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伊辛格：基辛格的世界观过时了吗?

　　有多少作者敢把自己的书直接取名《世界秩序》而不显得狂妄自大?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对他的仰慕者还是批评者来说，他都不仅仅是一位前美国国务卿和前国家安全顾问。一些人认为他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典型智者;另一些人视他为死守老旧政治观的顽固现实政治家;还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是一贯的讨厌鬼。但对所有人来说，他仍然是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基辛格，他的这本书都非常有价值。

　　说“世界秩序”提地及时是有点轻描淡了，因为如果说2014年的世界有什么是急需的，那就是秩序。在中东，叙利亚内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圣战组织威胁着整个地区的稳定。在亚洲，经济复苏的中国变得更加自信，引发了邻国的焦虑。在西非，埃博拉大流行几乎导致多个国家封闭。即使是世界上最受规则约束、最制度化的欧洲，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将军事侵略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其珍视的自由主义规范也受到了直接攻击。

　　亨利·基辛格(英语：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犹太裔政治家、外交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及地缘政治学者。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先后同时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杰拉尔德·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

　　更为不妙的是，全球秩序的传统守护者似乎已变得不愿捍卫它。在经历了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正遭受“干预疲劳症”的折磨，他们更愿意关注国内问题。到目前为止，崛起中的大国要么不愿意，要么无力维护国际稳定。

　　来看看基辛格的看法。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战略家和历史学家，他有长远的眼光。《世界秩序》的核心是他对世界秩序概念的不同解释和构建世界秩序竞争方法的探索。基辛格将“世界秩序”一词定义为“一个地区或文明所持有的关于公正安排的本质的概念，以及被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权力分配”。正如他很快指出的那样，任何这样的制度都依赖于两个组成部分：“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定义了可允许的行动的界限;一种权力平衡，在规则失效时实施约束，防止一个政治体征服所有其他政治体。”

　　事实证明，基辛格描述的世界不仅仅关乎经济财富和军事实力，还系于思想的力量——尽管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些强国的思想。他认为，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传统观念仍然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四个世纪以来一直支撑着国际体系。然而，今天这个体系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强大的参与者在推动其他方式来改变它，从神权政治到威权资本主义，再到无国界的后现代性。但基辛格认为，只有现有的结构才能实现世界秩序的两个主要目标：合法性和权力平衡。在这本书的众多信息中，也许最清晰的是一个警告：如果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可以保证同样有效，就不要抛弃当前的组织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0

　　在基辛格看来，当今国际体系的整体韧性要归功于17世纪欧洲政治家的智慧。1648年，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宗派冲突之后，现代国家体系出现了。当时，激烈的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列强的代表聚集在一起，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他们缔结的条约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秩序基石的理念写入法律。一个半世纪后，在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特使塔列朗和奥地利外交部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等外交官明确阐明了权力平衡原则，将其作为管理国际体系的一种方式。在讲述这些事情时，基辛格是在自己的领域进行阐述。尽管一些当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可能反对他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想化，但基辛格的天赋之一是他善于揭示历史结构与当今政治的相关性。

　　当然，这样的安排也有局限性：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关于国家和政治的观念就被强加给了其他地区，而其他不可忽视的、更古老的秩序和权力观念则与其竞争。在中东尤其如此。因此，这本书考察了什叶派-逊尼派分裂对当代穆斯林世界的持久影响，以及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扩展到欧洲以外之后，那里出现的世俗国家。今天，区域秩序——仍然由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组成——受到跨国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威胁，其形式既有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政治运动，也有基地组织、伊拉克和“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圣战组织。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后者的崛起说明了一种新的危险：“国家分裂为部落和宗派单位”，有可能使该地区陷入“类似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的宗教战争但更广泛的对抗”。

　　基辛格对中东的考察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场竞争，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公认守护者与一个故意将自己置于该体系之外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基辛格将伊朗的治国之道追溯到波斯帝国，强调伊朗一直渴望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义上的正常国家，并努力“决定它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这一传统定位严重影响了有关伊朗核计划的多边谈判。基辛格建议美国应该在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与伊朗的合作关系。然而，在建设性外交还不够的地方，美国应该运用力量平衡来劝诱伊朗合作，利用与该地区逊尼派大国的联盟作为杠杆。华盛顿目前试图与德黑兰和解的结果可能会决定“伊朗是走上革命伊斯兰之路，还是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里的那种合法国家。”

