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哈斯：人口老龄化与数量萎缩，或将带来一个更和平的世纪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变革：人口正在急剧、持续且很可能不可逆转地老龄化。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的共同作用，导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显著上升，社会年龄中位数也随之稳步攀升。195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约为5%，到2021年，这一数字几乎翻倍。即便生育率维持在2022年的水平不再下降(尽管这不太可能)，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仍将再翻一番还多。许多国家不仅在变老，甚至在变“小”——由于生育率过低，超过40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萎缩。到2050年，近90个国家将面临年终人口少于年初的局面。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人口老龄化会拖累经济增长，并迫使政府增加养老福利的公共开支。但这场变革也带来了一个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国际红利：老龄化能显著降低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被广泛预测为“人口减少时代”的21世纪，或许将意外地成为一个更和平的世纪。

　　鉴于本世纪头二十五年里，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战乱频发，认为未来国际冲突将逐渐消退的想法似乎有悖直觉。但事实是，随着国家“变老”，政府的资源将被照顾庞大的老年群体所牵制。与此同时，研究表明，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和平倾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将削弱一个社会发动战争的能力，并降低其对战争的容忍度。

　　尽管存在例外，但总体而言，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国家，爆发战争的倾向也越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与人口萎缩浪潮，将从根本上重塑地缘政治的版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积极的转变。

　　全球冲突不减反增?

　　2023年，艾玛·比尔斯和彼得·索尔兹伯里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探讨了自2012年以来“全球暴力冲突的激增”。的确，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和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在2012至2022这十年间，由国家发动的军事冲突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但这些数据没有揭示一个关键事实：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主要局限于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 在2012至2023年间所有发起暴力冲突的主要国家中，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占比仅为5%，这大约是2024年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国家已经表现出较低的冲突倾向。统计分析证实，这些国家发动军事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远低于年轻国家。因此，看似普遍的战火蔓延，实则主要由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的军事行为所驱动。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拥有全球最年轻人口的非洲大陆，至今仍饱受战争与冲突的困扰。

　　经济放缓：釜底抽薪的和平力量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减少战争，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会显著拖累经济增长，从而削减了可用于战争的潜在资源。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劳动力减少、生产率下降和国内消费萎缩，这些因素会削弱国家的经济活力，进而削弱其为战争融资的能力。

　　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的萎缩将重塑全球社会。到2050年，欧洲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约17%，东亚将减少24%。具体到国家，预计从2020年到205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将锐减28%，中国减少23%，俄罗斯减少19%，德国减少17%。

　　人口老龄化还会推高劳动力的年龄中位数，从而抑制生产率增长。年长的劳动力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人们的生产力通常在四十多岁时达到顶峰，因为他们比年轻人拥有更多知识、经验和资源，又比年长者精力更充沛、身体更健康。这个年龄段的人也更愿意学习新技能、投身于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并为工作机会而迁徙。许多跨国研究发现，一个国家40-49岁劳动力的相对规模，是决定其整体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当这一群体的比例上升时，整体生产率随之提升;反之则会受损。

　　这对老龄化国家的经济前景而言是个坏消息。在21世纪，许多国家40-49岁“黄金生产力”年龄段的劳动力比例将大幅下降。在俄罗斯，这一比例在2020至2050年间将下降10%;在日本，下降15%;在中国，更是高达18%。

　　人工智能的普及等重大技术进步，或许能部分扭转这些趋势。但即便是人工智能革命，也未必能阻止经济的放缓。日本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便是一个例证。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术热潮曾为一些国家带来巨大的生产率增长，其规模堪比一些经济学家对人工智能革命的预测。然而，日本并未从中受益。其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经济价值的指标)在1995至2005年间仅增长了1%，是此前十年的四分之一。日本老龄化危机的加速，正是导致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关键因素。与30-39岁和50-64岁的人口相比，日本40-49岁的高生产力人口在1991年达到顶峰，随后在1995至2005年间暴跌了29%。因此，信息技术革命或许帮助日本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维持”了生产率，但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不佳，这场技术繁荣并未能显著提升其整体经济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工智能革命中，其他面临类似老龄化问题的国家也将遭遇相似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还将从需求侧抑制经济增长。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强劲的国内消费贡献了约三分之二的经济活动。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困境是：作为消费主力的中年群体规模正在缩小，而消费意愿明显更低的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比例却在急剧膨胀。

