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希尔：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真的“与美国完全对立”吗?

　　随着特朗普再度执政，外界对其对华政策的关键走向仍然感到迷茫。尤其令人感到不确定的是，特朗普团队内部对于中国所构成挑战的性质和程度，究竟能达成多少共识。候任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曾在确认听证会上言之凿凿，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强大、最危险的，几乎是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也表示，“我认为我们正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要“以中国梦和中国领导力，取代美国梦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

　　特朗普本人是否也持有这种对中国威胁的看法? 鲜少(即便有)听到他从战略或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解读这个问题。人们通常认为他的行事方式更偏向于“交易型”，专注于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所能带来的机会。

　　共和党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与北京进行外交接触要么是徒劳无功，要么暗藏风险。然而， 特朗普上个月却公开表示：“我非常尊敬中国领导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期待着我们能够携手解决诸多问题。” 特朗普的做法究竟是与其国家安全团队的原则相符，还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利益， 还有待时间检验。回顾他在第一任期内与普京、金正恩，更不用说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个人外交所取得的寥寥成果，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顾问们也应该认真反思卢比奥和沃尔兹对北京战略意图的判断。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梅拉妮·西森的新书《美国、中国和控制权竞争》或许能为他们带来启发。在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中，西森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驳斥了“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观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卢比奥的首次通话中就曾表示，“我们无意超越或取代任何人”。 这番话很容易被视为典型的中国式外交辞令。然而，那些声称中国寻求全球霸权的人，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一论点的内在逻辑。仔细想想，中国的全球霸权将如何实现?又将如何运作?北京是否真的掌握足以实现霸权的资源?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和抵制，它又将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建立并维持这种霸权?

　　他们非常清楚，历史上许多大国争夺地区或全球霸权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或不成功告终。 这也正是北京更专注于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原因。与其与美国展开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还不如选择一种更可行、更务实的发展路径。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相对实力、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的接受，以及美国自身权力和影响力日渐受限等因素，这一点就显得尤为突出。

　　这正是西森在书中提出的“控制权竞争”的核心内涵。这并非一场零和游戏， 因为中国的目标并非是取代美国的地位，而是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升自身相对于美国的作用，而不是单方面主导规则的制定。关键在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固然存在竞争，但并非完全不可调和。 正如西森所观察到的，普遍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与美国完全对立”，这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臆断，而非基于事实证据的判断”。

　　西森承认，确实有一些文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北京“正在积极寻求取代、并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乃至支配地位的国家”，并计划通过“首先在地区，进而在全球建立非自由主义的霸权”来实现这一目标。她特别提到了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曾被提名为特朗普政府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的著作《否认战略》、伊丽莎白·伊科诺米(曾在拜登政府商务部任职)的《中国眼中的世界》以及拉什·多西(曾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长期博弈》。然而，与其他一些分析人士一样，西森断言，这一论点的关键要素，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政策声明和文件的选择性解读， 以及一些颇具争议的推论。

　　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是北京企图按照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模式来重塑国际秩序，而是它希望现有的国际秩序能够认可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合法性，并允许其参与规则的制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及其对中国外部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此深感不安。

　　正如西森所观察到的，华盛顿真正担忧的是“中国成功地证明了其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 在社会层面是稳定的，在经济层面是富有成效的，在军事层面是强大的”，而这本身“将使美国更难实现其目标和维护其利益”。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担心“如果北京被允许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世界将变得更加敌视自由主义原则，并对美国构成威胁”。 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一种被夸大的观念，即中国正试图以一种与美国利益根本冲突的方式来破坏现有的世界秩序。

　　这种被夸大的威胁认知实则有其多重目的。强调来自中国的生存威胁，可以让华盛顿转移国内视线，从而掩盖自身竞争力日渐衰退的弱点。同时也回避了与北京进行建设性接触可能需要做出的艰难政策抉择。如果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毫无兴趣，而是一心想要将其意志强加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又何必考虑与中国妥协呢?最后，正如西森担忧地指出的那样， “中国追求全球霸权”的论调，正在被用作对北京采取对抗性和排他性竞争策略的理论基础， 而这很可能会增加美国的成本和风险。

　　为了支持另一种观点，即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西森简要回顾了华盛顿和北京对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各自采取的态度。就美国而言，她指出，华盛顿今天所极力维护的秩序，其大部分内容“并非是其缔造者最初设计的产物，而是美国实力的自然延伸”及其对自由主义的坚定拥护。