　　亚洲是另一个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秩序观念与本土观念相互竞争的地区。甚至“亚洲地区”这个概念本身也是西方舶来品：在15世纪现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亚洲地区的多种语言中都没有“亚洲”这个词，说这些语言的人也很少有他们身在单一大陆的感觉。基辛格特别关注中国，并不遗余力地提炼中国传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中国不是众多权力中心中的一个，而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中国皇帝统治着“天下”。根据基辛格的说法，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伴随着这些传统观点的转变，因为北京正在寻找其古老传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当代大国”的新角色之间的调和。他警告说，中国和美国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持有不相容的观点，但他强调，两国在避免冲突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事实上，《世界秩序》表明，美中关系可能比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风险更小。他提醒读者，东亚是一个“几乎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将分歧推向对抗边缘”的地区。

　　保护自由秩序的原则

　　基辛格最感兴趣也最了解的国家是美国。《世界秩序》对当前华盛顿围绕美国在世界上的适当角色展开的辩论提供了一些尖锐的评论。但基辛格不仅仅是一位权威人士，他的分析基于对历史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种相互竞争思想的深入探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实用现实主义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自由理想主义。

　　尽管基辛格有时会用抽象的术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对奥巴马总统批评者的看法通俗易懂，这些批评者指责奥巴马没有发挥足够的领导作用。基辛格指出，美国首先发动了一些具有长远目标的战争，然后不得不中途放弃。基辛格毫不掩饰他对理想主义组织的怀疑，这些组织未能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导致失望，如果还没有造成全面的外交政策灾难的话。他写道：“批评者会把这些挫折归咎于美国领导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缺陷。”“历史学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源于无法解决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矛盾心理，即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

　　尽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罗斯福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拉锯战中，基辛格强烈地站在前者一边，但他也承认自由主义价值观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如果美国放弃了这种基本的理想主义，它就不会忠于自己。”尽管基辛格承认华盛顿作为西方规范捍卫者的特殊角色，但他也强调“世界秩序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来实现”。欧洲大国仍然是美国最天然的合作伙伴，基辛格强调，当发展双方的关系时，彼此都得到了最好的结果，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西方在世界事务中的整体影响力，还要抑制彼此最坏的冲动。

　　基辛格对民主国家有时表现出的过度自以为是的警告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或许对一些较新形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过于怀疑。例如，他认为，“保护责任”学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其人民免遭大规模暴行，就丧失了内政不被干涉的主权权利，国际社会可以代表该国人民采取行动。这可能会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自由社会制定这一原则是为了防止冷酷的领导人为了逃避虐待本国人民的惩罚而操纵和嘲弄威斯特伐利亚规范。总而言之，恰当地运用这一原则将更有利于保护自由秩序，而不是破坏它。

　　尽管基辛格可能会对这种想法提出异议，但他承认，西方民主国家将越来越难以推行削弱其对自由价值观基本承诺的政策。他还指出，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长期稳定是一种幻想，正如2011年阿拉伯起义所证明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西方大国权衡自由主义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关于这个困境的争论将会很多。

　　要塑造全新的世界秩序吗?

　　在基辛格看来，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在他的书中，国际机构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自 1814 年以来，一切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当时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建立了一个可持续的体系，除了小规模的暴力事件外，该体系在一个世纪内保持了欧洲大陆的和平。今天与1914年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当时同样的大国将欧洲推下悬崖，引发了一场重大战争，发展成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冲突。基辛格在书中反复提出的警告，对那些认为人类已经摆脱了权力政治和国家竞争的旧模式的人发出的。

　　这一信息对于欧盟来说尤其重要，欧盟最热情的支持者们将其宣传为一个无国界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的先锋。毫无疑问，欧盟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尽管右翼民族主义不断抬头，但欧盟国家的年轻人往往既认同自己的祖国，也认同整个欧盟。然而，指望世界其他地区热切地追随欧洲的脚步将是轻率和危险的。虽然区域一体化项目正在其他地方推进，但欧洲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可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地，欧洲可能已经准备好继续前进了。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基辛格认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正如他所说，“在撰写本书时，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是世界秩序存在的唯一公认的基础。”

　　但基辛格充分意识到，国际体系受大国政治以外的因素影响，还有还有其他强大的秩序和混乱根源——最明显的是全球经济、环境和技术变革。然而，其中一些因素在基辛格的著作中起着次要的作用。