　　例如，老龄化导致的消费疲软，就加剧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自2020年以来，作为购房主力的30岁左右人群，其数量骤减了30%。需求暴跌直接给家庭财富、政府税收能力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都带来了巨大压力。

　　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让老龄化国家之间围绕日益稀缺的资源爆发争端，但它同样会削弱这些国家对外开战的能力。经济学家马克·哈里森和尼古拉斯·沃尔夫指出，从历史上看，一国发动军事争端的次数会随着其GDP和人均GDP的增长而快速增加。因为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实现其国际目标的相对成本会降低。因此，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就越可能愿意不惜一战，以追求代价高昂的变革。反之，如果经济增长会助长侵略性，那么由老龄化引发的经济放缓，则会降低这种可能性。

　　枪炮还是拐杖?

　　随着老年人口激增，政府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等老年福利上的支出也随之飙升。分析人士预测，到2050年，许多发达国家在养老、医保和长期护理上的公共开支将达到GDP的25%左右。这些趋势不仅影响着拥有完善社保体系的老龄化民主国家，也同样冲击着历史上福利开支相对较少的威权政体。2009年，中国在养老和医疗上的支出占GDP的4.4%，到2020年已增至8%，预计到2030年将攀升至10%以上，2050年更是可能达到20%左右。

　　各国政府不仅要投入巨资应对老龄化的后果，还要着力解决其根源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将GDP的2.3%用于儿童和家庭项目，其中许多旨在提振低迷的生育率(尽管收效甚微)。

　　人口快速老龄化还间接推高了政府在国内安全及其他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因为老龄化是经济增长放缓、财政紧缩以及因主流族群担忧人口衰落而加剧的种族和反移民紧张情绪等诸多社会不满的主要根源。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许多政府不得不通过社会项目安抚民众，或加强管制。例如，中国在2007年至2020年间，在警务和国内维稳方面的支出增加了四倍，到2020年已超过其军费开支。日本在劳动就业、扶贫和社会保障(不含养老和医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从1990年的0.5%上升到2020年的3.7%。

　　随着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的投入不断加大，包括军费在内的其他开支可能会在日益增长的预算压力下被“挤出”。尽管政府并非“必须”削减军费来支付养老成本，但它们有强烈的动机这样做。正如J.保罗·邓恩和南天的研究所示，军费开支虽然可以通过刺激总需求和技术外溢短期促进经济，但长远来看，它更可能因挤占生产性投资和推高债务水平而损害经济增长。当经济放缓与福利支出飙升的双重压力来袭时，军费便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可供重新分配的资源池。

　　对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统计分析表明，一旦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包括老年福利)超过国家总预算的25%，其发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便会显著下降。许多老龄化国家要么即将达到这一门槛，要么早已超过。2021年，经合组织国家用于养老、失业和收入保障等相关支出，已平均占到政府总支出的近21%。鉴于这些开支只会继续增长，这些国家将有强大的预算动机来避免发动军事冲突。

　　兵源枯竭：无人可征的战场

　　老龄化让世界更和平的最后一条途径，是导致适龄兵源规模的缩减。到2050年，东亚18至23岁的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近4800万(降幅42%);拉丁美洲将减少近900万(降幅13%);欧洲将减少800多万(降幅17%)。简而言之，老龄化国家将更难征召足够的人力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

　　由于兵源减少，军队将被迫在部队的规模和质量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如果不在潜在兵源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提高招募率，军队将难以完成员额目标。但如果通过放宽年龄、健康和体能标准来提高招募率，就等于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换取数量。军队也可能像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那样，试图通过提高薪酬和福利来吸引兵员。但除非军事总预算增加，否则人力成本的上升将挤占武器研发、采购和维护等其他领域的军事开支。如果一个国家因为作战能力下降而更难打赢战争，它发动战争的意愿自然也会降低。