　　此外，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认为，无论是其自身安全，还是国际秩序的维系，都需要其他国家认同其价值观——尽管这与战后秩序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西森总结性地评估认为，尽管美国在建立战后秩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它“在全力支持其原则和制度，模糊地表达美国愿意承担其成员义务和责任，以及强烈反对受其规则约束之间，始终摇摆不定”。

　　就中国而言，代表中国参与建立战后秩序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后来于1949年退守台湾。但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可了这一秩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秩序既能维护中国内部稳定，又能保护中国免受“外部破坏因素和影响”，以及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然而，冷战结束后，北京方面对于美国推行的多边主义方式，仍然有些疑虑， 中国人可以预见性地将其解读为旨在延续美国霸权的工具。因此，中国自身采取的方式，一直是致力于推行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既是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力求在认清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同时，抓住一切可以推进自身利益的机会。”

　　总而言之，西森认为，中国“非但没有选择退出，也没有试图阻挠或推翻战后秩序的制度”， 而是“融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在现有秩序框架内努力获取和施加影响力”。尽管北京公开批评某些规则，但其关注点始终是推动体制内部的改革，并在这一过程中“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中国和美国一样，确实都“在外交上展现出虚伪性，在经济和军事上采取施压手段，并且有选择性地解读历史，以追求自身利益”。但西森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长远来看， 还是就当前而言，中国的言论和行动都表明，中国对于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认同多于反对的”。

　　尽管进行了这样的历史性权衡，西森还是重申，华盛顿的许多人“对于中美竞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美国单方面认为，中美两国对于战后秩序的理解存在根本冲突，并且中国一心想要用一种不那么合法、更危险的秩序取而代之”。

　　这种论调模糊了生存威胁和地缘战略挑战之间的本质区别。西森承认，“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确实使得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会更少地偏向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偏好，而更多地倾向于中国的不自由主义偏好。”但这并非(或者至少不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任何一方的偏好，都不必然要否定或排斥另一方的偏好。此外，中国为改变力量平衡所做的努力，“本身并不构成对战后秩序原则和制度的根本性颠覆， 也不应成为推断中国意图建立新秩序的依据”。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西森最令人信服的观察之一是，美国的叙事方式“使得国际秩序本身，成为大国冲突的目标，而非是管控冲突的手段。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危险做法，将国际事务规则的谈判，变成了制定规则的权力之争。”核心问题在于，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它无法单方面决定中美关系或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相反，美国应该做的，是通过与北京保持持续的战略接触，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与那种认为双方存在不可调和分歧的假设相反，西森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着可以合作的共同点。尽管双方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提升各自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但双方也都“公开宣称将继续坚持”许多共同的原则和目标，包括“希望维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从而促进全球商品、资金、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因此，华盛顿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利用中国对现有秩序的依恋”，在现有秩序框架内与北京展开竞争，而不是一味地认为中国正试图摧毁或独霸这一秩序。美国应该“以务实的态度， 在战后秩序的制度框架内与中国进行接触”，努力使这一秩序更好地服务于，或者至少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北京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力求使这一秩序最大程度地符合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国际事务规则的谈判”注定将是一个充满争议且漫长的过程，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如愿以偿。然而，直面挑战，努力构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世界秩序版本， 肯定要好过过早地断言目标无法实现，从而使局势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西森还补充道，在这一框架下，美国“还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如果美国公开推行挑战中国核心安全利益的政策，并试图‘限制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中的作用’，那么美国就很难说服北京以华盛顿所期望的方式和领域，进行谈判、妥协或合作。”华盛顿有能力影响中国的行为，但前提是它必须与北京展开真正旨在实现相互理解和和平共处的对话。西森担忧地表示：“令人不安的是，美国国家安全界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去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反而愈发倾向于采取一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论述和更具对抗性的政策。”

　　与西森的观点相呼应，中国“美国问题观察家”的领军人物王缉思最近也强调，北京和华盛顿需要克服战略互疑，在关键的全球和双边问题上达成“战略共识”。他观察到，美国怀疑中国的目标是推翻世界秩序，而北京则怀疑华盛顿的目标是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双方都不相信对方的否认之词。王缉思指出：“只有当双方都放弃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中美关系才有可能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王缉思和西森都表明，中美两国都有战略思想家在探索前进的道路。华盛顿和北京是否愿意并准备好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驻会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随着特朗普再度执政，外界对其对华政策的关键走向仍然感到迷茫。尤其令人感到不确定的是，特朗普团队内部对于中国所构成挑战的性质和程度，究竟能达成多少共识。候任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曾在确认听证会上言之凿凿，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强大、最危险的，几乎是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也表示，“我认为我们正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要“以中国梦和中国领导力，取代美国梦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