　　全球化的广泛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相互依存程度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发展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也产生了不可持续的不平等程度。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相互依存既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也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鼓励增长，但也扩大了经济冲击的范围。这种相互依存改变了政治上的胁迫，因为西方国家现在通常利用其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国际规则。这种策略可能并不总是能产生好的结果，但它已经把伊朗带回了谈判桌上，并且仍然是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压使其改变路线的唯一选择。

　　世界秩序还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但不受政策制定者的控制。现在要阻止气候变化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已经太晚了——这一事实在全球稳定方面可能是有利有弊的。一场环境灾难可能会让世界团结起来，就像二战的破坏迫使各国建立一个更持久的国际体系，创建联合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这些机构自1944年以来运作得相当好。另一种可能是，气候危机可能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破坏全球治理，并进一步削弱弱国负责任地管理本国领土的能力。

　　谈到技术变革，基辛格显然对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感到不太自在。他承认，互联网造就了当代的许多伟大成就，但他也指出，互联网导致人们在面对世界真正的复杂性时用一种表面化、更草率的方式进行思考。基辛格写道：“对于那些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获取数据的人来说，历史和地理知识并不重要。”“对于那些在Facebook上寻求成百上千个朋友的支持的人来说，政治道路上的少数人容易被忽视。”他把今天的数字乐观主义者——那些相信网络空间可以解决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人——比作一个世纪前天真的威尔逊理想主义者。

　　当然，年轻的分析人士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基辛格的怀疑是善意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新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外交实践和政治家风度，这是无可争辩的。今天的外交官必须准备好向全球听众讲话，并不断地与国际媒体打交道。他们必须既是精明的谈判者，又是全球的沟通者：发推特的塔列朗，随时准备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捍卫自己的利益。最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网络攻击和混合战争表明，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威慑甚至防御等熟悉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基辛格的隐秘愿景可能是为21世纪举办一次维也纳会议。尽管世界政治因许多不容易符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因素而变得复杂——跨国身份、数字超连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基辛格坚持认为管理大国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确，不应该再有一场三十年战争来推动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和一种既合法又反映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世界秩序。基辛格的书是送给所有关心全球秩序、寻求在21世纪避免冲突的人的一份礼物。没有其他人能写出这样的杰作。

　　作者简介：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曾长年担任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还曾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2001年至2006年)和德国驻英国大使(2006年至2008年)。本文原载《外交事务》杂志2015 年 3 月/4 月刊，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有多少作者敢把自己的书直接取名《世界秩序》而不显得狂妄自大?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对他的仰慕者还是批评者来说，他都不仅仅是一位前美国国务卿和前国家安全顾问。一些人认为他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典型智者;另一些人视他为死守老旧政治观的顽固现实政治家;还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是一贯的讨厌鬼。但对所有人来说，他仍然是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基辛格，他的这本书都非常有价值。

　　说“世界秩序”提地及时是有点轻描淡了，因为如果说2014年的世界有什么是急需的，那就是秩序。在中东，叙利亚内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圣战组织威胁着整个地区的稳定。在亚洲，经济复苏的中国变得更加自信，引发了邻国的焦虑。在西非，埃博拉大流行几乎导致多个国家封闭。即使是世界上最受规则约束、最制度化的欧洲，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将军事侵略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其珍视的自由主义规范也受到了直接攻击。

　　亨利·基辛格(英语：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犹太裔政治家、外交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及地缘政治学者。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先后同时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杰拉尔德·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

　　更为不妙的是，全球秩序的传统守护者似乎已变得不愿捍卫它。在经历了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正遭受“干预疲劳症”的折磨，他们更愿意关注国内问题。到目前为止，崛起中的大国要么不愿意，要么无力维护国际稳定。

　　来看看基辛格的看法。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战略家和历史学家，他有长远的眼光。《世界秩序》的核心是他对世界秩序概念的不同解释和构建世界秩序竞争方法的探索。基辛格将“世界秩序”一词定义为“一个地区或文明所持有的关于公正安排的本质的概念，以及被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权力分配”。正如他很快指出的那样，任何这样的制度都依赖于两个组成部分：“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定义了可允许的行动的界限;一种权力平衡，在规则失效时实施约束，防止一个政治体征服所有其他政治体。”

　　事实证明，基辛格描述的世界不仅仅关乎经济财富和军事实力，还系于思想的力量——尽管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些强国的思想。他认为，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传统观念仍然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四个世纪以来一直支撑着国际体系。然而，今天这个体系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强大的参与者在推动其他方式来改变它，从神权政治到威权资本主义，再到无国界的后现代性。但基辛格认为，只有现有的结构才能实现世界秩序的两个主要目标：合法性和权力平衡。在这本书的众多信息中，也许最清晰的是一个警告：如果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可以保证同样有效，就不要抛弃当前的组织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0

