，甚至暗示会在北方四岛领土争议问题上有所让步;在2016年5月于索契举行的俄罗斯-东盟峰会上，该国还表示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与东盟国家(以及美国)保持相同的立场。这一立场显然与作为全球性海洋大国的俄罗斯自身的利益与传统息息相关，但考虑到南海局势，这显然与中国的立场背道而驰。

　　随后俄罗斯又钟摆一般摆向了北京，与中国在南海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尽管演习场所是在无争议的海域，但此举依然激怒了东盟诸国。看上去仿佛俄罗斯政客、军官和外交官彼此并未达成一致。该地区各个国家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俄罗斯对话及接触、避免其与区域对手结盟，都是好事，但也仅限于此。

　　除了上述外交举动之外，地理及经济现实都迫使俄罗斯向东方的转向大体上成为向中国的转向。对俄罗斯而言，东盟过于遥远，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过于有限;日本则正与西方一道向自己施加制裁;印度能够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或投资又十分有限。于是，对于莫斯科而言，东方的条条大路最终都通向了北京。

　　中国的愤怒

　　北京自然觉察到了俄罗斯的对冲策略。一定程度的愤怒之情常常会在私下里流露出来，有时甚至会迸发至公开场合。中国前驻俄大使李凤林就曾公开抱怨称俄罗斯的对华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谈论与中国结盟到变得谨慎，再到通过与中国邻国发展关系来重新调整对华关系。直到现在，人们已经彻底不知道俄罗斯的利益究竟是什么了”。

　　近来，常常指责西方的好斗的政治小报《环球时报》将矛头对准了俄罗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一名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批评莫斯科“试图利用印度来遏制中国”，并且与美国一道“试图培养出另一个地区性大国，来制衡中国”。这样的观点并非出自官方，但仍反映了某种担忧。俄罗斯大使馆甚至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提及了另一篇赞颂两国关系的社论。

　　北京还觉察到，俄罗斯希望专注于与西方的互动(尽管充满敌意)，包括乌克兰或叙利亚等问题，“转向亚洲”几乎仅仅算得上业余消遣。普京提出的实现大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动议也遭到了拒斥。正如一名中国学者所言：“普京总有些新想法，但就具体合作而言就不那么积极了。”不过，此类愤怒之情的迸发不仅仅罕见，而且还受到“大局意识”及对俄罗斯波动的外交政策的“战略冷静”态度的制约。

　　保持冷静，继续下去

　　尽管中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但令双方感到沮丧的事情仍有很多。北京怀疑俄罗斯转向东方只是临时之举(终究将再度转回西方)。因此，中国希望将俄罗斯长期绑定，或是加强两国间的经济联系。于是，北京愿意压抑住偶发的愤怒情绪，专注于大局。正如一名中国学者所言：“俄罗斯对越军售当然会让我们感到愤怒，但俄罗斯对越军售总好过美国对越军售。”

　　与此同时，正如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所言，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应有助于双方从“互利的友谊”中获利更多。两国似乎都将此作为目标。俄罗斯希望找到足以替代西方的资本、技术与市场。中国希望用政治关系的转暖来打造更加巩固的经济基础，使得中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能够成为长久之计，而不只是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产物。正如一名中国专家所言：“中国希望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而不是侵占其领土;俄罗斯的传统恰恰相反。包括与中国的关系在内，俄罗斯更看重地缘战略，而非贸易。我们希望为双边关系奠定经济基础，以免受到将来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变化的影响。”这一过程已经展开，但并非一帆风顺。

第三章 转向的经济学

　　地理学上的最大幸运之一在于，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与化石能源的最大生产商之一俄罗斯毗邻。然而，两国并不太情愿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尽管多年来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能源领域两国的合作仍是雷声大、雨点小。

　　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谈判，直到西方因克里米亚危机向俄罗斯施加制裁之后，中俄才于2014年5月就天然气供应达成协议。这项此后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交易”拉开了重塑全球能源市场的序幕。这项合同被宣传为敲定了两大世界强国之间的地缘战略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对俄罗斯而言，这项协议被认为提供了能够替代西方的备选方案，从而能够抵消制裁带来的不利影响。“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仅仅只是开始。李凤林甚至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愿景：“中俄关系处在400年来最好的阶段。但良好的关系仅限于高层，在基层仍十分薄弱。我们需要改变两国关系的模式，从政府主导变为以市场为基础。我们需要将能源关系加以整合，包括天然气开采、勘探和分销，而不只是买和卖。这有可能打造出命运共同体。”

　　中俄伙伴关系是否兑现了这样的期望?更加重要的是，中俄伙伴关系的经济维度是否让西方有理由担心中俄联盟将彻底颠覆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

　　不对等的趋势

　　自从达成这笔天然气协议的两年半以来，中俄经济关系的走向充其量只能算是喜忧参半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下降了30%，从2014年的880亿美元跌至2015年的640亿美元，原因大部分在于化石能源价格的暴跌以及俄罗斯的衰退。结果就是，一年前还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的俄罗斯，现在仅仅是中国的第17大贸易伙伴。