　　事实上，尽管老龄化国家频频放宽征兵标准、提高薪酬待遇，其军队规模仍在持续萎缩，且长期难以完成招募目标。2000至2021年间，日本自卫队平均仅完成了93%的核定员额。中国的18至23岁男性兵源数量自2009年开始下降，尽管降低了服役标准并大幅提高了士兵待遇，解放军仍面临技术兵种短缺的问题。在2010年代，无论是义务兵还是合同兵，俄罗斯都一直难以完成其征兵目标。虽然这些人员问题未能阻止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但高素质兵员的短缺，无疑制约了其作战效能，增加了获胜的难度。俄罗斯仍在乌克兰作战，但它在兵力上的捉襟见肘，或许能对其他老龄化国家未来发动战争的意图起到威慑作用。

　　军队可以尝试用技术替代人力，以应对兵源减少的挑战。人工智能革命、无人机蜂群的成功以及“杀手机器人”的出现，或许会让以技术大规模替代军事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军队的能力终究有限，因为许多军事任务本质上仍是劳动密集型的。反叛乱作战和占领敌方领土等任务，将继续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而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正让满足这一需求变得愈发困难。

　　此外，为了弥补黄金年龄士兵的减少，转向资本密集型的战争模式可能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员来操作和维护先进装备。例如，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2022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美军的无人机系统可能需要与有人驾驶飞机系统同等甚至更多数量的军事人员。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寻找这些高素质士兵将极其困难。

　　“不敢”牺牲的社会：和平主义的民意基础

　　虽然经济放缓和兵源减少可能会削弱老龄化国家的军事能力，从而带来和平，但反过来也可能出现一种危险：军事能力的衰退或许会刺激一些领导人，让他们觉得“机会窗口”正在关闭，从而选择铤而走险。但他们很可能会面临国内强大的反作用力，因为老龄化的人口往往更倾向于和平。

　　大量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观念会趋于平和，也更反对使用武力。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项分析回顾了美国从196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民调，结论是：“在美国军事干预问题上存在代际鸿沟”，美国老年人始终“在使用武力问题上最为审慎”。学者杰西卡·陈·韦斯在2010年代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她发现，与年轻人相比，中国老年人更不倾向于认为中国“过少”依赖军事力量，或将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视为“重大威胁”，他们也更不赞成“出兵就要打到底”的做法。

　　老龄化社会也可能对本国士兵在战争中的伤亡产生更强烈的抵触情绪。军人的伤亡，尤其是尚未生育的年轻人的死亡，会加剧一种社会焦虑：战争会让这个本已人口萎缩的国家元气大伤、再难恢复。

　　在民主国家，公众对伤亡的反对情绪至关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危及领导人的选票。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点对威权政体也同样关键，因为他们可能更担心战争伤亡会引发国内剧变。例如，到2030年，中国接近一半的适龄服役人口将是独生子女。中国的低生育率已经造就了数十万“失独父母”——他们失去了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唯一的孩子。在2010年代，这些父母每年都会在北京的国家卫健委总部门前抗议，要求政府承担他们本应从已故子女那里获得的部分养老支持。中国的决策者越是忌惮“失独”父母群体可能引发的社会抗议，在发动战争时就越会投鼠忌器。

　　银发浪潮下的和平前景

　　人口老龄化不会彻底消除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明证。但它会从根本上削弱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与社会支持。所有老龄化国家，无论其是否有修正主义野心，也无论其是否曾依赖军事扩张，都别无选择，必须直面这场人口结构剧变的深远影响。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军事潜力的基石。因此，老龄化或许将成为一股塑造21世纪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和平力量。