　　特朗普本人是否也持有这种对中国威胁的看法? 鲜少(即便有)听到他从战略或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解读这个问题。人们通常认为他的行事方式更偏向于“交易型”，专注于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所能带来的机会。

　　共和党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与北京进行外交接触要么是徒劳无功，要么暗藏风险。然而， 特朗普上个月却公开表示：“我非常尊敬中国领导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期待着我们能够携手解决诸多问题。” 特朗普的做法究竟是与其国家安全团队的原则相符，还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利益， 还有待时间检验。回顾他在第一任期内与普京、金正恩，更不用说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个人外交所取得的寥寥成果，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顾问们也应该认真反思卢比奥和沃尔兹对北京战略意图的判断。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梅拉妮·西森的新书《美国、中国和控制权竞争》或许能为他们带来启发。在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中，西森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驳斥了“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观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卢比奥的首次通话中就曾表示，“我们无意超越或取代任何人”。 这番话很容易被视为典型的中国式外交辞令。然而，那些声称中国寻求全球霸权的人，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一论点的内在逻辑。仔细想想，中国的全球霸权将如何实现?又将如何运作?北京是否真的掌握足以实现霸权的资源?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和抵制，它又将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建立并维持这种霸权?

　　他们非常清楚，历史上许多大国争夺地区或全球霸权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或不成功告终。 这也正是北京更专注于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原因。与其与美国展开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还不如选择一种更可行、更务实的发展路径。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相对实力、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的接受，以及美国自身权力和影响力日渐受限等因素，这一点就显得尤为突出。

　　这正是西森在书中提出的“控制权竞争”的核心内涵。这并非一场零和游戏， 因为中国的目标并非是取代美国的地位，而是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升自身相对于美国的作用，而不是单方面主导规则的制定。关键在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固然存在竞争，但并非完全不可调和。 正如西森所观察到的，普遍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与美国完全对立”，这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臆断，而非基于事实证据的判断”。

　　西森承认，确实有一些文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北京“正在积极寻求取代、并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乃至支配地位的国家”，并计划通过“首先在地区，进而在全球建立非自由主义的霸权”来实现这一目标。她特别提到了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曾被提名为特朗普政府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的著作《否认战略》、伊丽莎白·伊科诺米(曾在拜登政府商务部任职)的《中国眼中的世界》以及拉什·多西(曾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长期博弈》。然而，与其他一些分析人士一样，西森断言，这一论点的关键要素，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政策声明和文件的选择性解读， 以及一些颇具争议的推论。

　　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是北京企图按照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模式来重塑国际秩序，而是它希望现有的国际秩序能够认可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合法性，并允许其参与规则的制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及其对中国外部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此深感不安。

　　正如西森所观察到的，华盛顿真正担忧的是“中国成功地证明了其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 在社会层面是稳定的，在经济层面是富有成效的，在军事层面是强大的”，而这本身“将使美国更难实现其目标和维护其利益”。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担心“如果北京被允许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世界将变得更加敌视自由主义原则，并对美国构成威胁”。 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一种被夸大的观念，即中国正试图以一种与美国利益根本冲突的方式来破坏现有的世界秩序。

　　这种被夸大的威胁认知实则有其多重目的。强调来自中国的生存威胁，可以让华盛顿转移国内视线，从而掩盖自身竞争力日渐衰退的弱点。同时也回避了与北京进行建设性接触可能需要做出的艰难政策抉择。如果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毫无兴趣，而是一心想要将其意志强加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又何必考虑与中国妥协呢?最后，正如西森担忧地指出的那样， “中国追求全球霸权”的论调，正在被用作对北京采取对抗性和排他性竞争策略的理论基础， 而这很可能会增加美国的成本和风险。

　　为了支持另一种观点，即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西森简要回顾了华盛顿和北京对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各自采取的态度。就美国而言，她指出，华盛顿今天所极力维护的秩序，其大部分内容“并非是其缔造者最初设计的产物，而是美国实力的自然延伸”及其对自由主义的坚定拥护。