　　石油交易是贸易关系中的亮点，俄罗斯即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者。然而，能源价格的下跌以及中国对天然气需求的减少可能是导致天然气交易裹足不前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合作进展缓慢，这反映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真正重点在于别处：它将更多精力及资本用在通往欧洲的“北溪二号”管道和“土耳其溪流”管道上，而不是通往中国东北地区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上。

　　中国向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14年增长了一倍多，但仍然只占俄罗斯吸收到的所有外来直接投资的5.6%。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次年中国的对俄直接投资降至不足2014年的一半，这使人们意识到，在考虑对俄投资时，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俄罗斯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不是两国领导人在峰会上的表态。不过，由于难以追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数字有可能低估了实际投资量，因为经由香港或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中心流入的资金未被统计在内。但即便如此，负面趋势依旧成立。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俄罗斯进行的投资有些规模很大，例如：中石化耗资13亿美元收购了石化企业西布尔公司10%的股份，丝路基金投资12亿美元购得了“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9.9%的股份，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耗资11亿美元购得了东西伯利亚油田“韦尔赫内琼斯克”20%的股份，另一笔收购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金矿及铜矿业务的投资金额也高达约10亿美元。的确，尽管被广为宣传的将控制股出售给中国投资者的承诺尚未兑现，但俄罗斯确实为中方提供了越来越多参与上游能源部门的机会。此外，中俄同意成立一项总金额达2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以开发两国的农业项目，并成立另一项专注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基金。然而，尽管施加了制裁、政治环境也颇为艰难，但欧洲依然是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根据安永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2015年时欧洲投资的项目数量是中国的十倍之多。

　　遭到制裁后，俄罗斯先是意识到对美元和西方资本市场的依赖使得自己处于脆弱的地位，随后又意识到几乎不存在替代选项。只能下调对中国为遭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提供资本的期待。这一情况不大可能发生改变。尽管中国名义上反对制裁，但其商业银行却默默地服从了其规则，原因也许是害怕被逐出更加丰厚的美国金融市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不依赖于西方市场，它们也许能够成为资本的替代来源，但问题在于它们提供的信贷是与中国设备及服务捆绑在一起的，这对俄罗斯借款方的采购选择施加了严格的限定。

　　俄罗斯外贸银行副行长在2015年6月发表于《金融亚洲》上的一篇社论中抱怨称：“在美欧制裁后，中国对于俄罗斯银行的暧昧立场是双边合作进一步深化的一大障碍。中国的银行大多不从事银行间交易、不向俄罗斯的银行提供贸易融资。”中国于2015年成为俄罗斯的最大放款人，但这只是因为其他资本来源近乎枯竭(2015年时中国借给俄罗斯非银行公司的金额与2013年时卢森堡借给俄的相当)。中国提供的贷款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正如一位身处北京的俄罗斯商人所言：“中国贷款的利率为6%至7%，并且与美元绑定;在俄罗斯国内，你可以以13%的利率贷到以卢布计价的贷款，通货膨胀就足以抵消大部分利息。西方甚至俄罗斯贷款都要比中国的便宜。”结果就是，中国并未削弱美元和欧元在俄罗斯对外交易中的支配地位，只有7%的双边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的。此外，中国用来替代SWIFT的交易系统尚处于萌芽状态，人民币距离挑战西方货币也尚有一段距离。

　　贸易摩擦

　　两国在努力发展双边关系，并利用一切协定向西方传递有关中俄结盟的战略信号。尽管两国关系热火朝天，但在经济方面两国对彼此而言都并不太重要。两国的地缘互补性常常被夸大了。中俄的确毗邻，但其经济中心(俄罗斯的位于欧洲，中国的位于沿海)相距甚远。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很低，对第三方的依赖程度都要甚于彼此：欧盟之于俄罗斯，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之于中国。除了能源这一例外，其经济模式也不具备太大的互补性。中国不具备欧盟那样助推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潜力，俄罗斯同样也无法助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集中于能源部门，而不是高端制造业、公共事业、建筑业或金融业等更有利于技术转移和生产力提升的行业。

　　更加重要的是，中俄的非能源出口品经常争夺同一块市场，中国还将挑战俄罗斯的以不依赖于碳氢化合物为目标的经济多元化努力。双边贸易结构足以表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宰着当下俄罗斯与中国贸易的是碳氢化合物的出口，能源就占据了对华总出口额的67%，机器与设备只占2%。中国将在前苏联地区的市场向俄罗斯发起挑战，这也是俄罗斯非能源出口品唯一还具有竞争优势的市场。尤其是在中亚，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和产能合作战略(出口中国资本密集行业的过剩产能)，这一地区成为中国贸易与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牵头的这一计划自然会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发生摩擦，在论述中亚地区的争夺时，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抱负上的分歧

　　在许多商业与政治问题上，中俄都在努力寻找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但两国对于西方支配地位的共同憎恨并不足以弥补在地缘政治目标方面的分歧。对两国而言，结盟都不足以弥补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导致的战略弹性的损失。