　　作者简介：马克·L·哈斯(Mark L. Haas)是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改编自其著作《老年和平：人口老龄化与战争的衰落》(The Geriatric Peace: How an Aging World Is Less Prone to War)。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变革：人口正在急剧、持续且很可能不可逆转地老龄化。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的共同作用，导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显著上升，社会年龄中位数也随之稳步攀升。195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约为5%，到2021年，这一数字几乎翻倍。即便生育率维持在2022年的水平不再下降(尽管这不太可能)，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仍将再翻一番还多。许多国家不仅在变老，甚至在变“小”——由于生育率过低，超过40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萎缩。到2050年，近90个国家将面临年终人口少于年初的局面。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人口老龄化会拖累经济增长，并迫使政府增加养老福利的公共开支。但这场变革也带来了一个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国际红利：老龄化能显著降低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被广泛预测为“人口减少时代”的21世纪，或许将意外地成为一个更和平的世纪。

　　鉴于本世纪头二十五年里，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战乱频发，认为未来国际冲突将逐渐消退的想法似乎有悖直觉。但事实是，随着国家“变老”，政府的资源将被照顾庞大的老年群体所牵制。与此同时，研究表明，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和平倾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将削弱一个社会发动战争的能力，并降低其对战争的容忍度。

　　尽管存在例外，但总体而言，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国家，爆发战争的倾向也越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与人口萎缩浪潮，将从根本上重塑地缘政治的版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积极的转变。

　　全球冲突不减反增?

　　2023年，艾玛·比尔斯和彼得·索尔兹伯里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探讨了自2012年以来“全球暴力冲突的激增”。的确，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和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在2012至2022这十年间，由国家发动的军事冲突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但这些数据没有揭示一个关键事实：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主要局限于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 在2012至2023年间所有发起暴力冲突的主要国家中，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占比仅为5%，这大约是2024年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国家已经表现出较低的冲突倾向。统计分析证实，这些国家发动军事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远低于年轻国家。因此，看似普遍的战火蔓延，实则主要由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的军事行为所驱动。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拥有全球最年轻人口的非洲大陆，至今仍饱受战争与冲突的困扰。

　　经济放缓：釜底抽薪的和平力量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减少战争，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会显著拖累经济增长，从而削减了可用于战争的潜在资源。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劳动力减少、生产率下降和国内消费萎缩，这些因素会削弱国家的经济活力，进而削弱其为战争融资的能力。

　　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的萎缩将重塑全球社会。到2050年，欧洲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约17%，东亚将减少24%。具体到国家，预计从2020年到205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将锐减28%，中国减少23%，俄罗斯减少19%，德国减少17%。

　　人口老龄化还会推高劳动力的年龄中位数，从而抑制生产率增长。年长的劳动力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人们的生产力通常在四十多岁时达到顶峰，因为他们比年轻人拥有更多知识、经验和资源，又比年长者精力更充沛、身体更健康。这个年龄段的人也更愿意学习新技能、投身于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并为工作机会而迁徙。许多跨国研究发现，一个国家40-49岁劳动力的相对规模，是决定其整体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当这一群体的比例上升时，整体生产率随之提升;反之则会受损。

　　这对老龄化国家的经济前景而言是个坏消息。在21世纪，许多国家40-49岁“黄金生产力”年龄段的劳动力比例将大幅下降。在俄罗斯，这一比例在2020至2050年间将下降10%;在日本，下降15%;在中国，更是高达18%。

　　人工智能的普及等重大技术进步，或许能部分扭转这些趋势。但即便是人工智能革命，也未必能阻止经济的放缓。日本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便是一个例证。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术热潮曾为一些国家带来巨大的生产率增长，其规模堪比一些经济学家对人工智能革命的预测。然而，日本并未从中受益。其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经济价值的指标)在1995至2005年间仅增长了1%，是此前十年的四分之一。日本老龄化危机的加速，正是导致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关键因素。与30-39岁和50-64岁的人口相比，日本40-49岁的高生产力人口在1991年达到顶峰，随后在1995至2005年间暴跌了29%。因此，信息技术革命或许帮助日本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维持”了生产率，但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不佳，这场技术繁荣并未能显著提升其整体经济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工智能革命中，其他面临类似老龄化问题的国家也将遭遇相似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还将从需求侧抑制经济增长。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强劲的国内消费贡献了约三分之二的经济活动。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困境是：作为消费主力的中年群体规模正在缩小，而消费意愿明显更低的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比例却在急剧膨胀。