　　此外，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认为，无论是其自身安全，还是国际秩序的维系，都需要其他国家认同其价值观——尽管这与战后秩序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西森总结性地评估认为，尽管美国在建立战后秩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它“在全力支持其原则和制度，模糊地表达美国愿意承担其成员义务和责任，以及强烈反对受其规则约束之间，始终摇摆不定”。

　　就中国而言，代表中国参与建立战后秩序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后来于1949年退守台湾。但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可了这一秩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秩序既能维护中国内部稳定，又能保护中国免受“外部破坏因素和影响”，以及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然而，冷战结束后，北京方面对于美国推行的多边主义方式，仍然有些疑虑， 中国人可以预见性地将其解读为旨在延续美国霸权的工具。因此，中国自身采取的方式，一直是致力于推行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既是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力求在认清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同时，抓住一切可以推进自身利益的机会。”

　　总而言之，西森认为，中国“非但没有选择退出，也没有试图阻挠或推翻战后秩序的制度”， 而是“融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在现有秩序框架内努力获取和施加影响力”。尽管北京公开批评某些规则，但其关注点始终是推动体制内部的改革，并在这一过程中“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中国和美国一样，确实都“在外交上展现出虚伪性，在经济和军事上采取施压手段，并且有选择性地解读历史，以追求自身利益”。但西森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长远来看， 还是就当前而言，中国的言论和行动都表明，中国对于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认同多于反对的”。

　　尽管进行了这样的历史性权衡，西森还是重申，华盛顿的许多人“对于中美竞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美国单方面认为，中美两国对于战后秩序的理解存在根本冲突，并且中国一心想要用一种不那么合法、更危险的秩序取而代之”。

　　这种论调模糊了生存威胁和地缘战略挑战之间的本质区别。西森承认，“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确实使得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会更少地偏向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偏好，而更多地倾向于中国的不自由主义偏好。”但这并非(或者至少不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任何一方的偏好，都不必然要否定或排斥另一方的偏好。此外，中国为改变力量平衡所做的努力，“本身并不构成对战后秩序原则和制度的根本性颠覆， 也不应成为推断中国意图建立新秩序的依据”。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西森最令人信服的观察之一是，美国的叙事方式“使得国际秩序本身，成为大国冲突的目标，而非是管控冲突的手段。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危险做法，将国际事务规则的谈判，变成了制定规则的权力之争。”核心问题在于，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它无法单方面决定中美关系或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相反，美国应该做的，是通过与北京保持持续的战略接触，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与那种认为双方存在不可调和分歧的假设相反，西森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着可以合作的共同点。尽管双方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提升各自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但双方也都“公开宣称将继续坚持”许多共同的原则和目标，包括“希望维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从而促进全球商品、资金、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因此，华盛顿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利用中国对现有秩序的依恋”，在现有秩序框架内与北京展开竞争，而不是一味地认为中国正试图摧毁或独霸这一秩序。美国应该“以务实的态度， 在战后秩序的制度框架内与中国进行接触”，努力使这一秩序更好地服务于，或者至少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北京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力求使这一秩序最大程度地符合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国际事务规则的谈判”注定将是一个充满争议且漫长的过程，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如愿以偿。然而，直面挑战，努力构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世界秩序版本， 肯定要好过过早地断言目标无法实现，从而使局势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西森还补充道，在这一框架下，美国“还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如果美国公开推行挑战中国核心安全利益的政策，并试图‘限制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中的作用’，那么美国就很难说服北京以华盛顿所期望的方式和领域，进行谈判、妥协或合作。”华盛顿有能力影响中国的行为，但前提是它必须与北京展开真正旨在实现相互理解和和平共处的对话。西森担忧地表示：“令人不安的是，美国国家安全界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去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反而愈发倾向于采取一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论述和更具对抗性的政策。”

　　与西森的观点相呼应，中国“美国问题观察家”的领军人物王缉思最近也强调，北京和华盛顿需要克服战略互疑，在关键的全球和双边问题上达成“战略共识”。他观察到，美国怀疑中国的目标是推翻世界秩序，而北京则怀疑华盛顿的目标是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双方都不相信对方的否认之词。王缉思指出：“只有当双方都放弃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中美关系才有可能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王缉思和西森都表明，中美两国都有战略思想家在探索前进的道路。华盛顿和北京是否愿意并准备好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驻会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