　　决定中国全球战略的是国内的发展;对俄罗斯而言，地缘政治则要压倒商业考量与国内发展。俄罗斯优先考虑的是向全球舞台上的其他行为方传递战略信息，而不是真的解决限制双边关系发展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俄罗斯害怕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下黯然失色，这使得该国错失了许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机会。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外交政策都是内政的延伸。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国内发展是决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某个伙伴的重要性取决于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政治上，俄罗斯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也许排在前列，但除了中方少数精明的举措外，这样的地位并未结出多少果实。俄罗斯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它能够对中国的国内现代化做出多大贡献——答案显然是微乎其微的。

　　商业与政治

　　中国的动机主要源自商业上的机会主义，并正在努力试图利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在利用俄罗斯的战略弱点，并留意着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议程不应受到俄罗斯地缘战略目标的阻挠。口头反对制裁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就增加了中国对俄罗斯的议价能力。中国也许需要来自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天然气来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并缓解东北省份环境遭受的破坏，但在2014年5月即普京最需要中国支持之时，令他失望的是，中国优先考虑的却是这项协议的经济基本面，而不是其地缘政治价值，并充分利用了制裁之下俄罗斯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普京本想通过这一计划向西方传递出制裁只是徒劳的信号。但对中国而言，这一项目的确有益，但仍需考虑成本，而且商业考量要比地缘政治更加重要(事实上，当协议“达成”后，许多重大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例如修建管道的融资协定)。

　　更加令普京感到失望的是，中国坚决拒绝另一条供给管道：位于西部的阿尔泰管道。对于普京而言，这一项目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使用的是向西方供气的天然气田，从而使得俄罗斯可以在欧洲和中国市场之间套利(“西伯利亚力量”使用的天然气与欧洲并无关联)。阿尔泰项目能够令普京立刻获得对抗欧洲的筹码，提出涉及供给安全的可信威胁。天然气田已经投入开发，这意味着只要管道铺就，输气便可展开。但天然气市场的饱和使得中国并无理由接受阿尔泰管道。

　　俄罗斯对于中国独领风骚的担心

　　俄罗斯希望避免依赖中国市场，中国也不情愿依赖这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邻居——二者之间的张力在两国能源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欧洲天然气市场的碎片化，以及输气管道的多样化，俄罗斯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套利。它还可以将能源当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向乌克兰和欧盟施加压力。与中国签订长期天然气合同将使得俄罗斯失去这一筹码。中国市场的规模还将令中国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使得势力均衡向中国倾斜。但如果俄罗斯有着替代市场的话，就可以防止这样的局面出现。“西伯利亚力量”管道背后的基本想法就是不仅仅与中国市场相连，更要通过规划中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液化天然气港口与日本、韩国相连。这将使得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重新占据上风，在不同市场实行区别定价(这与阿尔泰管道的地缘战略优势如出一辙)。

　　然而，由于油价走低(天然气价格与之相关)，该项目的经济基本面不再行得通了。此外，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项目已不再被讨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于2016年初无限期地推迟了这一计划)，中国成为俄罗斯能够通过东西伯利亚天然气获利的唯一对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热切地希望提供资金并修建将各块气田连接起来的管道——施工地点包括俄罗斯境内——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尽管遭遇了财务麻烦，却并不同意这一方案，反而拖延该计划。据媒体报道，截至2016年9月，仅有200公里管道完工(管道总长为4000公里，原计划在2016年将完工800公里)。

　　该项目有着强烈的商业动机，但照此速度，实现天然气运输最早恐怕要等到2021年。俄罗斯也许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市场感兴趣，但战略上的不信任使得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不愿承认中国是其从东西伯利亚能源储备中获利的唯一渠道。俄罗斯不愿意对某个伙伴过度依赖。俄罗斯行动意愿的不足令人不免怀疑普京是否严肃地考虑过该管道的商业目标。用一位熟悉内情的商人的话来说就是：“普京是个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从一开始，与中国接触的目的就在于向西方传递信号，而不是真的与中国合作。”然而，该项目拖延得越严重，在欧洲之外开拓新市场、传递地缘战略信号的作用就越弱。

　　俄罗斯转向的地缘政治因素

　　正是由于害怕被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不愿战略灵活性受到影响，俄罗斯才不愿意充分把握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提供的经济机遇。当制裁将俄罗斯对西方的依赖暴露无遗后，保持灵活性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俄罗斯向亚洲转向背后的思路便是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而避免重蹈过度依赖某个市场(欧洲)的覆辙。

　　考虑到其市场规模，日本和韩国尤其成为俄罗斯避免过度依赖中国时所考虑的对象。然而，日本和韩国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使得俄罗斯的反制手段变得十分有限。既然中国是俄罗斯在亚洲唯一可以选择的伙伴，俄罗斯对于过度依赖的担心就成了使转向亚洲速度放缓的一大因素。与表象不同的是，俄罗斯不会接受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俄罗斯宁愿放弃经济机遇，也不愿被牢牢地捆绑在中国市场上，或是成为为中国提供自然资源的附庸。

　　正因此，尽管在对华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但俄罗斯并不准备不计成本地达成协议，而是试图寻找替代性的伙伴。也正是因此，面向印度、日本和越南，俄罗斯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外交行为。与这些伙伴接触符合俄罗斯避免过度依赖中国的战略，可以为对华谈判提供有价值的筹码。