　　在基辛格看来，当今国际体系的整体韧性要归功于17世纪欧洲政治家的智慧。1648年，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宗派冲突之后，现代国家体系出现了。当时，激烈的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列强的代表聚集在一起，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他们缔结的条约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秩序基石的理念写入法律。一个半世纪后，在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特使塔列朗和奥地利外交部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等外交官明确阐明了权力平衡原则，将其作为管理国际体系的一种方式。在讲述这些事情时，基辛格是在自己的领域进行阐述。尽管一些当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可能反对他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想化，但基辛格的天赋之一是他善于揭示历史结构与当今政治的相关性。

　　当然，这样的安排也有局限性：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关于国家和政治的观念就被强加给了其他地区，而其他不可忽视的、更古老的秩序和权力观念则与其竞争。在中东尤其如此。因此，这本书考察了什叶派-逊尼派分裂对当代穆斯林世界的持久影响，以及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扩展到欧洲以外之后，那里出现的世俗国家。今天，区域秩序——仍然由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组成——受到跨国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威胁，其形式既有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政治运动，也有基地组织、伊拉克和“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圣战组织。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后者的崛起说明了一种新的危险：“国家分裂为部落和宗派单位”，有可能使该地区陷入“类似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的宗教战争但更广泛的对抗”。

　　基辛格对中东的考察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场竞争，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公认守护者与一个故意将自己置于该体系之外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基辛格将伊朗的治国之道追溯到波斯帝国，强调伊朗一直渴望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义上的正常国家，并努力“决定它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这一传统定位严重影响了有关伊朗核计划的多边谈判。基辛格建议美国应该在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与伊朗的合作关系。然而，在建设性外交还不够的地方，美国应该运用力量平衡来劝诱伊朗合作，利用与该地区逊尼派大国的联盟作为杠杆。华盛顿目前试图与德黑兰和解的结果可能会决定“伊朗是走上革命伊斯兰之路，还是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里的那种合法国家。”

　　亚洲是另一个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秩序观念与本土观念相互竞争的地区。甚至“亚洲地区”这个概念本身也是西方舶来品：在15世纪现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亚洲地区的多种语言中都没有“亚洲”这个词，说这些语言的人也很少有他们身在单一大陆的感觉。基辛格特别关注中国，并不遗余力地提炼中国传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中国不是众多权力中心中的一个，而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中国皇帝统治着“天下”。根据基辛格的说法，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伴随着这些传统观点的转变，因为北京正在寻找其古老传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当代大国”的新角色之间的调和。他警告说，中国和美国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持有不相容的观点，但他强调，两国在避免冲突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事实上，《世界秩序》表明，美中关系可能比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风险更小。他提醒读者，东亚是一个“几乎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将分歧推向对抗边缘”的地区。

　　保护自由秩序的原则

　　基辛格最感兴趣也最了解的国家是美国。《世界秩序》对当前华盛顿围绕美国在世界上的适当角色展开的辩论提供了一些尖锐的评论。但基辛格不仅仅是一位权威人士，他的分析基于对历史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种相互竞争思想的深入探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实用现实主义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自由理想主义。

　　尽管基辛格有时会用抽象的术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对奥巴马总统批评者的看法通俗易懂，这些批评者指责奥巴马没有发挥足够的领导作用。基辛格指出，美国首先发动了一些具有长远目标的战争，然后不得不中途放弃。基辛格毫不掩饰他对理想主义组织的怀疑，这些组织未能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导致失望，如果还没有造成全面的外交政策灾难的话。他写道：“批评者会把这些挫折归咎于美国领导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缺陷。”“历史学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源于无法解决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矛盾心理，即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

　　尽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罗斯福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拉锯战中，基辛格强烈地站在前者一边，但他也承认自由主义价值观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如果美国放弃了这种基本的理想主义，它就不会忠于自己。”尽管基辛格承认华盛顿作为西方规范捍卫者的特殊角色，但他也强调“世界秩序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来实现”。欧洲大国仍然是美国最天然的合作伙伴，基辛格强调，当发展双方的关系时，彼此都得到了最好的结果，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西方在世界事务中的整体影响力，还要抑制彼此最坏的冲动。