　　例如，老龄化导致的消费疲软，就加剧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自2020年以来，作为购房主力的30岁左右人群，其数量骤减了30%。需求暴跌直接给家庭财富、政府税收能力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都带来了巨大压力。

　　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让老龄化国家之间围绕日益稀缺的资源爆发争端，但它同样会削弱这些国家对外开战的能力。经济学家马克·哈里森和尼古拉斯·沃尔夫指出，从历史上看，一国发动军事争端的次数会随着其GDP和人均GDP的增长而快速增加。因为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实现其国际目标的相对成本会降低。因此，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就越可能愿意不惜一战，以追求代价高昂的变革。反之，如果经济增长会助长侵略性，那么由老龄化引发的经济放缓，则会降低这种可能性。

　　枪炮还是拐杖?

　　随着老年人口激增，政府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等老年福利上的支出也随之飙升。分析人士预测，到2050年，许多发达国家在养老、医保和长期护理上的公共开支将达到GDP的25%左右。这些趋势不仅影响着拥有完善社保体系的老龄化民主国家，也同样冲击着历史上福利开支相对较少的威权政体。2009年，中国在养老和医疗上的支出占GDP的4.4%，到2020年已增至8%，预计到2030年将攀升至10%以上，2050年更是可能达到20%左右。

　　各国政府不仅要投入巨资应对老龄化的后果，还要着力解决其根源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将GDP的2.3%用于儿童和家庭项目，其中许多旨在提振低迷的生育率(尽管收效甚微)。

　　人口快速老龄化还间接推高了政府在国内安全及其他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因为老龄化是经济增长放缓、财政紧缩以及因主流族群担忧人口衰落而加剧的种族和反移民紧张情绪等诸多社会不满的主要根源。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许多政府不得不通过社会项目安抚民众，或加强管制。例如，中国在2007年至2020年间，在警务和国内维稳方面的支出增加了四倍，到2020年已超过其军费开支。日本在劳动就业、扶贫和社会保障(不含养老和医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从1990年的0.5%上升到2020年的3.7%。

　　随着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的投入不断加大，包括军费在内的其他开支可能会在日益增长的预算压力下被“挤出”。尽管政府并非“必须”削减军费来支付养老成本，但它们有强烈的动机这样做。正如J.保罗·邓恩和南天的研究所示，军费开支虽然可以通过刺激总需求和技术外溢短期促进经济，但长远来看，它更可能因挤占生产性投资和推高债务水平而损害经济增长。当经济放缓与福利支出飙升的双重压力来袭时，军费便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可供重新分配的资源池。

　　对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统计分析表明，一旦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包括老年福利)超过国家总预算的25%，其发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便会显著下降。许多老龄化国家要么即将达到这一门槛，要么早已超过。2021年，经合组织国家用于养老、失业和收入保障等相关支出，已平均占到政府总支出的近21%。鉴于这些开支只会继续增长，这些国家将有强大的预算动机来避免发动军事冲突。

　　兵源枯竭：无人可征的战场

　　老龄化让世界更和平的最后一条途径，是导致适龄兵源规模的缩减。到2050年，东亚18至23岁的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近4800万(降幅42%);拉丁美洲将减少近900万(降幅13%);欧洲将减少800多万(降幅17%)。简而言之，老龄化国家将更难征召足够的人力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

　　由于兵源减少，军队将被迫在部队的规模和质量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如果不在潜在兵源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提高招募率，军队将难以完成员额目标。但如果通过放宽年龄、健康和体能标准来提高招募率，就等于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换取数量。军队也可能像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那样，试图通过提高薪酬和福利来吸引兵员。但除非军事总预算增加，否则人力成本的上升将挤占武器研发、采购和维护等其他领域的军事开支。如果一个国家因为作战能力下降而更难打赢战争，它发动战争的意愿自然也会降低。