　　作为筹码的印度、日本和越南

　　由于日本参与了制裁，韩国事实上也是如此，印度就成为俄罗斯制衡中国的最佳选择。自2015年末普京访问新德里以来，两国互动就变得更加频密了。普京对新德里的访问促进了俄罗斯与印度的能源合作，这与中俄伙伴关系有着相似之处。印度与中国公司正在就俄罗斯的同一块能源资产展开竞争。在中国投资者退出交易之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购得了万科尔石油与天然气田15%的股份。一家印度财团购得了塔斯-尤里亚赫油田29.9%的股份，中国国有公司也曾参与竞争。中印两国公司也对俄罗斯石油公司部分的私有化(19.5%的股份)展开了激烈竞争，直到最终花落他人之手(卡塔尔投资局与嘉能可公司)。

　　从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俄罗斯想要吸引中国投资，但希望给予对方尽可能少的回报，并且绝不希望失去对大型资产的掌控权。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参与俄罗斯上游能源项目的意向协定不会落实，而是说这将经过艰苦的谈判。此外，俄罗斯还受到了指控：不仅仅利用中国来制衡西方，还在制衡印度。只有在感到自己保有战略灵活性时，俄罗斯才会推进这些协议。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投资也许只是例外，而非惯例。

　　俄罗斯制衡中国的另一大元素是传统盟友越南。越南不仅仅成为军售的重要对象，还成为经济接触的伙伴，尤其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和核电等领域。但在能源领域与越南的合作使得俄罗斯与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发生了冲突。俄罗斯石油公司正在越南南岸不远处钻探首个国际矿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争议领域的勘探与开采行为也有利于越南的领土主张。

 

　　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代价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就如同对西方投资者而言，俄罗斯商业环境都是一大障碍。尽管两国高层正处于蜜月期，但在地方层面或者说实际操作层面，情况却截然不同。商界和政府中弥漫着对中国的不信任，乃至公然敌意。“俄罗斯需要投资，而非投资者”——这句话常常被用来描述当下的实际情况。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尤其将因此受限，中国需要凭此来输出劳动力。用一位北京官方智库分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就连中国投资者都对俄罗斯法治的欠缺感到失望。”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2014年的一项研究，俄罗斯在前一年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多于其他任何国家。随着经济政策从属于国家安全考虑，如今这些限制措施甚至要更加常见。2015年推出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主张自足。与西方关系的破裂令俄罗斯对其与西方间的贸易模式、依赖能源出口、加工品及粮食进口的经济模式更感担忧。因此，俄罗斯加强了进口替代政策，以激励本地生产，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卢布的大幅贬值也起到了类似效果，因为这提高了俄罗斯消费者购买中国进口商品(尤其是汽车)的成本。这使得中国竞争者无法抓住欧盟制裁带来的商业机遇，也导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额大幅下滑。

　　对于陷入停滞的俄罗斯而言，政治关系的改善能够弥补商业协议的不足。在经济下行期，随着机遇的减少，中国企业对于进入俄罗斯市场更加谨慎。中国国内反腐运动(尤其是在能源部门)的展开也使得中国公司更加厌恶风险。

　　俄罗斯的经济现实如此糟糕，以至于常常对中国向远东地区投资报以过高期待。但中国东北地区本身就缺乏投资，辽宁省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更是为负值。东北同样缺乏就业机会，但劳动力的外流方向是南方富饶的沿海地区，而不是北方的俄罗斯。根本问题在于，尽管俄罗斯官方基调十分积极，但俄罗斯远东地区太过落后、开发不足、人口稀少，无法提供多少投资机遇。

　　类似地，由于工作方法的差异，中国的银行同样无法填补西方银行留下的空白。中国的银行主要为具有中国元素的项目提供资金，从不为不包含中方分包商的项目提供资金。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来说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中国的银行往往试图附加十分严苛的条件。

　　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承认基础设施采购将局限于中国企业，并依赖中国劳动力。莫斯科-喀山铁路似乎是少见的中国分包商被俄罗斯允许向公共采购项目投标的一个例子。但即便如此，合作也只停留在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阶段。尽管莫斯科不断发出反西方的声音，但西方的可用性并未被遗忘，至少就制衡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而言。俄罗斯当局正在竭尽全力试图确保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参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竞标，从而使得俄罗斯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据一位在俄罗斯经商的欧洲商人所言：“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银行有着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只有以采购中国设备为前提，中国的银行才会提供资金。但这又是与俄罗斯使用本地设备的期望相背的。”

　　正是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参与中俄贸易的寡头维克托•韦克塞尔贝格才会表示两国的“经济、投资及贸易关系都十分糟糕，尤其是当不涉及能源时”。因此，在许多方面，中俄的互动机制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意义，最终都会落入和俄欧合作一样的困境。如果俄罗斯国内的治理状况和商业环境没有改善，那么无论是向西方还是向东方转向，都无法帮助俄罗斯成为世界级的经济体。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专家所言：“转向中国并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俄罗斯仍将只是原材料供应商。转向中国也许能够使俄罗斯这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模式得以维持下去，这反而会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尽管中俄双方对于另一项经济合作手段——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作——都抱有很高期望，但克服这一困境仍是艰难的。