　　基辛格对民主国家有时表现出的过度自以为是的警告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或许对一些较新形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过于怀疑。例如，他认为，“保护责任”学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其人民免遭大规模暴行，就丧失了内政不被干涉的主权权利，国际社会可以代表该国人民采取行动。这可能会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自由社会制定这一原则是为了防止冷酷的领导人为了逃避虐待本国人民的惩罚而操纵和嘲弄威斯特伐利亚规范。总而言之，恰当地运用这一原则将更有利于保护自由秩序，而不是破坏它。

　　尽管基辛格可能会对这种想法提出异议，但他承认，西方民主国家将越来越难以推行削弱其对自由价值观基本承诺的政策。他还指出，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长期稳定是一种幻想，正如2011年阿拉伯起义所证明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西方大国权衡自由主义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关于这个困境的争论将会很多。

　　要塑造全新的世界秩序吗?

　　在基辛格看来，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在他的书中，国际机构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自 1814 年以来，一切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当时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建立了一个可持续的体系，除了小规模的暴力事件外，该体系在一个世纪内保持了欧洲大陆的和平。今天与1914年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当时同样的大国将欧洲推下悬崖，引发了一场重大战争，发展成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冲突。基辛格在书中反复提出的警告，对那些认为人类已经摆脱了权力政治和国家竞争的旧模式的人发出的。

　　这一信息对于欧盟来说尤其重要，欧盟最热情的支持者们将其宣传为一个无国界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的先锋。毫无疑问，欧盟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尽管右翼民族主义不断抬头，但欧盟国家的年轻人往往既认同自己的祖国，也认同整个欧盟。然而，指望世界其他地区热切地追随欧洲的脚步将是轻率和危险的。虽然区域一体化项目正在其他地方推进，但欧洲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可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地，欧洲可能已经准备好继续前进了。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基辛格认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正如他所说，“在撰写本书时，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是世界秩序存在的唯一公认的基础。”

　　但基辛格充分意识到，国际体系受大国政治以外的因素影响，还有还有其他强大的秩序和混乱根源——最明显的是全球经济、环境和技术变革。然而，其中一些因素在基辛格的著作中起着次要的作用。

　　全球化的广泛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相互依存程度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发展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也产生了不可持续的不平等程度。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相互依存既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也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鼓励增长，但也扩大了经济冲击的范围。这种相互依存改变了政治上的胁迫，因为西方国家现在通常利用其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国际规则。这种策略可能并不总是能产生好的结果，但它已经把伊朗带回了谈判桌上，并且仍然是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压使其改变路线的唯一选择。

　　世界秩序还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但不受政策制定者的控制。现在要阻止气候变化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已经太晚了——这一事实在全球稳定方面可能是有利有弊的。一场环境灾难可能会让世界团结起来，就像二战的破坏迫使各国建立一个更持久的国际体系，创建联合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这些机构自1944年以来运作得相当好。另一种可能是，气候危机可能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破坏全球治理，并进一步削弱弱国负责任地管理本国领土的能力。

　　谈到技术变革，基辛格显然对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感到不太自在。他承认，互联网造就了当代的许多伟大成就，但他也指出，互联网导致人们在面对世界真正的复杂性时用一种表面化、更草率的方式进行思考。基辛格写道：“对于那些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获取数据的人来说，历史和地理知识并不重要。”“对于那些在Facebook上寻求成百上千个朋友的支持的人来说，政治道路上的少数人容易被忽视。”他把今天的数字乐观主义者——那些相信网络空间可以解决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人——比作一个世纪前天真的威尔逊理想主义者。

　　当然，年轻的分析人士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基辛格的怀疑是善意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新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外交实践和政治家风度，这是无可争辩的。今天的外交官必须准备好向全球听众讲话，并不断地与国际媒体打交道。他们必须既是精明的谈判者，又是全球的沟通者：发推特的塔列朗，随时准备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捍卫自己的利益。最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网络攻击和混合战争表明，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威慑甚至防御等熟悉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基辛格的隐秘愿景可能是为21世纪举办一次维也纳会议。尽管世界政治因许多不容易符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因素而变得复杂——跨国身份、数字超连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基辛格坚持认为管理大国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确，不应该再有一场三十年战争来推动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和一种既合法又反映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世界秩序。基辛格的书是送给所有关心全球秩序、寻求在21世纪避免冲突的人的一份礼物。没有其他人能写出这样的杰作。

　　作者简介：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曾长年担任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还曾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2001年至2006年)和德国驻英国大使(2006年至2008年)。本文原载《外交事务》杂志2015 年 3 月/4 月刊，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