　　事实上，尽管老龄化国家频频放宽征兵标准、提高薪酬待遇，其军队规模仍在持续萎缩，且长期难以完成招募目标。2000至2021年间，日本自卫队平均仅完成了93%的核定员额。中国的18至23岁男性兵源数量自2009年开始下降，尽管降低了服役标准并大幅提高了士兵待遇，解放军仍面临技术兵种短缺的问题。在2010年代，无论是义务兵还是合同兵，俄罗斯都一直难以完成其征兵目标。虽然这些人员问题未能阻止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但高素质兵员的短缺，无疑制约了其作战效能，增加了获胜的难度。俄罗斯仍在乌克兰作战，但它在兵力上的捉襟见肘，或许能对其他老龄化国家未来发动战争的意图起到威慑作用。

　　军队可以尝试用技术替代人力，以应对兵源减少的挑战。人工智能革命、无人机蜂群的成功以及“杀手机器人”的出现，或许会让以技术大规模替代军事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军队的能力终究有限，因为许多军事任务本质上仍是劳动密集型的。反叛乱作战和占领敌方领土等任务，将继续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而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正让满足这一需求变得愈发困难。

　　此外，为了弥补黄金年龄士兵的减少，转向资本密集型的战争模式可能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员来操作和维护先进装备。例如，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2022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美军的无人机系统可能需要与有人驾驶飞机系统同等甚至更多数量的军事人员。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寻找这些高素质士兵将极其困难。

　　“不敢”牺牲的社会：和平主义的民意基础

　　虽然经济放缓和兵源减少可能会削弱老龄化国家的军事能力，从而带来和平，但反过来也可能出现一种危险：军事能力的衰退或许会刺激一些领导人，让他们觉得“机会窗口”正在关闭，从而选择铤而走险。但他们很可能会面临国内强大的反作用力，因为老龄化的人口往往更倾向于和平。

　　大量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观念会趋于平和，也更反对使用武力。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项分析回顾了美国从196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民调，结论是：“在美国军事干预问题上存在代际鸿沟”，美国老年人始终“在使用武力问题上最为审慎”。学者杰西卡·陈·韦斯在2010年代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她发现，与年轻人相比，中国老年人更不倾向于认为中国“过少”依赖军事力量，或将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视为“重大威胁”，他们也更不赞成“出兵就要打到底”的做法。

　　老龄化社会也可能对本国士兵在战争中的伤亡产生更强烈的抵触情绪。军人的伤亡，尤其是尚未生育的年轻人的死亡，会加剧一种社会焦虑：战争会让这个本已人口萎缩的国家元气大伤、再难恢复。

　　在民主国家，公众对伤亡的反对情绪至关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危及领导人的选票。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点对威权政体也同样关键，因为他们可能更担心战争伤亡会引发国内剧变。例如，到2030年，中国接近一半的适龄服役人口将是独生子女。中国的低生育率已经造就了数十万“失独父母”——他们失去了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唯一的孩子。在2010年代，这些父母每年都会在北京的国家卫健委总部门前抗议，要求政府承担他们本应从已故子女那里获得的部分养老支持。中国的决策者越是忌惮“失独”父母群体可能引发的社会抗议，在发动战争时就越会投鼠忌器。

　　银发浪潮下的和平前景

　　人口老龄化不会彻底消除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明证。但它会从根本上削弱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与社会支持。所有老龄化国家，无论其是否有修正主义野心，也无论其是否曾依赖军事扩张，都别无选择，必须直面这场人口结构剧变的深远影响。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军事潜力的基石。因此，老龄化或许将成为一股塑造21世纪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和平力量。

　　作者简介：马克·L·哈斯(Mark L. Haas)是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改编自其著作《老年和平：人口老龄化与战争的衰落》(The Geriatric Peace: How an Aging World Is Less Prone to War)。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