第四章 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

　　在许多方面，中亚都处于中俄关系的核心位置。俄罗斯显然希望保留在中亚的影响力，唯一能够对其构成威胁的就是中国。双方在中亚地区就影响力展开了争夺，各自推出了具有不同规则的区域一体化计划。中国倡导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该经济计划专注于改善中欧之间的互联互通性。俄罗斯的计划则是覆盖大部分前苏联地区的欧亚经济联盟。尽管都旨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现代化和市场扩张，但两大计划的推进方式并不相同。

　　俄罗斯试图通过欧亚经济联盟来复制欧洲一体化进程，专注于超国家机构和共同规则。一体化的动力在于进入庞大的俄罗斯内部市场(例如对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而言)，获得劳动力(对吉尔吉斯斯坦而言)，以及一定程度的胁迫(对亚美尼亚而言)。该计划旨在消除内部壁垒，但同时又通过关税来将这一市场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2]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将此前被称为“走出去”政策的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加以重新包装。其基础是积极的经济外交，主要目标在于进一步加深区域一体化，并为中国企业打开新市场。该计划旨在通过公路、铁路、光缆和管道等设施来促进区域一体化。并不存在加入这一计划的正式程序，只需表达利用中国庞大的货币储备及接受相应附加条件——最重要的是，依靠中方劳动力、设备及施工服务——的意愿即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倡议之中，中亚是中国扩张的一大焦点。

　　就最为宏大的俄罗斯地缘战略思维而言，中亚当下的局势是俄罗斯在东欧影响力遭到侵蚀一事在东方的重演。“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这两大不对等的计划之间的互动，将为至少下个十年内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提供框架。

　　中国侵蚀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

　　表面上，两国都对对方的计划表示支持，宣布会“寻求‘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契合点”。但“丝绸之路经济带”承诺要将中国与中亚的接触提升到新的水平，加强双方的互联性，这会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构成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中国所规划的多条运输通道，许多都会绕过俄罗斯，这将对俄罗斯作为中欧之间中转国的地位构成挑战，并将削弱跨西伯利亚铁路的重要性。在近来的危机之前，俄罗斯投入了上百万资金来升级铁轨、增加运力，因而它肯定不会乐于见到跨里海通道(途经哈萨克斯坦，通过里海轮渡将欧洲与高加索及土耳其联接起来)等中国主导的运输走廊，或是连接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等国，经由土耳其通往欧洲的路上通道。

　　其次，中国希望利用中亚丰富的资源，由此挑战俄罗斯对于该地区能源的垄断地位。中国的能源公司已经购得了油气田的股份，并建造了联接该地区与中国的众多管道。这会削弱俄罗斯能源政策的效力以及政治影响力。

　　第三，为促进贸易，基础设施已在建设之中。这不仅仅会加剧中亚各国国内生产商的竞争，对俄罗斯而言同样如此。俄罗斯机械尚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唯一区域就是前苏联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吸纳的俄罗斯机械数量为中国的四倍。未来，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可能在竞争中战胜俄罗斯商品。2015年时，五个中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比与俄罗斯的贸易量多近50%，而后者直到2008年还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最后，中国与该地区的接触远不仅限于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只是“丝绸之路”倡议中五大互通领域之一，其他领域还包括政策协调、本地货币结算、贸易畅通，以及人民之间的交往。中国已经成为本地区上好的贷款人和投资者，俄罗斯经济陷入危机之后更是如此。中国金融足迹的强化将对卢布的地位构成挑战，也将对在欧亚经济联盟内设立货币联盟的计划构成障碍(不过其他成员国本就反对这样的计划)。在中国的外交术语里，“人民之间的交往”指的是扩张中方媒体及文化的影响力。在经济上已经压倒了俄罗斯之后，凭借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能在文化与软实力方面也向俄罗斯发起挑战。

　　俄罗斯的回应

　　双方对于这样的动态机制都了然于胸。正如一位中国专家所坦承的：“俄罗斯正在衰落，无法再阻止我们吸引中亚国家的努力了。莫斯科无法向中亚提供该地区最需要的东西：基础设施和投资。俄罗斯必须接受中国进入中亚地区，因为他们无力表示反对。”然而，俄罗斯并不情愿接受这样的立场。

　　对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俄罗斯的回应是重启苏式一体化计划。在谈论两大区域性计划的协同作用时，被人忽视的一点是，欧亚经济联盟(及其前身关税同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中国在中亚的扩张(以及反制欧盟在东欧的扩张)。通过提高外部关税，关税同盟已经使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远离了中国，转向俄罗斯商品(若非如此，俄罗斯商品将无法保持竞争力)。俄罗斯的认证标准以及越发严格的外部边界控制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庞大的多尔多伊集市——这是该地区二次出口中国商品的中心——日益冷清。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纳入欧亚经济联盟也许不具有太大经济意义(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对此也不太热心，他们更倾向于深化欧亚经济联盟的内部合作，而不是急于扩张)，但对俄罗斯而言，这却具有政治意义：享有关于中国进入中亚途径的话语权。

　　中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俄罗斯对于中国中亚计划的担忧，类似于对乌克兰向欧盟靠拢的担忧，尤其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恰逢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最为摇摆不定之时。和俄罗斯担心欧盟与乌克兰的“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区”取得成功类似，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成就将使得令该地区依赖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这一未明言的目标更接近于实现，此外，基于双边模式的中国经济扩张将对俄罗斯主导的、以欧亚经济联盟为基础的扩张构成挑战;而欧亚经济联盟这一计划对于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存亡至关重要，因为这事关俄罗斯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这一目标。

　　北京起初选择无视俄罗斯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担忧，俄罗斯也被排除在这一计划之外。这令俄罗斯极为不安，以至于2014年3月时，中国高层官员专门为此作出了解释。2014年4月的博鳌论坛在推出这一计划的同时，也确认了俄罗斯在这一计划中的地位。当2014年5月普京访华时，北京正式认可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并表示“在制订和执行‘丝绸之路’计划时会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在争夺中亚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俄罗斯暂时占据了上风。通过对乌克兰的干涉，俄罗斯表现得愈发咄咄逼人，并表明了自己愿意动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的做法大幅增加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风险。乌克兰危机后普京曾评论称“哈萨克人从未建国”，这似乎表明正如在乌克兰一样，俄罗斯也做好了干涉该地区以捍卫自身利益的准备。但这也是在含蓄地警告该地区应该优先考虑由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进程，而不是寻找其他伙伴。

　　2015年5月，中国进一步承认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签署了一项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的协定。^[3]有趣的是，俄罗斯未征求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与俄罗斯不同，这些国家恰好更有可能从“丝绸之路”项目中获益——的意见便签署了该协定(这也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内部一体化的看法)。不过，正如俄罗斯专家所言：“提及并承认欧亚经济联盟并非令俄罗斯获得了否决权，而只是向俄罗斯鞠了一躬。但中国在中亚还是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言论总是廉价的，谈及欧亚经济联盟也不例外。”

　　官方并未给出关于两大计划的具体安排，这表明双方可能对合作的范围存有分歧。中国正在就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应该将自己在中亚的行动置于俄罗斯影响之下展开争论。一位中国专家解释道：“欧盟因为乌克兰的贸易条约被卷入了战争，中国得小心地弄清俄罗斯在中亚的红线在哪里。”根据这位专家所言，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即使在地缘经济问题上，也要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乌克兰危机意味着我们需要和欧亚经济联盟接触。在中亚，任何违背俄罗斯意愿的计划都难以实现，我们需要就此协商。但我们不会给予俄罗斯否决权，而是要让俄罗斯尝点甜头”。由于担心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会变得比欧盟与乌克兰之间还要紧密，俄罗斯会努力试图阻止“丝绸之路”倡议中违背自己利益的计划。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会支持对自己有利的计划，或是由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进程，但此类计划大多对中国意义不大。

　　俄罗斯是否支持中国提出的倡议，将取决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考量。俄罗斯优先考虑的是穿越而非绕过俄罗斯的计划，从而令本国的铁路运营商从中获利。现存的跨西伯利亚铁路依然可以将亚洲商品运往欧洲，俄罗斯国有铁路公司则在对关税进行改革，以期加强俄罗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中转作用。最新的铁路试点工程将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把中国东部的义乌与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联系起来，未来还可能进一步通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果莫斯科如愿以偿的话，那么中国主张的经由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线路也许有机会得到升级，而经由吉尔吉斯斯坦和里海周边地区、绕过俄罗斯的线路则不会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此外，只有符合俄罗斯国内发展计划时(尤其是远东地区)，“丝绸之路”计划才会引起俄罗斯的兴趣。俄罗斯或许会欢迎中国对跨边境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在日本海沿岸的港口连接起来。

　　两大计划合作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在于，俄罗斯会要求中国支持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一体化。这意味着向南北走廊投资(将西伯利亚及远东与中国连接起来，再经由中亚与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连接起来)，而不是“一带一路”设想的东西走廊(将中国与欧洲及中东这两块庞大的市场连接起来)。这与中国在中亚地区行动的动机是背道而驰的。

　　将中国捆绑在多边框架内……

　　类似地，甚至早在提议就两大计划进行协作之前，普京就已着手制订更具雄心的计划，将中俄合作的范围扩展至整个欧亚地区。他的想法不仅限于就两大计划进行协作，而是将这种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展，将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的成员国也纳入其中，打造“大欧亚”。这一多边框架有助于俄罗斯反制中国在该地区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同时拖延关于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近些年来，俄罗斯还主张迅速扩张上海合作组织。将印度和巴基斯坦纳入该组织，有助于制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议程也将缩水。

　　……但中国对此仍置之不理

　　迄今为止，上述计划并未能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计划。北京继续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来展示“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益处。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中国和中亚成员国通常会进行双边互访，意在传递出合作能使双方获益的信号，迫使俄罗斯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但在这一过程中，中亚国家并非被动的客体，它们也有着自己的偏好、一定的议价能力，以及行动空间，并将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以求尽可能地掌控与北京、莫斯科打交道的过程。

　　尽管两国就“丝绸之路”计划将征求莫斯科的意见达成了一致，但中国仍然在追求双边协定。就在中俄达成一致的几个月之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就“丝绸之路”计划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进行合作的协定。对俄罗斯而言，向伤口上撒盐的是，这份协定是于普京访问中国的前一天签订的。

　　中国也许会欢迎废除欧亚经济联盟各国之间的海关控制，由此使得通过陆路与欧洲连接起来变得更加容易。但总体而言，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的价值并不大，其意义更多体现在地缘政治而非经济方面。因此，中国没有理由放弃双边关系;得益于中国的体量，中国自然而然地会在任何双边关系中都占据上风。该地区对中国投资和运输线路的争夺也使得北京在双边关系中进一步获得了筹码。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矛盾、各成员国目标的分歧，以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都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这一点也对中亚国家有利，它们也不希望通过欧亚经济联盟或是莫斯科进行太过紧密的协调。用一位哈萨克斯坦专家的话来说就是，“许多大国都在争夺我们，但只有中国真的掏出了钱”。

　　废除安全问题上的劳动分工

　　安全问题也是中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中的一大因素。当下，俄罗斯的观点是中国将势不可挡地成为中亚的主要经济强国，俄罗斯则仍将是该地区的安全强国。但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中国可以指望俄罗斯帮助维持该地区的稳定，这对于北京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担心中亚地区的不稳定会波及新疆地区。类似地，两国领导层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感到担忧，都蔑视“颜色革命”，都相信这背后有美国的支持。随着经济活动扩张至潜在不稳定的地区，中国可能会被迫改变“不干涉”这一外交政策行事方式。“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及投资将成为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构建、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保护的重要理由。正如北京的一名外交政策专家所言：“如果我们建造了能源管道，就得保护其安全。我们最好和俄罗斯一道，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这么做——要么直接行事，要么通过私人军事公司。”

　　无论俄罗斯是否赞同，中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已经发挥了更大作用。中国已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了安全合作的四边框架;巩固了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向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俄罗斯的传统军售市场出售先进武器;这些情况都表明，认为中俄在该地区有着清晰劳动分工——中国提供经济机遇，俄罗斯保证安全——的看法正在受到挑战。

　　中国也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利用安全危机来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专家认为俄罗斯(以及美国)在20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该国总统巴基耶夫遭到推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还担心莫斯科会向俄罗斯国内的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劳工施加压力，以迫使这两个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令它们陷入动荡。事实上，俄罗斯在利用这些国家对于受到中国支配的恐惧，并在宣传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前苏联各国在欧亚经济联盟内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增强其议价能力，并从中国获得让步(在乌克兰与欧盟谈判一事上，俄罗斯传递出的恰巧也是这样的信息)。

　　这并不一定会使得中俄关系到达崩溃的临界点。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都会谨慎行事。在中国的一名智库研究员看来，对北京而言，乌克兰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等经济事务会迅速演变成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无论有多不情愿，乌克兰危机还使得中国至少在表面上加快了步伐来认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认可与欧亚经济联盟接触的必要性，以此来安抚俄罗斯。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一向不如与西方接触时那样无所畏惧，也不太可能发表好斗的言语，更不会采取此类行动。短期之内，中国将无法取代俄罗斯，因此，北京不会对该地区的现任政府有所动作，不会试图扶植自己支持的领导人或是挑战深受俄罗斯影响的现存政治体制，而是会礼貌地、缓慢地、默默地蚕食俄罗斯在中亚的势力，至少直到俄罗斯感到有必要重新占据上风。毕竟，正如乌克兰危机表明的，俄罗斯终归拥有引发不稳定的能力，这也会影响中国对该地区的政治风险评估。

结论

　　近年来，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高调转暖。官方声明中常充满了关于中俄友好关系的积极话语。政治关联——从峰会、阅兵，到双边工作层面的接触——大大加强。联合军演愈发频繁，地理范围也有所扩张。俄罗斯升级了对华军售的质量，新的商业交易达成。因此，双边关系大大扩展了。然而，接触与合约的扩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伙伴关系的深化。短期之内，俄罗斯和中国不太可能结成战略同盟。

　　出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领域，双方都在温和地放缓合作的步伐。尽管有着深入合作的强烈(地缘)政治动机，但双边关系中的摩擦之处足以令合作的具体落实放缓。结果就是，合作扩张到了新的领域，但总体而言仍比较粗浅。

　　除了峰会、阅兵、军演和领导人之间积极的化学反应之外，双方都并未打算真的建立政治-军事同盟。莫斯科和北京的精英对于国际政治有着类似的观点，也都希望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对于崛起之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中国而言，崛起之路是通过国内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目标仅居于次要位置——至少现在是这样。对于俄罗斯而言，情况截然相反：地缘政治优先于经济发展。这种差异造成的结果就是，尽管对于彼此的外交政策困境都颇为同情，但北京和俄罗斯都不愿在对方与美国或欧盟发生冲突时选边站。中国小心翼翼地应对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也会更加小心地应对特朗普治下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两国都能够直面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但并不一定会为了彼此而出头。

　　出于战略考虑，俄罗斯刻意地希望大力宣传与中国的联盟关系，但在事实上却在想方设法制衡这个愈发强大的邻国。莫斯科希望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支持自己，并表示自己也愿意互惠地提供政治支持及能源。最高层面的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中国对莫斯科的尊重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加强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自尊。此外，俄罗斯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咄咄逼人乃至好斗的状况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却不会出现。极为礼貌，而非开诚布公，乃中俄外交关系的基调。这种相互尊重也与两国国内所宣传的民族复兴论极为吻合。

　　然而，莫斯科并不准备放弃战略灵活性，这正是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会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莫斯科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度依赖于中国。俄罗斯试图努力确保自己转向东方的举动不只意味着转向中国，而是转向整个亚洲。为此，俄罗斯系统性地与其他亚洲大国——例如日本、越南和印度——展开了接触，试图稀释和对冲中国的影响力。

　　莫斯科和北京的分歧最明显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尽管经常宣称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但这种说法实际上言过其实。尽管两国毗邻，但经济中心却相距甚远。除了能源部门外，两国的经济模式也几乎不具备互补性。对俄罗斯而言，中国无法像欧洲那样推动经济现代化;北京也未取代西方，成为投资、技术和资金的主要来源，部分原因在于，和西方公司一样，中国公司也发现，俄罗斯的商业环境并不友好。过去数年间，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变得稍稍更加开放，但仍未敞开怀抱。即使在制裁以后，与西方相比，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仍然相形见绌。

　　正如与西方的地缘政治争执促使俄罗斯转向东方，地缘政治也对中俄伙伴关系起到了约束作用。如果俄罗斯的行为动机仅仅出于经济考量，它将更加乐于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但俄罗斯专注的是地缘政治，这意味着莫斯科不太愿意充分把握中国带来的经济机遇，害怕战略灵活性受到限制。就连中俄经济关系皇冠上的明珠“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也反映了这一点。俄罗斯放缓了合约的执行，这与莫斯科持续对与欧盟之间的“北溪二号”管道建设投入政治和经济精力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油价回升，双边贸易有可能从低谷实现反弹，但这只会加剧俄罗斯对于能源出口的依赖，而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会进一步扩张。随着中国扩张至中亚前苏联地区的市场——只有在这里，俄罗斯非能源部门的出口品才仍保有竞争力——这会对俄罗斯经济多样化的努力构成挑战。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贸易与投资扩张尤为重要的目的地是中亚地区。

　　中亚既成为中俄关系深度的试验场，也成为相互竞争的地区性倡议的角逐地——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迄今为止，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取得了成功，成为该地区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一支力量。然而，尽管俄罗斯可能无法为中亚带来经济活力或是繁荣，但仍然拥有重要的筹码。如果欧亚经济联盟的机构得以强化，那么这就有可能成为俄罗斯手中最有分量的筹码，令俄罗斯得以制衡中国在中亚的经济优势。不过，就中期和长期而言，中国的“丝绸之路”项目可能要比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向乌克兰提出的合作条款(这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反应)都更加雄心勃勃和具有吸引力。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长，加之更具技巧的外交策略，可能最终会导致中国在该地区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因此，俄罗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要么逐渐让中国占据上风，要么动用自己的强大实力令中亚陷入动荡。

　　矛盾的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既促使其转向东方，又对其转向施加了限制。受到西方孤立使得与中国接触变得更加迫在眉睫。但与此同时，与西方的糟糕关系又削弱了俄罗斯对中国的议价能力。因此，俄罗斯转向的步伐大大放缓了。

　　事实上，与两国本身相比，两国与美国的关系才是影响中俄关系的更重要因素。随着特朗普上台，这一因素将变得更加重要。表面上似乎一切照旧：俄罗斯和中国依然会公开展示良好的双边关系，莫斯科不会大声宣布“转回西方”。但俄罗斯完全有理由在亚洲采取“走着瞧”的政策，希望与美国关系的解冻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会增加自己在亚洲的议价能力。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困境：只要莫斯科的地缘政治考量压倒了经济考量，与西方和解的诱惑以及对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心就会限制转向亚洲的程度。无论如何，俄罗斯向亚洲转向的步伐仍然很缓慢，仍在四处下注。

　　(相关简介：Michal Makocki，波兰籍，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ISS)副研究员；Nicu Popescu，罗马尼亚籍，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夏乐论文”(Chaillot Papers)第140期，于2016年12月刊于该所网站(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CP_140_Russia_China.pdf)。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用傅莹的话来说就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风格更强硬，有时更出人意料。这有可能导致外交关系出现对抗与张力。”

　　[2] “一带一路”倡议由多个经济走廊构成，其名字则来自最知名的两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是通过陆路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后者通过港口将东南亚、南亚和西非连接起来。

　　[3] 官方协定中用于描述将两项计划联系起来的词汇本身就耐人寻味：“对接”。在中文里，这具有亚洲低层次一体化的含义。中国学者吴泽林指出了当前亚洲和欧洲区域合作的差别：欧洲专注于一体化，反映了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更加多样的亚洲则强调依然保留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互联和“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